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国族”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国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对衰败、一盘散沙的中国是一个强烈的震撼，在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怎样认识中国多民族存在的事实，进行民族整合，使之成为一体的民族，成为爱国分子和政治家的不懈追求。这种困惑与争论促使“国族”思想应运而生。作为国民党的两代领导人，孙中山和蒋介石先后对这一思想加以阐述和发挥。但由于个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又不尽相同。
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国族”思想来源
1.孙中山“国族”思想的来源
首先，受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影响。在近代中国，最早具有民族一体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3年他又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一文中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要“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1]他所说的“大民族主义”和“大民族”实际是指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无独有偶，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是“合族”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中华民族一体融合的方向是“不仅中国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于彼时而更加伟大，盖加发达而已矣。”[2]这些思想对孙中山民族观的演变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极大的促成了孙中山“国族”观的形成。
其次，政局艰辛的压迫感和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也在呼唤着“国族”思想的出台。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对新生的民国寄予很大希望和热诚，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及其失败，其后继者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五族共和”早已名存实亡。政局混乱带来的后果是民不聊生，各大小军阀的扩军备战，帝国主义列强乘机分裂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这使孙中山感到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大中华民族国家”，在经历了多次的革命失败、思想彷徨以后，终于提出“国族”理论，对民族和国家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之融为一体。
再次，受西方和苏联“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一战以后，孙中山曾经一度认为美国“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英国“主持公理。”[3]幻想在与国际列强的外交中，寻找支持自己民族解放的同盟者。但是随着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分赃结束，孙中山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族自决”的欺骗性。但是，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使他又看到了希望。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历史和各边疆民族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使孙中山不得不在构造“国族”时把“民族自决”作为润滑剂，探索救国之路的迫切感，也使他能自然的接受国外的“民族自决”理论。
最后，受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鼓舞。孙中山对五四运动报以极大的同情，他从中看到了广大青年学子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勇往直前的力量，这也给他“国族”思想的实现，坚定了信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次年，明确的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纲领，工农运动也随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巨大力量和潜在资源。另外，他对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寄予了希望。这些新兴力量的诞生帮助他最终确定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国族”观。
2.蒋介石“国族”思想的来源
首先，蒋介石早在民国初年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使他在孙中山逝世的前几年已经由一个有志革命青年成长为国民党内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并且日益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这使蒋介石责无旁贷的“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族”思想。
其次，蒋介石非常崇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年他在《军声杂志》上曾撰文“侵略主义是适者生存的直接表现，是自然法则的证据，谈不上道义败坏。”[4]由于蒋介石早年曾受到儒学教育和军旅生活历练，把中国“大一统”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结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这就是“保国之道”。20世纪30年代，德、意等国所标榜的“国家至上”给了他国族思想以最强有力的“理由”。这样，在内外因的作用下，使蒋介石产生了带有某种强制性统一各民族的“国族”思想。
最后，九·一八事变，使蒋介石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顺应了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7年7月17日发表的《庐山谈话》中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5]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气节。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呐喊空前高涨，这也为蒋介石“国族”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土壤。
二、孙中山与蒋介石“国族”思想的异同
孙中山和蒋介石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时都提出过将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大中华民族”，这个“大中华民族”就是“国族”。然而国族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包括怎样认识中国的国族构成，怎样认识国族与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塑造国族靠什么手段，国族对外的意义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对此，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族”思想存在着异同。
1.对外争取民族彻底独立方面
孙中山“国族”思想的形成是在其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先后放弃“排满”、“五族共和”，接受中华民族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革命斗争形势和历史与现实的条件提出来的。他曾多次呼吁西方列强支持中国革命，但是巴黎和会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放弃“五族共和”后形成的“国族”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帝特征，他的“国族”思想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对立物。他要把“一盘散沙”式的中国各民族塑造成“国族”，就只有举起鲜明的反帝大旗，收回利权，别无他策。另一方面，孙中山把“国族”的塑造跟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联系在一起，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时，积极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持，希望探索学习苏联的“苏维埃底织”、“军队和教育组织”促进中国的“国族”建设。1923年1月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这和以前依靠华侨、会党、军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是一个质的飞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也秉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各方面努力完成他的未竞之业。其中的改订新约就是国民党政府初期最重大的一项外交活动。经过多次谈判磋商，南京政府先后同美国、比利时、意大利等12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使丧失了半个世纪的关税权在原则上获得了自主。不过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一直未得到美、英、法等国的同意。但是南京政府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他这时的外交活动已背离了孙中山当时“革命外交”的路线，而是对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种亲近、妥协的态度，以和平外交来寻求各“友邦”的支持。
蒋介石寻求一种积极外交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如果现在贸然和他打仗，那不把自己的国家徒然断送了吗。”[6]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蒋介石的“国族”观已丧失了孙中山时期鲜明反帝立场的一面。由此，孙中山时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被蒋介石彻底抛弃。直到抗战时期，当全民族投入义无反顾的民族战争中时，他的“国族”思想又作为反帝的有力武器再度强化。由此可知，蒋介石的“国族”在对外争取民族独立上是所动摇的。
2.国内民族的一体化与民主化方面
辛亥革命后民族间的大融合再次掀起高潮，而且这次高潮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政治、经济、文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政策的情况下促成的。融合进程在满汉之间表现的特别明显。孙中山对汉族和中国多民族构成历史的认识加深，也使他相信汉族在这四万万人的汪洋大海中是一个核心，具有强大文化吸附力和向心力，能够把其它各族团结到他周围。在有“同化”色彩的融合中而成一“中华民族”。因此他认为“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7]所以他们“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希望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达到国民国家的理想，实现国民对民族和国家的一体认同。孙中山在汉＋满＋蒙＋回＋藏＝中华民族公式中，是以承认多民族的存在、以尽量保持国内民族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
同孙中山时期相比，蒋介石手握兵符的时代，国内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营造“国族”更具有现实意义，蒋介石却把“国族”思想格式化、政策化，并添加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臆想。1943年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第一章即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国族”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鼓吹得登峰造极。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8]在这里他把民族观发展为宗族观，“国族”的国民、民族一体的观念得到强化，很显然蒋介石对“国族”一体认同的前景比较乐观，但这就否定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边疆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性。诚然，“国族”思想是战时或动荡时期维系人心的一种手段，但在抛开其存在基础的情况下，凭空在主观上塑造“国族”，则使“国族”更多地具有强制和民族压迫的色彩。
3.“国族”塑造的方法
在民族融合的历史与现实中，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必须逐渐唤醒人们日益淡薄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使国民在“国族”旗帜下团结一致、休戚与共。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与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与宗族主义。”[9]所以他相信“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再由宗族团体结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另外，融合的方法之二就是恢复中国作为传统礼仪之邦的固有文化，兼采西学，来筑成一道坚固的中华民族钢铁长城。孙中山一直认为民族同化是自然力的结果，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中华民族早已是为一家。他指出：“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其次是和平。”[10]等到“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齐驾并驱。”[11]但是在这种融合或者同化的过程中，孙中山并没有否定各民族间的差异性，是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一种渐进的、有秩序的融合。而且，民族和民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偏重传统文化，侧重用旧形式宣传新内容，这些不自觉地影响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理论走向。蒋介石早年曾受到良好的传统封建教育，再加上后来追随孙中山耳濡目染，所以在他执政以后更是对儒学爱护有加了。蒋介石指出：“中国有很好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如果我们把中国大学、中庸之道理提倡起来，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哲学能够比得上我们的”，[12]所以他认为“建国的压力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忠、孝、仁、义、信、爱、和、平之八德，而尤以仁爱为中心，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道统，深入一般的人心，几乎成了每一个黄帝子孙的天性。只要把他恢复过来，就是建国的原动力所在。”[13]在利用传统文化来固化人心使中华民族走向一体这一点上，蒋介石可谓是对孙中山的踵事增华。但他并没有发扬孙中山的兼采“欧美之所长”，而且他走的过远，抹杀了孙中山民族平等和自决的前提，片面强调“国族”一体服从，丧失了民主、民权的初衷，最终选择了极权、专制、独裁的边疆民族一体的道路，将“国族”改为集权的附属品。另外，蒋介石在教育方面倾注了很大力量。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边疆教育实施细则》，以此理论作为指导，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创立了很多学校，因地制宜的开设了一些民族语言及其他相关课程，特别是对师范教育和社会教育投入了更大的热情。这对于文化落后、闭目塞听的边疆地区，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维护边疆安定、国家统一的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缓解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凝聚人心，以抵抗外来侵略。但从另一方面讲，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这种民族教育含有很大的“民族同化”色彩。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用此种方法来营造“国族”，是由他的特殊身份、地位决定的，是孙中山时期想做而未付诸实施的。不过，在融合方法上孙中山更侧重于“民族实体”的融合，而蒋介石则侧重于民族观念认同的“同化”。
孙中山和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两代领导人都看到了内困外交中“合族”的必要性，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顺应时代潮流提出、阐述了“国族”思想，这对维护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是对千百年来王朝国家民族政策的否定。但是思想来源的迥异必然导致各自思想主旨的不同。从根本上说，在孙中山看来，营造“国族”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要求民族独立、平等，借民族主义来达到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而蒋介石则把“国族”的建成作为目的，这一目的也是蒋介石压制国内民主和民生的“高明手段”。他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放缓、暂停同化他族的步伐，在忽略了民权、民主、平等思想，“国族”只能成为一种主观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