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10—0092—07
由于种种原因， 笔者最近才拜读杨春时、 宋剑华两位同志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以下简称《论》（注：《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一文，该文的核心思想是，否定了由于学术界“机械地套用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中国文学”而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思想，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并以确立古代文学（“尊崇集体理性，严守形式规范的创作原则，体现了个性未获发展时代的审美理想”）、现代文学（“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突破理性与规范，带有鲜明的非理性倾向”，“体现了个性解放的现代人的审美理想”）、近代文学（“以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生存状况为已任，积极参与变革时代的社会实践，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主义性质”）三个概念为逻辑起点，进而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来论证这一问题的。因而看起来好似逻辑严密、鞭辟入里。实事求是地讲，《论》文推翻了文学界传统的文学分期论，对于科学地反思和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位置，以利于中国文学今后遵循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这不但不是新潮式的哗众取宠，而且体现了大胆的学术建构精神。但是，笔者认为：从现代性到近代性，决不仅仅意味着是打破“以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西方文学”的结果，而主要还有以西方文艺中的科学、民主精神张扬于我国和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中国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逐步胜利的原因。因为，西方“对于现代派文学形成的比较确定的时间界限，一般仍以象征主义出现于文坛的时间，即1870年为上限”，（注：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著：《西方文艺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04页。 ）早“五四文学”运动差不多半个世纪。从“现代性”到“近代性”，体现了冷战结束前后，知识分子对文学关注焦点的普遍变化。
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意义深远。正基于此，笔者才不避冒昧，首先把向《论》文发出诘难（对事不对人）作为抛砖引玉的方式，不但希望学术界更加重视这一问题，把论争引向深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文论家们能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为此，笔者建议：思想解放步伐不可超过限度，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为近代性或前现代性（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6期，第79页， 杨春时：《前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为时尚早，不可草率。
《论》文以欧美文学为论述的核心准则，歪曲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特殊形态，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不能用普遍联系、全面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从而使《论》文逻辑起点和论证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还不能全面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其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表现之一。《论》文从“欧洲的近代文学而不是传统的古典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确立必须“以世界文学史为参照系，采用世界文学的统一标准，而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文学的系统之外，自行确立一套标准”，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实质上却以欧美古代、近代、现代文学三个概念为标准，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特殊形态和性质。首先，到底是传统的古典文学还是欧洲的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这个问题早已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今天不可能（恐怕以后也不可能）终极解决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下的一元论问题。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二者都是催生中国文学的力量（当然还有社会主义文学），都可能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阶段性地或综合性地彼消此长地成为中国文学的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例如，西方文学的科学和民主两大精神就曾经成就了伟大的五四文学运动，建国以后这两大精神在社会主义文学中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升华；传统古典文学内涵直到近来也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作家二月河帝王序列、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是例证。《论》文把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排除在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外，无论如何都是对文学历史的误读。且不说传统内在精神家园的丧失不可能如爱琴文明一样一蹴而就、无端消失，单从两位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学排斥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这一点来看，中国古典文化精神还是内在于中国人的实践生活中的。而作者所举的“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以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只是在后期才出现了像李金发、洪森等极少数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主流仍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例子，也就成了这一情况的极好说明。不过，这是古典文化精神多元转换后的呈现而已。这个多元，当然不仅包括欧美的近代文学，还包括欧洲现代文学，更不可忽视当时崛起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在进入到世界文学范围的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逐步创建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到底要不要以前苏联文学为参照系？正视这个问题，对于正视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文学由于遇到暂时的挫折无法给理论作一实践性的证明而遇到的窘境，有极大的理论意义；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我们是否还继续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前途和命运；这个问题的结合点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性。我们处于世界文学统一体中，在认识自己文学的性质时，有必要借鉴世界文学。但绝不能专注于世界文学的一种，以之为圭臬，而对于别的优秀文学采取排斥的态度。《论》文在逻辑起点上，把古代、近代、现代文学概念定位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前提上，作出苏联文学是欧洲文学意义上的“近代性质”和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结论，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先进性甚至合法性，不时流露出一种当前文学界不少人具有的后殖民主义自卑情结。而作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定位从近代性到前现代性的彷徨徘徊，从侧面印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结论尚未达到科学的程度。从前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看，社会主义文学应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它不再是19世纪30年代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对它的更高扬弃。它的创新还在于，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等等，比欧美近代文学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我们不能因为苏联解体了，就潜在地否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成果，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不能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看作中国文学的落后性，这就引申出第三个问题：作者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框架体系内，是否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特殊实际，而强把20世纪中国文学框定于欧洲文学的理论准则之中？笔者认为，要科学地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就要注意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实际，而不应在总结前就把20世纪中国文学先验地打上欧洲文学的色彩。《论》文作者认为，五四时代的“西化”演变成为“苏化”，苏联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取代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思潮而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主流。既然《论》文在前文中曾以欧洲的近代文学作为中国近代性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苏化”的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在吸纳和抗拒欧洲文学基础上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既然“西化”的中国文学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那么若以欧洲文学来作为评判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唯一标准，主要理论缺陷是什么？前面的问题既说明了作者在论证中的矛盾、疏离和脱节：主流和内在动力如何处理？又说明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批判地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时必然显现出自己的中国特色：它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规范、独立的价值追求和富于民族特色的时代意识。也正是由于中国国情和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才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既不同于欧洲文学，又异于前苏联文学。而中国的国情和文学实际又恰恰与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学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前者主张文以载道，后者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等，加上中国对社会主义文学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迫切需求就为其在中国的传播、植根、生长、成熟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因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它忽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是我们民族文学能在世界文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它便于我们今后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学先进资源、排斥腐朽因素的同时，补充并中和外国文学，而不是仅作欧美文学的应声虫。在有中国特色的20世纪文学面前，我们不能不考虑有中国特色的那部分而一味作后殖民主义的认同。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言“他们往往不是去寻找西方理论同中国经典文本的矛盾，而是满足于西方理论跟中国经典文本的一致”。（注：《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第13页，孙绍振、 夏中义：《从工具论到目的论》。）我们固然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反对“古已有之”的变态自尊，但又要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自信心。
因而，在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我们不但要具有现代眼光，而且还要有历史意识。《论》文排除了前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性质的评价作用，有忽视历史意识之嫌，它抹杀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性，没有达到现代眼光与历史意识的统一。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学特色，把它植根于世界文学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在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体系中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
表现之二。以“文学史的分期主要应该从文学的视角加以确定”为理由，该文作者认为“应该区别开政治视角与文学视角，从政治视角把‘革命文学’划入现代史范围的理由并不充分”，从而在实际上忽视了政治视角、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视角对文学规定性的同时，过分地抬高了欧美经济视角对文学的规定性。《论》文认为，由于苏联国内存在某些把社会主义文学庸俗化的倾向，有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中国文学在20年代后期接受苏联文学思潮时，必然也带有庸俗化倾向，例如，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原则等等，这也是笔者所同意的。但是，这如何就由此得出“这个时期文学（笔者注：指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更为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难道革命的现实主义与理想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学还没有达到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层次？难道文学的优秀时代精神发生了历史的倒退？固然“文革”期间极“左”思潮使社会主义文学审美品格几乎丧失殆尽，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学正是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经历了“文学理论上一次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注：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页。）才使社会主义文学在极大包容性的基础上展开了与西方的对话，汲取了不少外来营养，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轰动效应。这恰恰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政治意识形态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这种惨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谁又会忘怀呢？而反反复复地陷于理论泥沼的人们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为什么偏偏不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康庄大道奋勇向前呢？既然作者都承认“文学体现着人的超越性的追求”，承认“有时历史进步推动文学历史的发展”的一面，为什么却看不到社会主义文学由于其相对于经济基础的特殊发展性，能创造出超越商品经济阶段而具有现代乃至当代意识的文学繁荣呢？
随着苏联解体，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经济持续高度的繁荣，这种大气候使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因素而有忽视甚至取消社会主义政治对文学影响的危险。而社会主义精神也由于文学家们诗意启蒙的沟通与表达不充分而没有彻底地张扬起人们奋斗的理想风帆，出现了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前途信心正逐步丧失的趋势，并进而转向乞灵于欧美经济现代化条件下的文学。前年结束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决不是如作者所言“是近代理性精神对现代非理性精神的后卫战”，而是人们对以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为主体的现代形态的人文精神的呼唤，这种现代形态当然包括在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之中。它的失落不是为“近代精神唱起挽歌”，而是中国人为解决物质的贫乏，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诱发的拜金主义、消费社会对人的漠视，导致传统精神家园被污染，道德堕落，信仰失灵，精神萎缩。中国人的存在不再是80年代那种刚开放国门时，感触西方文化，兴奋和希望相互交织、热火朝天的初级阶段，而是西方观念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精神层面上来，人们经受着物质和精神二律背反的双重重压并习以为常地承担着，因而显得沉稳、平静和成熟。正在争论的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实质上即是在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低迷的情况下，人们重新建构新的精神家园的努力尝试。其存在的问题盘根错节，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和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论三种不同形态的文论从彼此精神障碍中解脱出来加以诗意沟通、融合扬弃。因而，这个新的精神家园必然有社会主义文论的成分。但是，文学不是经济，不是经济这个唯一因素决定的，更不能用经济倾向来取代政治倾向，而应综合、系统、多视角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壮丽和辉煌是不可抹杀的。如果单以欧洲文学精神来论中国文学性，必会产生削足适履的弊端，进而无法科学地加以确立。因此，科学地介定中国文学的性质，就不能不考虑中国特色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因素对文学虽有消极的一面，但在目前，多元共生的时代需要一种共同的声音，而政治就可以发挥这一积极的效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但反对如作者看到的“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内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概加以排斥，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却把苏联式的新古典主义视为永恒的、不可超越的文学模式”倾向；而且在市场经济深化的未来，反对以反“左”为名，坚持文学无限盲目自由化的倾向也必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坚持更为必要。
表现之三。在对我国未来文学发展瞻望上，作者以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必定向人们传播着现代文学的信息，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为契机，指出，“我们坚信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一定是现代主义文学”，体现了对现代主义崇拜的精神。作者是如何推导出20世纪中国文学必然是非理性主义的、西方式的现代主义？这里隐而不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必定是现代主义文学。那么，现代主义文学是中国未来文学发展的必然吗？现代主义文学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吗？真如作者所言，能够使中国“继续缩小与世界现代文学的时差，以全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现代文学”之林吗？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西方文学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文学未来的趋势和走向，但绝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文学的未来是现代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更有自己特有的国情，当下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拒斥也正说明这一点。前不久，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历史故事片《荆轲刺秦王》无视历史实际，实际上采用了西方解构主义的艺术精神，但却被国内观众称为“显示才华，追求轰动，胡编乱造与戏说”。（注：《北京日报》11月2日报道， 《北京晨报》11月8日转评《这类影视应加提示》。）不也从现实中印证了这一点吗？而且，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使21世纪有可能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中创造出另一种文化环境，产生出不同于今日精神的文学。中国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西方最新的科技成果的直接运用，就会缩短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也不会经历同西方国家一致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在政治上，我们已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在文化传统上，中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所以，一方面：西方社会文学随着经济出现的新形态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也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托多罗夫认为：“现在是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时代”，（注：引自《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一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文学理论的综合多元化必然不会把现代主义文学定于未来的一尊。拉尔夫·科恩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序言”中，首先指出欧美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人士正在把文学理论同有关社会运动结合起来，给文学界以新的舆论，“社会”（包括历史、现实、生活、政治）很可能成为未来融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研究特定时代里的文学理论一些重大问题的最主要根基和中介。（注：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 ）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中，就美国文学理论发展趋势指出：“事实上，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注：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也追求超越感性／理性等二元对立模式之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就趋向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某些重大理论见解，无意中偏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新情况孕育的新精神，必然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精神状态。现代主义终因自身的缺限而无法阻碍更前卫的文艺产生，这可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以极大的宽容对话精神吸收和包容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给中国文学带来了80、90年代的繁兴。由于其先进性、革命性和科学精神使然，它必然随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提高。为此，国内外众多的学者做了艰辛的探索和追求，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例如，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化的探讨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其开放性、包容性正符合当代多元共生的时代精神，必然成为未来振兴中国文艺的中坚力量。其对传统、外来文学的辩证批判精神，必然不会坐视西方精神糟粕不管不问。社会主义的文学要求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以求真务实而又灵活的手段，正社会主义文学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伟大精神之风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柱和必要的智力支持。因而在实践中绝不会盛行作者所谓西方式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例如：意识流、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创作方法和原则，给文坛带来了阵阵清新的空气，也几度催开了我国文学的繁荣之花，这是我们要借鉴的地方。例如：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就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余华的《世事如烟》，就借鉴了荒诞派手法等等。要对文学进行分期乃至区分文学特性，文学本身、文学特有的创作方法的形式和结构等文学性因素也是必须关注的重要一极，但是，作者把现代主义文学所突破的理性与规范的非理性状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当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精神所追求的，这就值得商榷了。试想，在我们的国度里，文论家们希望出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异化和精神分裂的状态吗？我想，任何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人都会对违背“二为”方针的“西化”行为作出否定的回答。是的，这不但是我们努力拒斥的东西，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矗立的重要原因。发展市场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些颓废与虚无的思想糟粕，而社会主义文学正是要肩负铲除这些毒瘤，宏扬传统道德精神和正气，唱响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的任务；它要以世界级的文学手法使更多的中华人民参与到审美愉悦中来，自觉接受潜移默化的崇高道德的熏陶，提高自身分析、认识事物的能力，全面升华自己的情操素质，从而树立一种契合时代，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这才是社会主义文学应该为之奋斗的方向。
除了上述三大疏漏外，纵观全文，作者在论述上还有许多其他值得怀疑和推敲的地方。例如：中国文学“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是否会因为措词过于机械而背离中国文学实状呢？后来又说“并不是说在百年之中，我国毫无现代文学因素可言”是不是与“只具有近代性”相矛盾呢？既然中国古代文学理性主义异常坚固，何不直称为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近代文学？作者所说的20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的三项任务是不是有先入之见？欧洲文学在19世纪何以打破孤立封闭的状态，加入到世界文学阵营（中国何以被排除在外）之中？等等，不一一例举。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对于作者举证大多无伤大雅，但作为理论的论述在力求严密而符合逻辑，即力达科学性方面，这恐怕不仅是二位作者努力的方向，而且也是多元共生时代对多元论争的学人们迫切而又现实的要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总结，应放于世界文学大系统中，在实践中用系统的观点来进行运动的考察，并用更多的争鸣和声音相融合、相补充，才能实现科学的把握。正是因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而，我们既要考虑到中国文学自身的特殊形态，又要顾及世界文学体系下各种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对我国文学的参照作用；既不可套用世界文学史分期于中国文学史，又不可忽视世界文学史，甚至不可忽视时间问题。尽管两位作者对文学的分期标志着西方观念不自觉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精神之中，成为评判事物的力量；但决不可借世界文学之名，行欧美文学之实分期于中国文学，更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宽容，而使文艺理论家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立场，须知，文学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我们也不可不顾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而囿于某一历史和现实的偶发波折或事件，使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建构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更多地带有了理论的局限性及其呈现的虚假性，从而脱离了社会现实和历史逻辑发展的进程，把理论科学化的萌芽和成长扼杀于错误判断的迷雾之中。
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定位的问题，实际上是与“人文精神”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一脉相承的，它不但体现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论出现了失语状态，一些知识精英分子要求民族文化从后殖民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良好愿望，而且隐含在更深层次上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即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者完全西化的问题之中。这个问题我国虽已在战略上作了科学的回答，但是，在实践上具体究竟如何实现和发展，人们将在建设中拭目以待。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将是决定文学如何分期的主导性因素。在这个大的期待视野下，文论家们对人文精神、古代话语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尚须进行艰苦的科学化的探索和梳理，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而单从欧洲文学或者经济视角来分期中国文学，这与传统文学分期一样，都会被不断发展的现实实践所抛弃，因而，文学分期为时尚早。
复印编辑注：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请见本专题1997年第4期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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