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晓强[1]2002年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十年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政策。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前人的研究中，他们对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探讨不够。本文着眼于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加深此问题的研究。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财政分权的认识；在实践可提供评估财政分权实践的框架。第二部分综述了前人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研究。第叁部分，对本文研究的主题和一些相关的概念作了说明。第四部分探讨了经济增长作用于财政分权的机制，并实证检验了这种作用。文章提出经济增长可能通过收入需求效应、中间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引起财政分权程度的相应变动。实证发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财政分权的影响表现出较一致的正的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复杂且不具有一致性。第五部分，本文研究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财政分权可能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制度环境效应促进或者阻碍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发现在部分国家，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关系的普遍性并为得到证实。第六部分研究了在我国财政分权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七部分小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经济增长的一些效应会导致财政分权的变化，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也有理论上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制度环境效应。
左阳[2]2013年在《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被誉为“增长奇迹”。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瓶颈也日益严重,如经济增长效率不高、产业结构失衡、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投资消费关系不和谐、过度开发资源等。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和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与广大居民休戚相关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从来都是经济增长这枚硬币的正反面。鉴于人们正逐步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分关注中转向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日益关注,本文将同时将经济增长的这两方面作为分析对象,考察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通过构建恰当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考察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任何经济问题都不能脱离其制度背景,在我国尤为如此。1979年以来,我国实行了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内的财政分权改革以及对外开放。财政领域的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外资流入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以来也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此外,经济分权带来了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机制加剧了甚至恶化了这种竞争关系,其重要表现领域就是地区间“竞争到底”的引资政策博弈。地方政府间这种囚徒困境式博弈将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决策和经营行为,据此强化或弱化外资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将对分权和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上述间接和直接影响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具体而言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测度方法入手并构建了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五个维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考量；其次,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二者交互影响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和模型分析；然后利用1998-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系统广义矩方法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据此得出这两项制度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以及影响途径。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结果来看,首先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存在较大差距,直辖市及一些东部省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较高,部分西部省份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则较为落后。其次,从时间趋势来看,各地区以2007年为转折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高有明显促进作用；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不显着,但明显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第叁,财政分权制度改革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是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定性以及环境则没有显着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有阻碍作用,但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结构改善,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有正向作用；财政分权能够强化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的改善,削弱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强化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阻碍作用。
付宏恩[3]2016年在《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下行压力下的政策选择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学者对中国大规模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利弊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转移支付刺激的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且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而部分学者认为以往的转移支付策略迎合甚至刺激了地方财政支出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人力资本等其他方面投资的冲动,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且诱发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腐败猖獗现象,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并随之提出了改变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为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部门叁方主体的动态博弈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对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来探求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与实证结论均表明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对东中西部的经济拉动力度存在差异,但相对人力资本等其他投资而言,基础设施的拉动作用均更为显着。在经济面临严重下行压力和各种潜在风险的情况下,不宜贸然否定当前的转移支付与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而应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按地区进行适度差异化调整,为稳增长、调结构创造时间和空间。论文的主要特色和结论如下:(一)关于转移支付、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数理模型分析和经验分析两种方法,对问题进行阐述。首先通过构建Stackelberg竞争博弈模型,将转移支付率、基础设施拥挤度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等核心变量纳入模型,分析企业部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现行体制下的最优选择策略,并分别计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最优税率、转移支付率和基础设施投资比率。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最优转移支付比率需要考虑地方的基础设施拥挤程度,在基础设施水平相对较差或拥挤的地方,需要加大转移支付规模,以促进该地的基建投资。同时转移支付比率和中央与地方就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有关,若地方事权较多,而财权薄弱,则中央应上调支付比例。在符合最优区间的前提下,中央扩大转移支付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可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之后文章通过回顾1994-2014年省级数据,并建立GMM动态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过去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这两者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大也更直接。其次采用传导机制模型,论证了转移支付通过直接刺激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继而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此外分地区回归表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均与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正相关,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明显。(二)关于大规模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负面问题,本研究根据政策作用机制模型,通过理论分析、经验分析等方法着重选取并解释了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对权力寻租、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影响;寻租方面,研究梳理了寻租的原因、测度、影响以及我国寻租的特点,并采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模型和实证模型,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腐败发生率与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增长会显着刺激腐败的发生率。因此在政府运用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着重注意可能伴生的权力寻租行为,通过制定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管办法及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维护财经纪律,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和刺激经济的实际效果;其次产能过剩方面,研究通过构建转移支付—土地价格—企业投资模型,分析了在现行的官员考核晋升机制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分配体制下,转移支付的扩大会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而为了能够招商引资和发展本地区经济,地方政府会将大量的财力用于对土地价格进行优惠补贴,以吸引工业投资者对本地区的投资。之后研究采用GMM动态模型、Richardson企业预期投资测算法和Tobit模型,论证了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得地方政府财力增强,对土地价格的补贴和扭曲程度加大,诱发了企业的投资过度现象,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冲动刺激最大,需要引起政府的注意和反思。
郭长林[4]2007年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财政分权的趋势，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发展中国家中，有84％的国家正在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体制变革对于其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显着，而财政分权改革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无疑也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区域的协调发展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不仅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且还可以为当前与今后的改革提供一些政策建议，本文就是围绕这一任务展开的。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四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写作动机，选题的意义；回顾与评述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国内外文献；阐明了本文的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一部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在对不同时期财政分权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与归纳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概括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途径与间接途径。第二部分：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历史变迁。根据我国的财政实践，将建国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分为叁个阶段进行考察并总结出了各个阶段财政体制的特点，这为第叁部分的经验分析奠定了基础。第叁部分：中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经验分析。采用“分时期，分体制”的思路对不同时期、不同财政体制下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计量检验：首先提出了一个对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的理论框架；其次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程度进行了多维度考察；最后利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分别从纵向的时间角度和横向的区域角度进行了计量检验。第四部分：根据第叁部分的分析结果，结合我国的现实得出了本文的六个主要结论，并相应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
袁东阳[5]2014年在《金融抑制背景下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寻找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发展道路。首先,在对双轨制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对现有文献在解释中国金融发展问题上的不适用性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本文描绘了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即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在政府通过抑制性政策控制银行体系,并采用数量型的信贷配给手段对信贷资金进行配置,以确保体制内部门获得补贴性质的政策性贷款而得到优先发展,从而以体制内部门为基础促进体制外部门主导的经济实现增长的过程中进行的。接着,为了证实具有以上特征的金融发展道路确实能够实现金融发展,本文找到了与经济转轨非常契合的两种因素——分权化改革以及作为分权化改革的推动者的地方政府干预,作为影响金融发展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并在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考察了这两种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关于这两种因素影响金融发展的具体方式,本文认为,分权化改革和地方政府干预,通过推动实体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改变实体经济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结构,从而推动货币当局改变资金配给方式,即以更多的市场化贷款取代政策性贷款,从而推动银行市场化程度提高。理论和实证都证实了分权化改革和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具有以上特征的金融发展道路确实能够实现金融发展。由于在中国的金融发展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而政府配置资源存在着政府失败问题。因此,这样一种金融发展道路必然也存在着缺陷,而对金融发展道路的缺陷的分析自然也是金融发展道路研究的题中之义。本文找到了中国金融发展中两类由政府主导作用而产生的负作用——因对信贷资金的配给而引起的不良贷款问题以及由政府采取抑制性政策而引起的银行业垄断问题。本人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这两种问题进行了考察。在第五章中,本文着重分析了金融发展程度(反映承担的政策性贷款规模)、政府因素(反映政策性贷款引起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以及金融抑制程度和信贷供给规模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在第六章中,本文着重分析了银行业垄断通过产生“逆金融发展”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但同时,本文也讨论了与金融支持相适应的银行业垄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发现,只有超过了金融支持要求的银行业垄断才会产生“逆金融发展”效应。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是,金融抑制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对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有后续正向影响；二是,“适应性效率”或“动态效率”是评价金融发展的更合适标准,从而适度金融发展,还有类似的适度不良贷款和适度银行业垄断分别是能确保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最优的金融发展水平、不良贷款规模和银行业垄断程度。这些结论为我们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成效提供了重要指导,这意味着,成功的金融改革必须在实体经济改革之后才能实现。
张林[6]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李勉[7]2017年在《财政分权的环境污染及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一度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高增长、高污染”似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一现象的产生和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的行为密不可分。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其预算收入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中国式财政分权实质是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在中国式财政分权和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下,财政分权政策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为追求晋升展开了GDP“锦标赛”式竞争。然而政府竞争扭曲了政府行为,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在强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代价,追求经济可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熵权法构造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研究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分权的相互作用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有助于环境的改善,但是政府间竞争会导致政府行为的扭曲: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一方面,为吸引外商投资,不惜降低环境门槛,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将财力投入在短期可以带来效益的领域,忽略环境治理,形成环境规制政策软约束。随着政府竞争程度的加剧,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会被削弱。紧接着本文运用博弈论解读了政府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行为选择,旨在找出解决政府间“趋劣竞争”的办法。最后本文采用单位污染产出原则,利用GDP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合成了反映经济增长和环境代价的绿色GDP,进一步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绿色经济的增长,但是在政府“趋劣竞争”的现实背景下,FDI的进入带来的环境污染得不到及时的治理,财政分权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随着FDI的进入而削弱。由此可见,要想改善环境污染状况、提高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在实施财政分权的同时,必须改变政府间的“趋劣竞争”。综上,本文认为改革我国现有的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是解决政府行为扭曲问题的有效途径,将绿色GDP纳入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与官员晋升机制挂钩,可以有效纠正政府行为的扭曲,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权,深化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刘小勇[8]2009年在《经济增长视野下的中国财政分权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经济增长问题,从亚当.斯密的时代起,他们就不断地在研究这一主题,经济增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这对经济学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以“理性预期论”而获得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当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与其他转型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或不断的政治动荡中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纷纷预言,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高速增长对经济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探索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以期为其他转型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并推动更深入的改革从而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便成为许多经济学者研究的主题。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研究,学者们最初都集中在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在企业中引入物质激励的企业制度改革、价格双轨制、引进技术和鼓励出口这些方面,而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财政分权改革,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财政分配领域的改革开始的,无论这一改革最初的动力源自财政压力还是政府领导的卓越远见,财政分权改革都无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政策推动力之一,其影响显着而深远。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兴起,人们才逐渐开始关注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在中国持续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也开始多了起来,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系统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现有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大都是通过将各级政府支出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分析得到财政分权度的不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这种简化的模型中可以得到较好的结论,可以明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但是却忽略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并不仅仅是直接影响,还存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即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那些对经济增长具有效应的因素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而这在转型经济体中,可能显得更加关键,忽视财政分权的间接效应可能会导致对中国财政分权效应的不恰当评价。经济学的要义就在于权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政府追求的目标总是多重的,当前中国的发展战略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地区、城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统筹发展,但是,在现有政府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的考核机制下,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将财政分权的研究从经济增长拓展到其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领域,既考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也考察财政分权对其他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联系的要素的影响,从而考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这些要素包括市场分割、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效率,毫无疑问这些都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关系。而且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分权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财政分权的存在,不存在多级政府,地方政府仅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不会产生市场分割,因为地方政府并不能从市场分割中得到好处,也不会存在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因为中央政府将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自然也不会存在地方政府竞争,改善政府财政效率的企图了。本文共分九章,具体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言。简单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并介绍全文的结构。第二章,中国财政分权演进介绍,重点介绍1994年分税制改革,包括分税制改革的不断完善,不仅介绍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内容,还介绍了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的内容。本章还对近年来各省纷纷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对省以下财政支出责任细分改革进行了简要描述。第叁章,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本章主要回顾了现有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观点,既包括支持财政分权的观点,也包括应对财政分权采取谨慎态度的观点。介绍了现存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包括内生增长模型、扩展索洛或新古典增长模型、两部门结构增长模型和政府行为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模型,体现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第四章,本章分别采用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省级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1)省级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影响方向和程度依赖于采取何种财政分权指标:(2)省级财政分权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3)省级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程度、市场化程度、财政纪律和秩序改变程度以及财政分权度自身的提高而显着不同;(4)并且不同的财政分权度下,物质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也会发生改变。第五章,在第四章研究基础上,本章将财政分权层级扩展到省以下,检验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1)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而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分权则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2)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东部和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财政自给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表明,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应该谨慎,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当的分权政策。(3)通过采用门限面板模型发现,同省级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门限效应,处于不同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下,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生了显着变化。第六章、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基础上,本章将财政分权拓展到地区级,分别采用线性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二次型非线性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地区级财政分权对地区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1)总体上,地级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财政收入分权和自给率分权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2)地级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简单二次型非线性关系,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自给率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次型非线性关系并不显着。(3)地级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的分权水平区间时以及地区间工业化程度发展速度不同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4)不同维度的财政分权会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这是造成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考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应该注意这种复杂性,而不能仅从实证结果来武断下结论。第七章,本章利用相对价格方差方法测算了全国除海南、重庆和西藏以外的378对省市1985-2005年间的商品市场分割度,发现,各省际对市场分割在经历了短期的波动放大之后呈现平稳下降的趋势,中国各省之间商品市场整合程度正不断提高,正向一体化进程推进。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测算了各省和全国历年平均市场分割度,在经历了1995年以前的波动式放大之后,1995年之后全国和各省的市场整合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全国市场正走向一体化。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尤其是收入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程度,阻碍了全国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利用测算得到的市场分割数据集,分别采用普通回归计量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总体上当期市场分割对当期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同时对下一期经济增长也有负向影响,并且在不同分位数分布下,其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而间接检验了财政分权会通过加剧市场分割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负向影响,但是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综合效应的符号很难简单界定。第八章,本章描述了1997以来中国各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和均等化现状,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对不同的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和产出以及均等化的影响,发现采用不同的财政分权指标和不同的公共卫生服务指标会得到不一致的结论,而且差异性较大。发现,(1)财政分权加剧了地区人均预算内卫生经费支出衡量的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差距以及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差距,而对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人员数差距的影响则依赖于采用何种分权指标,其中财政支出分权加剧了差距,而收入和自给率分权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差距的缩小。(2)总体上而言,财政分权提高了人均卫生经费支出的投入以及改善了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供给,支出分权提高了政府预算内支出中卫生经费支出的比重和卫生经费占GDP的比重,而收入分权和自给率分权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公共卫生经费的投入,总体上财政分权对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人员数不显着为负。(3)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缩小地区间人均预算内卫生经费支出衡量的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差距;但是从可及性产出来看,财政转移支付则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可及性公共卫生服务产出的差距,这与理论预测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缩小地区公共服务差距的观点一致。(4)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了可及性公共服务产出的供给和人均预算内卫生经费支出,但对健康性产出的影响则并不显着为负,对预算内卫生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影响也不显着,但却显着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投向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积极性。第九章,本章利用DEA方法,分别从预算内外总支出——产出组合、预算内、外支出——产出组合和收入——产出组合测度了地方政府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发现(1)在测度政府效率时,在同样的产出下,选择不同的投入,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因此使用DEA测度政府效率时,对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应该慎重;(2)通过空间效应检验,地方政府间政府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实证分析发现,各投入——产出组合模型中,空间溢出系数都显着为正,相邻地方政府间政府效率呈现出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某一地方政府效率的提高会促使相邻地区政府效率的提高,政府间存在标尺竞争;(3)从财政分权来看,除财政自给率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外,其他财政分权指标衡量的财政分权对不同投入——组合下测度的政府效率都呈现出显着的负向影响,虽然不同的投入——产出组合测度的政府相对效率会有所不同,但财政分权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却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影响模式。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本文在已有理论框架基础上,构建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综合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本文比较系统地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研究了省级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还研究了省以下综合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利用地区级数据,研究了地区级财政分权对地区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3、本文不仅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还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并且采用门限面板模型,从多角度证明了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4、本文还根据制度共识性理论,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受其他制度,主要是市场制度和财政纪律制度的约束;同时检验了,不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是否会受其他财政分权维度的制约。5、本文第一次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和公共卫生服务差异的影响,为今后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6、本文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利用已有方法详细测度了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和地方政府相对效率,并分别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和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
徐淑红[9]2016年在《中国区域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指出近些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态势发生显着变化,主要有叁个判断,一是我国进入了“叁期迭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消化期,二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叁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态势是“L”型而不是“U”型或“V”型。针对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供给侧”改革成为当前研究中国经济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增量效应,即当前的投资结构决定了一国或一个地区未来的产业结构,投资直接作用于一国或一个地区未来的供给能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与长期增长速度,因此,投资与“供给侧”改革密切相关,研究清楚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当前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当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重要关口时期。投资作为经济产出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对资本形成、资本存量增加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其认为投资的变动要领先于产出的变动,并且投资的波动幅度更大,投资是经济产出的重要先行指标。在以支出法GDP的构成要素来看,消费、净出口与投资相比,时变波动性明显较弱,因此,投资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转变的重要预警指标之一。同时,投资作为内生于经济产出的变量之一,具有加速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力的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经济加速发展进一步带动投资规模扩大,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拥有更大的投资规模,进而更加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强调的中心-外围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一致,在不同地理尺度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心-外围”交错的发展局面。总体上,投资结构、投资效率、投资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研究如何有效提高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从区域视角研究中国各省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分析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异同,以及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测算并分析分析我国省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投资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变异系数、Moran's I等相对差异和空间自相关指标,分析我国省际投资差距的演化和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变特征;通过将投资界定为水平经济效应和增长经济效应,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收敛理论分别建立实证检验模型,实证分析我国投资与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关系,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重要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当前的民间投资驱缓、经济景气下行、资金“脱实向虚”、部分区域剧烈调整等问题,提出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引言。该部分主要包括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给出本文的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包括对论文研究关注的对象,投资、资本回报率、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对区域经济差异、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简要概述;对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阐述,重点关注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异同、资本回报率的差异表现与成因,以及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第叁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省际差异分析。本章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为重要研究对象,首先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时间趋势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时间趋势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变化、项目建设性质情况、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演变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规模水平、增长速度、投资贡献率等指标存在着明显的省际差异。根据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可将其划分1978年至1991年增速剧烈波动、1992年至2001年倒V型反转、2002年至2007年投资规模持续上升、2008年至2014年波动下行4个阶段。其次,从省际层面细致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表现,包括省际规模速度、占全国比重的基本表现和位序变化情况,投资率的省际差异表现极其全国行政区划的图示分析,发现我国的投资高增长省份表现为东部沿海、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相继轮动的局面,各省投资增长情况受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影响较大。利用极差、极值比、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计算分析全国省际固定资产规模和速度、投资率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发现我国省际投资规模、增速和投资率的差距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特征,当前的区域差距较大。第四章是投资效率的省际差异与空间相依特征。本章首先对我国投资效率进行省际比较分析,应用投资贡献率和增量资本边际产出率(ICOR)两个指标对我国省际投资效率进行测量,并分析纵向横向的差异表现和动态变化;发现我国省际投资效率演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和空间相依特征。结合投资率指标分析,发现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较早的出现了“高投资率、低投资贡献率”的情况,投资率、投资贡献率和ICOR值较为紧密的数量关系,叁者出现了较为一致的变动趋势和数值水平。当前的东北地区投资指标“叁高”表明东北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增长质量低,增长可持续性差。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也不容乐观,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投资效率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其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省际投资效率的空间相依特征进行分析,应用Moran’s I统计量分析投资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发现我国省际投资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即较高投资效率的省份相互邻近,较低投资效率的省份相互邻近。局部Moran散点图分析某一省份与周边省份投资效率的差异情况,分析发现东北和西部偏南的高投资贡献率省份相互集聚,东部沿海低投资贡献率的省份相互集聚。第五章是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本章首先研究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经济逻辑,提出投资的水平经济效应和增长经济效应,考虑不同种类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内在的关联关系,并分析其他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作用;其次,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经济收敛模型为理论原点,建立研究投资两种经济效应的实证模型,考虑公共投资经济效应、财政分权的地区政府投资行为以及FDI为代表的投资总量构成影响,在指标变量选取处理上,将人力资本、工业化、城市化、进出口规模视为控制变量,将物质资本存量、财政分权水平、FDI、投资贡献率、增量资本产出率作为与投资相关的重要解释变量;再次,针对我国省际样本数据,根据经典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进行说明,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省际投资具有显着的水平经济效应,但不存在增长经济效应。人均资本存量对人均GDP水平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616,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可以提升人均GDP水平0.616%;考虑空间溢出作用影响后,新增资本边际产出率对经济增长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为-0.341、-0.461和-0.803,由于投资效率较低,省际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率形成负向的冲击影响。最后是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归纳本文研究获得重要结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省际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刺激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政府转型、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等提高投资效率的对策建议。
江依妮[10]2010年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研究》文中指出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百分之四的目标提出17年来仍未达标。其中,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然存在着增长缓慢、预算外依赖、地区差异大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教育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体制中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地方官员不够重视教育,在教育中又更为不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导致教育在地方财力分配决策时被“边缘化”。地方尤其是县级“行政预算体系”的以地方领导人为决策核心的特点,使地方财政资源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领导个人偏好的影响。而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效用函数存在着共容与冲突。共容的产生主要基于中国垂直集权的人事晋升激励,引导地方领导者对如经济等某些考核指标的积极性；而冲突存在的条件在于,财政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决策自主权、监督缺失使地方政府成为信息垄断者。积极发展教育,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冲突之一。教育仅被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多任务委托合同中的一个强制性任务,而非具有激励性的绩效目标。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具有“天花板效应”,即它们的教育投入总存在一个上限,当达到这个上限之后,地方政府则不会再将更多财力投入其中。地方政府对待教育的“边缘化”态度使得转移支付本应产生的积极作用被严重削弱,虽然转移支付和财政分权能够抑制农村义务教育的预算外依赖,但是地方政府新增的本级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都不会增加“教育占本级支出的比重”。但地方教育投入行为在不同财政分权形式下仍有所差别。当前中国存在着四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代表着中央对地方财政干预力度和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四种组合。“弱中央,强地方”的浙江与“强中央,弱地方”的黑龙江,县级政府对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态度十分消极,其转移支付都给教育投入带来“挤出效应”。“弱中央,弱地方”的广东和“强中央,强地方”的内蒙,其消极态度低于前两者,其专项转移支付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在此具有的“挤出效应”,可控转移支付具有“替代效应”。此外,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困难还在于,农村学校规模经济效益缺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校长的“经济人”自利行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除了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的投入机制外,还要处理好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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