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策略的新思考——从近十年(2001-2010)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年龄比较的反差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奖论文,中国科学院论文,年龄论文,获得者论文,反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2)07－0976－07
杰出科学家获得最高学术认可的平均年龄及其管理策略，一直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于实施科技人才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般认为，科学家一生中主要学术贡献通常是在四十岁左右完成的，在抽象程度较高的学科如数学和物理，这一高峰年龄段往往会提前，在经验程度较高的学科如地学和生物学，高峰年龄段则可能延迟；有些研究发现杰出科学家在五十岁前后往往出现科学创造的第二高峰；也有些研究认为，在四十岁之前科学家的创造能力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随后就逐渐开始下降[1]。基于这一理论，比照中国杰出科学家获得国内最高学术认可的平均年龄现状，此前我们一直认为，我国的院士群体总体上年龄偏大：“建国初期当选的院士平均年龄在52岁左右，1980年以后当选院士平均年龄则上升到62岁，1999年以后逐渐回落至60岁，比较诺贝尔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中国科学家普遍高出4－5岁，由此可见，从建制上促进中国科学精英队伍的年轻化，依然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2]①。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杰出科学家当选院士，仅仅是在国内获得最高学术认可，距离国际最高学术认可尚有差距，因此，要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从科学家管理的角度看，就必须在坚持学术条件不降低的前提下，对新增选院士的年龄适当加以控制。事实上，2000年修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细则》第四条就已明确规定：“要特别注意推选符合标准和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专家，在各学部正式候选人中，60岁以下(含60岁)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3]。在这一准则引导下，近十年(2000-2010)来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确实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然而，最近我们的统计研究却意外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又呈现出高龄化的反向发展趋势。
国内外杰出科学家获得最高学术认可的这一明显的年龄反差走向提示我们，问题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代科学的发展正呈现出某种复杂的新趋势。
1 杰出科学家获得国际最高学术认可时间正在延长及其政策启示
在我国，杰出科学家获得最高认可学术的形式之一就是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4]。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共进行了五届院士增选，累计新当选院士229人，平均年龄57.7岁。然而，和我们此前研究结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近十年来诺贝尔奖共产生了76位科学奖项的获奖者(为精确比较，本文仅统计诺贝尔科学奖项获得者，不包括文学、经济、和平奖等非科学奖项，下同)，他们的平均年龄竟然高达65.6岁。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近十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中国科学院新增选院士的平均年龄高出近8岁。进一步详细考察显示，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呈递减的趋势，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则呈递增趋势(详见表1和图1)。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
图1 近十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走势图
这种反差还呈现在各年龄段人数的差异上，详见表2和表3。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的年龄集中在50岁-69岁之间，基本上呈正态分布：中间多两边少，2007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同期诺贝尔奖获得者则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上这一个年龄段，年龄和人数呈正比。
这种年龄上的反差甚至还体现在相近学科之间。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生医学部与诺贝尔化学奖、生/医奖比较结果详见表4。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生医学部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几乎均比同时间的诺贝尔化学奖、生/医学奖获得者要低。总的来看，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增选院士的平均年龄比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低了近12岁，而生医学部则比生医奖低了6.5岁。
如果将1901年至2010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龄综合起来分析，杰出科学家获得最高学术认可的这种年龄增长趋势从宏观上看也十分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获奖成果的平均年龄在增大，对成果检验所需的平均时间在延长，反映了获奖难度越来越大……对成果检验时间越来越长”[5]。与之相对应，中国科学院新当选院士的年龄则由年长走向了年轻。
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持续增高的趋势提示我们，现代科学研究正日益从简单走向复杂，对杰出科学家及其创造性成果的确认周期也在日益延长。从世界范围内看，科学家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只有终身研究不辍的人才可能登上科学顶峰。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年龄持续下降的态势，反映了我国科学体制对现代科学发展趋势的适应和调整，同时也提醒我们，当选院士应该是杰出科学家攀登世界科学高峰新的开始，而不能仅仅作为最高学术称号和终身荣誉对杰出科学家乃至社会产生当了院士就可以功成名就停步不前的信号误导。
2 杰出科学成果获得认可的时间以及科学家创造力高峰年龄都在延长的政策提示
近十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渐趋增长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科学由小科学发展到大科学，科学研究由简单走向复杂，杰出科学成果从完成到获得最高认可的时间都在延长的基本趋势。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从做出成果到获得诺贝尔奖仅仅只用一年左右时间的情况已基本绝迹。据相关资料粗略统计(详见表6)：近十年诺贝尔奖成果从完成到获奖的平均时间分别是：物理类21.3年、化学类17年、生/医类20.1年；综合平均是19.5年。对比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1937－)的统计(详见表7[6])，1901－1972年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从完成到获奖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物理类12.5年、化学类15.1年、生/医类13.4年；综合平均是13.5年。由此可见，诺贝尔奖各奖项的认可时间都在不同程度地延长。路甬祥院士曾以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例进行过统计，结果也印证了这个趋势：“1901－1925年平均时间差为11.6年，1926－1950年平均时间差为10.7年，1951－1975年平均时间差为13.9年，1976－1999年平均时间差为19.5年。”[7]而近十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奖成果从完成到获奖的平均时间则高达21.3年，通过图2就体现得更为明显。
总体上看，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从完成到获奖的认可时间由20世纪70年代的13.5年发展到现在的19.5年，整整延长了6年。稍作推算，可以得知1901年－1970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是51.7岁，和近十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65.6岁相比，杰出科学家获得国际最高学术认可的平均年龄延长了约14岁。进一步对近十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个案分析不难发现，他们的成果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开始或完成。这表明，“科学上的贡献，尤其是属于开创性的贡献，出自青年科学家之手的异常地多”[6]。亦即杰出科学家科学创造的高峰年龄变化不大，但也有增长的趋势，从过去的平均38岁(51.7－13.5)发展到今天的46岁左右(65.6－19.5)；某种意义上看，此前认为的40岁和50岁两个创造力高峰时段也有合二为一的趋势。
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年龄段普遍增长的态势表明，当代科学研究活动的某些规律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职业科学家需要更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进入角色，另一方面，社会对杰出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越来越谨慎和严格。以瑞典化学家保罗·米勒(Paul Herman Muller)发明有机氯杀虫剂DDT(二氧二本三氯乙烷)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生/医奖为例；自从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详细描绘了DDT和其他杀虫剂对人类环境的灾难性破坏之后，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发明获诺贝尔奖是不恰当的。正如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所说：“如果科学家们可以因取得被普遍认为是提高了人类的健康、增加了人类的便利和能力的有益的科学成果而要求获得荣誉，那么，由于他们被普遍认为大量增加了破坏方式和各种污染方式等不利结果，他们也必须为此而丧失名誉，因为这些破坏和污染均是源于科学的技术开发所导致的”[8]。正因为如此，1997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评委会也公开表示为1948年的诺贝尔生/医奖授予DDT的发明而感到羞耻。由此可见，对于那些看上去很美的科学创新，评价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增加时间的考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或许是近十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切实能够对人类物质、精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十分华丽耀眼而潜在价值巨大的基础性成果上”[9]，就显得尤其重要，也是保证这一世界最高级别学术认可权威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趋势提醒我们，科学家的职责在于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企图一蹴而就的心态不但在理论上是有害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徒劳的；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科学无国界，但科学研究依然应遵循其内在的价值选择，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科技成果，人类必须始终保持谨慎处理的理性态度。
3 关于中国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策略的新思考
如前所述，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正在不断走向年轻化，和世界杰出科学家获得最高学术认可的平均年龄呈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
乍一看，似乎我国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背离了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的科技精英，代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毋庸讳言，总体上看，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尚有差距，如果目前我国院士的平均年龄也越来越年长的话，我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就将成为一句空话，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王迅院士就曾说过：“我只听说有七八十岁得诺奖的科学家，没有听说七八十岁做出可以得到诺奖的成果”[10]。因此，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平均年龄趋向年轻化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征兆，正是我国在科研管理、尤其是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表现。
我们此前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杰出科学家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已经大于或相当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时的平均年龄，那这样一支科学研究的国家队无疑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几乎没有院士式的自然科学家可以在70岁以后还有重大的创新成果”[11]。也“不应该奢望已进入晚年的这批科学家中继续出现奇迹——创造出诺贝尔奖那样的新成就”[12]。令人可喜的是，这一局面正在改观。近十年来我国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同期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呈现出8岁的反向差距表明，我国的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这一发展态势，在不降低条件的前提下，将更多的年轻杰出科学家遴选为院士；比这更重要的是：被遴选院士之后的这些年轻的杰出科学家以何种策略继续其职业生涯。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是科学家的个人选择，而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科学发展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了。
现有研究表明，科学研究的最佳年龄是在25岁-45岁之间，峰值是37岁左右[10]。科学社会学家巴伯(Bernard Barber 1918-)曾说过：“随着科学家的衰老，他对创新的反应，更有可能由于他的实质的和方法论的先入之见，由于他的其他文化积累而受到局限……”[13]因此，相对一个国家来说，如何重视关注和关心中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工作主要是如何发现具有潜力的中青年科学家并且选拔到适合发挥他们专长的科研岗位上，继续积极促进他们成长。因此，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的政策。如1987年设立面向3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青年基金；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优秀中青年人才培养专项基金；1993年国家教育部实施的“跨世纪人才计划”；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4年中国科学院推出的“百人计划”；2000年开展的支持“创造研究群体”的试点工作等等[14]。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的前5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院士的平均年龄高于同期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大约4岁-5岁。这种国内外杰出科学家获得最高学术认可的年龄倒置关系，也将我国和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差距暴露无遗。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平均年龄的不断降低，以及和同期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形成的正向差距关系，充分说明上述科技人才政策正在取得积极成效，为进一步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应当继续关注对当选院士之后的年轻杰出科学家的职业定位！除少数特殊情况需要转向行政管理岗位外，绝大多数杰出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资源和条件，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为攀登世界科学高峰贡献力量。“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为中国科学界创造一个恰当的环境……条件成熟了，成功也就到来了”[15]。为杰出科学家继续创造有利的科研政策环境应是重中之重。但是，在1998到1999年间，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曹聪(Cong Cao)在北京和上海访谈中国科学家后曾指出：中国科学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起冲击诺贝尔奖的势头，“同时，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在数量上如此之少，以至于被任命为各类行政职务而倾向于偏离研究事业……当他们淹没在各类行政事务的时候，科学研究下降的趋势也就在所难免了”[15]。根据《科学中国人》报道，2010年中国大陆共有11位科学家以通讯作者身份在《Nature》上发表论文，只有3位是院士[16]。这一态势值得警惕。从杰出科学家的管理政策上看，如何创造条件，为这些杰出科学家更上层楼保驾护航，也成为我国科技政策与管理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
根据赵红州(1941-1997)的统计研究：“不论哪一个国家，在行将上升为科学家中心的赶超年代里，杰出的科学家平均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17]。从历届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进步：近十年的平均年龄已经降低到了57.7岁，2011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则降低至52.6岁。因此，从政策角度看，继续保持对年轻杰出科学家的支持和及时认可，进一步降低杰出科学家获得国家认可的年龄，同时改变过去那种仅仅将院士当成最高学术荣誉的片面理解，继续鼓励支持年轻的院士潜心研究，冲击世界先进水平，在制度上为其研究创造条件，并对其非科学活动适度予以制约，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上看，不仅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而且在战略上也非常必要。
由于我国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由原来的高于同期诺贝尔奖获得者4岁－5岁，发展到现在的低8岁左右，使得我们对院士称号的管理也获得了新的调整和完善的机会：
首先，必须继续坚持院士的增选标准不变，警惕为了年轻化而年轻化的倾向，能否当选为院士关键还应取决于科研成果，而不是年龄。一味追求某种指标的自我陶醉式发展，除了宣传数据“喜人”之外，不能获得任何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事实上，不但不能片面强调年轻化，同时还应考虑不同学科科学成果认可的时间差异。结合表7和表8，就诺贝尔奖而言，从成果完成到获奖，物理学所花时间相比更短一些，化学稍长，最长的是生理医学领域。目前，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在年龄规定方面似乎还没有细化到学科层面。如何在坚持条件的前提下，既积极引导增选院士平均年龄的年轻化，同时也兼顾学科间的特点差异予以区别对待，应成为未来政策设计需要研究的课题。
其次，以往由于我国院士当选年龄普遍偏大，举国上下对院士群体更多表现为尊敬、学习并希望其对年轻一代发挥科研传帮带的作用，而不太强调对院士群体继续攀登科学高峰的战略要求，因此，也逐渐形成院士群体更多地在科研领导与决策、科研管理与咨询、科技决策与传播以及行政管理与社会文化活动中发挥作用，相对忽视了院士群体应该具有的职业定位——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杰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进一步作为。更深一层说，如何让年轻的杰出科学家全身心投入到业务领域，而不是几乎全部转行于其他非科学领域，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科学的发展。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现实中对院士的过度追捧，也使得相当一些年轻院士当选之后就由于工作需要被推上各级领导岗位，尽管作为领导者，依然可以发挥一定的科学引路人的作用，但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途上，却无疑使国家损失了一个难以替代的杰出科学人才，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任务又过早地转移到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这样的政策安排甚至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一旦当选为院士就转岗从政，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重任只能依赖于更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科学发展的接力棒在半道上反复交接，或许是我们仰望科学高峰却迟迟不得其门而入的重要原因——所有最有希望登顶的运动员都在半道转行当了裁判员。对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有过远见卓识：“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科学家一般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18]。“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18]。一般科技人员尚需如此，作为国家杰出科学家代表的年轻院士群体，更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立意高远，将当选院士作为攀登世界科学高峰最有利的新起点，而不是人生奋斗的荣誉终点。随着新增院士平均年龄的持续降低，过去那种认为“院士培养人才比自己继续从事科研项目更重要”[19]的观点也有必要予以一定的调整。
再次，必须进一步关注和促进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形成老、中、青三代科学家承前启后协调发展的局面。百年诺贝尔奖历史表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近百年来，也有第三世界国家间或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如印度的拉曼(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1888-1970,193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南非的蒂勒(Max Theiler,1899-1973,1951年诺贝尔生/医奖获得者)和巴基斯坦的萨拉姆(Abdus Salam,1926-1996,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在科技综合实力上迅速崛起。因此，关注和促进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成长，确保老、中、青三代杰出科学家的持续跟进，才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形成冲击世界科技领先水平的持续力量，诚如弗里德曼(Robert Mar Friedman)所言：“期望一位工作在中国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相信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科学技术高水平的唯一或最佳途径就错了”[20]。可以预期，如果我国继续加强目前对杰出科技人才的鼓励支持政策，适度调整对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与支持机制，使得绝大多数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在国家提供的优厚条件下继续潜心科学研究，我们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批能够冲击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团队力量。与之相反，如果放任杰出科学家群体在其创造力高峰时期全都过早地退出科研第一线，不仅对科学家自身的前期投入而言是巨大的损失，也将从总体上迟滞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12－01－09；修回日期：2012－02－21
注释：
①在徐飞、卜晓勇另一论文——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中国科学家群体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2):52－59——也指出了同样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够格入编‘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多数已是‘中国近代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为中国科学的发端曾做过重要贡献，相当一些已经过世或处于高龄，尽管这一统计不够完备，但毋庸置疑，中国现代科学家，特别是得到公认的大科学家年龄普遍老化，已经构成中国目前科技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