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的当代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曾是很重要的一翼，特别在二、三十年代，曾有过它辉煌的岁月。
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白话散文就异军突起，颇为引入瞩目了。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白话散文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当时把长篇议论文也作为白话散文的一个部分，而“小品”散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自然与中国传统大“散文”的观念有关；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性的散文实际上单指这里说的“小品散文”，即“美文”。在适当时突出小品散文的成就，意在肯定白话文同样能写“美文”，不亚于唐宋八大家和清桐城派的文言散文。
几年以后，这种小品散文愈加蓬勃发展了。1928年7月， 朱自清在其散文集《背影》序中具体描述了当时散文的繁荣景象：
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三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朱自清在这篇《序》中还对当时散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作了简赅的概括，他指出：“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到三十年代前半期，林语堂等人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西风》等，谈“幽默”，讲“性灵”，大力提倡“小品文”和“语录体”，散文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后来鲁迅对林语堂等人进行批评，林语堂等予以应答，演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著名论争。
中国现代散文出了许多名家，林非先生所著《中国现代散文六十家》就论及60位作家，其中鲁迅、周作人自不用说，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沈从文、梁实秋、丰子恺、卢隐、张爱玲等人的散文都写得极漂亮，且各有独特风格。
当然，这些都已是历史了。
二
历史有时竟会如此地相似。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中又出现了散文的一枝独秀和持续的“热”。
说散文的一枝独秀，需要在时间上予以限定。因为，平心而论，散文的繁荣，只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粉碎“四人帮”那会儿，最先繁荣的文学样式是戏剧和小说，它们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政治性很强的“重大”题材紧紧地吸引着大批读者，如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等。但是八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散文热”逐渐升温。
这种升温当然首先表现在当代作家越来越重视、关注散文这种文体，并且涌现了一大批较优秀的散文作家和作品。许多知名的小说家，把愈来愈多的精力转向散文创作，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史铁生、王安忆、铁凝、贾平凹、戴厚英、韩少功、叶文玲……等都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创作了数量可观、质量可喜的散文作品，不少人还出版了散文专集。另有一批专业散文作家崭露头角，如余秋雨、祝勇等的文化散文，张中行、金克木、王元化、黄裳、何满子、季羡林等的学术散文，叶梦、斯好、苏叶、素素、黄爱东西、南妮等人的“小女人散文”等，都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颇受读者的欢迎。
这里且以上海为例，近几年来已形成了较为庞大、整齐的散文创作梯队。年近九十的老作家柯灵、施蛰存等近年还不断有散文精品问世；学者王元化的学术散文、笔记如《清园夜读》等颇受读者青睐，他今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赵鑫珊的音乐、哲理散文也很受读者欢迎；另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如：女作家“三王”（王安忆、王小鹰、王晓玉）、孙甘露、陈林、沈善增、蒋丽萍、王周生、潘向黎等人都在小说创作之余，写了大量散文；学院派的散文也品种多样、别具一格，林凡、吴中杰的社会文化批评散文，王运熙的《望海楼笔记》、王水照的《半肖居笔记》等学术散文，都有深厚的学术、文化底蕴；有些理论批评家也参与散文写作，他们有些批评随笔本身就是“美文”，如《吴亮话语》、许纪霖的一部分“书话”等，都可作如是观。
近年的“散文热”，还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大量重版、再印上。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新文学史研究中极“左”思潮的败退，“重写文学史”蔚然成风，一大批过去被无端抹杀、贬人冷宫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得到了重新评价，其中也包括一批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作品。最初是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被重印，大受欢迎。后来，一些出版社纷纷效颦，用各种名目、各种选题，编各种“丛书”、各种作家“选集”、“文集”，一而再、再而三地大量再版或重印中国现代散文的名人名作，其规模之大、版本之多、数量之巨，在中国文学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间新编或重版、重印的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现代散文作品书籍的印数，已远远超过1919—1949三十年间中国散文书籍印数的总和。这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观。
印数如此巨大，并非出版家的盲目之举，而确乎出自读者市场的需求。譬如周作人的散文，不仅北京、上海出了，浙江、陕西等地也大出特出，而且十分畅销。虽然已出多种版本，仍然供不应求，多次重印。林语堂、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冰心、卢隐、沈从文、朱自清、丁玲、徐志摩、丰子恺、朱光潜、艾青、张爱玲等人的散文选集也均大受欢迎，其销路普遍好于当代一些散文名家的作品。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散文热”中，已故的现代散文家的作品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相比之下，在某些方面，当代散文作家的作品倒未曾占据优势。甚至有论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散文热源于现代散文作品的复兴，或曰，还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复兴，带动起当代作家的散文创作热情，催生了近年持久不衰的“散文热”。
笔者认为，当代“散文热”的出现，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其中，现代散文的复兴无疑起了直接促进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把当代“散文热”的形成仅仅归于现代散文复兴一端，则难免有以偏盖全之弊。实际上，究竟是当代“散文热”为现代散文的提供了氛围，还是现代散文的复兴引发了当代“散文热”的问题，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类的循环论的问题，是很难简单下判断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现代散文在当代确实复兴了，它赢得了比半个多世纪以前远为广大的读者的喜爱；而这种复兴，既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散文热”，也成为这股“散文热”的一个重要热源和组成部分。
三
那么，中国现代散文为什么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从八十年代后半期起逐渐复兴，并势头不减呢？笔者想从几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散文之所以能在当代复兴，最根本的原因是它自身具有健康的人生蕴涵、高度的艺术成就和优雅的审美品格。而这一切是跨越时空的。如果现代散文不具备这几方面的价值，那么，即使有再适于散文生长的土壤、气候，它也不可能复兴的。限于篇幅，也限于笔者的学力浅薄，不可能在此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思想、艺术成就，作那怕稍微系统的概括，只能从自己的阅读中撷取几点粗浅的感受简单说一说。
首先，中国现代散文的大家们，包括四十年代一度堕为汉奸的周作人，三十年代曾遭鲁迅严厉批评的林语堂等人在内，他们的散文、小品的思想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即使他们作品中被视为“闲适”无意义的那些篇章，在主旨上也是健康的，包含着现今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生思索和生命体验。而这些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完全被忽视、遗忘、淡漠了。
譬如周作人，人们均说他的散文“平淡”、“闲适”，不少人以为这四个字等于空虚、无聊，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周作人散文的题材确实非常广阔，既有国事、政事，亦有文艺随感，亦有人物杂记，既有山水风雨，亦有草木虫鱼……但他决非无聊猥琐之徒，他多次否认自己文章为“闲适”，怕人误解其不要思想，所以他强调：“现在写文章自然不能再讲什么义法格调，思想实在是很重要的，思想要充实已难，要表现得好更大难了”，但他还是“积极”追求之（注：周作人：《瓜豆集·自己的文章》，《知堂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80页。）；后来他又总结道：“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注：周作人：《立春以前·几篇题跋·秉烛后谈序》）。这里他虽承认自己文章的“闲适”，但申明此乃策略，是以中庸、平淡之衣裳包裹而实写“人类之事”，寄托人道主义同情心。通观其作品，应当说基本符合事实。
再如林如堂提倡抒“性灵”、说“幽默”的小品文，鲁迅曾给予诚挚的劝告和严厉的批评。现在回过头来看，林语堂在当时阶级斗争极为严酷的情势下倡导闲适的小品文固然不很妥当。但具体看林氏的小品创作实践，却也并非都是思想反动、内容无聊之作。随便举几个例子。《秋天的况味》一篇，不过千把字，从秋日黄昏独坐抽雪茄烟的体味写起，联想到秋天的意味，一反古来诗文把秋看作萧杀、凄凉、荒凉的俗见，而赞美“秋林古气磅礴气象”，揭示秋之“古色苍茂”“代表成熟”和“过来人”的意味，认为“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的境界。这实在不仅仅是对季节的“况味”，而是对包藏丰厚的生命成熟阶段的切身体验，是对以萧瑟凄凉象征秋思的传统理念的反拨，是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对秋的全新感悟和阐释。再如《论孔子的幽默》把《论语》中孔子的轶闻趣事集中起来加以生动的叙述，还被理学家拔高到抽象、枯燥、干瘪的“至圣先师”的迂夫子以一个多幽默、近人情、有情趣的活生生的人格。这既是对儒学的某些新解，也体现出林氏倡“幽默”的真实含义，与那种追求浅薄低俗的滑稽、逗笑划清了界限。《论趣》一文，也绝妙地表达了林氏所追求的对人生与艺术的最高境界，他之所谓“趣”，既有人生和艺术上追求“通脱自喜”、“适可而止”境界之意，也包括日常人生中，超越“名、利、色、权”的求知、启智和读书等方面的“趣”味。作者以丰富的知识向读者娓娓道来，亲切自然中透出一种健康向上的情趣。
又如徐志摩，是一个极为冲动又极富才华的年轻诗人，但其散文的成就不但不亚于其诗作，有些方面甚至超过诗歌的成就，从而使他也能跻身于中国现代散文大家之列。茅盾曾批评其诗歌在圆熟的形式下，“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注：茅盾：《徐志摩论》）。现在看来，这个批评即使对于徐志摩的诗作也不够全面，更不适合于他的散文了。他的散文表面上看，似乎内容贫乏空洞，一点点小事，却可铺排繁采到极至。但就笔者观之，却觉得并非如此简单。仅看那篇《我所知道的康桥》吧，写的就是他在剑桥大学修学的一年光景中对康桥建筑、桥洞、康河、草地等自然、人文景观的回忆、描写和抒情。固然此文保持着徐志摩铺排繁采的写作风格，但却以宏大而华丽的笔触，把康桥见闻细致入微而又丝丝入扣地娓娓写来，而且笔端时时流淌着作者自己的青春激情，它与康桥瑰丽奇艳的自然风光天衣无缝地交织成一幅追求美好未来、富有浪漫情调而绚丽灿烂的风景画。笔者今日重读此文仍不免为之心灵震荡。文中洋益着的是一股单纯而执着的豪情，是一种入世不深的青年对理想的孜孜追求。胡适曾这样准确地概括徐志摩的理想：“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能够会合于一个人生里”（注：胡适：《追悼志摩》）。而写康桥这篇散文，正好借康桥所兼有的这三种而用富有诗情画意的笔触将其人生三大理想一起熔铸于字里行间。
其余优秀的现代散文家的作品，也大都透露出真率的性情趣味、健康的生命体验、积极的人生感悟和美好的理想追求，决非“闲适”二字所能概括的。而且所谓“闲适”，其实并非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无聊的别名，乃至逃避现实的手段。被公认为“闲适”大师的周作人经过一生的创作实践，“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戏剧的演员及作者往往过着阴暗的生活，也是人间的实相，而在社会方面看来，有些种种闲适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证据”（注：周作人：《风雨后谈·序》，《知堂小品》第475页。）。这就是说， 闲适包含忧郁，包含对黑暗现实的种种谐谑嬉笑，其中自不乏正义感与同情心在内。以此理解来反观许多现代优秀的“闲适”散文，原来或多或少都寄托着忧郁和人道之心。这就是这些散文当时存在的价值，也是它们今日复兴的内在依据。
四
关于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更非本文所能说清楚的。这里笔者只谈三点小小的体会。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成功地创造出了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不同于旧式文言散文的现代新文体——白话散文和小品，并逐渐走向成熟，成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实，这种白话散文，本身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儿，是新文学的骁将们反对封建旧文化、旧文学的重要举措和尝试，是背负着旧文化重压的斗士们与传统决裂所迈出的勇敢一步。表面看，不少散文写得很轻松悠闲，其实作品的深层饱含着挣扎和战斗的激情，正如鲁迅所说，白话散文的诞生，“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但是，这种新文体能否真正创造成功，能否真正取文言散文而代之，首先要与这种旧式散文，或者毋宁说与整个旧的文学传统展开正面较量与竞赛，“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较量的结果是，白话散文以丰硕的数量和骄人的实绩“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语），白话散文完全取代了文言散文的地位，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新文体。
当然，毋庸讳言，在整个文学中，白话散文也存在着某种先天不足，以至导致三十年代后出现危机。鲁迅精辟地指出，正因为白话散文作家们处处自觉与旧式散文相比照、竞赛，故而在艺术上就“特别提倡那些和旧文章相合之点”，而不知不觉受其所代表的传统审美观念的局限。艺术追求上偏于性灵、冲淡、闲适、幽默一路，不免有些狭窄，在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上则更显不足。林非先生说得好，现代散文与旧式散文“像这样在艺术上处于同一层次较量的结果，自然容易较多地趋向于思想冲力，艺术意识的更新也就不容易迸发和深化。鲁迅的这个见解实在是太准确和精辟了”（注：林非：《朱自清名作欣赏·序言》，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但是， 白话散文无论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和不足，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学的新文体被广大读者认可、接受和深深喜爱了，它在新文学中的地位牢牢地确立了，这却是一个不争之实。
其次，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成功之作，大都有真情实感，系有感而发的，即使写风花雪月、虫鱼草木，也往往流露真情，另有寄寓，而非无病呻吟，故弄玄虚。唯其如此，它们才能打动人、感染人。譬如朱自清脍炙人口的千字散文《背影》，打动了多少代的读者，它文字质朴、细腻，近于平淡，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诚挚而深沉的父子之爱，这就是它感人至深的地方。又如丰子恺的散文，题材往往平凡细小甚至琐屑，但写得极有情趣，故而往往使人感到小中见大、余味无穷。这里关键是作家心中博大的爱，儿童般的天真、直率和可爱，这种赤子之情时时流露在他的散文中，一如流露在他的漫画中。《山中避雨》写他在山中避雨时，为两个女儿解闷而拉开了胡琴，两个女儿则和琴歌唱，引来了三家村青年的齐唱，“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有以生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此文写得情真意切，给人以温馨的感受。写于1938年的《还我缘缘堂》从次女梦中回缘缘堂的怀念故居写起，写到闻听缘缘堂被战火焚烧的消息全家的惋惜与痛心，进而抒写自己看到日寇入侵后千百国人遭虐杀，区区缘缘堂被焚决不伤心。通篇于平淡中蕴藏着强烈的民族大义和深仇，读来感人肺腑。丰子恺后来曾赋诗抒写其一生的艺术追求：“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他的作品确实成功地体现了这种追求，而成功的奥秘则在处处以童稚般的率真之情来看世界、阅人生、写性情。
再次，中国现代散文涌现了一批名家，推出了一批可传世的精品力作，展现了丰富多采、琳琅满目的审美风貌和艺术风格。可以说，凡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作家，都已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独特风格，虽或有相通、相近之处，但决不雷同。譬如，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都有闲适、平淡的一面，但面貌决不会混淆，风格各各有别，如周作人以冲淡悠远见长，冰心以灵通俊逸取胜，朱自清以清丽细腻感人，丰子恺以平实朴拙通人，林语堂以幽默机智引人入胜，徐志摩以铺排繁采拨人心弦，沈从文以宏阔瑰丽撼动人心，张爱玲则以细碎凄清搏人同情，……每位优秀散文家的风格炯异，各具特色，其作品就千姿百态，各现风采，他们的作品也就创造出不同的审美意象和诗情画意，形成各各不同的审美特质和艺术魅力，这样就在总体上交汇成一曲节奏起落有致、旋律丰富多采、和声壮阔大，包容变化万千的审美风貌的多声部散文交响乐。这就使中国现代散文不仅以个别杰出散文家的作品吸引读者，而且以一大批优秀散文家群体的合力震撼读者的心灵。
中国现代散文的这些艺术成就使它们具备了超越时空，为一代又一代新的读者欣赏品味，不断获得新的审美体验和感受的巨大可能性，也就为它们今日复兴、重获读者青睐埋下了伏笔。
五
但是，中国现代散文仅凭其巨大的思想艺术成就，即其固有的内质，尚不一定能在今日复兴，要复兴还需要足够的外部条件的配合。而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的社会文化氛围恰恰为其复兴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首先，政治空气逐渐宽松，极“左”思潮受到遏制，文艺创作和出版有了较多的自由。
“文革”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虽然极“左”思潮几度抬头，但总的来说，它渐成强弩之末，影响日益缩小。在此背景下，八十年代后半期一批中青年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首先打出“重写文学史”的旗号，主要对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和评价，恢复过去被“左”的思想长期歪曲、颠倒或不公正评价的作家、作品的本来面目。当然，这种“重写”工作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悄然开始，至此时则成为一种自觉的群体的努力。这中间就包括对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朱自清、丰子恺等一大批作家、作品，拂去了历史的尘埃，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在评论界舆论的引导下，这些作家的优秀作品得以重新面世，使新一代的读者得以窥见其绰约的丰姿，重新发现一块充满诱惑力的审美新天地。
其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启动，整个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性的转型。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复兴洞开了大门。
建国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始终是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持续地冲击、震荡着亿万人民的心灵，严肃、紧张、对峙、戒备、谨慎、恐惧、压抑的心情支配着绝大多数人，形成单一的严肃的政治文化艺术需求，因此闲适典雅的现代散文根本不可能进入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至多成为他们“批判资产阶级”的靶子。
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让位于正常、和平的经济建设，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让位于经济活动的常态运作；特别是八十年代后半期起，中国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直接推动了社会文化由政治化向商业转型。商业文化的迅速崛起，以不可阻挡之势消解着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也消解着上述具有普遍性的严肃、紧张、对峙、戒备、谨慎、恐惧、压抑的社会心态，而代之以要求轻松、愉快、消闲和享受生活、体味人生的世俗心态。这种世俗化的大众心理反映到文化上就形成一种新的休闲文化的需求。就是说，大众需要的不仅是负载道教化使命的严肃文化，更需要的是工作之余适合于放松、休息、消遣、娱乐、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休闲文化。前两年，中国就有学者专门撰文提倡休闲文化，并在理论上给予论证和阐述。这种休闲文化需求的产生可以说是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必然产物，也是政治化文化消解之后的必然选择。而且，由于作出这种新的文化选择的社会基础十分广泛，因此，休闲文化很快成为中国最广泛、最普遍、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需求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形成极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它以强大而无形的磁力，吸引、刺激、调节和支配着各种文化人的文化生产活动，推动他们制造一个又一个文化消费的兴奋点和热点。
正是在休闲文化悄然占领日益广大的文化市场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散文重新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之一。休闲文化的核心就是休与闲也，就是休息、放松、闲适、消遣和娱乐。而以闲适为标榜的中国现代散文正好符合这种新的文化需求，与之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因此马上被重新发现，迅速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上的宠儿。譬如有一部选编了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等名家的散文集《悠闲生活絮语》，仅两次就印十余万册，该书编选者的序言颇能代表这种休闲文化的神韵，他先引古人张潮的话曰：“人莫乐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接着发挥道：“看惯了那些大江东去金龙铁马的时代篇章，忽然一接触到这些潇潇洒洒灵气飞扬的消闲佳作，简直觉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新鲜极了。这真是活脱脱的当代人消闲文化心态的写真。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散文中还有不少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在其当代复兴中却不幸被剔除在外，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代中国所复兴的仅限于满足休闲文化所需求的闲适型散文。
同时，休闲文化因为是在市场经济下紧张工作之余的消遣，所以适合多数人需求的是既短小精悍，又提供娱乐、轻松的“文化快餐”。中国现代诸名家的散文都是篇幅短小的精品，读起来一气呵成，费时甚少，却能获得余味无穷的精神享受。它虽不似当代许多粗制滥造、俗不可耐的“文化快餐”品，却又具有“快”捷省事的优点，因而备受大众欢迎。当年朱自清在谈小品文繁荣的原因时带到人们的“懒惰”与“欲速”这一点，现在看来，不无道理。
再次，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精神文化环境日趋宽松的情况下，大众的文化需求、特别是审美需求和艺术欣赏趣味日趋多样化。这也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当代复兴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是极其多样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性别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们，欣赏趣味都不一样，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欣赏趣味也会不断变化。而喜爱散文作品的人群，相对城镇都市的市民多一些，尤其以文化、知识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为多。这个读者群是极为庞大的，在全国是上亿的。这是一股足以引发中国现代散文的巨大潜力。
当然，喜读散文的读者中，审美欣赏趣味也是各各不同且变化万千的。而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散文诸名家作品的风格各异和千姿百态，正足以激发他们广泛的审美阅读的情趣和欲望，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鉴赏品味、需求和趣味。
唯其如此，中国现代散文的当代复兴以及散文热的持久不衰，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并非任何人力勉强为之的。
收稿日期：19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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