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发展观论文,当代论文,意识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全球生态环境虽然没有像今天那样空前恶化和引人注目，但是，马克思仍然以强烈的前瞻意识深刻地预见到了随着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将会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既唯物又辩证地阐明了人与自然双向依赖和双重建构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争取人类进步和环境发展双赢的策略，而且还从社会关系和制度保证等方面揭示了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促使生态环境优化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和总结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本·阿格尔、鲁道夫·巴赫罗、莱斯等人指责马克思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论调的错误性，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的环境意识指导下，变革传统非生态环境的发展观，建构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的当代科学的发展观，开辟一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优化，可以使人类永续发展的绿色文明道路。
一、马克思的环境意识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建立在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解答的基础上，其内容博大精深，哲理意味深长。
(一)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先在性和制约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
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都要以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条件。一方面，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人的理性再深邃，精神境界再高尚，能动性再巨大，都不能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和被制约性。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永远不能摆脱对外部自然界的依赖关系。马克思形象地指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有机身体即血肉之躯，还有一个是无机身体即外部自然界。他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上书，第49页)。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同上书，第120页)。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劳动，但是劳动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同上书，第45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历史的前提时认为，它既包括了个人的肉体组织、生理特征，受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包括了各种自然条件，如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等。他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自然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制约作用。他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560页)。这就说明不能离开自然条件抽象地谈论劳动和劳动的价值。马克思针对德国工人党纲领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错误提法，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卷，第5页)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一方面，人属于自然，决定于自然，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能动性，并不是屈从于自然的奴隶，人可以通过实践有效地改变环境，同时在改变环境时改变人类自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正是实践活动才扬弃了人与环境之间抽象的两极对立，达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面的统一。
(二)自然异化是人类不适当地改造和干预自然以及在私有制条件下出现的劳动异化所造成的。人类不尊重和善待自然必然遭到自然的惩罚
马克思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即自然在人类的过度干预下出现的对人类的背离和惩罚现象称为自然的异化。他认为自然异化伴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出现了，在早期是由于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深刻认识所导致的，是原发性的自然异化。他说：“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卷，第538页)。资本主义出现后，受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利益驱动，自然异化开始告别原发性阶段，而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出现愈演愈烈的状况。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过程生产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552-553页)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产生以后，自然的异化主要是人的活动的结果造成的。异化劳动必然产生自然的异化。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变和占有自然界，越是受到自然界的压迫和奴役。因为“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只有把工业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一本打开了的书本，才能理解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的本质，而通常的物质的工业又是以异化了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的结果，劳动者就会受他的异化了的劳动和异化了的自然所奴役，即深受生态环境的报复之苦。因此，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是人类咎由自取。
(三)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持续发展的术语和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有了通过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地租理论时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及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857页)这就告诉我们，在公有制社会，谁也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利用者，作为土地的利用者，必须善待土地，以便子孙后代的永续利用。在这里，马克思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马克思的“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的谆谆话语，与我们今天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警示性的标语“留得方寸地，让给子孙耕”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是理论深度又比我们的标语高出一筹。马克思要求我们留给子孙耕作的应该是改良了的好地，而不是一般的地，更不是被人类破坏了的孬地。马克思这话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马克思还认为，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劳动是有害的劳动。他说：“依我说来，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马克思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他反对了那种离开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谈论劳动和生产力的错误。通过对劳动异化和自然异化原因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要消除劳动异化和由劳动异化而造成的自然异化现象，必须进行制度的变革。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消灭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以及自然异化现象。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发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926-927页)马克思在这里既对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又指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
(四)要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马克思认为，优美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他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这就说明，生态环境作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又构成人类认识的对象、艺术活动的对象和审美活动的对象，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揭露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人的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摧残。他说：“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着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象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466-468页)马克思引用医生恩布尔丁的话说：“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祥地。”(同上书，第726页)他还引用医生汉特的话说：“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同上)马克思把不适合工人身心发展的居住环境称为：“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同上书，第723页)他认为应该改变这种“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生产着想的环境。”(《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108页)为劳动者提供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的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很显然，今天我们强调人类住区的可持续性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已露端倪。
二、马克思的环境意识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将环境问题始终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下考察，既说明了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又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既分析了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危害性，即自然异化现象，又揭示了解决自然异化问题的可能性。体现了他在环境问题上的自然意识与社会意识、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和未来意识的结合。同时显示了作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责任心、能动性以及环境未来发展趋势的乐观心态，表现了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完整统一。在环境问题上的唯物论的立场、辩证法的方法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等，构成了马克思环境意识的基本特点。
(一)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坚持了自然环境对人的优先地位，人的能动性再大，都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不能对客观的自然环境为所欲为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环境与人的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也显示了如实地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的思想
环境与人的关系，往往通过环境与人的思想意识何者第一性的关系表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马克思认为，环境对人具有先在性，人本身以及人的意识都是环境的产物。马克思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由于在环境问题上，环境具有客观性，对人和人的活动的先在性和制约性，因此，人的主观能动性再大，都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都是第二性的，人们对客观自然界的改造要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和善待自然界的基础上。人们高扬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大旗，置环境对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可支持性而不顾，任意地为自然环境立法，对自然环境巧取豪夺，甚至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地步，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在于无视或否定了自然环境的客观性，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膨胀的结果。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从自然环境的第一性出发，深刻地说明了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存在着一条割不断的纽带，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关系。离开客观的自然界，生产力就不会产生。因此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尊重和善待自然界，即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样也是唯物史观的观点。
(二)马克思的环境意识深刻论证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和双向改造以及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和双向建构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卷，第43页)人与环境关系的形成是在劳动中完成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204页)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的关系与人对社会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他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变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卷，第362页)这就说明，生产力虽然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应该延伸到生产关系这一人与人的关系上加以说明。换言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统一是与人与人的关系密切相联的。在阶级社会，自然的异化的深刻原因要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不解决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也最终解决不了。马克思说：“……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卷，第35页)
(三)马克思的环境意识是依据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对将来的可能性和发展趋势的一种超前意识，是一门已经构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的环境哲学
如同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21页)，哲学的使命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卷，第289-290页)哲学通过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反思，来达到自己对世界以及人自身的总体把握，并由现实展望未来，形成一种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卷，第256页)，人们为工业文明的成就而赞叹。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掠夺的胜利暂时掩盖了生态环境问题。认识生态环境将来对人类带来的麻烦，必须具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从现实出发预见到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充分显示了大尺度的前瞻意识和远程眼光。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的、变化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赋予新的内容。他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劈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卷，第48页)马克思又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同上书，49页)。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即人对自然的每一步征服都伴随着自然对人的背离。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既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又是自然的异化过程。自然异化是人破坏自然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关系的一定发展状况引起的。马克思说：“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卷，第37页)马克思进而认为，自然本身无所谓异化问题，自然异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是由劳动异化和人类实践方式不当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和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革新。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又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这同罗马俱乐部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将走上一条无绿色的坟墓的思想形成巨大反差。
三、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对当代发展观转换的意义
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对建构当代的发展观，特别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许多人乐观地认为，只要制度优越就不存在环境问题。同时错误地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单一地发展物质生产力，甚至认为可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生产力，而否定发展是系统的发展、整体的发展，既包括发展物质生产力，又包括发展精神文明，以及发展生态环境。人们还认为，环境污染没有什么问题，先污染可以后治理，根本不懂得一些复杂的生态环境破坏并不是都可以通过技术补救措施来解决的，它们往往具有不可还原性。因此，使环境危机愈演愈烈。西方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认识到了工业文明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在我国，由于发展观还停留在传统工业文明的阶段，与绿色文明相匹配的现代发展观还没有占主导地位，由于制度上存在着的一些弊端，包括考核干部指标体系上缺乏对其生态环境建设上的要求，因此牺牲环境求得发展的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现代化的一些成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发展观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和非生态的发展观。所奉行的主要发展模式有：一是单一的以物的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的发展。这种模式长期以来曾为许多工业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也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参照。其结果是重视经济增长，忽视人的发展；重视货币资本，忽视人力资本；重视商品价值，忽视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二是片面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以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受西方自由派经济理论的影响而普遍采用的战略。他们将发展与增长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由于忽视抓文化教育和人的素质提高以及法治和吏治建设，出现法纪不整，吏治腐败，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等弊害，导致“恶性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没有发展的增长”等状况。其三是狭隘的追求速度和一时繁荣的发展。为了达到发展中过高的经济目标，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忽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污染的治理，忽视自觉地调整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生产与消费的合理比例，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沙漠化、植被减少、水旱灾害等生态破坏问题，影响了当代人的发展向下代人的发展的承续性。在轰轰烈烈和昙花一现的繁荣过后，就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将马克思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的客观性、先在性和制约性的思想纳入发展的视野中考察，就能清楚地发现一个十分浅显明了的道理，那就是，没有生态环境也就没有人，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发展的持续性必须包括生态环境发展的持续性。必须对发展的合理性、人文性、可持续性等进行正确的价值评价。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不是一个概念。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物理上的物质的累积和吸取所表现出的数量的增加。而发展应该体现在质量上和功能上的改进。发展的合理性除了要充分考虑发展对人类的有益性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发展对生态的有益性，发展要遵循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规律，遵循生态学高效、和谐与自我调节的原则，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不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和调节能力。经济的合理性要兼顾和服从生态的合理性。发展的人文性体现在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有益于人的健康进步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发展并不只是为了经济指标的增长，它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发展的价值不是体现在物质的方面，而是体现在人的身上。那种脱离人的发展的单一的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思想与实践是错误的。如果以环境的遭受破坏和人们的公共健康受到影响作为代价来追求发展，就会出现非人性和反人道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可以说是不能冠以发展之美名的。今天，许多全球性的危害人类健康事件的发生就是在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恶化背景下发生的。法国著名学者佩鲁指出：“经济发展的外在指标以及这种对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所表现出的可鄙的迷恋，同人们及其共同体制定的生活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根据经验，这种紧张关系可被视为各种已知社会中一切非人道东西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新发展观》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发展的可持续性揭示经济只是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通过从有限的环境中吸取或积累物质而达到的经济规模的数量性增加是不可持续的。而质量性改进和潜力的实现则可永远持续。人类的发展应该是考虑发展代价的适度的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当作任意索取和处置的客体，要把人口、环境、资源等要素联系起来思考，不能以牺牲后续的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当代发展的高速度。当代中国的发展，要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去追求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发展。
环境与发展并不是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的关系，而是可以协调达到双赢的。解决环境问题不是要抑制发展和牺牲发展，相反，要以发展作为保证。但是，必须对发展的内涵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一句话，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取代传统的发展观。
第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和双向建构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价值的发展观转变为把追求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结合的发展观。
发展理所当然地要追求经济价值，但是，经济价值只是实现发展目标的价值追求之一，而不是唯一。经济价值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具体体现，并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的成果最终体现在人文价值上，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达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上。而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实现又要依赖于和取决于生态价值的实现。在人与自然共存和共荣的情况下，如果将生态环境视为只是满足人类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实现的当然的付出者，就会打破人与自然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就无法形成一个消费与供给相协调的机制，只有将人与生态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相互补益的动态系统，并将这一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整体协调和整体最优化作为价值取向，才能达到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三者兼顾、共同发展的目的。
第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发展视野只是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的发展观转变为将发展视野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与“人与社会关系系统”双向建构的发展观转变。
传统的发展观是单向的线形思维，认为发展就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所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系统”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人是主体，是索取者，自然是客体，是奉献者。自然这一客体的价值体现在它对人的功利上。人对自然索取得越多，其主体性越能确证，主体价值越能实现。同时，传统发展观又不能辩证地看待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爱护、索取与补偿的双向互动关系，片面地将物质无限性的思想移植到自然界上，认为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结果，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相当大的一部分又反过来成为人类征服自己的能力。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又遭到了自然界的反征服。人类在得到自然界慷慨馈赠的丰盛的馅饼的同时，又陷入了自然界设置的难以自拔的陷阱。只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考察发展，就会陷入两方面的困境：一是人类在向自然界的过度索取中，自然界因把物质和能量不适当地贡献给了人类而逐步贫乏和枯竭，人类可持续发展就失去源头活水。二是对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使人们的兴奋点只是聚焦于物质层面而忽视人类自身精神层面的发展。把发展的视野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和“人与社会关系系统”结合上考察，就会发现，前者产生的许多问题都受制于和根源于后者。或者换言之，不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系统”这一最为根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系统”存在的问题也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第三、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现实意识与前瞻意识相结合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只是追求当代富强和幸福的发展观转变为把追求当代的发展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的发展观转变。
当代是未来的起点，未来是当代的延伸。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紧密联系应是发展的必然逻辑。传统的发展观是将当代与未来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表现。发展就是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业化国家按照传统工业范式发展，生产了丰富的物质产品，把增加消费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用各种途径鼓励消费，通过商业广告出售消费主义，以致发达国家成了高消费和高享受的国家。人们的价值取向是物质第一主义。按照这种价值取向，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的刺激成为人生的目标和时尚。人们以大量占有高档商品和奢侈品为荣耀，并以抛弃许多只是形式已经过时质量相当好的高级消费品为乐趣，以此炫耀自己的富足，表示自己所拥有的金钱、名誉和地位。这种奢侈的生活远远地超过了人类的合理需要。为了满足当代人对物质的过度需求，人们大量开采资源，耗尽森林、草原和土壤，污染水域和大气，破坏生态平衡。其结果不仅超过了自然界的支付能力，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而且对人本身来说也形成极大的压力。许多现代社会难以治愈的“富贵病”盖源于此。这种发展模式引发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可能。将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保证发展链条的衔接性和连续性是当代应该倡导的发展观。为此，一方面，当代要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经济的适度发展就是要尽量减少和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能源以及资金的不必要或收效很小甚至是负效应的投入，尤其是稀缺性资源的投入，要确保有限的自然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达到资源开发、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倡导生态价值和生存价值的幸福观。按照生态保护的原则，抛弃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和高消费的追求，讲究生活质量的提高，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目标。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个人智慧和创造性获得充分的发挥，家庭生活更加融洽和谐且富有情趣，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协调，人的心理、信仰、审美和道德等精神生活获得高度的充实和满足。
第四、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说明了发展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将只是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观向把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与关注别国和别的地区的发展乃至全球整体发展的发展观转变。
传统发展观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对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兴趣只局限于自己所生存的范围内，表现出强烈的本位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色彩。为了自己的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可以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意到了环境保护的意义，到了90年代，各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热浪滚滚。但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环境问题，他们又把大量污染性的工业，甚至工业垃圾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虽然发达国家达到了保护自己环境的目的，但是，全球环境污染等问题反而加剧了。建立在环境哲学基础上的现代发展观很好地解决了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局部价值与全球整体价值的辩证关系。自然、社会和人类作为普遍联系的整体所具有的交互作用的关联性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卷，第51页)，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的时代(同上书，第42页)，“地球村”或“地球宇宙飞船”的比喻就是对当代普遍联系特征的精辟概括。马克思的系统哲学认为，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和极其复杂的物质系统，是一个由无数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其中各个局部要素都处于非线性的交互作用之中，当局部系统遭到破坏时，整体系统的特性也会随之失衡和发生改观。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生态价值已经具有超国界性的特征，任何置全球价值和生态价值而不顾，只是将视野盯着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求得自己利益实现的做法，都是极其愚蠢的。空气和水每天都在进行着超越国界的流动，它们已经构成了人类的公共财产。只考虑自己的一方净土，或者以污染别的地方来保全自己，都是不明智的短期行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需要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的胸襟。
总之，马克思的环境意识是我们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变革传统的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认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的环境意识，对于我们把环境问题上升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高度来认识，从而自觉地对忽视环境问题的发展观以及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实践进行纠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为指导，我们就一定能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好生态环境，使中国的现代化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