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壮接触诱发的语言变异的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族接触与汉、壮语的变迁
在今广西境内，从秦汉至明清，民族接触类型相对单一，都是地缘性的汉族侵入型接触，接触中的民族除了汉族，还有百越族各支系民族，其中主要是汉族和壮族先民的接触。在语言上，先是古代中原汉语和原始壮侗语的接触，之后是壮族与平话的接触。
从语言谱系说视角看，原始壮侗语(侗台语)和上古汉语的变迁都是一种自然分化，原始壮侗语分化出台语、侗语等，再从台语分化出壮语、泰语、傣语；上古汉语从原始汉藏语分化出来，再到中古汉语和汉语南方诸方言。但是这种分化的说法掩盖了语言演变的复杂性，现代壮语、傣语等语言中的汉语成分在它们的语言总貌中占较大比重，且来源远不单一，自然分化一说无助于人们去认识它们的演化事实，区域语言学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地区，尤其是桂北地带，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系统融合成分交织得很深，难说这些语言属于哪个支脉，如广西五色话就是典型的侗台语和汉语的融合形式(陈其光、张伟1988；罗美珍、邓卫荣1998)
在史前的岭南地区就可能有语言接触发生。吴安其(2008)从汉藏语、南岛语和南亚语有一些基本词有对应关系来看，认为新石器晚期开始，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与华南地区的其他语言有过接触，栽培稻起源于末次冰期后的华南地区，不同语系中就有相近说法，应是语言接触造成的词的扩散现象：
其2008)
古侗台语跟古越语是同一回事，韦庆稳通过《越人拥楫歌》和壮语的比较，发现古越语属于侗台语。郑张尚芳(1997)通过解读古越语文献《勾践维甲令》，认为古越语是今侗台语的祖先。壮语中存在的与上古汉语法平行的某些现象，可反映出古侗台语与汉语的接触，如：
在秦统一岭南后，跟古侗台语接触的汉语先是“雅言”，即秦汉时的汉语通用语，随后才是“古平话”。《论语》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那时官方交往，文人讲学，祭祀活动，都使用雅言，可见雅言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共通语。杨雄《方言》里把方言与天下通语相对，这通语应与雅言接近。秦始皇在岭南用兵，并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也把雅言带到这里。汉代上燮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不少中原文人慕其名前来依附，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讲学传播中原汉文化，虽籍汉字，但须读出音来，土著在学习汉文化时也是学雅言，久而久之，雅言在越人双语者中必产生变体，这是古平话的前身之一。
广西的通用汉语应是“古平话”(曾晓渝2004；张均如1982)“古平话”在声调上与原始壮侗语对应。李方桂(1977)根据暹罗碑文(13世纪)推知原始台语应有A、B、C、D四个调，暹罗碑文里的A调无标记，B调辅音上有一竖，C调辅音有一横，D调为塞音尾音节，声调仍没有因清浊而分化，但已有清浊声母的区分。原始台语四个调与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对应。梁敏、张均如(1996)认为，原始侗台语A调有通音韵尾，B调是-
；C调是-h，D调是-p-t-k。吴安其(2002)认为壮傣、侗水语支语言的分化大约在中古隋唐时期，分化时已有声调，理由是壮、傣、侗、水诸语言里上古晚期或中古前期汉语借词调类的一致对应，若它们不是同一共同语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形。由此可知“古平话”是四个调。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声调系统大约形成于东汉，那么“古平话”应在此后的两三百间形成，至迟也在唐代形成(曾晓渝2004：72)。
Zima，Petr(2007)谈到接触的层次时说，人们接触的时空不同，对语言系统的干扰也会产生不同的层次，在接触社会内部，不仅要考虑地理上的距离，也要考虑他们来自哪个不同的社会文化阶层，后者有时更重要。以时间差异来说明接触的层次是不够的，这个时间因素的持续性(continuity)才起决定作用。从汉到唐宋，相近的移民来源，相近的接触环境，几百年间在不同地方形成同一种内部少有差异的方言是绝对可能的，从同的方面看，今广西各地平话或土话，无论桂东、桂北，都有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如帮端两系部分字仍保留“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等特点，咸合三字仍收-m尾，再如平话虽为广西本土方言，但与广东粤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一种方言因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移民影响，而不同程度著有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特征，不同时空中的民族接触带来的语言间影响也会留下不同的层次，“‘汉语化’是层叠性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汉语层层渗透于所接触的少数民族语言之中。”(曾晓渝2004：14)而对于汉语接触性方言平话来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移民南下，北方汉语对平话的冲击也是层叠性的，平话中既有上古汉语层次、中古汉语层次，又有近、现代汉语层次，汉、壮语接触的实体是平话和壮语南北方言，不同时期的汉语特征正是通过平话而传递到壮语。无论从平话自身，还是从壮语的汉借词，我们都发现有上古汉语的一些特征，其解释的可能性只有两种，一是根据汉、壮民族接触历史，可推测汉代以广信为中心的岭南地区有可能已形成一种接触性方言，这才是古平话，由于不断有北方汉语的冲击，经无数次层叠，上古特征几近被覆盖；二是这种古平话形成于上古晚期，隋唐前后的北方移民汉语中还带有很多的上古汉语特征，再经南宋发生的北方中原人口南迁第二次高峰(由于南宋时北方再次沦陷到外族手中，大批中原人逃至岭南地区，此后再没有类似规模的北方汉人移民)，在古平话中深深留下了中古汉语的痕迹，才有平话与《广韵》中原汉语音系的对应。
每一种语言都是多元性影响的结果，决不是历史主义演变理论所主张的一种语言是另一种语言的“线性”延续。德国学者Eberhard，W.(1969)在解释中国地区性的文化行为差异性和多元性时，提出一种“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认为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这种文化区域性差异的解释有三种途径：一是原居住的母文化，二是移民社会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与原环境不同；三是移民与土著住民的互动。根据第三种假设，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故而产生不同的语言变异现象。由于汉、壮民族长期接触及北方各时期汉民族文化与壮族文化的互动，从而形成了平话。
二、壮语中的汉语成分
当代语言接触理论揭示，如果一个语言系统A的多个层面受到语言系统B的大量干扰(非机制意义上)，就意味着B也会受到A的干扰，那么就要在两个方向上研究这两种语言系统的相互干扰，也就是说，要分析从A到B的干扰，须把从B到A在各个层面上的干扰分析作为补充。在汉语和周边语言的接触关系研究中，汉语如何对周边语言产生影响是主要研究倾向，而缺乏周边语言如何影响汉语的研究成果，汉、壮语接触研究同样如此。从壮语的现实看，壮语在语音、词汇、语法诸层面都受到汉语的极大影响，其中以词汇最为突出，说明汉语在诸层面上同样受到了壮语的较大影响，结果就是平话的形成。汉、壮语接触视野中的平话变异研究与这一视野中的壮语变异研究是相互相成的。
从汉、壮民族接触历史情形看(李心释2009A)，汉语对壮语的干扰成分应该会很少，除了南越国时期小部分汉人语言转用带给壮(侗)语以底层干扰外，其它历史阶段的双语干扰，或因汉人双语者少，或因“汉化”，影响也不大，但壮借汉的成分是大量的，壮语词汇中的汉借词最高的地方可达50％。根据我们对《壮汉词汇》二万三千余条词目的考察，发现其中纯借词、合璧词等共计8792条，而我们对邕宁三乡壮语的调查，则发现3269条三乡壮语基本词和一般词中能确定是汉语借词的，共计1539条，另有255条关系词有待确定。如此大规模的借用已深入到壮语的基本词汇，由借用而产生对壮语的形态-句法的影响，壮语原有的音系范畴与音位规则也有所变化，应属高强度的接触等级(Thomson 2001：71)。
壮语的汉借词有老借词和新借词之分，老借词以单音节词为主，基本保留了中古汉语语音的一些特点或语音演变的痕迹，新借词以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占优势，主要来自西南官话(林亦2004)。在老借词中，还可以分出中古汉语的借词和上古汉语借词，中古汉语借词与平话或《切韵》音系有类似语音形式，与此不符的，要么属于与《中原音韵》语音相似的近代借词，要么属于与上古音相似的上古借词(蓝庆元2003)，或者还有现代借词(曾晓渝2003)。具体时空中的壮语汉借词判定，则依据声、韵、调、义等方面跟当地汉语方言是否有一致关系(持汉、壮同源关系观点的人会认为其中有一些属于汉、壮同源词，可通过词族(wordfamily)比较及其语音对应关系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同源关系)。壮语汉借词中的中古汉语借词是最多的，并且只源于平话或“古平话”(张均如1982；梁敏、张均如1988；蓝庆元2003)，如邕宁三乡壮语汉借词跟平话、白话的比较：
壮语中的单音节汉借词，往往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也往往是新词中的中心语素，如邕宁三乡壮语中的汉借词
：
壮语汉借词跟源语中的汉语词已经是两回事，在语音、语义、形态-句法功能上都会发生变化，如语音上的整合：
汉义汉字(韵) 三乡状语四塘平话
少数汉借词与壮语本族词还处于竞争状态，这也是借用中的常态，但最终往往是汉借词挤掉壮语本族词，尤其是当汉借词的构词能力比本族词还要强的时候，比如《壮汉词汇》中的这些壮语本族词，很多地方都已为汉借词所取代：
壮语本族词汉借语
姐beixcej
门doumonz
碗duixvanj
老geqlaux
牙heujngaz
花myokva
如以汉借词va构成的复合词在壮语北部方言中多达30个，而myok只有7个。
三、汉借成分对壮语音系和形态-句法的影响
深度的借用一定会影响受语的语音系统，母语干扰决不会导致受语音系的繁化，而借用则会使受语的音系繁化。如囊宋傣语中出现了ts、tsh、
等声母，这些都是纯傣语不曾有的声母(陈保亚1996)壮语对汉语的借用也导致壮语语音系统中音类的增加，如送气音、塞擦音等，但壮语声母系统总体面貌却是有简化趋势，如喉塞音(内爆音)的消失、复辅音的减少，唇化的去唇化等，我们认为这是壮语语音系统自身的演化趋势，并非借用所引起的，而前者正是借用对壮语产生的影响。
由此，我们对历史上壮语受汉语影响的模式定性为借用，图示如下(实箭头表示实际发生的借用机制及方向，虚箭头表示不同历史时空中可能发生的干扰机制及方向)：
四、平话中的壮语影响机制
接触性方言是指某种语言在社会、民族、文化等接触条件下，在接触区域发生了演变的结果。处于地缘接触状态的语言影响，必通过双语人构成。平话是一种典型的接触性方言，它的大部分创新成分都跟壮(侗)语的接触有关。语言接触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接触过程中语言所发生的变异性质随言语社团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平话在演变过程中，从上古北方汉语通语到平话的形成，从古平话到现代平话，汉人/平话人跟壮(侗)语人的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可能不同，它直接制约着在双语人身上发生的语言影响状态，这种状态继而分别被带到两种语言的言语社团中。
语言接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即系统的影响、接触的结果和接触过程中的不同言语社团之间的社会关系，语言接触中的某语言变异机制主要有三种，即借用(borrowing)、干扰(interference)或施加(imposition)、会聚(convergence)。决定其属于哪种性质的机制，主要在于接触情境中该语言族群的社会声望(prestige)及其双语人的语言学强势状态，声望相近或相同的两种语言具有接加关系(adstratal relationship)，此时语言接触所发生的变异多属于会聚，若声望不同，其中一种语言必为上位语言(superstratum language)，另一语言必为下位语言(substratum language)，上位语言对下位语言的影响更倾向于借用，而下位语言对上位语言的影响更倾向于母语干扰，因为双语人构成比例随声望而不同，母语为下位语言的双语人必多于母语为上位语言的双语人。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言语社团人口总量、政治因素、文化政策等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够改变语言影响的性质，跟前者相应的时候，加深了原有的倾向，跟前者相反的时候，则会使前者的倾向变得不明显。根据汉、壮接触史，汉语在汉代以后比壮(侗)语的社会声望都要高，首先是由于汉语是统治者的语言，然而在隋唐之前，岭南的大部分地区汉族人口数量都远远低于壮族先民，汉语的语言声望优势也就不大突显了，而到隋唐以后，汉族移民大增，一些地方的汉族人口数量逐渐接近壮族先民，直至超过后者，这时，壮(侗)语对汉语大面积的母语干扰情形才可能出现。民族歧视政策有可能也会促成劣势语言的双语人口的增大，共和国建国前，很多壮族人，尤其是祖上有过壮、汉混血的人就说自己是讲土话(平话)的汉人，说明他们是有意识地成为平话、壮语双语人。
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情境中，汉、壮是两个规模很大的族群，代表两大不同的文化和言语社团，那么，对平话变异性质的判定就需要尽可能多的权重，一是汉、壮民族在该地区接触的时间与强度，二是汉语/平话、壮语的语言声望，三是该地区汉、壮民族历史上的人口比例，四是两种双语人的规模，五是文化教育中中介语的影响，六是在汉语/平话、壮语语言言系统中发生的事实。
汉、壮语处于接加关系的历史条件缺乏，所以没有发生会聚，而是通过其它两种机制各自形成接触性方言。在语言声望不等的情形下，壮语对平话干扰和平话向壮语借用方向图如下：
A：汉语声望高于壮语
B.壮语声望高于汉语
汉代以降，在军戍区，汉族人口比例会高于壮族先民，文化政策上对壮侗民族实行教化，语言声望上自然是汉语高于壮(侗)语，但在民间或乡村，具有壮文化背景的人口(包括早期壮化的汉族)依然会占据绝对优势，即便出现汉族聚居点，汉、壮民族也会不可避免地通婚，以致民族融合，语言声望上的差别要比军戍区小一些。无论哪种情况，语言转用的都在少数，以致在这样长的汉、壮语接触时间跨度里平话渐渐形成，壮语也被深刻改变。也许可以用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为标志，区分出平话的形成前期与最终形成期，但平话的形成是层累的，先前因语言接触而产生变异的汉语不断地吸收不同时期的中原汉语，并继续受壮(侗)语影响，这一点从平话的语言特征和汉、壮民族接触史可得到明证。由于民族接触的社会条件有较大差异，如军戍区、乡村汉人聚居区和汉人散居区的民族接触面貌有较大不同，汉语的变异情况也会不同，在军戍区，汉语是上位语言，壮语是下位语言，壮语对汉语的影响以母语干扰为主，在乡村汉人聚居区，其影响在有些历史阶段是借用，另一些时候是母语干扰，在汉人散居在壮人言语社团的情况下，就会发生语言转用。综合历史上“汉化”与“壮化”中的语言影响状况，可以看出汉代之前B比A更常见，并且多语言转用，汉代之后A比B更常见，少语言转用。
语言变异同时反映在时间与空间方面，从语言的空间差异探索语言的时间发展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平话在时间中的变异缺乏文献可考，但空间差异是可以通过现在的调查得知(李心释2009B)。根据语言接触强度与借用等级的蕴涵关系(Thomason2001：70-71)，平话和壮语属于深度接触，双方的影响都会深入到基本词汇、形态句法和语音系统，只是影响的扩散方向不同。平话中的壮借成分来源有多种，一是通过深度接触中的干扰带进，二是通过表层的借用，三是文化词和壮语地名的扩散。壮语对平话系统的渗透不是浅层次的，比如我们认为平话中边擦音是与壮语接触的一个结果，并非只是简单地带进一个新的音类，而是改变了原来的音系面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平话语音方面的变异情况涉及音类的增加与减少，调类的增多，声韵配合规则的改变，并且在句调、重音模式上，平话也有受壮语影响的迹象。北方汉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按平仄分化为送气与不送气，这是汉语自身固有的自然分化，但由于原始侗台语没有送气声母，后来浊音清化，也都不送气，影响了部分平话中相应声母的分化无论平仄也都不送气。北方汉语的声调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多到少，最后也有可能到没有声调。但与壮语有地缘性接触的平话，声调并没有北方汉语这样的演变趋势，反而呈现出比古代汉语调类最多时还要多(覃远雄2004)。平话的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均为升调，这一点和壮语一样，而与普通话及北方方言不同，后者特指问为降调，选择问句的句调为前升后降调。北方汉语方言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中，单纯词和“词缀+词根”派生词基本上都是第一个音节重读第二个音节轻读，而平话这类词的重音模式却一律为中重型，这与壮语双音节派生词、单纯词的重音模式一样。AA、ABB式重叠词，北方汉语方言轻读最后一个音节，而平话同样是重读最后一个音节，这又与壮语的重音模式一致。区域语言学很重视韵律特征的扩散研究，在东南亚语言区域，韵律特征的扩散机制有一定共性(Matisoff 2001)，平话中的这些壮语韵律成分说明了历史上存在着较大规模的壮人双语人或语言转用现象，这跟汉、壮民族接触史上壮人“汉化”的事实相吻合。再如在中介语壮汉语中，声、韵与平话一致，但声调调类或调值跟壮语相同(曾晓渝2004；洪波、意西微萨·阿错2008)，说明韵律部分受母语干扰最为严重。语法上的平行现象中句法比词法更常见，有一个从句法到词法的扩散的趋势(李心释2009B)。
由此，汉语(平话)受壮语影响的模式定性为干扰，图示如下(实箭头表示实际发生的干扰机制及方向，虚箭头表示不同历史时空中可能发生的借用机制及方向)：
如图所示，它跟壮语受汉语影响的模式恰恰相反，只是这里的词汇层仅限于基本词汇层，因其稳固性远远大于一般词汇层，并超过句法层与音系层。然而，实际上历史上汉语受壮语的影响情况要更加复杂，南宋以后是平话独立发展期，理由是南宋(A.D.1127-A.D.117)末年的第三次移民浪潮(葛剑雄等1997：4)，广西汉族人数激增，汉族人口由城州及占据点向四周扩散，平话人向左右江沿岸和交通要道分流。此时，平话主要是以平话岛形式分散在壮语区，虽然平话人有较强的语言声望上的优势，但人口处于劣势，有较多人为了交际的便利不得不学习壮语，这种情况下的平话受影响往往是干扰杂以借用，很可能更接近于会聚(conver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