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为标志，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为起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说是列宁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仅包含了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当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不只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路径，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径：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和现代的优秀文化的结合，另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独创，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的见解。这些综合在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基本路径。本文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路径的探讨。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创立，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列宁主义牢牢把握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时代主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境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的就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适合于时代变化要求的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就是列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的理论体系。显然，列宁主义并未包含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只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适应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作出的新的概括。当然，列宁主义也包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所没有的创新理论。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世界历史都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与这一时代特征相联系的列宁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最新形式。
列宁主义的产生，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第一次大论战有着直接的关联。这场论战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的争论，其焦点在于对时代发展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系理解上的分歧。当时，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是伯恩施坦的观点。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就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进行批判”。后来，他把其中的六篇文章收入他的文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伯恩施坦以“探求当前问题的细节”的重要性为借口，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通则”，认为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献，也只是“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依科学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严肃尝试，现在还只有极个别的实例”。[1](p.191)伯恩施坦在1898年发表的《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一文和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进一步断言，《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间”上的估价是错误的，而且对这一社会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所要达到的“形态”也没有预见到，所以《共产党宣言》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伯恩施坦确实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深刻变化，尽管他所理解的变化只是一些现象和数据的堆砌，但他完全以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相悖的观点，企图“修正”乃至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是以卢森堡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当时严肃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高度，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森堡、倍倍尔以及1901年以前的考茨基，在作出这些回答时都没有涉及时代变化的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时代和他们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并没有本质的或者根本的变化。概括地说，因为时代没有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是管用的。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就是时代变化的显著标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看到时代的变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在理论上反而让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占了上风。
三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20世纪初，列宁以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资本主义时代变化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而简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他认为，时代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因此，马克思在探索资本主义发展根本规律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些基本原理，仍然有其现实价值。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征毕竟发生了变化，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基本原理作出新的阐述，作出丰富和发展。列宁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那就是随着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丰富、完善、发展和创新。时代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问题，实质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的问题，是事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列宁主义就是20世纪初以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有过更为广泛理解的愿望和要求。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在当时俄国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并拨出专款（黄金）用于搜集和购买散落在欧洲各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为抢救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梁赞诺夫，尽力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文献，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其中重要的文献包括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间留下的三个手稿，这就是后来由俄国学者编辑并命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包括马克思在1857年到1858年间撰写的经济学手稿，尽管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间，几乎翻遍了马克思留下的全部手稿，但并没有看到这部手稿。这部经济学手稿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名正式出版，后来命名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两部极其重要的手稿，成为我们现在理解青年马克思和中年马克思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由于列宁主义是植根于那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因，还同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渠道和方式有关。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三个渠道进入中国。一个是从日本进入的“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早年留学日本的一批中国学者，通过日文译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来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二是从俄国进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由在欧洲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从欧洲、特别是从法国传入的“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虽然比较薄弱，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却非常活跃，是注重“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渠道中，从俄国进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那一时期，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读物，许多是从俄国传入的，甚至有的中文译本还是在俄国翻译完成后进入中国的。进入中国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毛泽东多次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就是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例如，1938年10月，毛泽东曾经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2](p.534)1941年5月，毛泽东提到：“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p.801)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能够解决“革命实践”、“革命实际”，以及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才是符合当时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需要的理论指南，才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的理论指南。1945年4月，毛泽东再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3](p.1093)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认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P.116)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还是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新视域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复兴”马克思的热潮。这一“复兴”热潮兴起的重要特征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极大关注，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无论在朋友中还是在敌人中，当时有关马克思的一般辩论变得更加活跃；第二，“学院经济学”已开始吸收由马克思发展起来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增长理论中的某些思想；第三，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新的”、“非正统”的流派，积极倡导把经济学推向“黑格尔的或后马克思意义上的‘更高的阶段’”。同时，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本身，也存在着三个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第一，马克思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二，马克思不只是许多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他还奠定了继续发展这些理论概念的基础；第三，马克思对自动化时代的社会制度的特征及其趋势所作的预测。①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理论界，对这一“复兴”热潮并没有明显的反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中国理论界对长期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式的理解、对附加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理解等等，才作了深层次的反思和清理，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道路。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70年代末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开始大量地被译成中文，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手稿、笔记和书信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科学考据版(MEGA2)的陆续出版，使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有了更加广泛的了解。自此以后，我们理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不再仅仅限于几本基本的著作，许多“未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得以发现和理解。
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以后，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在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至多只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而且这些思潮也大多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80年代初以后，这种观念逐渐有了转变，尽管我们一开始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也是作为非马克思主义来看待的。
随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我们看到，自恩格斯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实际上是多样性的、多样化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有在西方国家流传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思潮。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形式。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跨越列宁的、以卢森堡理论传统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自称是以卢森堡理论为自己理解马克思主义视点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卢森堡理论对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等人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卢卡奇著名的“总体”理论就是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研究中得出的，卢卡奇在早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直言不讳地认可了这一点。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东方化”传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着多样化的发展。这就大大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视野，特别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及其方法，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第三，在长期发展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开始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主要顺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是考据式的文本研究，即从文本本身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意作出新的解读；二是从问题出发的文本研究，就是带着我们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文本中寻找新的理论解读。前者如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考据中发现的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等的解读；后者如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探索等，则是带着问题对马克思晚年文本研究的结果。这两种文本研究的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治学的基本方法。无论是考据式的文本研究，还是以带着问题出发的文本研究，对拓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第四，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在发展，时代主题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主题。面对时代发展及其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显然要有新的发展。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弘扬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要立足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更多地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思想，在更为宽广的视域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今世界和时代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立足于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外，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新视域的，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树立。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第二次大论战，其焦点还是时代发展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树立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作出了科学概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5]
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但是，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主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重要思想的理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内涵，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更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是关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原理。1978年3月，邓小平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6](p.87)实际上，在1975年和1976年间，邓小平就提到过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但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重提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生产力理论中，先论及的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问题，后来推进到管理与生产力关系，再后来形成了生产力系统理论，进而发展到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等等，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的演进轨迹。可以认为，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诠释，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起点之一，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重要起点之一。
在20世纪末，江泽民在提到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时指出：“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曾经深刻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只有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生命力。”[7](p.394)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恩格斯强调的是：科学“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8](p.732)这是恩格斯晚年关于生产力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结合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地联系起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创新的引导力量。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只有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是关于生产关系理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许多观点，都与生产关系理论相联系。生产关系理论上的显著创新，就是破解了生产关系的制度规定和体制规定关系的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虽然没有制度与体制这一对范畴，但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生产关系一般和特殊的意义上，阐述了生产关系根本性质和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提到：一方面，“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9](p.3)在这些“标志”和“规定”中，“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9](p.3)；另一方面，“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9](p.6)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作过类似的论述，他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0](p.489)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10](pp.489-490)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一般与特殊的辩证论述、恩格斯对生产关系历史变异性和规律性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关系中制度规定的确定性和体制选择的变异性的道理。
三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理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理论，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唯一的基本原理。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中，我们发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1](p.104)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重要理论。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仅为我们理解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发展阶段作了理论铺垫，而且为我们以人的发展为主体的社会进步，进而达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思路。显然，这对我们破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难题，进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
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重要的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理解中，我们一方面要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观点，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p.293)另一方面也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这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p.33)对这两个基本原理作出辩证的理解，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面理解，也才能准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及其历史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中，对恩格斯晚年的《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给予极大的关注，曾几次提到恩格斯的这份手稿。早在1992年6月，他就提到：“‘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恩格斯在他晚年就已开始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一八九一年，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指出，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他说，纲领草案中所说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13](p.199)后来，他又多次指出：“这几年以来，我一直引用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恩格斯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是会出现变化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14](p.80)“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近一百年全世界所创造的生产力又比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pp.120-121)“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不断深化和发展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这一点，从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各篇序言和恩格斯写的《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4](p.343)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包括他们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五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大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理论，这就是恩格斯晚年的著名论断：“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p.693)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启示。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世界各国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0](p.762)经济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马克思曾经提到：“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10](p.762)像商品经济、股份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等，都成为“积极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占有”。
六是关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年代，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交往的最为发达的形式，还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世界市场”、“世界历史”意义上，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作了前瞻性的探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2](p.86)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整个世界体现的将是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历史发展的具体的、不同的地域，已经不再存在了。这就是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现实中，任何地域性的现象已经不再可能继续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整个世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不管是哪个地域都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此后不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观点作了新的概括，他们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2](p.276)“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2](p.276)“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2](p.276)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重要论述，一再地被经济全球化研究者所引证，一再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特征的基本原理。
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要求的内涵之一。生态文明建设在根本上就是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1998年9月，江泽民在总结那年防汛抗洪的经验时指出：“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这番话讲清了人类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7](p.233)江泽民引用的是恩格斯在1876年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在阐述这一重要思想时还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p.383)因此，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8](p.384)在恩格斯这一论述之前，马克思也提到过，由于对人和对自然的掠夺性的使用，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对未来的预支”的状况，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预支”。这时，“由于过早的过度紧张和消耗，由于收支平衡的破坏，工人和土地的未来实际上可能被预支和被破坏。”[15](p.3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赋予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重要思想以当今时代的新内涵。
八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涵。显然，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消除旧的分工的角度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2](p.85)马克思恩格斯以这一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描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作了最初论述。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作了新的论述，指出：“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12](p.237)“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12](p.243)“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p.294)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人的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历史轨迹的概述。人的发展的第三种形态的特征，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新的解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特征和内涵，不仅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变化结合的结果，而且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时代的新内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境界。
注释：
①参见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1979年英文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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