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_政治论文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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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2)06-0007-04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 出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而且包含着某些国际关系 行为体出于其自身利益与理念而人为推动的因素。如,政治民主化既是当今社会不断进 步、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西方一些国家及其政治家、思想家们多年来人 为推动、苦心经营的结果。可见,全球化作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向 度,即主观向度和客观向度。因此可以说,无论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发展得快慢,发展中 国家迟早都会被卷入这一潮流;但在全球化(尤其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观推进面前,发展 中国家必须有所准备、有所选择。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国家必须对全球化作出 结构性的回应。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首先意味着权力的非中心化过程(decentralization) ,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向性的。全球化为权力下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逻辑,但它同时 也为权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样的东西。这一双向性的运动——一条双向民主化的道路 ——与其说是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倒不如说是重塑了这种权威的条件,因为这一 道路可以使国家得以回应各种各样的冲击,否则这些冲击便会反过来挫败国家本身。” (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 000年1月版,第76-77页。)

可见,政治民主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近 代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时刻都面临着两大根本性的 问题,即主权问题和政权问题。主权问题事关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存亡,政权问题则直 接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因而,全球化的推进一开始就对中国政治 民主化形成了强烈的要求。

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然而,对于面临主权危机和政权危机的 近代中国来说,政治民主化的本质内涵就是使中国政治从传统的政治形态转向现代的政 治形态;而其中,政治制度的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注: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 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所以,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是 从政治制度开始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强调“师夷之长技”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就已初步意识到政 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时期,魏源、徐继畲等人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 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他们认为,国力的强盛、文明的进 步与民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后来的康、梁变法维新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基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国家与民族危在旦夕 。于是,制度改革开始从理论转向了实践。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与君权 的妥协中从民主共和走向了君主立宪,并把这一政治主张付诸于实践,发动了戊戌变法 运动。然而,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却进一步昭示人们:只有“革命”,才是中国政治和 社会走出危机、走向民主的唯一选择。

当时的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适应了这一时代发展的 要求。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这样,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 始的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在经历了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否定之否定 的过程之后,终于有了实际成果,即孙中山领导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但是,由于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是经过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所以它的 政权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虚弱。因为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 主权和政权这两大根本性问题,而且由于这一新政权的虚弱所引发的军阀割据又进一步 使国家的独立、统一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事实上,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结束了中国 长期专制统治的历史,但并没有真正挽救中国,因而也就无法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发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革命运动时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 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 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 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674~675页。)他还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从 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一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那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朕即国家”的逻辑已经行不通了。于是,在经历了几次 复辟与反复辟的动荡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把适应全球化、现代性的目光转移到政 治民主化和革新制度上来,以寻求中国的出路。这样,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可以说,历史也就这样 把中华民族的命运,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任务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托付给了全中 国的劳动人民。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自身的伟大理想。然而,中国 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因为,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真正能够挽救国家危亡,决定国家命运的既不是传统的旧势力,也 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而是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 东指出:“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 家命运的基本势力。……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 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 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674 ~675页。)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对中国前途命运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最 广大的劳动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也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对民主 政治的内在要求,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民主。

然而,从历史的传承性上看,中国现代的民主之路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 开启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设方面除了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民贵君轻 的民本主义思想、“为民作主”的“清官”思想等)影响之外,主要沿承了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思想。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所接受 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思想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然而,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具体实践来看,却直接受到苏联经验和模式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走 了一条与十月革命所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 经验和基本制度模式却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格局逐步建立。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和民族运动的高 涨,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条 件,采取各种经济、政治措施,推行了高福利政策,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西方国家又 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加入全球化发展的潮流, 政治民主化也就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因而,在世界各国都在依据本国国 情所进行的广泛的政治民主实践探索的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民主化进 程。

民主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以单一的民主模式来 实践整个人类的民主并不是当今社会的向往。人类社会民主化发展的活力正是来源于其 发展本身所遵循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其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其 客观条件的限制,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政 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来实现的”,但由于“革命后的社会具有浓重的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残余——这不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相违背,还将影响国家获 取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制度资源和合法性资源)——因此,政治 制度的建构是以‘打碎’的方式来进行的。……然而,新的政治制度的建设尽管有效地 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但是新的政治制度在革命化的建设过程中也形成了与计划经济 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特征。”(注:王邦佐、谢岳:《政党推动: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的演进逻辑》,《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第3-7页。)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民主化发展的 重大贡献。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个国家、各 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 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因而,人类社会的民主化必然 是多样的发展。基于这种多样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发展将努力汇聚人类民主实 践的精华,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对人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迅速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从而为我国 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政治建设的发展规律缺少科学认识,没有 及时地从革命战争的轨道转到政治建设上来,致使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建设又经历了一 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今后的路会更长、更艰巨。由于革命的胜利比毛泽东预想的还要快,再加上中国是一个 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超大型国家,当时我们对于在这样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政治建设方面,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而,我们只能“以苏为鉴”、根据自己 的国情在实践中探索。但遗憾的是,1956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没有坚持这样 做,而是又回过去用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指导新中国的政治建设,从而逐步走向 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民主化发展的道路,从而使民主政治成为 世界各国至少在价值取向上的共同追求(注: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 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民主之所以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 标,是因为民主与人类自身的解放密切相关。人类解放是人类获得自由,实现每个人全 面而自由的发展(注: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2页。)。但是,由于时代发展和现实条件的限制,我们今天所 实践的社会主义民主要能全面承担起社会解放的历史使命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 过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追求。

所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也日益深化。民主愈来愈 不再是停留于激昂的语言和恢宏的构想,而是不断地注重具体的运作程序和路径的选择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受极“左” 思想的干扰,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曾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改革 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伴随着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我国国际交 往的扩大,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象的重塑,举国上下对于发展和完善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期求也日益迫切,对于加快政治民主化步伐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然而 ,我国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应该怎么选择?应该从哪里入手来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目 前的中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大和 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二是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自己的事情由群 众自己依法去办,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无疑是现阶段具 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因为,“乡村民主”把国家民主和社会自治民 主结合起来,使国家政权的性质有了可靠的保障,并为权力全部回归社会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所以,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将间接代表制民主和直接自治民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但是,由于国家权 力是由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来行使,因此,就可能出现少数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现象,产 生权力的背离。为此,马克思指出:“民主因素应当成为在整个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 合理形式的现实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9—390页。)。这就是 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要通过参与国家、制约国家和收回国家以实现彻底的民主( 注:参见魏宪朝《试论当代中国的民主大战略》,《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4期。)。

但是,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条件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但 这一事实并不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将具有的美好未来。因为:其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基础和 社会力量,其中自主的社会和个人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强大主体力量;其二,依 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发展提 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政治动力,其中成熟的法治和完善的制度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发 展的重要保障;其三,基层民主的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提供广阔的实践空间 和成长空间,其中全面提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实践能力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有效 推动力量。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将随着现代化的 发展而得到新的发展,并在更高层面上体现出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优越性和价值 。当然,这种发展不可能自发形成,它需要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正如邓小 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 页。)

在今天的中国,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已形成,目标已明确,价值已确立,方 略已拟定。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积极实践中推进其发展,在不断发展中体现其价 值。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民主只有不断实践和发展才能赢得未来。所以,社会主 义民主的本质追求,足以决定我们今天所实践的社会主义民主将对人类社会的民主化发 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和长远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那些曾经怀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民主化思路行 不通,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那种试图直接触及现实政治体制中最为坚硬、最为敏感的 部分,直接从宪政民主入手,“毕其功于一役”,一步到位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实践, 也是不彻底的;那种试图超越阶段、急于跑步走向共产主义“大民主”的愿望,也是脱 离实际的“乌托邦”。只有从实际出发,从完善党内民主、大力培育“草根民主”的社 会基础入手,“自上而下”地提升基层民主建设的创新绩效并给予制度性支持的同时, “自下而上”地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双向路径选择,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才能 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的“大同”社会。

收稿日期:200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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