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朱万红
“八一”，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光辉标志。它标示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标示着中共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示着中共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历史开篇。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它被定为中国人民军队建军的纪念日，以节日的形式永远载入光辉的史册。作为一个永恒的象征，它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指引着人民军队筑就祖国的钢铁长城；作为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它鼓舞着新时代中国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Dysregulation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s seen in some neuroendocrine tumors of the gut.
八一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放弃了革命军队的领导权，从而促使蒋介石等新军阀公然背叛国民革命，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洗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和前途未卜的中国革命，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927年7月12日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形成了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5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通过了挽救中国革命的三项决议。一是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二是决定由中共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三是决定尽快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大革命的失败让中共清醒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革命不可能成功。这也是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的意义所在。因此，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来回答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为此，专门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起义后南下广东，夺取沿海口岸，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再进行北伐。
那么，起义为什么选择在南昌呢？首先是因为南昌城敌军相对空虚，地理位置也较为适宜；另外还考虑到当时局势的紧迫，以及起义前如何调动军队，起义后行军路线等问题。
当时，中共所掌握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麾下的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贺龙部第二十军。叶挺、贺龙按照中共计划，打着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旗号调动军队，率部由武汉、鄂东一带开往九江、南昌集中。九江是长江的重要港口，交通发达，驻有国民党重兵。相比较而言，南昌守敌较为空虚。聂荣臻回忆说“南昌城内敌军只有朱培德的一个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的两个团、第九军的两个团和第六军的一个团，加上机关人员，总兵力约1万余人。”而中共掌握的兵力却有2万余人。而且南昌与九江有一条南浔铁路相连，便于运送部队和辎重，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牛行车站与南昌城隔着赣江，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南浔铁路130公里的路程也无形中成了军事缓冲带。如果起义成功，部队又可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南下广东，与其他路线相比，从江西南下阻力最小。因为江西是国民党宁汉双方争锋之地，利用好敌人之间的矛盾，南下行军更有回旋的空间。所以，南昌是举行起义的理想之地。当然，在当时紧迫的形势下，也不容许作更多的选择。因为在叶挺、贺龙移兵九江、南昌时，已经“分共”“清党”的汪精卫有所警觉，他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秘密策划，企图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企图将其扣押，解除兵权。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知这个阴谋后，立即将信息告知叶挺、贺龙。鉴于形势的危急，起义必须就近举行、不容迟疑。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秘密抵达南昌，首先与朱德会面，了解南昌社会动向，分析敌我态势。朱德曾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军官教导团团长，对南昌的情况非常熟悉。据赵镕回忆，当年2月，朱德在南昌创办了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6月下旬，朱德被国民党右派朱培德“礼送”出南昌。7月21日，他奉党的指示又潜回南昌，利用滇军军中的老关系做掩护，秘密准备起义的相关工作。7月27日，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周恩来主持会议，缜密筹划起义事项，预定在7月30日晚举事。
阅兵员致辞完毕后，由中革军委主席领词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务……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誓言铮铮，响彻穹宇。
1928年5月，中共中央把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工农红军后，红军队伍逐步走向正规化建设，军旗样式的统一也因此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规定：各级军旗一律用五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同年10月，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其规定样式较前者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旗帜由长方形改为正方形；二是斧镰交叉图案改为锤镰交叉图案，结束了“旗号镰刀斧头”的历史。这次规定使红军的军旗制式提升到中国工农红军编制体系内。然而，由于受当时通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加之中央在短时间内又颁布了新的军旗式样，因此，1930年式军旗没有得到全面执行。
从“国际赤色日”到八一建军节
2.激发兴趣，进行学习心理过渡。一是关爱学生，古语说：“亲其师，信其道。”培养学生多提问、多思考、多总结的学习习惯。同时讲课时要深入浅出，使教与学始终处于和谐民主的气氛之中，同时多用学生日常生活中熟悉事例，诱发学生的求知欲。二是利用课内开展一些活泼有趣的数学游戏，如抢答竞赛等、数学知识接龙。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直到1933年，对“八一”的纪念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
1933年6月25日，中央颁布《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指出“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应向广大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的救星，并发动白区群众庆祝红军的胜利”。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由此可见，对“八一南昌起义”已经有了新的历史定位。当然，把“八一”定作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还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指出“8月1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正式“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至此，“八一”被法定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节日，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拥有了法定的意义和权威。
因此，1933年纪念“八一”的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特别的安排。7月1日，中央政府作出的《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就规定“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次日，中央局宣传部发布了“八一”纪念的口号和“八一”纪念的标语，开始为纪念活动作舆论准备。当日还特意召集瑞金直属各党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八一”宣传鼓动工作。7月12日，周恩来和朱德发布《红军纪念“八一”活动的中心任务》，决定在“八一”期间开展阅兵、授旗授奖章、新编师宣誓、运动会、文艺汇演等活动。
在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指示下，1933年8月1日前后，中央苏区军民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红色中华》辟有纪念“八一”的特刊和专号，专门报道各地相关的活动和文章。如7月30日晚，工农剧社举行了纪念“八一”的晚会，出现了“人山人海”的盛大场面。晚会还特别邀请毛泽东讲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他从南昌暴动与秋收起义……说到井冈山的斗争”，“使在场同志感觉到无限的兴趣”。
8月1日，在瑞金城南竹马岗第一次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阅兵典礼。清晨4点左右，苏区军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来。“在震天撼地的礼炮声中，在悠扬激昂的军乐声中”阅兵仪式正式开始。阅兵仪式分为三项：第一项是检阅部队，第二项是宣誓，第三项是授军旗授奖章。
本文针对球杆系统的研究现状，基于拉格朗日法重新建立了球杆系统的全量模型，并通过基于线性二次型(LQR)的最优控制，设计了系统状态反馈控制器。此设计过程即选取负反馈矩阵Kopt的值，使得闭环系统在内部稳定的前提下，对系统的动势能及驱动器的电能消耗进行优化。另外，本文在状态反馈控制器的基础上，提出了轨迹追踪器的设计方法，并在Matlab-Simulink仿真环境下验证了该控制器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首先，阅兵传令员请中革军委的阅兵员举行阅兵式，在红色战士的注目礼前和雄壮的欢呼声、口号声中，“三个阅兵员骑着马儿英武的通过了六百多米长的行列”。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对张发奎仍抱有幻想的张国焘突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武汉到达九江，连续给前委发来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并于30日早晨赶到南昌，妄图阻挠起义。前委极力排除张国焘的干扰，最后做出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后因消息泄露，起义提前了两小时。
宣誓完毕，中革军委授予当日成立的工人师军旗，勉励工人师英勇杀敌；又授予红军学校一面校旗，勉励红校创造大批的铁的红军干部。最后，中革军委给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以表他们彰领导南昌起义、创建红军和指挥作战的特殊功勋；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程子华、王震等53人。
从此，“八一”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一军旗与八一军徽
军旗和军徽是军队性质的象征，是军队灵魂和精神所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军旗因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而经过了从借用到仿制到创制的发展过程，最终确定为“八一”军旗和军徽。
1931年3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对军旗做了新的规定：旗幅的左上方为顶角向上的五星，金黄色，代表中国共产党；旗幅中心为一交叉的镰刀、锤子，金黄色，代表工农；除旗裤一边外，另三边有旗须（红色旗须代表步兵，黄色旗须代表骑兵，黑色旗须代表炮兵，白色旗须代表工兵，蓝色旗须代表辎重兵，绿色旗须代表医护兵）；旗裤为二寸三分宽的白布，用以书写部队番号；旗顶为梭镖，带须。由于新颁布的式样比较复杂，而且受限于根据地的物质条件，部队军旗并不能整齐划一地全部更新。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新旧军旗交叉使用的情况。
式中：X，X0，Xp分别表示待评草原生态安全物元的量值、经典域物元的量值范围以及节域物元的量值范围。ρ(X,X0)表示点X与x0=[a0,b0]的距离，ρ(X,Xp)表示点X与xp=[ap,bp]的距离。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越来越意识到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湖南省委，早在1927年8月18日召开会议时，就研究决定在秋收起义时公开使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正式亮出工农武装的旗帜。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在工农兵苏维埃的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因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秋收起义部队擎起了中共的第一面军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军旗是何长工仿效苏联国旗设计的，《何长工回忆录》这样记述着：“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10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毛泽东在词中也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打出的旗帜各有不同，但大多离不开镰刀、斧头、五角星和红色旗面等元素。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8月1日2时整，三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南昌夜空，这是起义的统一信号。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在南昌城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当年烽炬传千里，从此风雷遍九垓”。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竖立起一面鲜红的斗争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其意义深远而伟大。
通过举办和参加各类各层次展销会、推介会，积极引进省内外客商，把本地特色产品推出去，促进“一带一路”市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积极参加兰洽会、张交会等农业展会，充分利用各类平台，与来自中西亚、欧洲等地区的中外企业采购商开展洽谈。通过各层次的展销会，先后引进了中农大康公司等一批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有效带动和促进了工商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与此同时，通过各类农业展会，借机展示宣传高台县特色农产品，有效提升了高台县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形成这一认识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从后来开展“八一”纪念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可以看出。最初，纪念“八一”与纪念五卅运动等革命日的意义一样，只是把它当作普遍性的反帝斗争或反帝拥苏的宣传动员日来看待。如在1929年7月27日发表于《红旗》的《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把“八一”定为“国际赤色日”，以“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动员自己的战斗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一直到1932年，纪念“八一”都是以“国际赤色日”或“反帝战争日”来冠名。如中共中央1932年6月8日颁布的《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苏区中央局1932年7月10日颁布的《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武装示威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1932年8月1日发布的《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都强调“‘八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劳苦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日子！”
南昌起义时，中共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吸引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宗旨的丑恶面目，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打出的旗帜仍然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起义部队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上文例(1)这样的句子属于典型的叙事语体句，符合上面列出的要求；而在《骆驼祥子》中的另一段，则属于非典型的叙事语体句：
1934年，在“二苏大会”上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规定：军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角上有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这实际上是1931年式的简化版，去掉了不同颜色的旗须，统一为一种尺寸，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以国家法令对军旗式样进行统一，更具权威性。所以，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前，红军军旗基本上以1931年式样为主。
抗战时期比较特殊，八路军、新四军除了打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外，在抗日根据地内或人民军队内部，常打出红军军旗或素面红旗。
不得不说，黄梁是一个好男孩。他的父亲在官场叱咤风云，但他却简单纯真。当然，我们的交往是地下式的，这一点是我提出来的。黄梁不解地问，林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年轻人谈恋爱，你未嫁我未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解放战争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把素面红旗作为军旗。直到1948年初，战局基本明了，人民解放军不久即可向全国进军。因此，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2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电，征求对设计军旗、军徽和臂章的意见，请各地各单位研拟具体样式报送中央审议。不久，军委收到500多份应征图案。年底，毛泽东看到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该刊封面上有一面标识有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红旗，毛泽东和首长们很是欣赏，指示可按这个思路设计军旗：“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共领导军队举行南昌起义，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纪念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喜庆颜色，可作为军旗底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黄色。
从图1可以看出，在前2 h内，加热对异黄酮含量影响最大，四种化合物含量明显下降，而在之后的加热过程中，尤其是8～14 h之间，异黄酮类物质含量趋向平稳，表明异黄酮类物质对热相对稳定，在反复精炼过程中可能不易除尽；结果表明，黄豆苷和染料木苷在加热的过程中明显的降低，可能与糖苷键断裂有关。虽然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的含量相对有所降低，但其含量比之前测定的其他自榨食用植物油中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含量高出很多，其他食用植物油不含有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或者不同时含有。因此，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可以作为餐厨废弃油脂掺伪鉴别新的标志物，为鉴别餐厨废弃油脂掺伪提供可靠的依据。
按照指示，军委工作人员拟设计了三种军旗图案：第一种是五角星外加“八一”二字，置于旗幅左上方；第二种是五角星置于中央，“八一”二字竖写于五角星内；第三种是五角星右侧加“八一”二字，置于旗幅上半部中央，下半部加五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中国的五条江河。经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毛泽东和与会的同志对于军旗比较看重第一种图案，对于军徽比较看重第二种图案。
1949年5月2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各部门的领导审定了“八一”军旗的标准样旗。5月3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指示》，指出：“定于六月十五日全军正式开始启用。要求‘在部队中广泛地进行教育，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含义，务使全体指战员有深刻的了解，并自觉维护我人民解放军光荣旗帜的严肃。”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新华社在公布这一命令时，发表了题为《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社论。社论说：“军旗和军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缀着‘八一’两个字。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烂的星光照耀着中国。”
1933年7月2日的《红色中华》
回溯历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军队始终以为民奋斗为宗旨，听党指挥，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创造了辉煌而无与伦比的建军大业。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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