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社会转型期及其临界点的确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临界点论文,微观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1)07-004-011
一、社会转型：宏观、中观与微观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在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西方社会学家借此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本质进化意义的转变。在《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一书中，西方社会学家大卫·哈利生最早运用“社会转型”来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其后，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在《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中首次把“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提出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可见，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转换的过程，是一切社会形态的质变和飞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改革亦可视为社会转型。
过去三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有一种“加剧”和“趋强”的走势，近十年来尤其如此。一般而言，我们所常说的中国“社会转型”可大致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观，有大约200年的历史跨度，从1840年到2040年，以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说”为代表。1996年，以口述史著称的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中提出著名的历史“三峡”说：“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动乱了，过了这一段，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无疑，唐先生所持的是“大转型观”，他以先秦至今的中国历史发展为背景，认为其间有两次大转型，其云：“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200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不无巧合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的国庆招待晚会上面对中外媒体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从现在起再过40年，中国将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成立100周年。虽然角度不同，但2040年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确是不谋而合。
中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观，有大约60多年的历史跨度，即从1978年到2040年。这种转型观均以始于上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向后推60年。其合理性在于，只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建设，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从经济角度讲，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政治角度看，是从集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从法制角度看，是从“人治”转向“法治”；从社会角色扮演看，是从“身份”转向“契约”；从价值观分析，是从群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社会学角度剖析，则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恰如学者所说：“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借着新的国有企业和民营化，第三是地方分权，第四是开放国际化。”[1]当然，这种转型观又与宏观接轨——“我们现在发展很快，如果按两百年算的话，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的时间。现在可能由过去的30年，和未来的30年，是我们200年变革最后的一幕”。[2]
微观层面的社会转型观，有大约10余年的时间，也就是2000年左右至今，其标志性的言论大致成型于2008、2009、2010这几年。2000-2010年的这十年，本来包含在中观转型观的60年之内的，但有两点原因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转型单元：一是一个大的转型期往往由若干小的转型时段构成，二是2000年以来的中国转型确实出现了需要迫切解决的诸多问题，形成了许多新的、前所未有的“转型”、“改革”诉求。如类似标之以《新世纪十年：中国社会转型在提速》的文章：“这十年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太大了。曾几何时，‘崩溃论’余音犹存，‘崛起论’已响彻四方。GDP年均增长近10％，从不足10万亿元翻为30多万亿元，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为第三大甚至第二大经济体；十年互联网，从涓涓细流速变为汪洋大海，网民数高居世界第一；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一路高歌猛进，变化之快，史无前例。然而，相比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十年的改革‘稍逊风骚’。既没有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如歌如梦，也不像90年代经济改革那样单兵突进，而是带有一点平淡，但更为扎实，更为专业化和精细化。毕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3]
之所以说2000-2010年构成了一个微观转型期，而2010年前后又到了这一转型期的临界点，是因为在这一时间段内或时间点上，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各种矛盾的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爆发点上，而社会舆论和学者评价一致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基本达成了一种新的“转型共识”，而这种“共识”又多有批判、警醒、强烈诉求变革等特征。
所谓临界点，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指的是一种热力学状态，此时在最高可能温度下物质的液态和气态可以平衡共存。又指物质由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前，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人们亦用以形容事态发展的质变前的状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许多具有质变的历史事件总是要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点上，以某一日期作为标志，而某种质变的酝酿、存在也总是要以时间的方式体现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时间临界点。例如，中国何时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众说纷纭，2009年、2010年的不同时段都曾成为热议的对象。而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政府2010年8月16日首次公开承认，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被中国超越。日本内阁府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为12880亿，环比增长0.1％，按年率计算增长0.4％，弱于预期。而中国之前已经公布当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为13390亿，日本经济总量已经落后于中国。这是自1968年日本超过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首次被别国超过。也就是说，2010年8月之前，就是中国GDP超日的一个时间临界点。
同理，我们说2010年前后是一个微观转型期的临界点，是因为在这一时间点(即2010年)或时间段(2000-2010年)内，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爆发点上。
二、微观社会转型临界点之事实层面的确认
之所以说，2010年前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爆发点上，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基本社会事实。
(一)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从基尼系数的角度看，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里，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4]经过10年的矛盾积累和酝酿，到了2010年的这一时间节点上，这种长期失衡终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据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4]近10年来，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的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所以学者一再指出：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4]
(二)一个新的社会底层正在形成，“出身”又在决定“二代”命运
由以上事实所决定，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或者说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底层。据学者调查，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贫困的农民、下岗失业者等)，哪些人群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底层？列前三位的分别是：25.82％的受访者选择“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24.95％选择“新生代农民工”，20.79％选择“失地农民、被拆迁户”。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的“上一辈”处于绝对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所以，其“下一辈”也会处于绝对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据人民论坛记者调查，“蚁族”大多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求职中往往处处碰壁，而同学中“富二代”、“权二代”却常常能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蚁村”)，生存艰难。
学者直言，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那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5]“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不无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的危险。
(三)新社会阶层形成和中产阶层的贫困
对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目前争议较大，无论在中产阶层划分、中产阶层标准方面，还是在中产阶级的规模、中产阶层是否陷入贫困以至于消失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产阶层属于模糊社会群体概念，没有一个人人认可的绝对标准，它不完全等同于“新社会阶层”，但又与其有重合的部分。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做过一个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他关于中产的三项标准是：(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国，中产阶层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6]根据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目前(即2010年)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6]三年之前，来自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一个观念：中产阶层的消逝。他用最为简单的问题来询问那些偏好中产阶层的人：“你自认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三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项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新周刊》杂志在2001年11月1日推出过《忽然中产》的封面专题，而仅仅过去了4年，2005年第17期的封面专题就变成了《伪中产》，探讨了这个阶层的模糊与焦虑。到了2010年左右，“中产分化”、“中产消亡”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分析其原因不外如下：一、房价越来越高；二、物价飞涨，生存成本增加；三、收入差距扩大。
(四)群体事件频发
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群体事件频发，并有逐年递增之势。群体性事件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透过它可以觉察到社会的发展趋势。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7]
基于这种事实，有关中国会在2009年前后发生社会大动荡的说法很流行。比如，美国的中国分析家伍凡先生就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潮水般的农民工返乡，以及全国范围的维权性群体事件等等因素将决定2009年中国会出现全国大动荡。伍凡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海外很有代表性。境外的一些主流媒体也多有这种报道，比如2009年2月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的“在危机打击下，猛烈的动荡将摇晃中国”一文称，“出口萎缩令中国上千万的人失去工作”，“引爆社会不稳定浪潮”，“银行破产、失业以及社会动荡正在蔓延”。在中国国内，一些社会观察家也有相同的看法。中国著名作家沙叶新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也认为，近年内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各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从农村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抗议，到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现在又有教师集体罢课，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因此，他“很担心，而且有预感，这些群体事件在来年将更成气候，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动荡！”[8]中国的执政者也把群体事件频发的2009年视为社会稳定的敏感时期。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就认为，2009年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基本状况不会变，而在当前形势下，新的社会矛盾将不断产生，原有的一些社会矛盾也可能随之凸显，并呈现出经济领域的新矛盾与老矛盾、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其他领域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局面。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正在影响着中国民众甚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
(五)黑社会的壮大与局部覆灭
黑社会组织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暴力性，即它通过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手段来达到其目的。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这种私人暴力的使用是根本违反国家法律、违背现代文明标准的。
1982年，深圳市政府的正式文件中首现“黑社会”一词，昭示着改革开放之后再次出现的黑社会现象已经引起了官方的关注。此后，据法学界人士的看法，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大体上每10年为一个发展阶段，2000年后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组织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化程度和规模不断扩大，且对社会的侵害不断加重。
20世纪末十年，中国司法机关连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严打”战役，尤其是到90年代中后期，警方每年要摧毁10万多个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这些行动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遏制住黑势力团伙疯狂犯罪的势头。从近几年披露的案件来看，有些地方的黑势力团伙简直到了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地步。2000年年底，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组织打黑除恶专项斗争，2006年又再一次开展了更加严厉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据报道，2006年2月至今4年来，全国共成功打掉1300多个涉黑组织，铲除恶势力1459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9万余名，破获相关的各类刑事案件11万余起。近年来，涉黑案件曝光数量日益增多，发案地区越来越广，社会危害性日趋严重，而且，开始出现涉案人员头顶社会“光环”的现象，他们有的为当地知名企业家，有的还是当地政府官员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显然，黑社会组织正在成为危害中国社会肌体健康的可怕毒瘤。[9]几乎所有公开的案件都有涉案官员被暴露，显然，“官黑勾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黑社会快速发展和蔓延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此次这种现象的标志性人物，是重庆黑帮最大“保护伞”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和司法局原局长文强，2010年7月9日被执行死刑。
综上，从“基尼系数”、新社会底层的形成、中产阶层的贫困化、群体事件频发以及黑社会局部覆灭这几方面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这类问题在2000年左右酝酿或显露，到2010年达到了一个非要解决不可的“临界点”。
三、微观社会转型临界点之舆论层面的确认
同理，我们说2010年前后是一个微观转型期的临界点，还是因为在这一时间点(即2010年)或时间段(2000-2010年)内，社会舆论和学者评价系统一致发出了宏观性质的“预警”信息和强烈的“转型”诉求，临界点就是这类信息的共同特征。
对此，比较温和的提法是“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学理论上，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中国显然已经基本走出了这一陷阱，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即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600美元，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但可喜的是，中国经济依然增长强劲，如何在加速发展中越过这些“陷阱”，不仅是执政党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挑战。[10]
比较激烈、触及本质的是对中国权力介入式的“市场经济”的怀疑和“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因为“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指吴敬琏)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11]
著名文化人沙叶新著文系统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官场毫无节制的腐败，“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并大声疾呼“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说：“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7]
但也有学者认为当务之急并非防止“陈胜吴广”式的“社会动荡”，而是悄无声息的“社会溃败”，其代表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其立论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其云：“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并把二者做了大致区分——“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得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作者认为：“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12]与此相呼应的是，有学者认为官员的这种行为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7]
有学者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拆迁暴力”切入，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其文章题目即为《我期待和平转型》，其云：“能不能由撤销拆迁条例人手，启动和平的制度转型，这是执政集团的又一次机会。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清楚，完全仰仗暴力和准暴力机器支撑的现存制度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社会、经济经过30年的演变之后，旧制度已经适应不了新现实，今天的大部分矛盾、冲突都是因为这种不适应造成的。……要完成和平的制度转型，朝野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需要有一定的共识，要有妥协，有让步，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必须得放弃某些利益，让渡某些权力，如果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集团寸步不让，贪得无厌，和平转型就无从谈起，只能按照历史的自身逻辑，等待着暴力轮回来决定新一轮的转型方向。”[13]
还有学者以《又到了给自己动手术的时候了》为题，呼吁转型变革：“今天，我们又到了要给自己动手术的时候了。三十年改革中我们打破了计划垄断，造就了经济发展，但也一步步造就了新的既得利益者。改革曾主要造福于百姓，后来却过多地让利于利益集团。市场化转轨没有完成，既得利益者抵制放弃从半个市场中得到的特殊利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艰巨，它必须剥夺少数人无法无天的特权，代之以公民权利。改革曾是共识，现在却随着利益分化出现了社会认识的严重分裂。”[14]
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当下中国的重要现象，也是众多社会热点事件背后的重要推手。从臣民、顺民到公民，这条日渐清晰的发展主线，既见证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昭示着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一些权力者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与公众的进步未能同步。有网友调侃，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水准之间的矛盾。2009年末，汉字“被”竟从众多字词中“脱颖而出”，成为媒体眼中的“年度关键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民众正用一种嘲讽的方式，表达对权力者傲慢与偏见的愤懑和对自身权利缺失的无奈。物质上的中国逐渐富裕起来，精神上、权利上的中国不能贫困下去。朝野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需要寻求共识，达成妥协和让步，政府与民间社会需要共同成长。而权力能否及时、充分、真诚地与权利对话是其中的关键，它决定着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前途。[15]
2010年8月20日至21日，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温家宝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陪同下到深圳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与以上资料相符的是，从政府和决策者的角度，温总理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他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16]以此为基础，有人提出了中国应仿效当年的“经济特区”那样，摸索进行“政治特区的试验”。“实际上，全国的民间社会、基层百姓都在替中央思考：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很多人(包括本博)提出，出于稳妥的考虑，中国应该允许地方试验‘政治特区’。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真正的‘特区’试验。这个结论以及这个结论本身所包含的诉求的紧迫性，同样来自基层。所幸的是，中央能够看到这一点。当然，比起试验‘政治特区’更好的抉择是，重新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谁理顺了这个关系，谁就是中国历史划时代变革的奠基者。”[17]
2011年3月，两会在北京召开。3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做客新华网，就“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的转型与转变”这一话题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明白无误地提出了本文所关注的“微观转型”问题，其云：“关键时期，我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理解的。因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经历几次大的转型，每次转型都有一个关键时期。比如1840年以后西方势力入侵，使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又比如说新中国的建立，又使我们中国社会有一个大的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实行。我想改革开放30年前，也是一个大的转型。我们现在又面临一个关键转型时期，就是通过科学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她解释这种“微观转型”的深刻内涵和具体内容说：“这个转型或者叫做发展方式的调整，内涵非常深刻，也非常丰富，它意味着我们要从重规模、重数量、粗放式的发展向重内涵、重质量、集约式的发展。……再有一个含义就是要从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向注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更多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重视建立更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改善民生转变。当然它必然包含着从政府的管办一体到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多方参与、合力推进转变。所以这个转变意味着观念的转变，着力方向的转变，评价制度的转变，政策设计的转变，还意味着我们重点选择的转变。”至于这种转型的来源和动力，“我的理解是，这个转型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所形成的，也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压力逼出来的，是我们3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奋斗目标所需要的。”
从“温饱论”到“尊严论”、“体面论”……2010年以来，温家宝总理六提政治改革，尤其是2010年9月23日他在接受CNN的专访时发出了堪称“惊天动地”的声音：“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就在即将完成本文之际，2011年3月13日，又看到这样的消息——温总理在两会上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题时又明确指出：“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2010年8月，2010年10月，2011年3月，作为一国总理，温家宝多次较为集中地提出政治改革的呼吁绝非偶然，而是预示着一个转型期的来临。
四、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微观转型观
“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权贵资本主义”，“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群体事件”，“社会溃败”，“权利与权力的对话时代来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期待和平转型”，“又到于给自己动手术的时候了”，“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开创政治特区”……综合这些舆论和媒体信息，基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判断：无论有多激烈的争论，无论怎样评价，作为一种客观事实，近年来，确切地说，是以2000-2010年为一个酝酿期，以2010年为一个时间临界点，中国的社会改革又面临着一种“微观转型”，并在酝酿着一种求变、思变的社会时代思潮。梁启超先生论“时代思潮”曾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至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的出发点。”[18]
而目前在中国出现的这种热议、呼吁“转型”的风气，恰恰具有这种“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的特点，这也从一个视角证明了对于微观社会转型期及其临界点的确认不是一种主观臆想，而是确有事实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