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笔谈)——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全球论文,断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1-0005-23
全球历史观自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英国萌生以来，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在近20年尤其如此。2000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被列为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来自70多个国家的1800余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即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全球史观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大约4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个问题。[1]此后期间，无论是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世界历史进程，还是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在新的形势下，促使人们不能不对“全球史观和中国历史科学”所面临的新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本文即是思考中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多是一得之见，不妥之处，敬请学界诸同仁和各界读者指正。
一
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之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他的理论阐释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阐释上，同时也在西方历史学家的多种历史著 作中鲜明地体现出来。G·巴勒克拉夫强调：主要从西欧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 ，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 有的地区和时代”。[2](P27)他清楚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历史已经发生和 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在历史学上的折射，所以他明确地提出，“ 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 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3](P1、24 2)只有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 族的建树。”[4](P13)G·巴勒克拉夫强调的历史研究的这种“全球性”，平心而论， 只不过是恢复了社会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以及在此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从事实出发应 有的研究思路和价值取向。然而，在“欧洲中心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欧美史学界，不 仅在理论上提出与“欧洲中心”相悖的“全球性”，而且还将这一理论具体体现在研究 实践中，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不仅在西方，即使是在中国，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中国史坛真正做到肃清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理解或认识“全球史观”的积极内容，只能是一句空话。在中国，不仅旧有的“欧洲中心论”——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没有肃清，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欧洲中心”也在开始显现。它主要表现为不加分析地、盲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轻率地否认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意义的“欧洲中心论”，不去认真地认识、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站在“中国化”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理解“全球史观”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来已久，远非自今日始。这种批判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逐渐建立、彰扬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全球史观”的过程。这就是说，“全球史观”这个概念在今天可能是个“新概念”，但其内容却并非如此，除去人们熟知的周谷城先生外，(注：例如，周谷城在其代表作《世界通史》中，不是因袭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体系。1961年， 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 洲中心论》，强调指出，“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 世界性”。强调“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周谷城史学 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4、151页))以已经故去的雷海宗先生为例，可 充分说明这一点。
1928年3月，雷海宗先生写有《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在《时事新报》上发表 。这可能是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书评中，他对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部著作是“专门发挥某种史观的书” ，而作者韦尔斯是“西洋著作界一个富有普通常识而缺乏任何高深专门知识的人，所以 在他的脑海中‘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 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这样，韦尔斯在运用史料，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一 定要以“西洋历史”为根据，在“参考其他民族史籍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一定是只将 可以证明他的历史观的——至少不同他历史观相悖的——事迹引用；其他的事迹若也引 用，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5](P613—614)雷海宗教授还以15—16世纪“地理大 发现”为例，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他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 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予 以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 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 对象，过去西欧人虽知中国，但始终不够明确，进入16世纪，才真正“发现”了中国。 雷先生认为：无论是何种社会，人民都是历史的主人，所以在世界史上，即或是先进的 地区对于落后的地区，也不当用“发现”一类的词语。若用此类的词语，那就等于在世 界上的国家及人民间，定出宾主之分，有的居主位，是“发现者”，有的居宾位，是“ 被发现者”，在未“被发现”前，等于不存在。因此雷先生建议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 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6]半个世纪过去了， 雷先生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雷海宗教授还以“上古时的中国”为例，具体阐述了历史研究中“中国与世界”的辨证观点：“我们在学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7](P578)这就是说，中国人的世界历史研究，从内容上讲应该是“世界”的，而且这个“世界”，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而从研究的立场、观点，即文中所说的看世界的“角度”，则必须是中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因此，中国的 世界历史研究，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研究，而不是食洋不化，不加选择地重复外 国人的观点。
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始终一起跳动，回答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和建 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 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 史机遇。时代的呼唤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世界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却存在着人为割裂的现象，强化了它们表面的差异，忽略了它们之间内在的共性。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时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这种盲目性来源于这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就不能试图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地建构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我们首先应该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全球史观”，并汲取其有益内容，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
全球史观和“经济全球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可否认，没有“经济全球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全球史观不会在国内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没有歧意、人人都在同一理念中普遍接受的概念，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宁静的伊甸园，有时会带来风暴和灾难。……经济无国界化使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空前巨大的压力，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注意。”[8]这和西方政治家所鼓吹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从长远、从整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却存在着对全球化的抵抗，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始终没有停止。例 如，2001年和2002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先后发生大规模的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2 002年9月，美国华盛顿有2000余人举行反对全球化的集会，600余人被捕。
迄今为止，“全球化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宽泛，作为一个概念很难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概括。人们对它的了解，更多地是和西方学者批判全球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例如德国汉斯—彼得·马丁等著的《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1996年)；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著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1998年)；英国贾斯廷·罗森伯格著的《质疑全球化》(2000年)等。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布迪厄的《遏止野火》问世，这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化”进行最为严厉批判的著作之一。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正像“野火”一样在世界蔓延，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作者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9](P3)布迪厄在书中提出的各种观点虽然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一些西方大国在“全球化神话”下，大肆宣扬“全球化意识形态”，强行推行“美国的模式”，以剥夺、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我们讲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史观”时，注意分析“全球化”和“全球史观”等概念的内涵，注意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十余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曾指出要警惕“全球化”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不难看出，当年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全球化”呢?当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所 阐释的内容时，相信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虽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等于 “全球化”理论，但却是认识、分析或评价“全球化”以及“全球史观”的重要理论武 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历史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的历史；另一个 是世界性的历史。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 在这个发展进程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 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0](P51)显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存在“ 世界历史”。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历史”是相对于“民族历史”而言。生产力的发展， 使各个民族之间开始有了交往，后来变成了经常性的交往，从而有可能在世界的范围内 创造着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 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1](P48)马克思主义学说，正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世 界历史时代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世界历史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从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出发理解和运用“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不能正确理解“世界历史”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去理解什么是科学的“全球史观”。在探究马 克思所揭示的“民族的历史”如何走向“世界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深入理 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著名命题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具体地理解各民族 在各经济形态中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尽管历史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并不等于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但是，这些 “特殊性”已截然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特殊性，而是“世界历史时 代”的“特殊性”，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已不再是孤立的历史，而是在世界历史时代 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理解“全球史观”，即在历史认识中，尽管 历史认识客体可能是个别的民族或国家，但认识主体始终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要有 全球的眼光。
三
对包括“全球史观”在内的任何一种外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不加分析地简单套用，而是要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出发，有选择地、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对当代中国史学来说，所谓“全球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而非理论基础。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才能科学地理解“全球史观”。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能是唯物史观。如果认为“全球史观”是全球化时代“最先进”的历史观，可以代替唯物史观，或者可以和唯物史观“相提并论”，那这种认识完全脱离事实，是不可取的。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破解了“历史之迷”，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由这一客观规律所决定，社会历史发展呈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更迭。它同唯物辩证法亦即辩证唯物主义有机构成一整套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她广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她自诞生之日起，始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唯物史观也必定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 其主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成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 对当代历史学的巨大影响，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没有唯心主义史学家任意挑选 来作为标准的‘诸如自由、个性、民族和宗教等乱糟糟的主观主义概念’”。“马克思 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 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3](P26—28)
和唯物史观相比，全球史观所阐释的显然不是一个层次的内容。“唯物史观”所回答的内容，远远不是“全球史观”所能涵盖的。那种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唯物史观”可以为“全球史观”所取代的认识是错误的。当然，这也不是说“唯物史观”和“全球史观”是完全对立的，只是说在借鉴“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时，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具体的内容的借鉴，均应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择其善者为我所用”，这完全是必要的。如何理解“全球史观”的“全球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全球性”。而只能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观。即使是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观，其主流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内容，何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的“主流思想”之外，还有种种非主流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同一个民族和国家，也没有完全同一的历史观，何况在全球、全世界的范围呢?我们汲取和借鉴“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不能和中国历史科学独立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对立起来，不能因强调“全球性”，而失去了“民族性”或“时代性”，以至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在这种意义上，就如同没有全球性的文化一样，也没有全球性的历史观。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一改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以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12](P54)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全球史观”的内容、理论和方法，流传很广。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真正做到“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是十分困难的。尽管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能够做到，吴于廑先生生前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注：吴于廑先生说：“……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4页))因为即使是栖身在月球上，不同的历史学家因民族、国家、历史观、价值观，以至个人的学识、经历和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对“我们所在的球体”有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