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体育互动60年历史演进与现代意义
刘官元
(长江师范学院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重庆 涪陵 408100)
摘 要: 中国对非洲国家体育的互动非常紧密，中非体育的交流互动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梳理中非体育互动的历史演进逻辑，可以为新的历史时期，中非体育新的发展提供历史镜像与思路。研究认为中非体育互动主要经历了：中非体育交流的开创时期，发展、改革与调整期；全面合作时期；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时期四个阶段。并指出中非体育60年互动交流，助推了中非之间国家利益的实现，助力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了非洲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非体育交流新阶段发展历史借鉴等几方面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中非国家；体育交流；中非合作；历史演进；中非命运共同体
1 前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非洲大陆的外交关系是当时对外关系重要的一环。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始终清楚牢固地把握着中非关系发展的大方向。迄今，中非高层互访达800多起，中国已同50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体育作为国家对外关系重要的一种交流形式，中非国家之间的互动非常紧密。1957年7月，苏丹派出一支足球队来中国进行了多场比赛，由此揭开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体育文化交流的篇章。至今，中非体育的交流互动已经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在其60年的历程中，中非体育经历了什么历史阶段、发展历史逻辑以及历史文化意义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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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八大行动”的提出，中国与非洲交流合作已进入新的时代，新的历史阶段。新阶段里，如何继续发挥体育交流与合作的作用，助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陆间，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两大文明的协同复兴的目标，是我们学人应该思考的命题。对此，总结梳理中非体育互动的历史演进，无疑可以为新的历史时期中非体育新的发展提供历史镜像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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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非体育60年互动历史演变
2.1 中非体育交流历史背景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对中非体育合作提供了新理念及行动指南，从而开启中非体育合作新时期。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我国加入WTO即将实现。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中国与53个非洲国家、非洲联盟委员会共同倡议下，成立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得以确立。此后中非合作论坛分别于2003年、2006年、2012和2015年举办了多次会议。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升级为“北京峰会”，此次峰会中非合作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合作的领域即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同时，为回应非洲国家内生自我造血功能发展的需求，中国充分利用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及政府与民间两种资源，来大力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发展[2][7]。
总的来看，中非体育交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1950-1978年中非体育交流的开创时期。2)1978-1999年发展、改革与调整期。3)21世纪2000-2017全面合作时期。4)21世纪2018年——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时期。
2.2 中非体育交流的阶段特征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中非之间的合作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陆间，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两大文明的协同复兴目标的战略选择。透视中非60年体育交流与合作历史，可以很清晰发现两者间的互动是伴随着服务双方国家利益而产生发展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对非体育的交流获取了非洲国家友谊、国际政治地位的支持，拓展了国家发展空间，提升了国际地位，而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借助中国的体育援助与合作，提高了国家的基础建设水平、促进体育和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提升了国家的形象。
另外，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高校体育交流进入大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对非洲国家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和高校之间的体育竞赛、表演，还有对非孔子学院的设立等。如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招收了非洲留学生。中国武术、气功在孔子学院体育类课程的开设[5]。总的来看，此阶段中非体育合作总体表现为官方外交与民间交流。
表1 对非洲体育援外教练、体育场馆、器材等一览表
表2 中国体育对非州援助援建转折时期部分情况
污水在调节池内进行长时间停留，由于生产废水时，日变化且水质也有较大波动性，该问题不仅引起设备运行不稳定，还会对后续生物处理单元造成较大冲击负荷，导致生物无法适应水质的波动而降低处理效果。为了降低污水站事故率，因此，通过调节池进行调节，确保后续处理单元安全、稳定运行。调节池出水通过提升泵进入气浮设备。调节池内设置液位控制仪，低液位保护，高液位启动。气浮设备可进一步去除水中的细小悬浮物和分散油滴。
本次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s）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2 发展、改革与调整期：从援助到合作的转折(1978-1999年)
尽管此阶段体育对外援助方式内容向合作凸显，但是向非洲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援助教练、体育专家和器材，仍是体育对外援助的工作，见表2。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中非体育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80年到1999年，在北京体育大学的非洲体育留学生已有52人[5]。
表3 全面合作时期中国对非体育合作部分情况
2.3 全面合作时期: 援助、互利与合作(2000—2017)
20世纪50-60年代，亚洲与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50年代中期，在亚非两大洲已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新兴独立国家均面临为民主解放与国家发展争取发展空间的需求，中非国家之间有着主动抱团对接应对外部压力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地位低下，拓展国家发展战略空间是国家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1953年我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55年，首次亚非国家之间自主讨论未来发展的万隆会议召开。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是当时我国对外政策的主旋律，与非洲大陆的外交是主旋律中重要的一环。与非洲体育领域进行交流互动，是争取非洲国家的理解与支持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以说，中非的体育交流是伴随着服务双方国家利益而产生发展的。随着我国及非洲大陆国家民族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的不断发展，服务于国家外交的体育交流也相对得到调整与变化。
此阶段中非体育交流呈现援助、互利与合作多样化特点。2007年6月26日启动“中非发展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积极参与对非体育援助，为非洲国家在体育医疗、体育场馆建设与维护、体育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开展了多元合作的工作。同时，中国对非洲体育赛事进行了投资，对非洲杯举办国比赛场馆建设与投资合作[8]，如对埃及(2008年)、安哥拉(2010年)、加蓬与赤道几内亚合办(2012年)、南非(2013年)、赤道几内亚(2015年)、加蓬(2017年)。据不完全统计，自2006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新设援非体育场馆项目多、规模较大，援建的体育场馆遍及非洲40多个国家，较大规模场馆80多个，总座位数300万个，见表3[9]。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对非洲的外交策略主要表现为对非洲援助要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适应。此阶段，国内改革开放和国际形势的改变推动中非体育援助转折，由“无偿援助到合作”的调整。调整动力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开启，要求体育对外经济援助要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环境的实际，因而必须改变其原有的内容与形式。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由此国家作出了以经济建设发展为重心的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新中国由此进入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到1983年，我国提出对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要“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原则[6]。对非洲的体育援助，按照四原则要求，体育对外援助不再完全的应受援国要求对其进行无偿援助，而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再无偿援建大型成套体育项目，而向互利、实效、多样化调整。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世界殖民体系面临最后的崩溃和瓦解，非洲国家的独立已经基本完成(已达50个)，中国与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双边国家发展重任已经从民族运动向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转变，我国对非体育要兼顾援助、投入与产出的要求。1986年国家制定了《关于体育援外教练人员经费收支管理规定》，由此，体育援外教练不再完全是无偿，有偿外派逐渐增加，教练人员的国外待遇不再接受国家财政专项补贴，资金投入形式多样[3-4]。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地位低下，需要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求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由此，我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是当时我国对外政策的主旋律。非洲大陆是重点工作的地区之一，为了服从国家的外交工作需要，要求体育战线发挥体育在外交工作中的特殊作用。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开启了新中国的体育援外工作。体育对外援助，谨遵尽国际义务、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援外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对受援国无偿援派体育教练、无偿援建体育场馆等。该时期，对非体育所涉及的物质投入、资金支出和人力资源培训完全由中国政府承担。体育无偿援助类型主要有：教练援助、捐助器材、援建体育场馆(建设、维护)、资金提供等形式。其间最主要的形式还是教练援助，体育教练涵盖了足球、团体操、乒乓球等，具体情况见表一[1-4]。值得一提的是中非高校之间交流也已经开始。这期间，有115名中国教师在非洲公费执教，有648名来自25 个非洲国家留学生在中国公费学习，没有出现私人或非政府团体进行互换交流。到70年代末，中非高校体育交流只有一位体育留学生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5]。
2.4 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时期：新理念、新倡议、新举措(2018—)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访问时，发表的上任后首份非洲政策演说关于中非关系的高度概括。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峰会以“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两个重要成果文件。提出新主张：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重点实施“八大行动”计划。峰会为未来中非合作指引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是新时代中国对非外交新理念、新倡议、新举措的集中体现。当下与未来，中国与非洲都处在自身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非洲则期待现代化发展，实现经济独立与自主可持续发展，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新理念和新思路与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无疑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走实走深，行稳致远，也为中国与非洲体育的合作描绘了新的美好愿景。
3 中非体育60年互动的深远意义
3.1 助推中非之间国家利益的实现
2.2.1 中非体育交流的开创时期：体育无偿援助为主导(1950-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洲体育的互动目的主要就是服务国家战略，把体育作为对非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主要形式就是无偿的援助。其间，不完全统计，非洲有14个国家在体育教练、器材、体育场馆建设与维护、资金提供等方面获得了大力援助，体育基础建设水平、运动训练竞赛水平得到快速提高。随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适时调整了对非策略。体育同样具有外交的功能，但对非体育交流进入互利互惠、形式多样阶段[10]。重点是向非洲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援助教练、体育专家和器材。不完全统计，其间有26个非洲国家接受了援助，有力提高了不发达的国家的体育综合基础水平。进入21世纪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开启，中国对非政策逐渐成熟。中国与大约24个非洲国家，在体育医疗、体育场馆建设与维护、体育人才培养、体育竞赛投资与合作等多方面开展了援助与向多元的合作。
3.2 助力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世界国与国和谐发展提供了典范。中非命运共同体脱胎于中非合作论坛，但源起于双方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拓展、人文交往密切的实践基础上。正如习主席在2018北京峰会上，指出中非之间基于共同历史遭遇、发展任务和政治诉求，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中非体育交流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定程度上讲，中非合作的历史也是中非体育交流的历史。中非60年的体育交流，中国政府一直承诺对非洲的体育援助。特别通过体育的援助与合作，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和友好，加深了中非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以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从而有效助力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3.3 推动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60年中非体育交流主要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我国对非派出大量的教练，诸如团体操、乒乓球、足球、田径、羽毛球、武术等项目，通过援外教练在外的辛勤工作，加强了我国对非洲国家人民交往和友好关系。特别是团体操的援助，是体现交往和友好的最佳形式[11]。二是，对非洲国家的体育场馆设施的援建与投资。对非援助的体育场馆是非洲国家重要的体育文化交流场地，每一个场馆的建设过程中，如项目立项、启动、竣工与启用，受援国都举行重要仪式。众多的仪式，让非洲人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援助与帮助，增加了中非人民的友谊；三是，中国对非洲体育赛事业进行的投资与合作，如对非洲杯比赛的合作等也大大推进了中非人民的交流。中非体育的交流正如双方相互理解的桥梁，推动了中非人民了解与友谊，促进了中非和谐发展。
3.4 促进非洲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有物质和人力基础的保障。据不完全统计，中非体育60年体育交流，中国向非64国家(次)提供体育物质硬件、资金、体育人才培养的援助与合作。如中国投资和援建非洲国家的大量体育场馆、设施。如两年一度的非洲杯足球赛，在非洲国家有巨大的政治、经济、体育影响，其多数比赛体育场馆，如加蓬共和国蒂尔港体育场、中加友谊体育场、赤道几内亚体育场等，均由中国中国建筑公司承建。正如人民日报所言，“中国建造”助推非洲体育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培训、竞赛后备梯队建设、设施管理等扶持和帮助，也大大推进了非洲体育事业各领域之间协调发展[12-13]。可以说，中非体育交流有力促进了非洲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3.5 提供中非体育交流新阶段历史借鉴
尽管中非体育交流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同样存在历史经验教训。中非体育交流历史经验教训，主要表现在：一是无偿体育援外方式的历史局限。援建体育场馆设施的规模过大、有的项目缺乏科学论证、重复建设、管理人才缺乏等，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财政带来较大的困难；如由于无科学规划论证，没有考虑当地国家的电力、交通、建设成本以及受援国的政治环境等因素，从而导致在一个国家重复建设多个较大规模的体育场馆，有的项目难以竣工，甚至成了烂尾楼，导致浪费巨大。二是，政治色彩比较鲜明，政策未及时跟上；短期效应相对显著，可持续性较差。因而，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力图避免历史局限，推动中非体育交流健康持续发展[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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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60 Years ’Sports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LIU Guanyuan
(School of Sports & Health, Yangtze Normal Univ., Ful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 There has been a 60 years’ intense sports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Literature review,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action provide new thoughts a new era. There have been four stages for the interaction: initiation stag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stag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the stage of new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The sports interaction of 60 year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s helped enhance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assis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pushed forwar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frican peopl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of China and Africa, and provided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new stage of sports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 words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sports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istorical elou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7-0019-06
收稿日期： 2019-03-04；
修回日期： 2019-05-12
作者简介： 刘官元(1968-)，男，重庆涪陵人，教授。研究方向：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体育人文社会学。
标签：中非国家论文; 体育交流论文; 中非合作论文; 历史演进论文; 中非命运共同体论文; 长江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