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份日本皇室要求对侵华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文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皇室论文,文书论文,侵华战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日本神户大学须崎慎一教授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发现了一份题名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文书，①文书撰写于50年前，署名“若杉参谋”②。文书被发现后，《读卖新闻》先是派员采访了当时的“若杉参谋”——现已78岁高龄的日本昭和天皇的胞弟三笠宫崇仁先生，确认了文书的真实性，既而又于7月6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并配以彩色照片作了非常醒目的报导，还刊登了日本国内对此事的反应。第二天，英、美、澳等国的新闻媒介也都纷纷予以转播、转载。日本《This is读卖》月刊编辑部还将该刊8月号编为“特集”，全文刊载了文书及其附录《棉铁集》（政论之部），还有采访三笠宫崇仁的《访谈录》、有关评论和回忆文章。
为什么一份50年前撰写的文书以及文书作者对有关文书的回忆，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首先，这与作者的特殊身份与经历不无关系。
三笠宫崇仁是日本大正天皇第四子，昭和天皇的末弟。他1941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其间几乎巡视过所有日军占领区，所见所闻，促使他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离任之际，他对总司令部的青年军官们提出三项研究课题共五个问题，并要求他们予以回答。这五个问题是：满洲事变的出兵目的何在？中国事变的出兵目的何在？中国事变为何迄今仍未解决？所谓对华新方针最可感人之点在于何处？当此大东亚战争的现阶段，你认为中国派遣军应将自己的战争目的置于何处最为适当？崇仁还在总司令部举行的告别会上，针对军官们的回答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事后将讲话稿稍加整理，印刷成册，便成了《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这些文书在崇仁离任后即被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定为“危险文书”而被“没收”和“销毁”，崇仁本人也被下达了“箝口令”，即此后不准随便讲话。
战后，崇仁成为东京大学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历史学者的道路。曾著有《帝王、坟墓与民众》一书，对战争和皇室制度进行了批判；还曾因“反对纪元节”③、“电车通勤”（即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而受到社会瞩目和尊敬。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文书和《访谈录》的内容。三笠宫崇仁在文书和《访谈录》中，明确指出日本必须承担日中战争的责任；他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烈要求日本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反省：“一、明治维新以来，伴随欧美文化的输入，日本人也感染了霸权的侵略压榨思想，并与欧美国家一起对中国实施此等行径（如二十一条要求）；二、甲午战争以后滋长了侮华思想；三、中国对满洲事变怀有疑虑；四、满洲独立后，日本又对华北怀有野心；五、中国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给中国的抗日宣传提供了事实根据，如掠夺、强奸、杀害平民、放火等等……。”
对于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三笠宫崇仁在《访谈录》中以亲身经历进一步予以揭露。例如，日本军人对着被梆在树桩上的俘虏施发毒瓦斯，发射毒气弹，“其场景之凄惨，实在令人不忍目睹”；日军青年军官“用活生生的俘虏当靶子，让士兵用刺刀练习刺杀术”等等，并针对日本内阁成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明确指出：“所谓屠杀，就是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与人数的多寡并无关系。”他还指出，由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从此，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观念在日本军队（人）的心目中逐渐消失了。”
此外，三笠宫崇仁在文书中用了相当篇幅将日本军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待遇和军纪、日本军队与日本平民、中国农民的生活做了一番比较：“中共军队薪俸最高的是卫生队长，每月8元，其次是无线电队长，每月5元，团长每月4元，士兵最低每月1元；接待来客的特点是不备酒、烟，友邻部队的团长来时不过鸡蛋5个五角和香油四角，即便是军区的干部来时，也不过是猪肉三斤4元和香油四两6角和一点醋而已”；“共军对民众的军纪也极其严明，绝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中共的男女关系极为严格，强奸之类事情几乎没有”；由于日、伪的抢掠，“在日本军队占领地区及所谓‘治安地区’内，”中国农民只能以草籽、树籽充饥，“而这种现象在共产党地区是见不到的。”通过比较，三笠宫崇仁得出结论说：“在日本军民之间，待遇的悬殊竟如此之甚，更何况与前述的中共或采集草籽、树籽充饥的中国农民相比，其差别之大就更不啻天壤了”，“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抗的。”
文书以及附录《棉铁集》中另一重要内容是三笠宫崇仁阐述了他对“对华新方针”的看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崇仁感到：“无论如何也要结束战争”；而解决战争的出路，就在于贯彻“对华新方针”。所以，他把新方针当作一面“正义的旗帜”，所到之处，“无不努力加以宣讲和贯彻”。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所谓“对华新方针”的内容。1942年夏季以后，无论是太平洋战场还是欧洲局势，都越来越对日本不利，日本希望早日从侵华战争的泥沼中拔出脚来。当年12月18日经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讨论，21日于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即文书中所谓“对华新方针”。其中心内容是“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和汪伪政权共同为结束战争而努力。实施此方针的要点有两条：在政治上对汪伪政权“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对日本在华租界、治外法权等“设法尽速予以撤销”，以使汪伪政府“广收人心”；在经济上重点开发、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④
三笠宫崇仁在文书和《棉铁集》中，反复以拉车和推车、在前面牵拉牲畜和从后面驱赶牲畜、用鱼鹰捕鱼等事例，强调日中两国在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人民的风俗、习惯存在着巨大差异，指出日本必须改变以往对中国那种高压的统治方式，采取适当的方针、政策，而“对华新方针”则是“适合于中国国民性的方策”。他认为新方针“最可感人之点，在于从‘霸道主义’向‘王道主义’的转变，从‘强拉主义’向‘推动主义’的转变”，新方针是“把以前日本军队口称‘指导、指导’的那种牵拉的办法转变成‘善意的支援’这种推动的办法”。崇仁指出了汪伪政权的产生，不过是“当时日本为掩饰其倍受诸外国责难的侵略主义，而灵机一动施展出来的一种小伎俩而已”，汪伪政权的中下层官吏、军人大多是“抗战意识薄弱者”，或是“想利用日本人发财，而日本人又被他们空喊的亲日所蒙蔽的一伙人”，“民众对这样的政府不予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但是生米已做成熟饭，没有办法”，还是要扶植、加强它，“期待其政治上的进步”，使其能够“收揽人心”，为使“四亿民心归一于国府”，中国派遣军也应该“以迅速使中国四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完成近代统一的中华民国作为自己的战争目的”。
为在政治上加强汪伪政权，崇仁认为日本必须改变过去执行的高压统治方式，应对汪伪政权“减轻压力”，“也不要说三道四”，要寻求汪伪政权官吏的“种种优点作为与他们合作的桥梁”，再“派遣既了解中国官僚社会的特质、知其弱点而不吹毛求疵，‘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精明细致而又耐心、容易与中国人亲近的政治家前来中国”，对汪伪政权进行“事务性的指导”，“在其背后设置纯正的日本官厅”。
三笠宫崇仁还用形象的比喻，把日本与美英的对华经济政策作了比较，认为美、英的作法远比日本高明。“中国是‘鸡’。日本应首先让鸡充分长大、生卵，然后取卵即可。然而，日本的经济政策，却不仅是过于威胁鸡的长存，甚至还干了些鸡未生卵已把鸡毛拔光的蠢事”。“譬如中国人端出香烟碟子招待来客，美、英人仅吸碟中的烟而把碟子留下；日本人不仅把烟全吸光，连碟子也带走，面子全丢尽了。”“欧美人善于雇用买办，许多事情完全托付他们主动去办”，“日本人则没有这个‘度量’”。崇仁认为日本对中国“无所不取、取掠殆尽”、“其它问题均全然不置一顾”的现行经济政策是“贻误东亚百年大计”的。
以上不难看出，所谓“对华新方针”的实质，不过是强化以华制华，使日本侵略军由幕前赤裸裸地高压统治转变为幕后操纵。正如文书以“耍猴和操纵木偶”为例一样，不过是要求讲究统治“艺术”而已。
通览文书及附录的《棉铁集》，毋庸讳言，50年前的“若杉参谋”是站在日本的立场撰写这份历史文书的。文书对“对华新方针”的竭力鼓吹及某些观点，如认为“七·七事变”是日本军队遭中国军队袭击而引起，对汉奸汪精卫进行美化等等，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对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也还有商榷的必要。但在当时“言论受到极端的压制”的氛围中，“若杉参谋”能够公开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予以大胆揭露、批判，指出日本应承担战争责任，要求对侵华战争进行反省，要求日本军人“自肃、自戒”等等，已属难能可贵。在《访谈录》和文书中，三笠宫崇仁还披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史实，如关东军曾以常有霍乱菌的水果“招待”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一行等等。所有这些记述，出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日本皇室成员，具有不容置疑的史料价值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日本发动的那场给亚洲人民、尤其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结束已近半个世纪，尽管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责任早有定论，但在日本国内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妄图翻案。特别是日本的一些政治家，自80年代初期以来，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层出不穷。例如：1982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曾先后发表战争无罪论；去年又先后有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因歪曲日本侵略史实而被迫辞职；另外，每年总有那么一些日本内阁成员去参拜奉祀日本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文书和《访谈录》是值得一读的“珍贵的史料”和“证词”，特别是那些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日本侵略战争责任及日本侵略军暴行的日本政治家更应该认真一读。正像三笠宫崇仁先生在《访谈录》中所告诫的那样，“希望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学习历史。”所以，文书和《访谈录》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还具有其现实意义。这也是文书和《访谈录》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注释：
① 以下简称文书。本文引文除标明出处者外，其余均见日本《This is 读卖》1994年8月号所载《なに葬りれた皇室の军部批判》、《支那事变に对ある日本人してに内省》。
② 日本皇族每人身边的日用杂物等都标有各自的徽记，三笠宫崇仁的徽记是“若杉”，意即正在茁壮成长的杉树。
③ 战前日本以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即每年2月11日为纪元节，定为全国四大节日之一，是日举国休假庆祝。战后一度废除，但自1966年起又更名为“建国纪念日”而复活。
④ 参见张振鹍等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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