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当前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出现了现代化研究的热潮。当我们对这一研究热潮进行理论反思时，不能不看到邓小平理论对它的影响。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是推动现代化研究的精神动力
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学者独领风骚，60年代以后在美国尤其兴盛。他们主要探讨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如何利用西方的先进科技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方法，他们为后发展国家设计的种种模式都体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仿佛只有通过“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同志非常关注社会科学研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指出，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他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1](p.181)邓小平注意到要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的问题，他曾指出：“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2](p.40)邓小平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关注世界的变化，不能对新事物、新趋势视而不见。
在邓小平思想启示下，史学工作者开始把现代化问题纳入视野。最早提出应该加强对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他在1984年第3期《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一文，明确提出：“一个对当前我国四化建设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也能起推动作用的世界史研究课题，就是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他认为，“现代化”是6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新理论和历史概念，国外学者从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和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出发，从现实上溯到历史，最初以日本现代化过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后来逐步扩大到其他国家，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历史研究。他指出，目前各国研究者对于“现代化”还没有统一的、公认的解释，研究方法五花八门，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把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新研究项目，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也是从现实问题对历史进行再认识、再探索的一个途径。”[3]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也从中国近代史角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从我们的前辈到我们这一代，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漫长岁月；然而我国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却起步甚晚，贻误甚多。中国理论界应该急起直追，加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力求为当前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4]
随后不久，罗荣渠即发表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注：该文始发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后收入《现代化新论》。）和《西方现代化史学思潮的来龙去脉》（注：该文始发于《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后收入《现代化新论》。）两文。在文章中，他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和西方学者的各种不同的现代化概念，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现代化史学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概述其发展过程和主要观点，并且认为应当着重注意这些新理论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它们从总体上提出了哪些社会科学新课题，开拓了哪些新领域，作为我们开展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借鉴。他指出，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社会科学理论界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与战后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与跃进几乎是同步的，只是人们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动向不那么敏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要努力认识这一新形势，迎接社会科学新的大发展。
时代的需要，成为激励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现代化理论，并且从现代化角度重新认识世界与中国历史的巨大动力。
邓小平理论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为学术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邓小平回顾了人类的历史，谈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由此看来，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动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5](p.137)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现代化动力问题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罗荣渠在研究现代化问题时，首先在理论上阐述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把发展现代生产力看作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他指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他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重大贡献。尽管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异常复杂的运动，众多的独立和依存的变数在交互作用，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交织，前进与倒退交错，这数不清的相互作用的变量形成的历史合力总是围绕经济发展的中轴线进行的；而经济发展的高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把这一观点称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6](p.98)
“中轴原理”的精髓在于说明了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是由工业革命解放出来的现代生产力，也就是说，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罗荣渠对这个原理的基本内容作了说明：(1)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社会全面发展水平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当一个民族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一般地也达到它的社会生产的高峰；但生产力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单纯的生产力运动也不可能改变生产方向。(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中，两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3)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发展能量和弹性，现代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在相同的生产关系结构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有高低不同。(4)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具有客观可比性，可以找出科学的衡量标准，而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则只有相对意义，它的可比性一般取决于社会公正原则，归根到底，取决于解放生产力的程度。(5)在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形式的转换导致革命性变革，无论是生产关系严重落后于生产力水平还是超前于生产力水平，都会导致生产力的破坏。(6)现代生产方式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方都处在相关的量变过程中，甚至发生局部性质变化也是有可能的[6](p.99)。
以上观点清楚地反映出罗荣渠关于现代化动力的思想，即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轴，因此现代生产力就是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对现代化动力的唯物主义的阐释，既反对了唯意志论，也改变了以往以生产关系变动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公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罗荣渠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显然是受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任务等理论的启发，充分说明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对于研究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邓小平改革开放和面向世界的思想，促成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新局面
邓小平深刻把握世界发展的新变化，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同时代主题的变换紧密联系起来。他反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他主张：“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p.373)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开始进行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研究。罗荣渠教授于1986年制定了“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的大课题，组建了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十余年来，这个中心编辑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专著和论文集十多种，其中罗荣渠的两部力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凝聚了他晚年在这个领域辛勤开拓的全部心血和成果，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该中心编辑的论文集《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等，对于人们了解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历史，推动现代化问题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中心还组织中青年学者翻译与现代化问题有关的国外重要著作，如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兴起》、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依田熹家的《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等。近年来，列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出版的著作还有：张少华著《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严立贤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和国内市场》、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林被甸主编的《拉丁美洲：通向现代化之路》、时和兴著《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等等。罗荣渠生前有关“力图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设想已经初见成果。
在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中，同时进行现代化研究的还有章开沅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课题，参与者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从1988年开始，该课题组陆续出版了近十本《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如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探》、罗福惠的《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易升运的《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唐文权的《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范铁城的《东方的复兴——中印经济近代化对比观照》、严昌洪的《西俗东渐——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赵军的《折断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则是带有课题总结性质的研究成果。
进入9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将其研究工作与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这一时期不仅研究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问题的论著增多了，而且从各种角度探讨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的论著也纷纷问世。诚如章开沅教授所说：“近十年来，与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迅速进展相伴随，还有城市史研究、商会与绅商研究、学堂学生群体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留学运动史研究、大众传播媒体史研究、社会心态变迁史研究等等史学分支的崛起，这些都与历史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的关注与投入有关，而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又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增添了更为坚实的基础。”[8](p.10)许多传统课题也从现代化角度重新进行研究，如1998年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主题就是“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1999年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时，许多研究者提交了以“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为题目的论文。
很明显，现代化问题已经形成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与这一热点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周积明著）、《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上、下卷（陈勤、李刚、齐佩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丁日初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忻平著）等。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江立华、杨燕树等著）、《日本：走向现代化》（金明善、徐平著）、《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洪朝晖著）、《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张旅平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王家骅著）、《德国现代化的道路》（李工真著）、《美国现代化道路》（李庆余著）、《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金雁、卞悟著）、《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彭树智主编）、《资本主义现代化比较研究》（姜德昌、夏景才主编）等等。这些论著的内容涉及现代化理论、各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外现代化过程比较等等。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日益深入，对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现代化问题，在我国已经明显地形成一个现代化史学思潮。
当前我国现代化研究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特点
我国的现代化史学思潮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理论研究处于领先位置。在这方面罗荣渠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总结了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出现的诸多现代化理论，以唯物史观重新构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其理论思想的结晶就是《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从事现代化问题实证研究的学者也没有忽视理论的指导，他们力图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框架，积极探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从事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新途径。
第二，突破了我国自从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从文化的角度对现代化问题进行抽象争论的局面，进入了对现代化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不再是空洞的理论研讨，而是从新的视角透视这一特定时期宏观或微观的历史问题，从而有力地带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形成当代史学领域中新的关注热点。
第三，在现代化历史研究中广泛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史学家们从全球整体性观点出发，广泛进行比较，不仅有中外历史的比较，也有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发展模式的比较。这种比较不仅大大拓宽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增加了研究深度，也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借鉴作用。
第四，现代化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单一学科的、闭塞隔绝的研究模式，历史学与政治学、发展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学科交会贯通，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成为整合各门学科研究成果的中介，也进一步发挥了对社会发展进行纵向研究的优势。这不仅加强了现代化研究的科学性，也深刻地改变了史学自身的面貌。
第五，现代化历史研究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十分明显。与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文化学家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不同，史学家所进行的主要是对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学术研究，基本不涉及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但是史学家的研究又无一不是从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因此史学家进行的现代化研究同样具有很强的研究性，这也是我国现代化史学研究的强大动力所在。
应该说，历史学家并不是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他们进入这个领域是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之后；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些学者的消极追随者，而是如章开沅所说：“他们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研究方法投入现代化研究，并且根据历史学自身的特点推进多学科的整合。因此，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展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际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8](p.9)
通过对20多年来学术界现代化问题研究历程的回顾，我们很自然地感受到，这一研究热潮的形成与邓小平理论的启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邓小平理论不仅推动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化研究，而且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没有邓小平理论，就不会有今天现代化研究的兴旺局面。同时，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与历史进程的研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使其真正成为具有面向世界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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