就业创业
回得去的故乡：“新县城青年”择业行为与偏好的再认识
□ 刘天元
摘 要： “新县城青年”连接了乡村与大城市，是县城社会转型变革和乡村振兴的中流砥柱，然而现有研究对其回流择业行为存在信息不对称且低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通过质性研究发现，新县城青年回流择业具有新特征，表现为首选稳定体面的公职工作、职业选择呈现家庭代际传递、职业与专业匹配度较高；自我情感需求、个体工作态度、恋爱婚姻关系、亲子利益博弈以及社会价值导向共同形塑了其返乡择业的行动逻辑。新县城青年建构起县城新知识分子群体，将裨益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县城教育发展，但也因群体内缔结的同质婚姻可能造成县城阶层固化，因工作生活被原生家庭频繁介入引发亲子矛盾。县城消费、教育和文化供给侧的“先天不足”抑制了新县城青年的回流，政府应精准施策，使县城成为精英人才“回得去的故乡”。
关键词： 新县城青年；基层就业；返乡择业；职业匹配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并面临“三期叠加”的巨大挑战，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必将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大变革，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长期存在。就业难不仅导致就业市场竞争空前激烈，而且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的阶层焦虑，无论是底层弱势群体还是中产阶层都想实现阶层跃升，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更渴望登上“阶层流动的末班车”，因而绝大多数人在初次就业时选择留在大城市，尤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发达城市居多。麦可思咨询发布的《2018年就业蓝皮书》显示，即便一线大城市竞争白热化、房价压力巨大，但其依然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最高的城市，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人文环境更胜一筹，更为重要的是其提供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虹吸效应的不断增强，使得学术界也将研究的焦点集聚在一线城市，并对生活工作在此的青年群体的就业住房、婚姻生育、医疗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新闻媒体和广大网民也对其给予了较多的社会关注，无论是其“逃离”还是“重回”大都市的新闻都能不定期刷爆网络，引发媒体和大众沸沸扬扬的讨论。与此相反，县城青年群体处在媒体关注和学术界研究的盲区，时常被忽视，甚至被部分媒体贴上“污名化”的标签，认为他们是没有理想和激情、人力资本投资效用没有得到最大发挥的群体，是沉溺“快手”观看“网红”，热衷“毒鸡汤”和“非主流电影”等畸形文化的群体，而这些县城繁盛的“次生城市文化”也使其成为“北上广深”青年群体心中“回不去的故乡”。学术界对县城青年的关注也仅仅局限在其深陷婚姻市场“高价彩礼”的窘境［1］，缺乏理想追求和人生规划、休闲方式单一的生活状况［2］。对于县城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和择业偏好，学术界尚没有充分的研究，更鲜有文献关注到近年来不断增加的新县城青年回流县城择业的现象。
“新青年”的产生和定义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3］，不同时代新青年群体的行为特征也呈现出较大差异。面对社会转型变革的新时代，党和国家领导在多种场合谈及“中国青年观”，习近平总书记曾鼓励当代青年大学生“脚踏实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到基层和艰苦地方去，把人生的路一步步走稳走实，善于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4］。根据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青年的殷切希望，本文将新县城青年界定为拥有高学历，崇尚“知本”，在大学毕业后，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主动或被动回流县城或基层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鉴于学界现有的研究盲区，本文将重点剖析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行为，探究其返乡就业的特征，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逻辑讨论形塑其择业行为的深层原因，最后剖析其回流择业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以 及其回流可能面临的困境。
二、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的新特征
1.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于2018年9月和12月对陕西某211大学2014届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调查，此时正值该届毕业生进入职场工作第4年，职场生活趋于稳定。该所211大学为综合型大学，学科种类齐全，主要以人文社科类专业见长，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是该校具有代表性（学生数量多）的两所学院。考虑到经管类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大中专院校）基数大，且面向文理科招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理工科专业学生就业对城市的科技水平要求较高，因而多选择流向技术发达地区，回流县城的比例很小。综上，本文选取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作为研究对象。该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4届本科毕业生约500人，截至2014年9月学校统计在册的就业率为88%，就业多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公司和各类事业单位等为主，其中考取各类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占比约30%；回流到户口所在地就业的约占45%，只有极少部分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剩余约5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求学地省会、家乡省会城市、家乡二线城市等。法学院2014届本科毕业生约200人，目前学校统计在册的就业率为85%，就业多以律所、企业法务、公务员系统等为主，回流到户口所在地就业人数约占30%。
表1：被访者基本信息
续表
本研究采用电话、微信和邮件的方式对经济管理学院2014届12名本科生和法学院3名本科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主要围绕“为什么回乡择业？回乡择业的优点与缺点是什么？”展开。罗伯特指出在多案例研究中安排6～10个案例即合理，部分案例需逐项复制，而另一部分则需差别复制，且分属于不同的模式［5］。无论是从被访者对此问题的回答还是其家庭结构来看，本文访谈对象既具有异质性又存在同质性，符合多案例研究的准则。根据访谈资料的异同与典型程度，本文整理归纳了10个案例作为代表，表1为10名被访者的基本信息。
2.回流择业的新特征
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与就业同发达城市的青年群体间存在诸多不同，具有鲜明的新特征。第一，相较于工作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的青年，虽然经济收入也是影响绝大多数新县城青年择业的主要因素，但其最看重和偏好的却是工作性质是否稳定和工作所象征的社会地位，因而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是其就业首选。第二，较之在发达城市就业的青年群体，新县城青年择业的自主性更可能受到原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且其家庭内部呈现较为明显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即如果父母在体制内工作或父母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那么新县城青年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概率将增大［6］。第三，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疲软，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有限；加之中国高等教育逐年扩招，使得劳动力市场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大学生就业竞争相当激烈，就业不匹配等低质量就业问题较为突出。但是，通过对新县城青年的访谈发现，其工作内容与专业适配度较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高质量就业，比如会计专业基本从事与其相关的财政或国税工作，物流管理专业多从事农村电商工作。
三、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的深层动力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嵌套在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中，个体的发展受到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等其他系统结构的作用。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新县城青年回流择业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逻辑，对于新县城青年而言，个体层面的因素和原生家庭是影响其行为和决策的最直接的环境，社会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间接环境，具体而言，自我情感需求、个体工作态度、恋爱婚姻关系、亲子利益、社会价值导向五个要素共同建构了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行为。
1.自我情感需求
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多数青年而言，他们充满活力、追求上进，尤其在其刚进入社会时壮志满怀，崇尚物质、渴望得到社会认可、追求自我价值，为了自我实现愿意与原生家庭在物理空间上区隔，甚至愿意牺牲陪伴父母的机会。在当下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发达城市中绝大部分青年面临自我职业发展与父母情感需求间的矛盾，这些社会现实从不定期爆发的舆论和刷屏的新闻热点中可窥一斑。有学者的研究指出高竞争、高压力的后物质主义社会，使得家庭关系功利化、孝道衰落，子代只关注自我实现，奉行金钱崇拜，忽视了父辈情感需求和家庭养老功能［7］。然而，通过访谈返乡择业的新县城青年发现，“恋家”“照顾父母”“尽孝”等情感需求是其返乡择业的动力之一；相较于职业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他们可能更看重代际的亲密关系和“反哺”，期望获得简单质朴的幸福感。
新县城青年回流如同“新鲜血液”流向县城的各行各业，他们大多进入体制内或事业单位，成为公务员、教师、律师、银行职员等，建构起县城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如若没有突发的职业变动，他们大部分人将在县城落户成家，深度地参与县城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而这个卷入互动的过程极有可能对县城宏观社会和个体原生家庭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山特维克可乐满隶属于山特维克集团旗下山特维克机械加工事业部门，是世界领先的金属切削刀具供应商，同时也是刀具解决方案和专业加工知识的提供者。通过在研发中的大量投资，山特维克可乐满不断开发出独特的创新产品，并与客户一起制定出一个个新的生产效率标准。山特维克可乐满在全球共有8 000名员工，业务遍及全球130个国家，客户群覆盖了全世界汽车、航空航天和能源等行业的各大制造企业。
2.个体工作态度
成长于改革开放中、深受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井喷发展影响的青年群体本身具有独特而多维的工作态度，同时因地域文化环境和个体抗压能力不同形塑了其群体内工作态度的差异，“主动求发展”和“被动求安逸”是当代青年群体最为典型的两种工作态度［8］，且这种区隔主要表现在发达城市青年群体与新县城青年群体内部之间。一线大城市物质充裕、信息丰富、崇尚多元价值观，就业在此的青年群体对工作的理解也多具理想主义色彩，虽然经济收入也是其关注的重点，但他们更热衷挑战、注重工作自主、以高成就为导向、享受工作乐趣、强调平等公正和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9］。而回到县城工作的新青年群体更倾向于规避职场竞争压力，并试图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因而比较看重工作作为谋生手段的现实意义，追求生活的稳定安逸，期望从工作中获得物质回报而非自我实现。
“我本身是一个抗压能力不强的人，秋招面试的时候都有点怯场。我很怕自己适应不了大城市激烈的竞争和节奏快、高压力的职场生活，想到以后可能要背负的巨额房贷心里就很焦虑。我真的不像那些留在大城市的同学有事业上的追求，对我来说有一份工作做就可以，工作不用太忙，每天耗在单位的时间不用太多，下班后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很安逸地享受生活。相较于大城市，我的家乡是一座旅游城市，虽然近年来工资增幅不明显，但还是比周边县城高，日常消费生活很舒服；环境很好，蓝天白云碧水，幸福指数很高。”（A-F-6）
3.恋爱婚姻羁绊
恋爱婚姻是女大学生面对择业时重点考量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成家立业”的意义和功能，这也使得男女双方一旦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夫妻双方及其原生家庭就深深嵌入基于婚姻关系构建的社会结构中，并且彼此愿意分享拥有的各类资本或社会网络［10］。恋爱婚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县城青年择业的地理范围，尤其另一半在县城觅得稳定体面的工作，且对方家庭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双方一旦缔结婚姻，对方和对方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将成为个体的自我资源，能够帮助个体或个体家庭获得利益，因而在工作与“嫁得好”之间，个体倾向于选择后者，即跟随对方回县城就业。
“我是独生子，我爸妈在我还上大三时就开始给我灌输他们关于我将来工作的想法，无非是想我回老家。可我是男生嘛，好歹还是名校大学生，年轻气盛就想去大城市闯荡一番，秋招时我瞒着爸妈签了一家北京的公司，他们知道后和我大吵了一番，后来彼此也没有达成理解。毕业后，我还是去北京工作了，不过却是带着和父母冷战的情绪；在北京工作的一年，爸妈各种给我添堵、找事，隔三岔五地就谎称他们身体不舒服，需要住院家属签字，扬言我要是不辞职回家找工作以后逢年过节也不用回去，甚至发动身边一切亲朋好友劝说我回家。他们的做法有人可能难以理解，但我却知道他们只有我一个孩子，年纪越大，越需要孩子的陪伴和情感支持，后来再三思量我还是辞职回老家工作了。”（A-M-9）
“我们是大学同学，是同市不同区的老乡，大二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大学期间感情一直很稳定，彼此也见过对方父母，两方父母都比较支持，我们打算大学毕业领证结婚。大四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他顺利考上老家的公务员，我当时想留在西安，这样我们就必须面对工作异地的问题，时间久了，可能这段感情就走不下去。当时我们都挺纠结，双方都割舍不了彼此，后来沟通很多次，双方父母也见了面，大家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尤其是我爸妈私下里给我做工作，西安大学生太多，我留在西安未必能找到好的工作，但是回家乡的话不仅离家近，而且还可以借助家里的帮助（主要是男朋友家里）找工作，最后决定我跟他一起回老家结婚、找工作。”（A-F-8）
4.亲子利益博弈
虽然早期的独生子女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长，但也使得城市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随着90后和95后的独生子女相继成年进入职场，奔向大城市追寻人生自我实现，其父母也开启了“新空巢”家庭生活，即父母不到50岁就与子代在居住空间上实现分离，并可能长期延续这种居住格局［11］。改革开放40周年，现代化进程逐步推进，中国家庭关系出现“浪漫的革命”，父母不再只看重子女的“经济反哺”，而是渴望与其建立“沟通式亲密”，即代与代之间互相给予时间陪伴、分享彼此想法和感受［12］；尤其随着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日趋完善，大多数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可以依靠自己的退休金实现物质方面的自我养老，不需要子代的经济支持，传统的父母对子女刚性的经济需求变成弹性支持，但与此同时父母对子代情感上的需求却越发强烈［13］。从传统孝道文化层面来看，新空巢家庭的产生是现代化进程的“退步”，是子代的不道德行为；若独生子女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虽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求，却违背了传统孝道文化，忽视了父辈渴望陪伴的情感需求，容易导致亲子矛盾，甚至有可能酿成一定的社会风险。陪伴父母是部分新县城青年回流择业的因素之一，其实质是父辈诉求（陪伴）与子代利益（自我实现）博弈的结果，县城择业的背后隐藏着部分独生子女的无奈和孝道伦理。
食品安全是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而选择食品接触材料是安全问题中的重要环节。300系不锈钢是目前在食品接触类材料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除了餐具、厨具外，含镍不锈钢还应用于食品机械制造。水质的优劣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因此，供水系统的使用材料选取也尤为重要。目前，很多供水系统项目都会用到含镍不锈钢，这在西方国家较为普遍。而在国内，很多企业和机构正在大力推广供水系统中的不锈钢材料应用，国家相关部门也在水质的规划方面提到了不锈钢水管的使用问题。
企业开展网络品牌建设时，可依据消费者的情感及价值诉求，赋予品牌合适的文化内涵，并开展文化营销，以培养顾客持久的忠诚。例如，与特定节日相结合，企业将产品理念与节日主题相统一，通过与消费者达成共鸣，从而给网络品牌营造一份亲和力，例如阿里巴巴的“双十一”、“双十二”就是成功的案例。
在使用振动压路机对混合料进行碾压时，必须严格遵循紧跟、缓慢、高频与低幅几项基本原则，在前方摊铺机后紧跟，以较高的频率和较低的振幅进行缓慢、连续的碾压，将压路机的行驶速度控制在2～3km/h范围内。
5.社会价值导向
高速电气化铁路的过电压无论是动车组产生的，还是牵引变电所产生的，大都沿着接触网以波动的形式传播。若忽略传播过程中的能量损耗，则接触导线或变电所牵引母线过电压幅值可认为是动车组或牵引变电所自身产生的过电压。因此，仅需检测动车组受电弓附近接触导线上的过电压，或牵引变电所母牵引母线上的过电压，则可获得整体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某次特征过电压。
式中：GNOx为澳斯麦特炉产生的氮氧化合物质量；B为消耗的粉煤量，暂定4 700 kg/h；β为燃料中氮的转化率，25%；N为燃料中的含氮量，某冶炼厂燃煤中含氮量为1.29%。
袁绍觉着自己兵多粮足，准能把曹操灭了。曹操也准备跟袁绍决战，但他的人马少，打了几仗没得胜。他就下令修筑土垒（），坚守营寨。袁绍看到曹军不敢出战，就让士兵们在曹营外面堆起一个一个的小土山，土山上再搭起高台子，叫士兵们站在高台上向曹营里射箭。曹操的将士只好用挡箭牌遮住身子，在地上慢慢地爬来爬去。袁绍的士兵看了，都得意地哈哈大笑。曹操忙跟谋士们商量对付的办法。他们造了一个发石机，能把十几斤重的大石头打出去。这种发石机投射大石头的时候，还“轰隆隆”地发出响声，挺吓人的，所以大伙儿又叫它“霹雳车”。结果，袁军的高台让石头打得塌的塌，垮的垮，士兵们头破血流，逃回营里去了。
“我通过考试进了农商行。我们那一届基本上将近七八十人都通过国考、省考去了不同的单位，像我们会计专业的大多都是银行、国税局、财政局。企业管理专业的可能比较杂，社保局、人事局、扶贫办等单位都有。其实，很多大学生毕业了还是愿意回家乡考公务员。我们单位年轻人占比很高，还有扶贫办这些单位，基本上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人手脚勤快，又是第一份工作，大家做得都很踏实，没有太多的钩心斗角，但也都暗自较劲，想要大干一场。”（A-M-4）
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倡导“学而优则仕”，这一理念得到各类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同，逐年刷新的公务员报名数也佐证了“官本位”的社会价值导向［14］。在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当下，经济增长乏力，企业面临艰难的转型升级，社会民众普遍陷入一种不安全感和焦虑当中，尤其就业在外资或民营企业等单位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旦经济发展趋缓或者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收紧，很有可能遭遇失业，因而社会大众期待拥有一份持久稳定的工作，体制内的单位是其规避失业风险的不二之选。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合理调整以及社会治理逐步向基层下沉，使得县级和基层单位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趋好，并对优秀公务人员的需求增加。同时，在县城扩大化的熟人社会中，公务员不仅代表职业分工，更象征着高社会经济地位，且在县城社会体制内职业晋升的竞争一般小于大城市，故而在县城社会“官本位”的价值导向和“求稳求安”社会心态的影响下，部分新县城青年愿意选择回流进入体制内单位。
四、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的多重效应
“我两个妹妹初中毕业后就去广州打工，一年到头只有春节能待在家里，我要是也飘在外边，爸妈身边没有人，他们年纪越来越大，况且我爸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很不放心。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感觉自己离不开父母，工作上也没有多大抱负，所以就想回家在父母身边找个工作。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周末不上班就回家陪爸妈聊天，每次回去他们都做好我喜欢的饭菜，工资够花，还有时间陪伴父母，幸福感真的比那些大城市里月薪过万但没有时间回家的同学高。”（A-F-1）
1.激活基层社会活力
改革开放40年，广大基层尤其是县城和农村地区，不仅为中国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者），而且通过高考选拔制度不断向一线大城市的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出生于基层的高学历者）。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尤其在就业机会、工作环境、薪酬待遇等方面差距明显，致使人才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很少有优秀年轻人愿意回流基层。大城市“掏空”了县城人才库，造成县城经济社会发展乏力。近年来，即便在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的背后夹杂着无奈和些许被动，但是他们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基层重“关系”的人才网络格局，发挥了“鲶鱼效应”，激活了基层社会的活力。同时，新县城青年多供职在县城或乡镇的体制内或者事业单位，他们直接接触和服务的群体基本上都是社区居民或农村村民。就服务对象而言，新县城青年是最活跃的基层工作者，能够了解和掌握大量的基层社会事实，一旦他们实现职业晋升，将有可能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另外，新县城青年拥有较高学历，专业与工作的匹配度高，在县城较温和的职业竞争环境中，能够相对容易地将知识转化为“资本”，实现职业晋升，这将鼓舞其职业发展信心，利于他们做出长远职业规划，也使得基层社会能够“留得住”人才，从而为基层社会长久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我们法学院那一届毕业生考公务员的有很多，70%都参加了各种公考，我算比较幸运，一次就考上了，很多人为了考公务员考了好几年。我爸妈都是公务员，我选择这个职业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在我们山东小县城公务员是一份很令人羡慕的职业，我高中同学北京的985毕业都没有留在北京，跟我一样也回家考公务员了。我差不多大三就确定了以后工作的方向，在大学算是醒悟比较早，参加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我现在在法院工作，工作稳定，社会地位还高，我很满足现在的状态。”（A-M-3）
2.壮大乡村振兴力量
“创业在农村、生活在县城”已经不再是沿海发达县域独特的景象，而是部分新县城青年工作生活的真实状态。新县城青年的回流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乡村振兴的人才力量，尤其是有知识、懂政策的“青年才俊”与“资本下乡”的衔接，建构起了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不仅解决了新县城青年就业的问题，而且也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乡村产业发展模范，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此外，部分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为乡村带来先进的思想与理念，他们崇尚能力和才干，看重知识的价值，而非“关系”，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当前基层存在的权力家族垄断社会资源的现象［15］，而且传递了公平公正的信号，有助于重塑乡土社会积极向上的风气。
“北大毕业的都去卖猪肉了，我一个211的本科生回家务农很正常。我新买的房子在县城，白天在农村种蘑菇，晚上开车回县城，日子过得很是舒坦，不比那些工作在五道口住在昌平的同学生活差。我刚毕业时签的工作在杭州，具体跟电商相关。回乡创业的契机其实跟我父母有关。我父母在老家种大棚蔬菜，然后销售给菜贩子，销售渠道单一而且经常被菜贩子压价。我在杭州电商产业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深深发觉销售渠道的重要性，良好的销售渠道可以使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获益，于是我就决定回家在网上直销蔬菜，做农村电商。”（A-M-10）
3.助力县城教育发展
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落实，乡村大量小学、初中被重组整合，加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村学生不断涌向县城学校，势必对县城教育资源造成挤压，甚至出现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相较于大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县城师资储备先天不占优势，师资老龄化、流动性弱、师资水平低等问题突出。新县城青年回流到教育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紧张的县域教育资源，提升师资质量，从而有助于县城社会教育事业向好发展。一方面，体制内的小学、初中或者高中全职教师是返乡择业的女大学生的首选职业，从长远来看很有可能改善县城教师学历结构，提高县城各类学校师资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宏观政策利好，加之社会各阶层普遍陷入教育焦虑，使得影子教育市场发展前景良好，因而部分有想法、有能力的新县城青年瞄准影子教育市场，返乡创办各类教育辅导机构，这不仅促进了县城影子教育市场的繁盛，而且有效地补充了县城教育资源不足。
“2014年我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刚好也是一个契机，我就回到家乡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个教育辅导机构。那会儿小县城的课外辅导市场还没有这么火爆，辅导机构有很多，但都是一些不成规模的‘家庭作坊'，上课的老师基本都是县城中学退休的老教师，或者一些农村学校的老师，师资力量没法保障，课程设计方面也是老师从自己便利的角度决定为学生讲授什么知识。现在，我们的辅导机构成长了三四年，课程涵盖面广，面向小学、初中和高中常年招生，针对学生不同的需求有定制化的服务，很多教师全职又专业。创业3年多，我们的学生数量累计达到3000余人，从我们这里考上名校（初中、高中、大学）的学生逐年增加。”（A-M-5）
4.加剧县城阶层固化
同类匹配是当前婚恋市场中普遍和主流的模式，是维系和增进阶层内部团结的重要手段［16］，这种婚姻匹配类型广泛存在于县城社会。新县城青年作为县城社会中少数拥有高学历的精英，他们的工作多为公务员、教师等，体面而有尊严，属于婚姻市场中的“A男”或“A女”，根据婚姻同类匹配的理论，其配偶也应当与其各方面条件相当。婚姻匹配是反映社会开放和流动性程度的重要指标，若某区域内同类婚姻盛行，则表明当地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程度低，即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之间产生交集的可能性小，相互婚配的概率低。从实际的访谈来看，大部分新县城青年热衷同类匹配的婚姻模式，这虽然能够维持和巩固双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阶层壁垒，不利于阶层流动。
“我毕业回家工作的那年春节，妈妈为我安排了相亲。相亲的对象是她同事家里的孩子，比我大2岁，在我们县人社局工作，我们真的称得上‘门当户对'。他妈妈和我妈妈都是初中老师，他爸爸从事业单位辞职后自己开始做生意，我们俩都在体制内工作。相亲很顺利，可能是因为彼此的家庭背景很契合。我发现我们的三观也很趋同。我们谈了两年多，今年打算领证。我身边很多公务员朋友或者当老师的女生，只要一回到家乡，都会选择跟自己相同职业或者事业单位的异性相亲结婚，这种现象在小县城太常见了。”（A-F-2）
5.导致家庭矛盾频发
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意味着其生活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县城，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将变得紧密，这不仅满足了父母“沟通式亲密”的情感需求，而且子代也可以享受父母提供的物质便利（比如与父母同吃住），但子代却让渡了自主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使得父母可以深度参与其工作生活，尤其是介入其婚姻选择。传统中国社会特别强调“成家立业”和“生命历程”的意义，尤其对于大部分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父母而言，子女应该做到在合适的年纪做合适的事，比如按照传统婚配文化规定的时间节点结婚生育，而若子女的选择或行为偏离了父母旧有的认知，他们将会认为自己没有完成对子女的“使命”，开始启用“家长身份”的权力纠正子女偏差。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传统家庭权力结构中“家长权力”式微，父母身份逐渐走向非神圣化，子代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来越显著，其在家庭内部的权力稳步上升。面对家长权威的不合理使用，子代不再一味顺从，甚至选择与父母抗争。一旦父母没有界限和节制地介入子女的生活、工作、婚姻、交友等方面，很有可能招致子女的反感或与父母抗争，而这很有可能引发“家长权力”与“子代权力”博弈，倘若没有及时有效解决，将会产生家庭矛盾，甚至威胁亲子关系。
[17] 杰里·布罗顿 林盛译，《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P48.
“刚回家工作头两年是我幸福指数最高的日子，吃住在家里，周末和假期还可以陪爸妈去周边城市游玩。那会儿爸妈也不张罗让我相亲，只是叮嘱我自己要上心。这两年眼看我没什么动静，他们是着急了，隔三岔五催我，给我安排相亲，相了五六次，没有碰到一个合适的。我自身条件本来就不错（211本科、长相端正、律所工作），小县城可选择的范围太小，优秀的男性远少于女性，找一个和自己相当的结婚对象很难。我不是不愿意找，只是不想‘下嫁'。我爸妈觉得是我心高气傲，再不找等过了28岁更不好找，天天跟我闹，特别烦心。我现在想赶紧装修完自己的新房子搬出去住。”（A-F-7）
五、讨 论
新县城青年是基层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研究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背后的行动逻辑，对全面认知县城青年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基层政府准确把握吸引人才回流的关键，精准施策，打赢“人才大战”。当然，新县城青年返乡择业也面临诸多窘境，如县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有档次、有格局的商业综合体匮乏，能够满足新县城青年休闲消费需求的品牌进驻少；省会城市或周边大城市的各类重点学校对县城优质生源“掐尖”严重，加之县城高质量教育资源供给有限，子代教育问题令人担忧；县城文化缺乏包容性，若没有遵循县城“规则”行事（比如辞了“铁饭碗”去创业、没有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等），极易招致舆论攻击。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精英人才回流县城，基层政府需要有所作为。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合理规划发展符合县城特色且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新青年群体回流县城；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县城消费提档升级，满足新县城青年的消费需求。在县级财政允许的情况下，提高现有教师待遇，保障县城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供给，从而留住县城优质生源，实现县城教育良性循环发展；与县共青团组织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县城青年人才库”，按照其社会贡献度，给予足够体面的荣誉和奖励，留住县城精英人才。倡导包容兼蓄的县城文化，坚持县城文化自信，使县城既兼收大城市包容的文化氛围，又有独具县城社会传统个性和特色的生产生活文化。积极出台新政规避体制内单位在人才招录过程中可能潜在的隐性歧视，采取科学合理的招聘方式，使其招录过程公开透明，并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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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批准号：18VZL009）］
刘天元：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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