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改革三十年的阶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阶段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4-0076-09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年，由此引发了许多研究者对此回顾并加以总结，论述已经很多，观点和新论当然也不少，其中关于改革阶段划分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仁智互见，还需要进一步理清。由此，笔者认为可从中国共产党这30年思想认识和重大决策的角度来研究阶段划分的问题。
众所周知，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的每一个阶段，都体现出当时党的思想认识、战略方针以及政策措施的决定作用。因此，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角度来梳理这3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阶段，从中寻找出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的一致性，吸取历史经验，有助于更为准确便捷地把握住中国改革发展的脉搏。
一、以改革计划经济为主题的“破旧”阶段(1978-1992)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总的来说，经济改革主要是在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试图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正和优化，其思路也主要是在“开放搞活”和“放权让利”的思路下，在恢复市场机制、恢复其他经济成分和引进外资的同时，搞好搞活公有制经济。其具体表现，就是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扩大农民、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力，从而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从薄弱环节突破的特征。这个时期的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的6年，是改革的起步和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而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的8年，则是改革转入以城市为中心、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国有企业为目标的艰难行进阶段。
（一）经济改革起步和农村率先突破阶段(1978-1984)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有了很大转折：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经济改革的起步(1978-1981)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但是，改革如何起步是一个难以决策的问题。对于直接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历史的经验是最值得汲取的，尤其是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的探索。而八大前后的探索发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建立阶段，对于国有企业和国家计划经济方面到底如何改革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和设想，因此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只是停留在理念里，国有企业改革也缺乏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因此改善计划管理、增加企业（包括人民公社）激励，就成为初始改革的目标。至于手段，自然是在1957年以后被禁止的增加“物质刺激”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包括生产队的自主权）。①同时，也试图对因过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高积累而形成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
由于当时普遍认为管理过分集中是经济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继续坚持主要由计划配置资源的同时，将计划的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即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并且结合稳定财政经济和安置就业等调整任务，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实际上鼓励了地方政府积极发展当地的各种经济。当然，从1978年开始的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立刻就遇到了过去长期遭遇的“一放就乱”问题，这也是1979年到1981年我国在城市实行“放权让利”改革后即转入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很难处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改革的同时，城市普遍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也使得政府改变了过去对个体经济和各种集体经济（如挂靠在各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劳动服务公司）的限制，鼓励它们发展以增加就业和改善城镇低收入阶层的困境。而对于自由市场的“放开搞活”，改革的难度并不大，因为1956年和1961年都曾经这样做过，只要政策放松就可以了。这种改革思路都可以从1978年到1979年间经济学界的讨论和改革措施看到。至于农村和农业的改革，主要思路还是减轻对农民的提取，尊重社队的自主权和恢复农民的家庭副业。
2.农村改革突破阶段(1982-1984)
当“解放思想”的春风吹到农村时，长期贫困缠身的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则率先悄悄开始了原来曾出现过的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当然，这种地方先行的农村改革，也是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分不开的。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广东视察时提出：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三清”②，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他还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③1978年2月，他又提出：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④到1981年10月，地方自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经占生产队总数的50.8%，其中“包干到户”占39.9%。
1982年1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此为标志，改革进入了“农村突破”阶段。到1983年底，全国有98%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其中实行大包干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4.5%。牧区、半牧区、林区、渔区的社队和国营农垦在农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也参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实行统一经营、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样全国基本完成了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从集中统一的经营方式向集体统一经营与农（牧）民分散经营相结合方式的过渡。
农村改革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不仅是它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起到了示范作用，重要的是这种家庭经营实际上使计划经济退出了农业生产，不仅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也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开始在农村得以发挥。
（二）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波折阶段(1984-1992)
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范围扩大、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不断触及原有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触及城市原有利益和权力格局的调整，加上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风险和1989年国内外政治风波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在这个阶段既有理论上、目标上、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也表现出动荡起伏，甚至在改革方向上的摇摆。
1.改革转入以城市为中心的阶段(1984-1988)
1984年“六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五年计划。受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鼓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长期形成的急于求成思想和新旧体制摩擦，使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躁动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是稳定经济为主还是继续加快改革，意见不一，对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分歧也很大。于是，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年到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的价格“闯关”。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到：“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⑤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重大决策和具体的改革设想。尽管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一场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但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改革目标，则是试图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⑥在对于改革的工作量和进程的估计方面，尽管《决定》对改革的难度有所认识，但是对改革进程的估计事后看来仍然过于乐观：“中央认为，这些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⑦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进程的如此定位，再加上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过急，遂导致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的摇摆和经济的波动。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思想和目标指导下，从1984年10月起，开始了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新的一轮改革浪潮。其主要内容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使企业更多地与市场直接联系，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投资、金融、流通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使宏观管理逐步适应市场的发展，实行价格工资改革，初步为企业竞争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这次大会将邓小平率先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作为中国改革的理论基础，并以此出发，回答了中国改革中所遇到的三大基本问题，即：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和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十三大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突破，极大地调动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尽管十三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既要革除或矫正生产关系中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又要培育和建立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新组织、新机制和新规范。……现在看来，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的估计要长一些。”但是为了尽快建立起十三大提出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基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1988年的改革还是选择了建立市场体系的关键——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开始了，从1978年到1987年的9年里，基本上是采取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慎重对待的方针，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在此过程中，为了满足企业的要求和计划外供给的需要，曾经从1985年1月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并作为过渡办法。由于双轨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滋生了不少腐败现象，受到不少批评，因此理顺价格、实行并轨一直是当时经济改革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针对物价改革也谈到：“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⑧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打算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来完善它。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通过这一重大改革方案的消息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实，早在6月9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评论员文章，为价格改革造势，认为价格改革虽然难度大，但有把握，表明了“闯关”的决心和信心。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的采访记，宣传价格改革的好处，以消除人们对价格改革的紧张心理。
但是事后证明，无论当时中共中央还是有关政府改革机构，对1988年的经济形势和价格改革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1988年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大为膨胀。而且，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由于短缺的存在而存在差额，放开市场一般都意味着低位的计划价格向高位的市场价格并轨，人民群众对物价改革结果的判断一般都是“物价上涨”。因此，随着4月价格改革措施的出台，社会上形成了两次大抢购风潮：一次是4月份副食品调价时，一次是8月份价格改革方案准备出台时。
针对上述因价格改革引发的抢购风潮和经济秩序混乱局面，国务院于8月30日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1988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决定。同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作出保证：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中，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2.改革进入治理整顿和具体推进阶段(1988-1992)
1988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以此为标志，改革进入治理整顿和具体推进阶段。
1988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针对发展问题、体制问题和观念问题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它的出发点是整顿经济秩序，规范各种行为，遏止国民经济“过热”。但是由于受“北京风波”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达到上述目的的同时，改革的目标也曾短暂地模糊，改革的步伐也有所放缓，但总的来说，改革仍然在向前推进。
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是密不可分的。1988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1989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前后，又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将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要求深化改革与治理整顿协调并进，抓紧推进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但是，由于政府在平抑物价、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紧缩财政信贷时，为了加强力度，主要借助于强制性的行政措施，从而收回了一些已下放的权力和已放开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的发育。
这个阶段经济改革的具体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粮油统销价格改革的重大突破。这是治理整顿期间动作最大、运作最成功的改革举措。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我国粮油价格的改革，始终兼顾着两项任务：一是加强农业，促进粮油生产的发展；二是稳定市场物价，安定城市居民生活。而粮油购销之间的差额以及粮油企业的经营费用都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调整粮油统销价格的决定》，决定从5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粮油统销价格。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国家的补贴部分由过去的“暗补”改为“明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
第二，股票市场的初步形成。通过上市公司来直接融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条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收入的迅速增加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股份制企业应运而生。股份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股票的公开发行，必然推动股票市场的产生。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至此，中国内地的股票市场经过6年的探索尝试，终于形成，为1992年以后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扩大对外开放区域。1990年4月从我国发展的长期战略着眼，国务院作出了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的决策。1991年10月国务院批准武汉、九江、芜湖对外开放，这样，继我国东部沿海之后，占全国面积1/5、总经济能力一半的长江流域，成为我国第二个对外开放地带。
但是，在这个阶段，由于新的领导集体担心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摔跟头”，因此对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存在犹疑。而经过3年的治理整顿，此时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已经强烈要求突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误区，加快改革的步伐，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开启了新一轮改革的大门。
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主题的“立新”阶段(1992-2002)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正确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的这个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1997年的十五大为界，这个时期还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因为1997年国内的经济运行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从此结束了长达45年的短缺经济⑨；而且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国有企业无法再利用“短缺”来掩盖整体效益不高的状态，国有企业的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下去。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警醒中国必须加紧国有企业改革，来消除金融业的隐患。因此，十五大召开前，改革是以放开产品价格、培育资本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阶段，基本建立起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体制；十五大召开后，则是以国有企业改革和与国际接轨为中心的改革攻坚阶段。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和基础的阶段(1992-1997)
从1992年到1997年的6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时期。到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定于2000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50条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这一框架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二是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运行的基础。重点是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其中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是个突破。三是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四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五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以及医疗保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1997-2002)
在这个阶段，三个问题的解决构成了发展和改革的路线图。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1997年中共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00年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方针政策：“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力度，通过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和退出部分竞争性领域，取得成效。二是对外经济关系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开辟了空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同时，还凸显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强化了我国为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而融入国际经济的决心，最终在2001年底取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功。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尤其是在转变政府职能和观念、改革行政体制和方法、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在2001年加入WTO前夕，相关部门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了清理、修改，加在一起约有2000条，同时也推进了新的立法工作。三是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后帮助内地发展的第二个“大局”的帷幕。
此外，这个阶段香港、澳门的成功回归和回归祖国后保持了经济稳定与继续发展，不仅使“一国两制”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为台湾回归起到了示范作用，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从历史长河来看，是对“大一统”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发展。
总之，经过24年的改革，到2002年十六大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可以国有企业改革突破和加入WTO（获得国际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为标志。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民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上突破了人均1000美元大关，已经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进入了一个加速期。根据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当人均国民收入发展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最快，也是收入差距最大和社会最不稳定的阶段。而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发展不均衡问题越来越突出，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越来越严重，这都要求执政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和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以调整经济关系为主题的“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
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的经济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在全面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了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为核心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十六大至今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去调整各种经济关系，改革还没呈现可再具体划分的明显的阶段性，当然，也可能是认识有局限，笔者没有看到。
中共十六大成为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和标志，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随着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国际能源价格攀升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第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根本性突破，政府财政开始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移到政府职能方面。第三，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党的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此相适应，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农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农民工待遇等问题成为改革重点。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改革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到党的十七大，则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不仅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而且将“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这都反映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后，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完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主题。
由于上一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效益大幅度提高，也由于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大内需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作用，这个阶段的国民经济又一次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从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里，GDP年均增长10.6%，连年超过计划预期的8%目标。同时，由于国家加大了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改变了过去低价工业化发展战略所压抑扭曲的资源价格，再加上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于是出现了人民币升值、资产价格和通货“双膨胀”。这都使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效用再次成为改革关注的焦点，金融改革、证券市场监管、城镇土地开发等改革措施先后出台。
在微观经济领域，改革主要是消除企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和外部的负效应，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例如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加强对上市公司和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反对垄断、扩大民营经济进入领域，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劳动合同等。
（二）加快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改革
虽然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从2001年加入WTO时就开始受到重视，而且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但是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则由于2003年“非典”危机而更加突出和紧迫起来，因此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就自然成为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的重点问题。全会指出：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对中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一次强调：“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到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明确要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这个阶段，中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较大的改革有两次：一是2003年进行的改革，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二是2008年进行的改革，重点是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调整和完善行业管理机构，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针对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明确界定部门分工和权限，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三）农村改革进入国家“给予”的制度创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条道路：1978年改革前，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需要，国家逐步建立起以“提取”农业剩余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其中包括集体生产的人民公社制度，限制农产品自由流通和消费的统购统销制度，控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1978年改革后，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采取了“放活”的改革，允许农民有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权，允许农民在农村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但是，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提取定额并没有减少，只是这种提取权力主要下放给了乡镇政府，而这种权力下放，也使得中央政府试图控制提取农业剩余额度的努力一直收效不大。
而从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基于上述发展阶段的判断与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开始转向取消“提取”、建立“反哺”机制的新阶段。从2003年起，中共中央连续5年出台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使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3年5月，粮食补贴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将国家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调整为以现金的形式直接补贴给农民。2004年2月，“直补”开始在全国实施。2005年12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9亿中国农民从2006年开始，依法彻底告别农业税，也结束了农业税在中国长达2600多年的历史。
从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达到1.6万亿，相当于改革开放前1950年至1978年29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资金的10倍；相当于1979年至2002年24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资金的1.3倍。⑩
（四）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即通过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实行收入的二次分配，调节市场经济所不能自动解决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这种共同富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过去20多年来我们曾经致力于消解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例如公费医疗、近乎免费的高等教育和住房制度、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和合作医疗等，因为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超过了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国民收入的承受能力，导致国家、企业和集体经济不堪重负。但是，经过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已经翻了两番多，加上市场化改革拉开了居民收入差距，因此使得在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重新建立和加强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这个阶段突出的问题，也成为社会稳定和改革继续获得绝大多数人支持的重要保证。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要全面提高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增加低收入基层收入、建立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和扩大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其主要内容。
在教育方面，2003年至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累计2.43万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26倍。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受益。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计划如期完成。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建立健全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中央财政此项支出从2006年20.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98亿元，高校资助面超过20%，中等职业学校资助面超过90%，资助标准大幅度提高。2007年开始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我国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更大步伐。
在医疗卫生方面，2003年至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累计6294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27倍。国家财政支出的重点在加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覆盖城乡、功能比较齐全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安排资金改造和新建1.88万所乡镇卫生院、786所县医院、285所县中医院和534所县妇幼保健院，为1.17万个乡镇卫生院配备了医疗设备，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全国建立了2.4万多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在社会保障方面，2003年至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累计1.95万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41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2007年参保人数突破2亿人；从2005年开始连续三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中央财政五年累计补助养老保险专项资金3295亿元。200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8亿人，比2002年增加近1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达到7.3亿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4140亿元，比2002年增加2898亿元。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逐步提高。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这是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建设。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慈善和残疾人事业等也取得了新进展。
总之，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以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已经过了6年，并且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大国，不仅经济正在转型、社会也在转型，因此经济体制的完善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加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均资源匮乏、环境脆弱，以及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工业化、城市化，因此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与之相关的政治体制）的这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将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尤其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外开放带来的国际经济资本冲击，以及转变发展方式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都使得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性增加，改革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更为解决改革进程中的问题提供了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也不断提高，因此，笔者认为改革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注释：
①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也多次强调要权力下放并进行了两次尝试，但是他所强调的下放，主要是指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即由“条条为主”改为“块块为主”，并没有将权力下放到企业和社队。
②指清劳力、清物资、清财务。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8～239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61页。
⑤《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作了四点概括。
⑦《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7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⑨从1953年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出现全面短缺开始计算。
⑩根据如下资料用当年价格计算：财政部综合统计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