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我国古代论文,思想论文,心理测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测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与数学、物理学等古老学科相比，可谓年轻的学科。但心理测量作为一种思想，则与其它科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有了心理活动，便有了研究人类心理的需要，人们在试图了解自己、努力认识别人的过程中，发生了测度心理的兴趣，这类兴趣古往今来，从未中断。心理测量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和定量的有机结合，从玄学到科学的长期发展过程。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记录了不少文人学者在知人识才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心理测量思想，研究和挖掘我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对于弘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加强心理测量的应用性研究，促进当今心理测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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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没有心理测量一词，也没有直接论述心理测量的文字。但对人的心理及特点的测度，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周易》，它以卜卦方式，预测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死祸福。
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意思是说，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了解别人，才能用人得当。《礼记·学记》中的“知其心，长善而救其失也”则指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学习的不同类型及心理上的个别差异，才能“长善救失”。这些“知人善任”、“知人善教”的论述，间接地揭示了心理测量的重要性。
孟子相信人的心理是可知的，“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注：《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权、度指的都是测量，物既能测，心即可测。直接指明了人的个别差异测量的可能性，包含着十分明确的心理测量思想。
孔子认为，人的心理是可以在言语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注：《论语·公冶长》），便可洞察一个人内心的底蕴。这说明人的心理及特点是可以通过其外部表现去探测的。
汉魏时期的刘劭，写了一本人才学专著《人物志》，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心理观察的一条基本原理，即“观其感变，以审常度”，意思是说在心理观察中所得到的只是一定条件下行为的样例，它虽然不是行为的全部，但具有代表性（常度），可以对人的心理特征作出有效的推测。这与现代心理测量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
我国古代一直十分注重知人识才，也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和方法，有些方法就带有心理测量的性质，可以说是现代心理测量方法的雏型。《庄子·列御寇》中提出了9 种知人之法：“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该段论述告诉我们，只要掌握这9种知人之法，就一定能够洞察人们心灵的秘密， 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庄子提出的9种知人之法，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许多古籍，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诸葛亮《心书·知人性》等所记载的都与《庄子》的知人法有关，特别是宋人所撰的《孔子集语》则完全抄录自《庄子》。此外，如先秦时代《吕氏春秋》所载的“八观六验”，汉魏时期的刘劭在《人物志》中提出的“八观五视”等等知人方法，都明显带有心理测量的性质。
远在商周时代，我国就通过庠序培养，采用层层选拔和考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在古诗文中随处可见。不仅中原地区如此，边远地区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国语》中就有考度莅中之说。到了汉代常常采用察举的方式，不仅有举贤良方正、孝廉，还有察举，并且每年或隔年还有随计吏入京举才以及自举的行为。汉魏六朝时期，流行品评人物的风气，由于没有现代测量手段和工具的支持，因此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但经验十分丰富，有时还和相术联系在一起。如相者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嫌自己其貌不扬，伪作侍从，北朝使者却指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等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皆是品评人物的专家，由评人还发展到品物、品文，并产生了系统的文学评论思想。隋炀帝大业年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补充官吏的需要，开科取士，并在朝廷中设“文才秀美”科，即进士科，揭开了我国古代选举和考试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开端。唐代完善了这一制度，把智力测验引入考试。当时考试大致分为贴经、口义、墨义、策问和诗赋，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为现代考试测评题型开创了先河。此外，还注重举止仪表的考察，采用面试方式，甚至由皇帝亲自主持面试（殿试）。宋元明清的科举大多承袭前朝，无重大改变，直到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而于1905年被废止。我国古代诠选制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同时，所使用的方法也为世界考试和测量带来了巨大的启示。
民间流行的智力游戏，很早就在我国出现，如唐、宋年间的叶格子戏、七巧板等等。人们推测七巧板是从宋代的燕几图演化而来的。“燕几”是指由各种多边形组成的可以错综分合的小桌子，纵横排列为多种图形，按图设宴，以娱宾客。后来人们将之缩小，就变成了七巧板玩具。它是将一块正方形板分为7块，并用它拼出各种图形。 七巧板的操作属于典型的发散式思维活动，对于开发人的创造能力是大有益处的。清代人童叶庚将七巧板改成十五巧板，起名为“益智图”。它比七巧板变化复杂，能够拼出更多的图形，因而更具吸引力，为许多人喜欢。 直到1914年，国外才出现由5块小板组成的正方形五巧板，但它的复杂程度远不如七巧板和十五巧板。近年来，五巧板和七巧板已经发展成为纸笔测验，多用于团体智力测量，它的施测过程时间经济，操作方便，计分准确，已经达到了标准化测验的程度。除七巧板外，我国古老的智力玩具还有宋代的九连环和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华容道”。有人对九连环的操作方法曾经作过研究，其心理学原理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著名实验“河内塔”相似。
如果要考察我国古代是否有能够达到或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测量，那就要首推南朝理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所做的“使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注：《新论·专学篇》）的实验，实验结果是“无一时俱成”，由此他得出结论“由心不两用，则手不并运也。”这在我国古代和现代西方均称此为分心测验，属注意分配测验的一种。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文化中不仅有丰富的心理测量思想，也有设计巧妙、老少皆宜的智力测量工具。从文化继承角度看，我国古人的观察和实践丰富了现代心理测量学的内容，为现代心理测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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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关心理测量的内容材料，虽然丰富，却比较零散，缺乏系统化和规范化。为了整理这些零乱的史料，我们拟从心理测量的目标、方法、计量体系以及影响心理测量结果的诸多因素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从测量目标方面来看，我国古代心理测量目标十分宽广，具有综合化的倾向。《庄子·列御寇》中提出的9种知人之法， 测评的目标是人的“忠”、“敬”、“能”、“知”、“信”、“仁”、“节”、“则”、“色”，考察人的忠实、恭敬、能力、智力、信用、贪心、气节，遵守规矩和是否好色等诸多方面。《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列举了知人识才的6种品评目标：“守”（操守）、 “僻”（邪恶言行）、“节”（气节）、“特”（突出的品行）、“人”（仁爱之心）、“志”（志向）。西汉时期的《大戴礼记》则在“观诚”中列出了知人识才的16种品评目标：“信”（信用）、“知”（智力）、“勇”（勇敢）、“治”（办事能力）、“不贪”（廉洁）、“宁”（庄重）、“轻”（轻浮）、“重”（暴躁）、“不失”（检点）、“常”（合乎常规）、“不贰”（忠诚）、“不倦”（勤于工作）、“情”（情性）、“诚”（诚实）、“信”（认真）、“备成”（行为表现）。这些品评目标涉及人的思想、道德、意志、性格、智力和能力等诸多方面，也是现代心理测量的主要测试对象。
科举考试中，人的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测评目标。科举考试注重于考生的政治见解、行政工作能力和文学艺术的独创能力的考察，以满足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需要。这些测量目标，从历代科举所开设的考试内容和所使用的考试方法上是不难看出的。
然而，我国古代的心理测量目标虽涉及面比较宽广，但零乱而不系统，并且偏重于人的情绪和品性。《庄子·列御寇》中列举的知人识才的9项品评目标，就有7项是属于道德品行的，《吕氏春秋》中6 种品评目标，都是与人的品行修养有关。虽然科举考试（尤其唐宋时期）比较注重人的全面素质的考评。但人的品行修养的考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正如古人所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注：《旧唐书·文苑传》）。封建统治者认为讲德最重要，才则是其次，甚至可有可无。
其次，从测评的方法来看，我国古代心理测量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诸葛亮《心书》中《知人性》篇提出了7 种知人的方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乱，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知人性”七法中的前四法（问、穷、咨、告），是借助于言语，以问答的方式来观察、测量人的心理，显然是问答法。七法中的后三法（醉之、临之、期之），从现代测量理论上看，就是给予某些情境刺激以观测所诱导出的心理与行为的反应，这属情境法范畴。
在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常采用的测试方法有好几种，如贴经，是主考官任取经书的一页，将左右两边遮盖，中间只露出一行，另一纸贴3—5字不等，要被试者将所贴的字填出来，有点类似今天的填充法；墨义，是由考官出30条、50条或100条问题，让被试回答，既可笔试， 也可口试，完全类似于今天的问答法；策问，是要求被试者对现实问题（如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提出建议；诗赋，则要求被试者当场撰写诗词，以考察其思想品德、文化修养和文学才能。即使是口试，也有3种形式：一是主考询问式的；二是根据命题准备好答案提纲， 再逐个口答问题；三是考生主动进行讲演，让主考和听众进行评议（古称“试诵说”）。这些测试方式，往往不是单独使用的，而是二种或二种以上结合使用。唐代科举明确规定：“凡明经，先贴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论文》、《字林》二十条”（注：《新唐书·选举志上》）。
我国古代测验方法，除了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西方心理测量学谓之困难的情境测验法，并且用之极早。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尚书》中的《尧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讷，嫔于虞。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文中记叙了唐尧对舜的5种考察方法， 均是设置一定的情境，通过舜的表现，以观察其心理品质。我国古代在知人识才方面，使用情境法较多，可能与古人重视人的品性和情绪的测量有关。正如我国心理学家张耀翔所言，“品性是许多特质的综合，异常复杂；测验时当然不能像测验知能限定时间，草率从事。”当然我国古代心理测量中，也常用一些具体的单项测验，如前文中提到的“分心测验”、七巧板、九连环等等，但与前面所列举的几种测量之法相比，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第三，从测验的计量方式看，现代心理测量理论重视测验结果的数量化，而我国古代的心理测量则以定性考察为主，这也是人们评价我国古代心理测量仅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门科学的依据之一。但考察史料，不难发现，先哲虽然不重视量化，可还是有一些量化方面的探讨，属朴素的量化思想。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准确的计量工具，人们常用活动本身的某些数量指标作粗略估计。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魏曹子建七步成诗，宋刘元高一目十行。前者说明完成一种作业所需的时间，后者指一个时间单位内所完成的作业数量。这与现代心理实验中常用指标“反应时”在意义上很接近。1500年前的南朝诗人谢灵运曾自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至今共用一斗。”（注：《南史·谢灵运传》）这是智力指标的一种诗意的夸大表达方式，是以百分数为指标来说明一个人智力的量在团体中所占的比重，也属于比例或指数的性质，富有统计学的意义。
我国古代早在周代有一种通过试射，选择公务人员办法，其计分方法与现代心理测量中效标参照测验的记分法很相似。据《礼记·射义》记载：“天子之制，诸侯岁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这说明，当时录取的标准是以射中次数的多少，结合行动是否合乎礼仪、动作是否合乎乐律为根据。从现代心理测量学的角度看，它有一个事先设定的评价测量是否有效的外在标准，即效标。
我国古代的诠选制度也含有一些心理测量的量化思想。如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将人的品行定为九等，然后按所品等人才的言行予以升降，这也可以说是对人的心理品格水平高下区分的一种粗浅的细化。唐代科举仍然实行等第制，分数制则出现在南宋初年，最早诞生于法科考试中：“绍兴元年，复刑法科。凡问题，号为假案，其合格分数，以五十五通，分作十分。以所通定分数，以分数定等级：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注：《宋史·选举志二》）但当时的分数仍然作为评定等级的依据。在宋宁宗以后，太学考试已普遍实行十分制。1203年，宋宁宗规定，太学考试以8 分为优等。1273年，太学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厘的成绩，上书朝廷要求为第三优。宋度宗不同意，规定今后达到8分者，才允许岁校三名；如8分只有一人，而授次优、三优之例者，也只准许少二厘或三厘，同时也只限补一人。直到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后，同文馆等学校才开始采用百分制。
最后，我们再从影响测量客观性的因素上作些探讨。刘劭在其所著的《人物志》中，从7 个方面论述了考察人才时经常出现的谬误：“一曰察誉，有偏颇之谬；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意思是说，鉴定人心理时，如果用听闻取代自己的观察，就会失之偏颇；如果受爱恶之情的干扰，就会迷惑不解；如果对心态的衡量不能区别大小之分，就会出现失误；如果不考虑一个人的心理发展的时间特点，就会疑惑难断；如果称誉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而抵毁与自己相反类型的人，就有袒护的嫌疑；如果只从富贵亨通、贫贱穷困的地位出发，就会失之公正；如果只看外貌，就会失却“含精于内，外无饰姿”的“尤妙之人”和“硕言瑰姿，内实乖反”的“尤虚之人”。刘劭的《七缪》大体可分为标准之谬和方法之谬。在标准方面，刘劭提出鉴定人的心理品质，不能从鉴定者本人的主观情感出发，也不能从被鉴定者的外在特征着手，又不能只听其他人的议论评价，而必须以“明为”为标准，通过考察个人的“行事”，以鉴定其心理。在方法方面，刘劭主要批判了3种错误：惑于现实，不见本质； 只明白一点，不求全体；滞于一端，不通其他。他认为，只有用全面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把握人的心理实质。《七缪》在论述鉴定人的心理过程中的常见错误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心理测量法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如客观性原则、全面系统的原则、深入本质的原则等。这些原则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对于现代心理测量理论的研究和心理测量工作的指导也很有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