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变动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条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9)10-0046-07
一、引言
“普雷维什——辛格命题”(P-S Hypothesis)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之后，围绕它产生了许多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的长期上升类似于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和积累的快速增长。Basu和Mcleod(1991)发现，12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拉美国家)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1]。Bleany和Greenway(2001)对1980-1995年间14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贸易条件的改善会使人均GDP的增长率和投资都增加[2]。其他学者如Mendoza(1997)[3]、Deaton(1999)[4]、Kose和Reizman(2001)[5]等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Hadass和Williamson(2003)发现，从1870年到一战期间，虽然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初级产品出口国有利，但是仍然降低了它们的增长[6]。其他学者如Krueger(1974)[7]、Tornell和Velasco(1992)[8]、Sachs和Warner(2001)[9]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解释。另外，Blattman、Hwang和Williamson(2007)的研究还发现，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影响，即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不受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但发展中国家则不然[10]。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长期变化趋势的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2002)[11]、林丽和张素芳(2005)[12]、黄满盈和邓晓虹(2008)[13]等。一个总体的结论是，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出口量的大量增长，收入贸易条件呈上升趋势。另外，又由于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对贸易条件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到目前为止还尚未涉及。本文将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指标、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贸易条件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分析。
二、数据说明和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
(一)数据说明
根据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贸易条件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及要素贸易条件，一方面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是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要素贸易条件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分析的重点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其中，1980-2006年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www.unctad.org)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年的在线数据库，2007年的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为消除通货膨胀因素，GDP用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00年不变价格。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 5.0。
(二)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
贸易条件的变动会通过一系列动态转换过程最终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本文，我们首先采用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来研究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指标定义如下(Hossain和Chowdbury，1998)①：
表1计算了1980-2006年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
(1)从总体上看，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在观测期内，虽然它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有正有负，但年均影响为-0.38％，对经济增长的年均绝对影响量为-822.05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因为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使我国损失约0.38％的GDP，实际GDP损失约822.05亿元。
(2)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出口规模比较小，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都没有超过1％。从1989-2002年，由于价格贸易条件都大于基期(2000年)，因此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为正，但影响不大，最高是1998年，为1.83％。从2003年以来，由于价格贸易条件都小于100，因此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为负，并且这种影响呈快速上升的趋势。
(3)一个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从2003年以来，一方面由于价格贸易条件的明显恶化，另一方面随着出口额的快速增加，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2007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使我国损失的GDP高达9.31％。
三、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平稳产生伪回归，这里首先采用单位根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我们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变换，这不改变检验的结果。本文利用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方法来确定三个变量的平稳性，最优滞后期用AIC最小准则确定，以保证残差非自相关，结果见表2。
ADF检验的结果表明，LnGDP、LnNBTT、LnITT的ADF统计量均大于1％～10％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不能拒绝原序列具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以上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之后这些变量都是平稳的。因此，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I(1)序列。
(二)协整分析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呈现稳定性，则这些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利用Johansen特征迹检验(trace test)分析LnGDP、LnNBTT和LnITT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合LR、FPE、AIC、SC、HQ等准则，本文选择的滞后期数为滞后一期。另外，本文使用无确定趋势有截距、有确定趋势有截距两种形式的协整方程分别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两种形式的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拒绝“0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即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并且趋势项的系数也显著，因此本文选择有确定趋势有截距的协整方程形式，并对协整向量进行标准化，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2)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价格贸易条件的系数不是十分显著(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收入贸易条件的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趋势项的系数非常显著。从(2)式可以看出，在长期关系中，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正相关，并且这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它们每提高1％会使GDP增长约0.17个百分点。但是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中间渠道不顺畅，比如价格贸易条件对消费、投资、储蓄等中间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的最终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从协整关系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Granger因果检验
上述协整分析告诉我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进一步的验证。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过去可以预测现在”，即如果X是Y变化的原因，则X的变化应该发生在Y变化之前。如果X是引起Y的原因，则在Y关于Y滞后变量的回归中，添加X的滞后变量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应该显著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此时，称X为Y的Granger原因，如果添加X的滞后变量后，没有显著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则称X不是Y的Granger原因。由于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本文采取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对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在滞后1-4期的情况下，LnNBTT不是LnGDP的Granger原因，这与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LnGDP也不是LnNBTT的Granger原因，这是因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会对国内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从而对一国的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产生影响，如果该国是一个贸易大国的话，将会对其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影响，但关键是经济增长对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产生的影响并不确定，从而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也不确定。
在滞后1-2期情况下，LnITT不是LnGDP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3-4期的情况下，在10％的显著水平上，LnITT才是LnGDP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LnGDP是LnITT的Granger原因，在其他各期，LnGDP都不是LnITT的Granger原因。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不确定，从而对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也不确定(收入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出口数量)。
四、VAR模型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以上的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的是当经济增长对其自身滞后值进行回归时，如果把某一影响因素的滞后值加入进来能够显著地改善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则称该因素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Granger因果检验并没有给出构成因果关系的原因变量是多大程度上的原因，因此在前面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将ΔLnNBTT、ΔLnITT与ΔLnGDP一起建立VAR模型，并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进一步分析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构造的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在实际应用中面临如何选择滞后阶数的问题，滞后阶数越大，越能完整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滞后期越长，模型需估计参数越多，自由度越少，因此应在滞后期与自由度间寻求平衡。考虑到样本容量及LR、FPE、AIC、SC、HQ等准则，本文选择的滞后阶数为2。
经检验，模型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以内，说明该VAR模型的结构是稳定的②(见图1)，满足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前提条件。下面，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图1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图
(一)脉冲响应函数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可以反映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刻画内生变量对随机扰动的动态反应，显示任意变量的随机扰动(新息innovation)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他变量，并反馈到自身的动态过程。如果随机扰动项存在相关性，他们将包含不与特定变量相联系的共同部分，通常将共同部分的效应归属于VAR系统中第一个出现的变量。
图2为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中实线部分为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图2 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
从图2可以看出：ΔLnGDP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立即有较强的反应，在第1期达到最大后开始回落，到第3期为负值，负值的最大值出现在第4期后开始回升，并在第7期又开始为正值，之后基本保持稳定；ΔLnGDP对来自ΔLnNBTT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一开始为负值，在第3期达到谷底，之后逐渐回升，到第6期开始为正值，在第7期达到最大，之后开始回落，从第9期开始又成为负值；ΔLnGDP对来自ΔLnITT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跟对来自ΔLnNBTT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类似，一开始为负值，在第3期达到谷底，之后逐渐回升，到第5期开始为正值，在第6期达到最大，之后开始回落，从第9期开始又成为负值。
从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最初影响为负，并在第3期时负面冲击最大，然后回升为正的影响，但最后2期又成为负的影响。总的来说，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稳定。
(二)方差分解
VAR模型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它考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源于某个特定新息所引起的方差占总方差百分比的变动情况，以此测算出各个冲击项自身对被解释变量独立的“贡献度”。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差分解的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在第1期，ΔLnGDP的所有变动均来自其本身的新息，之后不断降低，从第7期开始，基本维持在67.6％左右。ΔLnNBTT对ΔLnGDP的影响在第4期最大，为20.056％，之后有所下降，从第6期开始，基本维持在18.8％左右。ΔLnITT对ΔLnGDP的影响不断增大，从第7期开始，基本维持在13.4％左右。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自身的影响造成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另外，不管在近期还是远期，价格贸易条件相对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根据1980-2007年的数据对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指标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平均每年因为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使我国损失约0.38％的GDP，实际GDP平均每年损失约822.05亿元。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从2003年以来，一方面由于价格贸易条件的明显恶化，另一方面随着出口额的快速增加，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其次，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关系中，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正相关，并且这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它们每提高1％会使GDP增长约0.17个百分点。但是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十分显著，只是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再次，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也都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为了避免价格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比如：在出口部门发展和推广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在进口部门发展和推广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或中性技术进步；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逐渐以资本和技术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制定合理的产业保护政策，加强对国外倾销产品反倾销的力度；加强对外资的引导，使其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进口竞争部门流动，同时还要防范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行为对价格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另外，在长期中，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中间渠道不顺畅，比如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消费、投资、储蓄等中间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地最终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理顺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中间因素的影响机制，从而使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能最终有效地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收入贸易条件，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改变单纯依靠出口数量扩张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局面，因为我国的出口仍以低技术产品为主，而这些商品由于技术含量低很容易被一些后进国家所取代，并且也容易引起国外的贸易摩擦。因此，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降低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
注释：
①转引自林桂军，张玉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07(1)：3-9.
②模型的稳定性是指当把一个脉动冲击施加在VAR模型中某一个方程的新息(innovation)过程上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冲击会逐渐地消失。如果不消失，则系统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