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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摆脱“漂流”
整个90年代，中日关系起伏动荡，摇摆不定，处于一种没有航向的漂流状态。期间经过了邦交正常化20周年（1972—1992）的洗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1945—1995）及日本围绕“不战决议”的风波，日美关系重新调整定向（1996年）与“新防卫合作指针”出台（1998年）的冲击。在10年内，两国学者或形形色色的“第二渠道”频频开会，出谋划策，努力探索并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始终未能使这对亚洲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摆脱“漂流”，驶入面向新世纪的正确航道。
1998年江泽民主席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访问了日本，中日确立了发展21世纪友好合作关系的目标并达成了33项合作项目。在一次访问中，达成如此之多的合作项目，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是不多见的。翌年小渊惠三首相访问中国，加快了两国合作的步伐。2000年5月20 日江泽民主席在北京就中日关系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同年10月12日，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推进了增信释疑进一步落实两国21世纪友好合作的计划。中日两国学者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化解隔阂，理顺关系，进一步充实双边关系的内涵，为下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铺路。
1996年，美国两位亚洲问题专家（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防备分析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格林和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学术中心亚洲问题计划联系研究员本杰明·塞尔夫）曾撰文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向现实主义”，文章分析道，这是因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四根支柱——安全问题、国内政治、历史认识和经济因素都起了变化”。（注：英国《生存》季刊，1996年夏季号。）
笔者曾于同一时期撰文提出，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复存在，因而“导致一些眼光近视者认为‘万里长城’已无战略价值”（注：拙文《东北亚地区中的中、美、日关系及作用》，1997年。收入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第93页。）；“中日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的交替时期，这是一个新战略基础尚未形成的空白阶段”（注：拙著《新旧交替的东亚格局》，第73页。）；“日本未来得及从新的高度来调整对华关系及适应地缘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日本外交正处于国家战略思想，外交政策调整的‘过渡时期’，上层建筑处于一种‘漂泊’状态，缺少类似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伊东正义那样的政治家、战略家”。（注：拙文《东北亚地区中的中、美、日关系及作用》，1997年。）同年，笔者在另一篇论文里，将中日关系迟滞不前的症结归结为四个“T ”——领土、台湾、教科书和TMD。总之， 因构成冷战时代中日“蜜月”关系战略基础的变化，使双边关系进入了一种“漂流”时期，以及面临给这对关系重新定位、定性、定向的时代课题。
对90年代中日关系的回顾，主要是想强调对新世纪两国关系前景的探讨，应该认识到构成这对关系战略性因素的变化；认识到整个区域安全形势及中日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以及中日友好队伍的重大变化。
1990年以来，竹下登、冈崎嘉平太等政界要人相继逝世；中国方面也失去了廖承志、孙平化等中日友好活动家。这固然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但也引起人们对中日关系发展后劲的深思。由于上述国家关系基础的侵蚀，中日关系失去了一个很好发展机遇。所幸，经过近几年两国领导人的努力，没有使整个90年代成为“失去的10年”。
二、吻合与错位
与90年代中日关系基础受侵蚀的状况相比，新世纪这对双边关系的立足点是什么呢？或者说，中日关系基础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吻合，哪些方面是错位的呢？过去10年，两国学者、专家在探索、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摸到了有益于再渡急流的石头，看到了每块石头的大小及稳定度。迄今，对如下几方面是比较清楚的。
（一）在安全领域，中日既有吻合的一面，也有错位的一面。中国警惕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日本担心“中国威胁”，尤其是围绕台湾问题及TMD的研制，造成安全上的敌意与戒心。 从地区安全合作领域看，中日两国求同化异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在有关安全合作主要内容的提高透明度，建立互信（CBM）及预防性外交（PD）等方面， 已有较大进展。近日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阐述了军费支出、军事思想、国防政策等内容，基本上达到了有关军事透明度的要求。朱镕基总理访日，亦就双方安全合作对话、军舰互访达成了协议。在他访日同时，一个日本高级航空自卫队代表团在中国与同行交流。从这些方面看，今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领先，安全合作滞后的局面将会相对改观，从而构成中日关系发展的又一积极因素。但另一方面，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周边事态”的定调，即不公开声明将台湾排除在外，以及日美联合研制TMD，并有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之势头，则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与统一大业的隐患。
基于上述事态，可以说，安全问题将同时成为促进与促退中日关系的两种不同因素。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这种事态的形成，既有日本的地缘战略考虑（台湾海峡与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关系），亦有日本针对中国综合国力发展或面向21世纪而作出的“联美入亚”的外交思想。作为身处中美两大国之中的日本，随美而不从美，抑华不恶华，这一战略思维将较长期地影响其对华安全政策。也正是这一政策两方面之一的“抑华”装置——军事安全政策上的联美——将影响东京与北京关系向纵深发展。实际上，自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后，日本政界、军界、学术界大量人员访华，向中方解释，用心良苦。但中方基本上未接受其“暧昧”的说明，表明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安全政策及外交思想来考虑，该问题不易化解。
（二）在致力于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层面，中日关系将会部分突破双边框架，共同思考如何对亚洲经济增长做贡献，从而构成这对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新支柱。中日建交已近30年（1972——2002），因各种因素，两国迄今未能有机会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巨大互补优势，来开发东北亚地区的巨大经济潜力。今年10月13—16日朱总理访日，则勾画出这一新型关系的框架。朱总理在与日本经济界人士的恳谈中，提到了两国合作的三个重点之一：开拓东亚经济合作的新领域。在与森喜朗首相的会谈中，朱总理指出，“我们欢迎日方在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提高亚洲整体经济实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在‘10+3 ’的框架内积极探讨两国、中日韩之间以及三国与东盟的合作。”森喜朗首相在关于区域经济合作时也指出，“日本愿意继续在‘10+3 ’框架内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并愿就此加强与中国的协调与配合”（注：上海《解放日报》2000年10月14日。）。
可以认为，在“10+3”合作框架下展开的中日、中日韩、 中日韩与东盟（亦即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是东京与北京外交思维的一种突破，其思考内容已从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扩大到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无疑，这是夯实双边关系基础的良机及重要途径。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看，建立共同货币体制和共同市场，是一条必由之路。而目前在“10+3”框架下，就有关中小企业、扶持产业、 货币互换达成的协议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新著《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里，倡议使“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金融协商委员会”制度化。此外，与此有关的中日韩首脑会谈的机制化等等都不失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尝试。我想，有战略眼光者能看到这种多边合作对巩固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三）历史认识问题仍将是两国关系的“结石”，处理得当能够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否则将起不好的刺激作用，进而煽起民族主义，破坏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两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是很认真的。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指出了正视历史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今年朱总理访日也指出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并再次重申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关于日本国内对历史的认识，继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表态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在其所著《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中谈到，日本对欧美的战争是普通战争，但对亚洲各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大东亚战争是一场错误的、不该进行的战争”。可见，日本的政治家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端正。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日本的一小部分人无端指责中国打“历史牌”，声称中国以“历史牌”压日本提供更多的经援。言外之意是中国在“浓化”、“放大”历史。笔者认为，在有关历史认识上“浓化”或“淡化”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引导双边关系的发展。展望21世纪，中日两国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报刊电视、因特网等媒体效应增强。一些人的“失言”经媒体炒作，往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进而又会冲击决策机制的正常运作，导致“舆论迎合型”或“民意迎合型”的杂音。这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而这在下世纪的较长一段时间，恐怕难以消除。
（四）经济合作将成为两国关系的有力依托，并逐渐成为决策执行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中日建交28年来，经济合作尤为成功。从这28年看，两国贸易磨擦经常对双边总体关系产生影响；但两国贸易纽带的“粗化”，都未能与双边政治关系发展成正比。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1996年当两国贸易规模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时，两国政治关系却陷入建交后的最坏局面。展望下世纪，“从世界范围看，世界性的制造业、能源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的重组风起云涌，并出现跨国重组的趋势。这种调整，使经济全球化程度大大深化，使生产力在全球化中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注：陆百甫：“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光明日报》2000年10月23日。）。这一切给中日合作关系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又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世纪之末，中日两国渡过了1997年出现的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趋于复苏，企业加大重组力度，中国也把重点放在西部开发和结构调整企业重组方面，最理想的结局是，中日两国通过经济互惠合作，推动亚洲经济整体发展，中日关系本身也在经济合作推动之下，实现部分质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三、增信释疑
基于如上对中日关系基础之吻合与错位现状的分析，并看到产生这一现象的大背景——两国综合国力向“强强型”发展的趋势，可以认为，提升双边关系，关键在于增信释疑，“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从中国的角度看，有关日本研究、报道，应实事求是，分清主流与支流，该肯定的就肯定。在有关日本的国家走向、对华政策，都应从多方面的角度观察，不能以偏概全。应该肯定战后半个多世纪日本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肯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整治基础设施，保护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肯定广大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及他们在中国搞绿化建设，治理沙漠等方面的贡献。从日本的角度看，也要理性地看待中国国防现代化，理解中国人民所承受的国土分裂、民族分裂的痛苦，尊重中国人民要求“正视”历史的感情。中国人也特别不愿意看到日本拿“援助”来施压。为此，两国舆论界在有关此类事情的报道上，一定要冷静、慎重，分清官与民、总体与局部，主流与支流，广大国民与少数人的关系。
中日建交近30年来，往来于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商人、学者、专家，前所未有地增加。最近，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的启动，又极大地推动了这种交往，从而也将导致对两国国内各种状况“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如果说“远即是美”的话，那么这种“透明度”（再加上舆论导向不当的话）将导致“近即是丑”的结果。90年代以来，舆论调查所显示的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下降，与此是有一定程度关系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使“近即是丑”变为“近即是亲”则需要大力培养一支“知日家”或“知华家”的队伍。90年代，我们两国又有不少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老前辈相继谢世，新世纪的到来，越发使我们感到培育这支队伍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