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中央主导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的同时，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在这场转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市场转型（注：英文是“Market Transition”， 也有人译为“市场过渡”，本文中一律采用“市场转型”的说法，以免混淆。）理论的宏观背景
对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兴趣的增加与社会主义研究中研究范式的转变有关。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西方社会科学中一个最基本的灵感来源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对社会主义及其转型的认识，则成为近一、二十年来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苏东和中国开始发生巨大社会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对东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是全能主义和现代化两种理论范式。
全能主义范式认为，全能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全能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impersonal）、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
现代化理论范式则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革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像全能主义范式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全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范式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探索新的理论范式的工作开始了，这就是后来逐渐形成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以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一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它考察像家庭和亲属制度这样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像国家、工会和厂商这样的正式组织是如何塑造市场的（孙立平，1996）。
在经济学领域中，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Kornai）在这方面作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用“短缺经济”和“预算软约束”两个核心概念成功的解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经济运行过程，从而将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象的研究引入到了主流经济学当中。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则开始于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Szelenyi）及美国社会学家维克多·尼（Victor Nee）等人的研究之中。
精英转变命题
一些学者认为市场转型的主要获益者将是那些在转型之初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那些提出转型导致经济精英调整的人，预测将有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出现，同时随着新的权益逐渐转向以往的贫困层，社会不平等将会得到缓解。罗纳－塔斯（Rona-Tas）把持上述看法的学者们的假设归纳为“精英转变命题”（Rona-Tas,1994:40-69）， 他认为撒列尼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和维克多·尼的市场转型理论（1989）可被视为“精英转变命题”论的代表。
1.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撒列尼对匈牙利家庭农场的研究表明，在匈牙利，私营农业在60年代早期就已经合法化，受到共产党国家政权的支持。在这些行业中最为活跃的人员来自那些在40年代中期就已经熟悉市场经营之道的家庭。撒列尼认为，农业生产中市场的形成是某种长期历史趋势的延续，这一趋势后来被共产党的试验所中断。
在匈牙利共产主义的最初十年，富农及其子女的生活机会在集体化政策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农业政策发展以后，那些早期受到不公对待的大中型土地所有者得到了补偿，而许多共产党干部则较少可能参与市场导向的私营农业。撒列尼由此推断那些原来受到冲击的人将重新取得相应的优势，并预测一个新的精英集团将从社会基层中出现。不过撒列尼还发现，尽管干部不太可能从事家庭农业，但是他们的家庭农业产出高于其它人，而且干部更易进入高度集约化的生产市场并从干部身份中获益（Rona-Tas,1994:663-681）。
2.市场转型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维克多·尼首先明确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Nee,1989），他用三个命题10个假设解释了中国自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维克多·尼提出的三个命题是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市场权力命题认为，市场转型会导致权力的下移，即权力会更多地转向“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农民和工人）， 而不利于再分配者（官僚干部等掌握再分配权力的人）。市场刺激命题认为，由于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权力，这就会激发起直接生产者的更大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率。市场机会命题认为向市场化的改革将创造出新的流动渠道和机会结构，使企业家身份成为一种可以替代官位的东西。同时，维克多·尼又提出了由这三个命题衍生的10个假设，这些假设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随着向市场的转型，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的回报将会增加；接近城市对农民家庭收入的正面影响要大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经济机制的效果等。并用他1985年在中国福建农村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资料验证了这些假设，从而完成了他的市场转型理论。
维克多·尼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Nee,1991），对他的市场转型理论的某些论断作了修正。他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的改革还处于非常不完善的“局部改革”（partial reform）阶段，同时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的经济整合机制仍是再分配机制而不是市场，所以再分配者依然可以从市场转型中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谋得利益，但是相对于直接生产者而言，他们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比他们获得更少。他进而预测，随着改革的推进，并且当市场逐渐取代再分配而成为主导的经济整合机制时，那些原来处于再分配体系中优势地位的官僚、干部的权力和利益将会更显衰微。
精英持续命题
维克多·尼的市场转型理论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即后来的“市场转型争论”），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评论。罗纳－塔斯认为，维克多·尼的市场转型理论以两个假定为基础：补偿性优势假设和结构限定假设。补偿性优势假设认为，经济协调的类型——计划型的或市场型的——决定了各个社会位置上的收入分配。通过给予某类位置以高报酬，可以使行政计划式协调和市场调节分别有利于不同的位置。这两类位置相互排斥。因此，那些在行政计划式协调中不受优遇的位置（如私营企业家、个体业主等）将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补偿。而结构性限定假设认为，可以通过协调系统为每一个个人和家庭配置的位置来充分地界定它们。协调形式的变迁将导致位置酬报的变化，因为变迁就意味着引进一种自身具有排外性优遇位置系列的新经济准则（而这些位置以往未曾得到过优遇）。而改变位置的酬报就意味着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酬报，因为没有人能摆脱他自己的位置。如果那些昔日处于困顿的人现在得到了获益，那么可以说个人和家庭间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将必然有所缓解，尽管这种缓解在短时期内尚不一定明显，但此种趋势至少是存在的。
与上述诸如基于维克多·尼的“补偿性优势假设”和“结构限定假设”而形成的“精英转变命题”完全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市场转型过程中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原来就处于社会上层的旧精英。这派观点可称为“精英持续命题”（Rona-Tas.1994:40-69）。精英持续命题又有几种观点：
1.技术官僚持续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滋生了一类技术官僚，这些人可以利用他们的专长维持他们的地位。技术官僚持续论不同意补偿性优势的假设，认为党员和企业家行列的人员循环都考虑德才兼备，这是造成持续的主要来源。许多研究表明，教育程度高的人会在市场中发挥得更好，由于干部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员，所以他们也会拥有一个优越的位置。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中获益较多的都是那些位置比较类似的人，即那些受过较多技能培训的技术官员。
2.权力转换论：另一种持续论观点是权力转换论。 斯坦尼斯基（Staniskis,1991）用“政治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向经济精英的直接转换。她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把持重要岗位的干部可能利用其位置便利地攫取国家财产。一些干部可能利用转型期的种种混乱，通过非正式渠道以及广泛的交际网络将国家财产转为已有。权力转换命题否定结构限定假设，认为个人不是正式制度的玩偶，他们善于为自己开辟门路。
罗纳－塔斯用自己在匈牙利的实地调查资料证实了技术官僚持续论和权力转换论。他认为干部更有机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全面深入的市场经济转型将会加剧不平等。
3.权力持续论：边燕杰（Bian Yanjie），罗根（Logan）利用他们于1988和1993年在中国天津所作的调查资料对市场转型中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他们认为中国的两个关键制度，即共产党执政和单位制度，对市场转型中的分层体系有重大影响。他们发现在中国市场改革的最初5年（1980－1985），不平等有少量的减小，不过与维克多·尼的解释相反，他们认为这并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是改革初期中国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了对低收入者的补助从而获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当市场改革全面深入以后，社会不平等程度会有些拉大，那些原来握有权力或属于优越地位的人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Bian Yanjie & Logan,1996）。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述的“精英转变命题”同“技术官僚持续化”、“权力转换化”和“权力持续论”之间，以及这些理论各自所立足的假设之间的异同性。例如撒列尼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和维克多·尼的结构性补偿理论都认为干部不会成为新的企业家。而技术官僚持续论和权力转换论则认为相反。维克多·尼的市场刺激命题以及技术官僚命题都认为具有高学历的人在生意场上会更成功，而企业中的行政干部却不会有什么优势。还有，权力转换命题和撒列尼都认为干部一旦进入商界，仍然可以得益于他们的干部背景及其关系网络。最后，维克多·尼的结构性补偿理论预测不平等程度将会缓解。而技术官僚持续论和权力转换理论认为旧精英的存在将导致不平等程度的加深。
过渡还是转型
撒列尼和科斯特罗（Kostello）在《市场转型的理论：趋向综合？》一文中，对市场转型理论中的争论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市场转型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市场和不平等的关系如何？以前或现在的干部从市场改革中得到好处了吗？市场转型理论的目的论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撒列尼等人认为，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有关不平等在开始阶段减小而在后来变大的看法，是所有争论方都接受的。只不过在对转型初期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的机制的解释方面，各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撒列尼和维克多·尼认为不平等的缩小是市场渗入（market penetration）的结果。对于这一结论，撒列尼等人自己作了理论上的解释。他们认为当社会主义经济还处于主导的经济时，市场就具有平等化的效应。而当市场持续渗入时，市场就会扩大不平等。这时的再分配就可以起到减小不平等的作用。他们进一步指出，市场和再分配并不内在地产生平等或不平等的结果。这种结果依赖于它们所处的广泛的宏观制度设置。而边燕杰和罗根则认为1977年以后的平等化是国家再分配为了保持市场改革的顺利进行而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而后来不平等有所扩大则要归因于市场渗入。
在第二个问题，即干部与市场的关系的问题上分歧也很大。撒列尼认为分歧来源于不同的市场渗入类型和如何解释增长的影响。他指出以前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市场的理解太过笼统和含糊。所以他区分了三种市场渗入类型：a.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b.市场和再分配共存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c.以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导向的市场。
撒列尼等根据他们对市场渗入类型的区分，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不同阶层的优势更替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作了历时性的综合。他们认为从20世纪中期到1980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从1977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间的属于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市场在整个经济中还处于边缘地位，市场参与是有风险的。这个时期市场的主体是那些农民或者农民工（worker-peasant），不需要很多的技能和证书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性市场经济对平等化的调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地方性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转型理论的多数预测是正确的。但其中有关人力资本回报的假设则显然是过头的。因为在宏观上市场机制发育不够全面的前提下，人力资本回报增加看来是无法得到充分保证的。
撒列尼等继续分析道，从1980年到1989年的东欧，以及1985年以后的中国，私有经济活动具有了合法性，一种新的市场渗入类型出现了——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这时，市场的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化。市场竞争起了更大作用，市场参与的风险减小了。更有素质的人进入到商业活动中，而那些受过较少教育处于社会边缘的先行者则开始逐渐失去先前的“脱制”性优势，而退居市场经济的配角。一些干部也参与到市场中去，而干部精英中的技术官僚开始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他们使官僚特权“商品化”。不过，他们认为，这时的市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补偿机制。即使是那些受过较少教育，收入较低的群体也仍然能从以再分配为主导的第二市场中获得利益。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更确切的可以描述为拉大与缩小不平等的相互制衡性的双重体制。在这一点上，除了撒列尼外，华尔德（Walder,1995、1996）、奥伊（Oi）、边燕杰和罗根也都认识到了市场和再分配共存的机制对社会不平等体系的双重影响。甚至可以说维克多·尼的理论中也同样包含了这一认识。只要留意一下他对中国的“局部改革”的论述，就不难理会他对改革期中国不平等状况的改善与回升的体制性原因方面的双重性的阐释。只是他关于进一步的改革将使直接生产者受益而使干部或前干部相对受损的断言，未免是得有些武断。
撒列尼等进一步论述道，1989年以后的东欧，私有化成为那些国家的国策而不再仅仅只是一些鼓励性措施。由此，到了这个阶段，市场便成为其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而干部精英不是简单的由旧精英转化成了新精英，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一部旧精英开始失利。甚至有人指出（Hanley,1995）在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带有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在社会等级的上层和中层出现两个新的阶级：新企业资产阶级和新型小资产阶级。新企业资产阶级主要来自旧体系中的技术官僚部分；而新型小资产阶级则可能来自前中产或中低阶级。简言之，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导向的市场渗入的最大获益者是前技术官僚精英；而主要的受控者则包括那些原干部精英中的行政官僚、穷人和原国有企业中的大部分工人。而同时，撒列尼等指出，在中国，公有经济仍然持续存在。
在撒列尼等人上述的综合中，实际上已经比较清晰地理出了东欧与中国等不同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转型过程的展开路径上的异同之处。也就是说，从上述阐述中，人们可以发现，撒列尼等人更倾向于认为1989年以后的东欧，步入了更为激进的全面转型阶段，而中国式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则以多地体现出“过渡性”的特征。
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在总结以前市场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孙立平教授提出了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孙立平，2002）。他认为，国外的“市场转型理论”有四个特点：第一，所关心的是组织、制度等结构性的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问卷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第四，布达佩斯学派（Karnai,Szenlenyi,Stark,Staniski,Hankiss等）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是伴随政体的断裂而进行的。
孙立平指出，中国的市场转型与苏联、东欧相比是非常独特的。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
孙立平认为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和政体连续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形成带有很强的连续性。他分析道，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论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不同类型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第二，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是可以转换的。在苏联、东欧，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是以政体的非连续性为前提的。由于其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样就大大削弱了过去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资本的相对弱化，是其它类型的资本形成相对独立性的条件。而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并没有伴随政权的更替，所以中国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即使是在市场机制成为整个社会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它资本类型的控制和操纵能力。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的，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状态存在的，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并不表现为是不同类型之间精英的转换。
如前面所述，华尔德，奥伊，边燕杰和罗根甚至维克多·尼都注意到了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系下，再分配、市场双重机制的存在对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对再分配和市场究竟如何与不平等发生关系，他们并没有作详细阐述。孙立平在《权力与市场的双动力》（2001）一文中认为，中国在短短的15年内，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有所拉大，就是因为再分配权力和市场形成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合力，都对不平等起了推动作用，而不像撒列尼等人认为的那样，或者更多地强调再分配的作用，或者更多地强调市场的作用。
中外学者在对中国社会市场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现象的认识上，何以会出现相当的差异？说到底还是要归因于认识论上的问题和研究者本人所处的研究环境的不同。尽管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问题的国外学者，如斯塔克（stark）和维克多·尼等， 立足于——能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中独特的制度安排的、并能将从属群体、社会网络、民众文化等诸多非正式因素作为其重要的范畴纳入到自己研究视野之中心——新制度主义的认识论战略，但从他们最近所作的一些研究中，仍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对非正式因素的关注有所减弱，罗纳－塔斯认为，这或许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由“侵蚀阶段”步入“转型阶段”有直接关系（Rona-Tas,1994）。
孙立平则进一步指出，（主要立足于新制度主义的）布达佩斯学派的“市场转型”理论具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视角。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制度、结构、组织、精英转变的过程。但对普通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境遇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却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而中国自90年代以来在资源重新分割的基本格局之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这个底层社会主要是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构成的。这个底层社会，既是市场转型的产物，也是影响市场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作为“侵蚀”阶段的80年代，普通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农民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农业生产制度的实行，还是城市中的下层人（主要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员）对于最初的市场经济的催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复杂性的理解。孙立平本人所倡导的“实践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恰恰是出于对处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诸主体以及处于实践状态中的社会运动过程之把握的实际考虑的。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用一种称之为“过程一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研究社会现象，以更大程度地接迎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在涉及到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具体分析时，他更强调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
总结和看法
市场转型理论的出现有其宏观的社会和理论背景（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指出的），它所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家再分配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进而也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层结构和序列。对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动力、过程、结果以及趋势的探讨，不是用一、两篇论文能够阐释清楚的。撒列尼和维克多·尼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市场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转换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涉及了市场转型对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结构、分层结构的影响。但就市场转型和不平等的问题来说，笔者以为，应该区分市场转型的不同阶段；而对于不平等的概念，笔者认为也过于笼统。因为平等和不平等按照不同维度可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机会的、事实的等许多方面。而市场转型理论及争论中涉及的不平等则基本是指经济上的，更具体的说是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所以在探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时，对不平等应作比较明确的界定，这样对市场转型中的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楚。在这方面，我国学者李强在他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2000）一书中，对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作了理论上的区分。
对于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问题，中国的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我国学者李路路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私营企业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精英转变和精英持续的现象都是存在的（李路路，1998）。不能否认，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底层民众从市场改革中得到了好处（特别是在改革初期），但是自1985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权力精英和技术精英（文化精英）更多地从市场改革中获益，特别是权力精英的影响还非常强大。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市场转型理论总的发展趋势毕竟呈现出了从原来的比较局部和笼统的研究趋向综合而细致的研究的特点。如对转型阶段的划分、市场渗透类型的区分等，而孙立平提出的用“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底层社会的研究立场，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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