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历史不再被看成是僵死的事实的堆积，史学也不再是零散的史料的排列，因为治史者能够把历史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所以，人们在研究历史创造者的活动时，不仅仅要考察、确定他们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历史因果，同时也力图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们的内心世界。因为，任何时代的人类的活动，都要通过人们的头脑。由于研究人类大脑的活动已经超过了历史学的范围，这就造成古往今来众多的历史家们到此止步。但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真正科学的历史家们，坚信历史学是可以揭示人类历史的各种奥秘的。在历史学已经走上现代化的今天，史学家是可以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等携手合作，共同完成这一科学史上的艰巨任务的。
（一）
当代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之所以向心理学去寻求援助来深化史学研究，主要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第二是中外学者们的提倡与探索；第三是国外心理史学实践特别是美国心理史学和法国心态史学的启发。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为史学家们向历史上的人类心理活动方面的拓展奠定了历史观的基础。长期以来，尽管人们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从事史学研究，但又往往是对唯物史观作片面的理解。不论人们从哪一时代或哪一方面去研究历史，向来避讳历史创造者们的主观方面也即心理方面，但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相反，他们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人类活动是不能避开人的头脑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即使是像吃、喝这样最基本的人类活动，也是要通过人的头脑的感觉而开始或停止的。“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恩格斯嘲笑那些简单、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的人们说：“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
事实确实是这样。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如何去研究和解释。机械的唯物主义者不把历史事物的发展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动”，只能从事物的表面、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因此也就不能对活生生的历史作出准确的解释。普列汉诺夫认为，唯物主义者“必须给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一个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认为，马克思强调从人的“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而“人的生活的主观方面，正是心理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感情和观念。”（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86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们“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正是由于此，我们有理由说：历史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下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件历史事实的发生不是与人们的心理状况有密切联系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影响历史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政治条件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条件，也要研究人们的心理状况，包括人们的社会动机、社会需要、社会态度、社会情感等方面的状况。不对这些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不能真正弄懂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每一个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当然都不会对克思主义的这些经典论述熟视无睹。这就需要转换一下视角，从另一个领域去对历史进行考察。
其次，从本世纪以来，中外诸多的史学家和非史学家都认识到确实有借助心理学来加深历史研究的必要，他们也对此进行了大力的倡导。
早在1903年就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就提出过这种观点。他认为：“个人心理学成立，并社会心理学亦成立，则历史成为完全科学也。”（注：李浩生译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杭州合众译书局，光绪二十九年版。此处转引自马金科、洪京陵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第197页。）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鲁滨孙于1911年撰写了《新史学》一书。鲁滨孙在书中指出：史学家要想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就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也应该依靠社会心理学这样的“人类的新科学”。他认为，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把人类特有的、较高级的心理活动与祖传下来的属于动物本能的那些心理活动区别开，这样“对于思想的变迁、制度的发展、发明的进步、几乎一切的宗教现象等问题，恐怕就要容易研究得多了。”（注：此处据齐思和重译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8页。）鲁滨孙的学生历史学家巴恩斯于1919年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心理学与史学》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心理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一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中国较有影响的介绍国外新史学的著作。
受到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梁启超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也强调治史者应研究社会心理。他提出，要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必需探求该一时代的社会心理的状况，考察其如何蕴积、如何发动和变化。他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在梁启超看来，社会心理是由特写时代、特定人群中个人的需要、意志、感情等等心理状况汇积而成，同时这种社会心理的特点又会在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两者互相依存。他还提出：“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已经能够看到任何个别历史人物的政治及思想上的表现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提出，“史家最要之职务”，就在于发现社会心理的“实体”，考察它蕴积、发动、变化的过程，并进一步研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心理的表现，这样“史的因果之秘密”就可以发现了。这种通过考察社会心理的状况来研究历史因果的方法，在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社会心理的意义，还通过义和团运动的实例，说明了他这种方法的作用。可以说，梁启超是我国最早提倡通过分析社会心理来研究历史变迁的学者之一。
也许人有会说，梁启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他才这样重视社会心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说明梁启超的历史观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不必深论。但是，在当时提倡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主张借助心理学来加深历史研究的，李大钊便是一例。在李大钊于1924年发表的《史学要论》一书中，便把史学看成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人事科学”。人事现象极其复杂，如何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呢？他认为，史学可以像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那样，进行“一般理论的研究”。在谈到研究的体系时，他认为史学家除了要进行“特殊事实的研究”以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外，他还主张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才能作到好处。”（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9页。）他在谈到研究“个人经历论”时，也主张研究个人的“性格”、“气质”等内容，显然这都需要借助于心理学。
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刚刚从传统史学的旧窠臼中解脱出来，还来不及作这方面的探索。不过有些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在从事他们的学科研究时曾经涉及到历史的问题。如心理学家林传鼎早年在研究心理测量问题时，曾经写过《唐宋以来三十四个历史人物心理特质的估计》的文章；心理学家张耀翔在研究心理变态问题时写过《中国历史名人变态行为考》的文章；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他的《社会心理学》的专著中所运用的材料很多来自于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历史，还是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美国心理史学和法国心态史学使中国史学工作者感到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学者，成为促进中国史学与心理学携手的直接机缘。
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当今西方最为发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目前还存在着争论，但不论其成绩、问题各占多少，美国的心理史学毕竟有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并在美国的史学中取得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地位。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就被介绍到中国。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中，就收入了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的《俾斯麦心理分析初探》一文，这是1972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美国心理史学的面貌。
1987年第2期的《史学理论》杂志集中发表了一组介绍美国心理史学的文章，其中有罗凤礼全面介绍美国心理史学的文章，还有美国心理史学家托马斯·科胡特和理查德·舍恩沃尔德介绍美国心理史学的文章。后者的文章还发表在198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上。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斯主编的《人格与心理潜影》一书选编了十篇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包括对享利·基辛格、西奥多·罗斯福、希特勒、别林斯基、路易十三等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文章。
在此期间，《历史研究》、《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等史学权威杂志上都发表过介绍或评述西方心理史学的文章。（注：如《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发表罗凤礼《西方心理历史学》一文；《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4期发表罗凤礼；《论弗洛伊德的历史观》一文；《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朱孝远：《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发表邹兆辰、郭怡虹：《西方心理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简析》一文等。）1996年第3、4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又发表了美国著名心理历史学家彼得·洛温伯格的心理史学代表作《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使中国学者进一步看到了美国心理史学的面貌。他不像大多数美国心理史学那样只是研究个体的心理活动，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心理研究的典型介绍给中国读者。
法国的心态史学可以说代表着西方心理史学的另一趋势。它不像美国心理史学那样着重于借助心理学方法来深化人物或群众的研究。心态史学的概念比较模糊，它主要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群众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这是一些在民间世代相传的东西，是人类精神文化乃至历史中较为稳定的东西。
中国学人是在了解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过程中了解心态史学的。前面我们提到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中，也收录了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于1938年写的文章《历史与心理学》。文章主张，历史学必须与心理学联合，取得心理学的有力支援，因此他主张建立一门“历史心理学”。但是在第一、二代年鉴学派的学者那里，研究的重点还是在经济史和社会史。50年代中期以后，受费弗尔影响的史学家杜比、芒德鲁等开始致力于心态史学的研究。到六、七十年代，既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继起的时候，法国心态史学已有了较大发展，产生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著作。但中国学者了解到心态史学还是在80年代以后，通过综合介绍年鉴派史学或心态史学的文章了解到这一新的史学倾向的。从事心态史学研究的雅克·勒高夫和阿里埃斯等介绍关于心态史学的文章为中国学者了解其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注：参见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商务印书馆1997年翻译出版了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心态史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可使中国读者更直接地领略了心态史学的面貌。法国的心态史引起了中国读者的热情关注，尽管人们对心态史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但可以预料，心态史学对中国学者的启迪可能不亚于美国的心理史学。
（二）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及对唯物史观机械的理解，在中国史学中是涉及不到人的心理领域的，也不可能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可以说，这个领域几乎是一个禁区。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开始突破这一禁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
首先，许多史学工作者受到多种因素的启发，认识到史学研究需要借助心理学，需要研究人的心理状况，纷纷呼吁历史研究应重视社会心理。
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断撰文提出历史学要研究社会心理、要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甚至提出了建立心理史学的种种设想。（注：如蔡雁生：《创立“历史心理学”刍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尹继佐：《唯物史观要研究社会心理》，《光明日报》1985年11月25日；辛敬良：《社会心理与唯物史观》，《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周义保：《史学研究应重视社会心理分析》，《安徽史学》1987年第2期；吴达德：《历史人物研究与心理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邹兆辰、郭怡虹：《略论我国心理历史学的建设》，《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陈锋：《论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江汉论坛》1988年第1期；裔昭印：《心理学原理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邹兆辰：《历史的问题也是个心理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林奇：《研究封建社会史必须重视对帝王个性心理的分析》，《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5期；迟克举：《试论历史人物的个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社会科学》1993年第9期；胡波：《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广东社会科学》1944年第2期；吴宁：《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科信息》1994年第8期；印昌胤：《心理分析法：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贵州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
(1)历史研究中重视人的心理状况的研究以及借助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的，也是深化史学研究所需要的。
(2)心理学原理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审慎地加以利用。心理学有它自己的发展史，是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的科学。既然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应该消除两个学科之间的障碍，共同合作研究人类的历史活动。
(3)史学研究中应重视研究社会心理对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影响。社会心理不是系统的意识形态，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不系统、不定型、不具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愿望、动机、情感、情绪、意志、态度、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等。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可以干预和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因而也会对历史发展的面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史学研究也应重视对个别历史人物个性心理的分析。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尽管个别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是一种“偶然情况”，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不论是封建帝王还是革命领袖，都有平常人一样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性格、气质、情感、思维方式等，也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5)在重视社会心理对历史创造者的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心理、特别是社会认知心理对认知主体即历史研究者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对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结果产生一定的作用。因为史家也是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情绪、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这对于史家的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对历史问题的审定与评价，甚至对于史家的叙述模式和语言表达风格，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任何历史著作都会打上时代的社会心理的印记。
以上这些文章的发表，为我国学者进一步探索运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历史问题以至进一步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心理，创造了一个较好的舆论环境。历史学可以借鉴心理学来深化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其次，从研究个别问题开始，尝试对某些历史问题进行社会心理的解释。
正当一些学者在思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说明历史问题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建立科学的心理解释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一些学者已经一马当先，率先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了。
1986年是心理史学在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的权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年轻的史学博士莫世雄、马敏的两篇论述近代商人心理的文章。（注：莫世雄：《护国运动时期商人心理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这两篇文章没有更多借助于国内外的心理学理论，但却是从严谨的历史材料出发，实实在在地研究历史上的心理问题。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中国史坛已经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开始转向深层次的历史研究领域了。两年后，《历史研究》又发表史学家王玉波的一篇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剖析中国传统观念的文章。（注：王玉波：《传统的家庭认同心理探析》，《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还有的学者考察了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从中探索影响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机制。（注：如邹兆辰：《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与社会心理》，《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彭卫则依据大量文献资料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写出了自己的文章与专著。（注：彭卫：《历史的活动与迷离的心灵——对中国历史上心理异常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些文章、专著的发表，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心理史学这块处女地上辛勤的开拓了。
第三、研究中国心理史学的理论框架。
在西方心理史学传入中国以来，一些思想敏锐的青年学者就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的心理史学是不是一门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学科？西方心理史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心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中国国情吗？心理史学能否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如何建设一门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心理历史学？
在对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有两名青年史学工作者已经率先拿出了自己思考的成果——心理史学的理论专著，这就是北京的彭卫和广东的胡波。
彭卫从80年代起就在构思史学的理论框架，早在1987年就发表了有关的论文，（注：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1992年他的心理史学专著《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出版，（注：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力图揭示历史深层奥秘的心理史学著作。该书不仅介绍了国内外心理史学的研究状况，也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来探索中国历史上的个别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研究某些群体行为的心理机制，还归纳了各种历史心理分析的方法。他的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以大量的文献材料为依据，从而能较好地把中国历史的资料与心理史学方法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广东的青年学者胡波也在构思他的心理史学著作。多年来，他一直想对这个问题作一次“全新的理论透视和系统研究”，（注：胡波：《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历史心理学的价值和意义》，《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研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和心理学著作，对历史心理学的问题进行了整体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心理学的体系。在他的专著《历史心理学》中，除了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心理问题的理论及评述西方心理史学的发展状况外，还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心理学的体系。他的历史心理学体系包括动态的社会心理、静态的社会心理和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中的认知心理三个部分。他从这三方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在历史创造过程中以及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框架，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有关历史心理学的问题开辟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第四、探讨个别历史人物心理特征。
长期以来，历史人物的研究存在一种脸谱化的趋势，即总是从政治、文化、阶级或道德的角度去论述、评价历史人物，而不能透过人物表面的言行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状况在新时期的史学中有了一定的改变。
历代帝王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心理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是由于有关文献记载比较多，虽然不能都为心理分析创造条件，但毕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透视出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有学者撰文论述汉武帝所以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给予严厉处罚的原因进行了心理分析，（注：李恩江：《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8期。）以求能对此问题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曾经写过《万历传》的历史学家樊树志，在该书写完以后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明神宗万历进行心理分析。（注：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通过这一个案分析，指出明神宗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他生性嗜酒好色、贪财好货、逢人疑人、逢事疑事，是一个集权力欲与怠于临朝于一身的皇帝。赵良撰写的《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注：赵良：《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对秦始皇、汉高祖、武则天、李后主、明太祖、光绪、溥仪七位历史人物进行了分析。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抒情散文式的心理传记”，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著作，但作者表明“借鉴了心理历史学的某些方法”，“为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也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有益尝试。这些心理分析的文章和著作，为说明一些通常情况下难以解释的问题打开了一条新路，加深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认识。
对于像孙中山这样“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人物能否进行心理分析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注：如王彦明：《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马敏：《论孙中山伟人品质》，《孙中山和他的年代》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一直在致力于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胡波也同时在思考着孙中山的个性心理问题，先后发表一些研究有关孙中山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的文章，（注：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清末民初社会心理与政治》，《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孙中山的乡土观念》，《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岭南文化与孙中山》这部专著。该书联系岭南文化的大背景，剖析了孙中山的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等几个方面，不仅使孙中山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示，也开创了历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模式。
第五、探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范围的群体社会心理。
群体的社会心理范围很广，既可以指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可以指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心理；既可以指某一小范围内具有某一共同点的人群，也可以泛指整个阶段、阶层、国家、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心理。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与相关学科的学者们一起，参与了群体社会心理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有一些论著是从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或特定的心理活动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莫世雄、马敏关于近代商人心理的研究，王玉波关于传统的家庭认同心理的研究都是属于这种类型。此外，如李桂海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口号的心理分析、王建光关于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归宿的研究、葛荃对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政治心态的研究（注：李桂海：《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口号的心理分析》，《争鸣》1987年第3期；王建光：《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的归宿》，《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葛荃：《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政治心态》，《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即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层面的群体心理状况的研究。程
、张鸣研究历史上乡村农民日常意识和晚清乡村社会对洋教态度的心理分析文章，（注：程、张鸣：《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日常意识散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也是属于这种类型。
程所著《晚清乡土意识》（注：程：《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是清史研究丛书的一种，作者将清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视角从个别思想家转移到中国的乡里社会，探讨了晚清乡土意识各方面的表现，包括日常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等等。这些“乡土意识”不是系统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是表现在情绪、情感等社会心理结构的“浮表层次”的心理活动。因而这种研究，可以说是真正的心理史学的研究。
有一些论著阐述的社会心理范围很宽，这种研究学科范围的界定也很活，比如“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民族性格研究”、“民族性研究”、“国民性研究”、“传统社会心态研究”、“民族心理研究”等等。（注：这方面的著作如：许苏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沈星棣、冯品英：《中国心—华夏民族性格的历史形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刘广明、王志跃：《中国传统人格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些研究无疑是多学科的，不是典型的历史心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也离不开历史上的社会心理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一些心理史学的概念和方法。如许苏民称他所探讨的“民族心理素质”是指该民族历史地形成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国民行为定势为内容的心理——行为结构；沈星棣、冯品英认为他们所指的“中国心”是指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风尚等；刘广明、王志跃认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传统人格”也就是民族性格，是大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社会心理特征；陆震认为他所探讨的“中国传统社会心态”，就是历史上承袭下来的那些还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活着，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东西。
尽管上述研究所用的概念不同，但都离不开历史上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只是不同于历史学那样对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或特定历史人物的历史心理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称为广义的历史心理研究。
（三）
以上，我们概述了当代中国心理史学的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学者对心理史学的基本态度和所作出的探索性的回应。这些研究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次进行，可以是理论性的、总体的探讨，也可以是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特点：
第一、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论著，有一些明确称为心理史学研究，有一些只涉及到心理问题，并不称为是心理史学。这些论著对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是深浅不一，有的论著基本上是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但所研究的问题是属于历史上的心理问题。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这些论著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旧模式，向跨学科研究迈出了一步。因为既然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心理问题，就不可能完全沿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在研究的思路上必然会有所突破。
例如，陆震的《中国传统社会心态》一书列入“中国社会史丛书”第五批，应是属于社会史的著作。但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著作，而是受到西方新史学影响的社会史著作。作者在《引言》中明确表示：他是受了“法国年鉴学派在心态史方面的研究成就的影响”，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心态的研究，就是想为中国心态史学科的发展“擂几声鼓点，出一点微力”。（注：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引言》，第5页。）
刘广明、王志跃的《中国传统人格批判》一书，作者表明力图从“文化、社会、人格三者互动的功能性产物——性格特征入手，批判性地分析这些中国人的传统性格特征。”（注：刘广明、王志跃：《中国传统人格批判》，第16页。）这就要涉及到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知识，必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程的《晚清乡土意识》一书是一本相当严肃的历史著作，作者只是想“转换一个角度来素描晚清思想文化史”，没有打算写一部心理史学的专著。但作者也指出：“乡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日常生活意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心理。它是研究乡土意识状态的起点。”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心理因素。（注：程：《晚清乡土意识》，第12页。）这就表明，研究思想文化史事实上也离不开社会心理。书中在解释一些思想文化现象的时候，也运用了某些心理学的理论。例如书中在谈到“民间结社的信仰”时说：乡里人群由于持久的忧患感、屈辱感和挫折感，心理压抑超越了日常意识所能负荷的程度时，“就会不自觉地借助于潜意识中的心理自卫活动来加以渲泄。‘祈求天报’的宣泄型宗教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注：程：《晚清乡土意识》，第23页。）这表明，作者在论述近代思想文化史时，也是谨慎地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的。
第二、我国的心理史学著作较多地保持了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点，注意观点与材料的结合，认真地选择和运用史料，没有材料不轻率下结论。
国外的某些心理史学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研究往往不是从耐心地积累材料开始，而是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根据有限的材料进行“大胆的假设”，寻找问题的答案，最后再用一些“新材料”来验证假设。这样的结论往往经不住推敲，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作为一门科学来说，心理史学的作品必须经受住两方面的检验：既要在历史学上站得住脚，又必需符合心理学的要求，能真正作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我国学者有关心理史学的论著大多是可以经受这两方面的检验的。例如彭卫有关心理史学的论著所引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直接从古代文献资料中选用的。如作者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人格异常”问题时，共列举了七类人格异常现象，仅“性行为变态的人格异常”一类就包括18种现象；“其他类型人格变态”则包括21种现象。这里他所指出的人格异常现象远远超过了对他曾有启发的美国心理学家克莱克利在《正常的假面具》（1973年）一书中所罗列的16种人格异常表现的清单。彭卫之所以没有按这位心理学家所限定的框架去搜集材料，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实际总是比理论和分析更具体、复杂和丰富一些”。仅在这一节中，作者共用了99个注释，所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历史文献，其中包括正史9部，杂史及各种笔记资料40多部，此外，还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醒世恒言》等小说多部。
程所著《晚清乡土意识》一书所引用的材料，除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外，还有抄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各种族谱、家谱及作者亲身参加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中日联合调查团”在华北各地的调查记录。可以说，这些著作对史实的运用是完全可以经受正规史学的检验的，这是中国心理史学著作的一个明显特点。
第三、中国的心理史学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了历史上的心理问题，但所使用的理论、概念、方法都很不一致，也有的根本不涉及心理学。
中国的心理史学著作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西方心理史学的影响，但大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很不一致。就一般概念来说，有的学者把它称不“心理史学”或“心理历史学”，有的称为“历史心理学”，有的则称为“心态史学”。其所以不同，因为在西方就有以美国为主的心理史学和以法国为主的心态史学的差别，所以在我国也会有不同的倾向。但就英语的Psychohistory一词的译法上也有不同。彭卫在他的专著中采用“心态史学”的译法，认为这种译法更明确地指示了Psychohistory的跨学科性质和研究的目的性的特征。胡波把他的专著定名为“历史心理学”。他说：“历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注：胡波：《历史心理学》，第49页。）他认为，这样定义这一学样有利于从复杂的历史主体心理活动中直接、迅速地看到过去时代人们心理的主要方面。
陆震则把他的研究对象称为“社会心态”。认为这一词虽不见于现存的辞书，但与“社会心理”是同义，又比“社会心理”一词“更有既存性、整体性和架构性，更能给人以立体感、可触摸感”。（注：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第5页。）
赵良在《天子的隐秘》一书中表明，他对用美国的心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撰写心理传记感兴趣。他说：“心理历史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史学流派，它旨在运用心理学的各种学说，尤其是以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历史进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注：赵良：《天子的隐秘·自序》，第1页。）他的七位人物传记用正是的这种心理史学的方法。
第四、中国的心理史学在目前并未成为一门史学的分支学科，心理史学的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但是这一史学研究的特殊视角或方法在下个世纪仍然是有前途的。
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中国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史学的学科或学派，甚至还不能说已经成为史学界所公认的一种史学方法。从事心理史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在各自为战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它没有自己的学术阵地，国内也没有开过一次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对这种研究的前景感到信心不足。
心理史学研究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它的理论和方法是跨学科的，多数史学工作者对此感到陌生，也就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疑虑；另一方面，除了近现代史的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可能会较多地保留着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资料外，资料的难寻也会使一些史学工作者望而却步。
除此而外，更大的困难可能来自于史学本身严格的科学性和科学的工作规范的束缚，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如美国心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所说：“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分析学一样，研究者个人的情感是等同或胜过眼睛和手的工具。情感如同眼睛，不可能绝对正确无误，常常会出现畸变。但是，由于心理历史学关注的是人类动机，由于发现和估量复杂动机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人类行为者的角色，因此，多数‘科学’所提供和遵循的压抑一切情感的研究方式，极大地束缚了心理历史学家的手脚，其严重程度等于不准生物学家使用显微镜。所以，心理历史学家的情感发展与他的智力发展一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注：[美]苏埃德·德莫斯：《心理历史学的独立》，《人格与心理潜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德莫斯所说的问题确实是制约心理史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大多数人并不否认心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但人们不愿意在这方面去冒险，不愿意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被承认为科学。这种情况在美国存在，在中国就更会存在。
尽管心理史学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说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对于我们深化历史问题的研究是否有价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末就会有学者愿意为它付出辛勤的劳动。既然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已经忽视了对这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探索，那末在下一个世纪中就一定会有人决心改变这一状况。陆震说得好：“在20多个世纪的长时间里，人类忽视了自己的日常心理活动，其结果是，一方面，一代代人的精神状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动、心态变化，他们的欲求、情性、观感、体认、意趣、志向，除了作为哲人、史家的话题与素材而偶然被提及和零星散见于册籍外，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散于岁月的雾霭之中了……”，这就使得过去的史学“缺少情愫与神韵，使我们的历史总不像人的历史。”（注：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自序》，第4页。）新时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在这被长期掩盖、遗忘的荒原中进行了开拓，应该说他们的努力在使历史学成为真正“人的科学”方面迈出了一步。他们的拓荒性的劳动，已经为下个世纪心理史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心理史学之所以有前途并不仅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对于了解过去的某些好奇心，而更在于它对人们了解今天有着现实的意义。就在笔者撰写本文的时候，看到李文海、赵晓华的文章《“厌讼”心理的历史根源》，（注：李文海、赵晓华：《“厌讼”心理的历史根源》，《光明日报·史林》1998年3月 6日。）觉得很有启发。文章指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普通老百姓中长期流传着强烈的“厌讼”心理。今天封建社会已经成了历史陈迹，但“厌讼”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人们往往不愿意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去“对簿公堂”，即使在受到违法行为侵犯时也不愿意通过诉讼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是同现代化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文章从历史上探讨了这种“厌讼”心理的根源，说明了现实生活中的“厌讼”心理就是历史上的“厌讼”心理在一定程度的延续。这样的历史心理研究，对现实生活确实具有指导意义。许多研究传统民族心理的著作，也都是为了使我们民族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解除那些陈旧的社会心理对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沉重负担。由此看来，心理史学的前途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要拿出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精品”，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不要一哄而起，不要猎奇，从而败坏这门新学科的“形象”。
心理史学对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需要的。这种需要不是追求“时髦”，而是真正的需要。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心理史学的评价也许比较容易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他说：“心理史学既不是历史学的替代物，也不是在外表上为克莱奥梳妆打扮的化妆品，而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对历史上的每一个决策和事件所作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余的问题未加以解释。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注：[美]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随着社会、首先是史学界本身对它的逐步认可，心理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将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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