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历的起源及在北方游牧民族间的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牧民族论文,起源论文,生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十二生肖历起源于战国时代的秦
十二生肖之名，史乘所载较为完备者，最早为东汉时期的《论衡》，它将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对应起来了，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夫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①。先秦史籍诸如《诗经》、《左传》、《礼记》等也有支离破碎的相关材料，引之为证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以考据著称的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后汉时其说甚行，更推之汉以前，则未有言及者，窃意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②赵翼将十二生肖形成的时间定为东汉，创制民族推测为匈奴。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大量竹简，里面有两种《日书》，其中之一《盗者》一章中提到了十二生肖。睡虎地11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证明十二生肖的形成绝不会晚于该年。《日书》内容有的可溯源至战国时的楚国，也有的可追溯到秦国，故十二生肖的渊源应从战国时代的秦或楚开始寻根。
史前考古表明，我国传统被习称为“六畜”的马、牛、羊、鸡、犬、猪，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基本驯育成功。猪、狗南北都有饲养，差异表现在南方多水牛，北方则有鸡。龙山文化时代，北方驯化成功家马、家山羊和绵羊，南方是否有这些家畜尚不清楚。因而，“六畜”最早是由北方先民驯化出来的。另外，虎、兔、鼠、蛇这些游牧、狩猎民族常见的动物，在春秋末至战国时的草原青铜器纹式及艺术造型上多有表现。龙的最早形象也是发现于北方西辽河流域，即出土于5000年前红山文化遗址的玉龙、猪龙。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出土的战国时期龙形饰件，宁夏固原县河川土台村发掘的战国时代双龙纹饰牌，证明草原地带的民族有崇拜龙的传统。游牧民族对龙的敬畏，并非象中原汉族那样将天子、皇帝信为龙的化身而顶礼膜拜。蒙古人认为闪电出自某种类似于龙的动物，而且在他们的地区上，居民（仿佛）亲眼见到它怎样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以尾击地，蜿蜒而动，并从口中喷出火焰③。猴是栖居热带、亚热带森林里的野生动物，然而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的战国时代狻形饰件，以及同时代的发现于宁夏固原县吉西玉桥村的猴骑马饰件，表明了草原民族对猴类动物的熟悉和喜爱。生肖历的十二种动物都是草原地带习见，故草原民族有创制十二生肖历的条件。
十二生肖动物按其习性和与人类的关系程度划分，可隶属于游牧、狩猎、农耕三种经济类型，即马、牛、羊与游牧民族关系更近，虎、兔、猴、鼠与狩猎民族似乎接触更多，猪、鸡应属农耕经济下的动物，龙、蛇、狗是上述三种经济类型的民族所共同崇拜或拥有的动物。把三种经济类型归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以之衡量战国时代十二生肖形成期的秦国抑或楚国，我们会立即发现，符合条件的国家是秦。秦在传说时代，就为舜“主畜，畜多息”④。悠久的畜牧经济，使战国时代的秦“与戎翟同俗”⑤，又“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⑥，故洪迈考证道：“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锋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洛之戎……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⑦不论殷商起源于幽燕之北的学说是否正确，仅从商朝妇好墓出土的玉雕动物形象看，就包括虎、熊、象、鹿、马、牛、羊、狗、猴、兔、龙、凤、怪兽、怪鸟等，这些动物必然象征着当时的社会意识⑧。商代已有了甲子纪日法，但是否有了十二生肖纪时的概念还缺乏实据。干支纪年法始行于战国时期，秦墓竹简又有完整的十二生肖说法，十二生肖动物所处的农耕、游牧、狩猎三种经济类型，又唯有秦国最完备，故笔者主张将十二生肖历的形成定为战国时代的秦。秦以十二生肖用来纪日、纪月还是纪年仅从秦墓竹简《日书》上还难以断明，单凭同时出土的“干支”纪日推测，十二生肖用于纪月、纪年更宜。
二、十二生肖历在北方游牧民族间的传承
十二生肖历是由十二地支纪日演化而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都是以十二地支纪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出土的殷代甲骨文中的殷历甲子表可知，地支和天干早在殷商时就已出现，而且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序组合成六十序数用以纪日，称甲子而不谓干支。干支纪年法约始行于战国时代，与十二生肖历的形成期相同，只是干支纪时用于各诸侯国，而十二生肖历限于秦国和北方的戎、狄等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统一度量衡、货币、律历等的“大一统”政策，纪年以王位正统纪年为主，岁星纪年、太岁纪年、干支纪年为辅，十二生肖历仅限于民间流传而难入官方历书。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施政方针，将“大一统”思想推向了高潮，十二生肖历在中原地区濒于失传。
戎、狄与秦同俗，十二生肖纪时的习惯在戎、狄等游牧民族中当然也存在，《金石索》所记汉镜中有角王镜，背列十二生肖名及四神，铭曰“角王巨虚日有”。有学者认为角王巨虚，是言匈奴部落之大。《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左右贤王等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等谓之六角。”汉印有四角羌王、四角胡王，则角王镜当为匈奴、羌、胡所有，亦已应用十二辰⑨。赵翼推测十二相属本起于北俗，且依据史料断言其起源于东汉时的匈奴，我们认为：匈奴的十二相属则是承继了戎、狄等游牧民族的纪时法。
《太平寰宇记》卷199载，黠戛斯“以十二属纪年，假若岁在子，则谓之鼠年；在戌则谓之狗年，与回鹘同也”。突厥人是以十二属纪年的，八世纪中叶突厥文碑铭《磨延啜碑》标有羊年(743)、鸡年(745)、猪年(747)、虎年(750)、兔年(751)、羊年(755)、鸡年(757)等七个属相纪年⑩。《铁尔浑碑》也标有七个属相纪年，即蛇年(741)、羊年(743)、猴年(744)、鸡年(745)、猪年(747)、鼠年(748)、龙年(752)(11)。突厥文《阙特勤碑》同样是以十二生肖纪年，“阙特勤于羊年十七日去世，九月二十七日举行葬礼。祠庙、绘画、碑石于猴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部竣工。”(12)辽朝契丹人使用十二生肖历，契丹大、小字解读的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从发掘的契丹族墓群中常见志盖四周刻以十二生肖或人身、十二生肖头的画像，部分墓室顶部画以十二生肖图，可作为契丹人用十二生肖纪年的佐证。蒙古人使用十二生肖历，人所共知。十四世纪初年，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奉命修撰的《史集》，在记述蒙古历史时，采用的纪年形式就是按蒙古人习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女真及其后裔满洲人承继了草原地带传承已久的十二生肖纪年，如以满语译苏东坡的《赤壁赋》，便将其中的“壬戌之秋”译为“黑狗之秋”。按五行学说，壬属水，主北方，色为黑；再按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的对应关系，戌、狗相应，故有此译。
应该说，秦之十二生肖历也有戎、狄的参与和创造。匈奴人继承十二生肖历的同时，又将之传入失传的中原地带。两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纬巫术思想泛滥，十二生肖动物被神化并与五行、干支复合起来，加速了十二生肖历的传播。但是，中原历代王朝在统一律历的旗帜下，推行王位纪年为主，干支纪年为辅的纪时方式，单纯的十二生肖纪年在中原流传并不广，始终未能达到诸如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那样重要和普及的程度，故汉文史籍难觅其踪、难溯其源。北魏、辽、金、元、清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又时断时续地促进了十二生肖纪年法在农耕地区民间的流传。辽代汉人马直温墓室中的十二生肖俑(13)，泰山所立泰定鼠儿年、至正猴儿年两通元碑(14)，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下中原民间使用十二生肖纪年的例证。
匈奴之后，草原地带突厥系、东胡系诸民族继承了十二生肖纪时法，又借鉴中原王朝的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纪年形式。尤其是农耕民族以十二生肖神作为人之命属的习俗，反为十二生肖纪年法在游牧民族间的传播增强了活力和后劲。吐鲁番木柱上的回鹘刻文，清楚地再现了回鹘由十二生肖纪年发展至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十二兽纪年，再演化到后来以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十干配十生肖纪年的历史过程(15)。宇文护之母信上所言“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16)，说明以生肖为命属的习俗至迟北齐时已在草原地带出现。
草原地带在民族尚未形成前的部落制时期，社会往往处于原始蒙昧发展阶段，其纪年是以草木纪年的自然历法。“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17)以草青一度为一岁的草木纪年法，是游牧民族按自然规律创造的早期纪年形式。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后，随着民族间文化交往的不断增多，草原民族吸收或继承了适合其特点的十二生肖纪年法。中原文化或其它外来文化，又不断地充实、完善了草原民族的十二生肖历。游牧民族一旦建立王朝后，为加强对中原汉族的统治，纪年方式也改为王位纪年为主，干支纪年、生肖纪年为辅。《蒙鞑备录》记载，蒙古“年号兔儿年、龙儿年，自去年改为庚辰年”。这年庚辰年即1220年。从庚辰年起，蒙古各种碑文、圣旨等均用了干支纪年。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蒙古地方政府又推行了藏历纪年法，即以蓝、红、黄、白、黑五色分阴阳与十二兽名相配。游牧民族间的文化传承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继承中有发展，发展中保留着传统。元朝以干支纪年为主，对于游牧民族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法采取保留的方针。因单纯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每隔十二年便循环一次，时间一久便难以查考，为克服这一弊端，元政府借鉴了中原的年号纪年法，以之配合十二生肖作为纪年的辅助形式。如“泰定兔儿年”，一查便知为泰定帝四年，公元1324年。而明朝中后期蒙古人开始使用的藏历纪年法，其雏形早在辽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带的契丹族便已使用，从初步识读的契丹大、小字可以证明，契丹人已使用五行（一说五色）配十二兽循环纪年。藏历纪年法在草原民族中的使用，说明了其符合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
十二生肖历在中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间流传不息的原因很多。客观上讲，十二生肖历形成于战国时期与戎、狄同俗的秦国，简便易懂且生肖均为游牧民族所熟悉、喜爱甚至崇拜的动物，以之替代草木纪年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胡人食用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也。”(18)草原民族游徙不定的生活特点，以及贵壮尚勇却轻文化教育的俗尚，决定了繁琐深奥的历法无法在其地产生和生存。骤起骤落、时兴时衰的北方古代游牧民族都无法回避从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发展进程，而以十二生肖历的使用情况看，是否可以说过渡的标志之一，便是历法上以十二生肖纪年代替了草木纪年呢？草原民族对十二生肖历的继承从个体即某一民族看，其继承是间断的，但从整个草原地带发展史看，这些间断性的继承可连缀为忽上忽下的传承发展曲线，且总体上呈现为更高、更为完善的趋势。再者，从主观上说，某一地域、某一环境、某种社会制度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后裔民族常常对之产生割不断的情愫而藕断丝连。古代游牧民族之间统治、服从、融合等不断地变化，基于血缘、地域、生活方式的相近或相一，各民族从心理上有一种彼此认同感，从主观上自愿继承、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十二生肖以神的形式与人的命属联系到一起后，主观精神对其传承又起到客观上的指导作用。蒙古族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在子女长到七八岁时，教其学会十种颜色、十二属，轮流数年月日(19)。
三、十二生肖神进一步促进了生肖纪年法的传承
东汉时期随着南匈奴的大批移居中原，流传于游牧民族的十二生肖历也传入农耕地带。纬、星象学家又借属相之吉凶为人命所属，并造作经典以为禳解之用。一些文人骚客的应声附和，更加剧了生肖与命相的神秘感，中原地区民间也流传起来十二生肖纪年法。到了唐朝，十二生肖动物已演变为十二神，墓碑常常雕有十二生肖动物画像或人身兽首、手执兵器的十二生肖神像；有的碑盖画有十二生肖动物像，还题字曰：夜半子，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禺中巳，正南午，日昳未，哺时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20)。辽朝契丹人借鉴、吸收了唐时的十二生肖神信仰，其碑盖四周亦往往风行雕绘十二生肖画像或人身兽头的十二生肖神，排列顺序一如唐碑。以《萧仲恭墓志》为例，顶式的志盖四周，上方（北）正中为鼠位，下方（南）正中为马位，左方（西）正中为鸡位，右方（东）正中为兔位。以十二神伺时辰、守方位无疑是契丹接受唐宋中原汉文化的产物。
羌人“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21)。文成公主入藏前，西藏人也是“候草木记岁”(22)。藏族传统历法阴阳合历，创始于吐蕃时期，七世纪中叶始用十二生肖循环纪年，九世纪前期使用六十循环纪年。其纪年方法是以阴阳、五行、生肖相配合，从阴火兔年至阳火虎年总计六十年，顺序与汉历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合的六十年周期相同，藏语称之为一个“饶迥”。藏族、彝族用以纪年的十二生肖动物与汉族、北方游牧民族的完全一样，而与印度纪年的十二禽兽有别，如印度以狮而不以虎纪年，表明藏族、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来源于汉族，再上溯则渊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藏族十二生肖纪年法始于文成公主入藏之后，彝族十二生肖纪时法也不会早于唐朝。羌人后裔的一支彝族，其建立的南诏、大理据樊绰《蛮书》卷八记载，历法“粗与汉同”。所以那种主张十二生肖纪时法起源于哀牢山区彝族先民的观点(23)，是值得商榷的。
草原民族在传播十二生肖历的过程中，发现十二生肖纪年循环时间短、百年内一种兽重见几次的弊端，便借鉴汉人干支纪年的方法，创造出以五气（五行、五色）与十二兽配合的纪年形式，如回鹘人使用过的火羊年、土猴年、火牛年等。藏历源于草原十二生肖历，明朝中后期随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又反过来充实、完善了十二生肖历。
隋朝萧吉撰著的《五行大义》，将三十六禽星分配十二支，即子为燕鼠蝠，丑为牛蟹鳖，寅为貍豹虎，卯为蝟兔貉，辰为龙蛟鱼，已为鳝蚓蛇，午为鹿獐马，未为羊鹰雁，申为猫猿猴，酉为雉鸡乌，戌为狗狼豺，亥为豕蜼猪。萧吉的演禽之法，不仅后世术数家所谓翻禽演宿等说悉由此起，而且一些少数民族依据身边动物改换传统十二生肖动物名称亦本于此，如西双版纳部分地方改“龙”为“蛟”（或大蛇），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改“龙”为“鱼”。但总体上传统的十二生肖动物在外传过程中并未发生概念上的变化，尤其十二生肖成为十二神祗之后，许多民族出于对神的崇拜而不愿改变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遥远的真腊国（今柬埔寨）便是如此，“每用中国十月以为正月……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各异耳。如以马为卜赛，呼鸡为蛮，呼猪为直庐，呼牛为箇之类也。”(24)
注释：
①王充：《论衡》卷3，《物势第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②赵翼：《陔馀丛考》卷34，《十二相属起于后汉》，商务印书馆，1957年。
③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256，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④⑥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第五》，中华书局点校本。
⑤《史记·魏世家》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史记·六国年表》载：“秦杂戎翟之俗”。《公羊传》昭公五年条也言“秦居两陲，杂犬戎之俗，非实夷国也，用夷俗耳。”
⑦洪迈：《容斋随笔》（上）卷五，《周世中国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页327，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⑨傅运森：《十二辰考》，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⑩王静如：《突厥文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刊》第7卷1、2期合刊，1938年。
(11)（苏）С．Т．克利亚什托尔内著，伊千里译：《铁尔浑碑（研究初稿）》，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5期。
(12)耿世民译：《突厥文碑铭译文》，载林斡著《突厥史》，页26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第3期。
(14)赵翼：《十二相属》，《陔馀丛考》卷34，页27，商务印书馆，1957年。
(15)冯家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1951年。《冯家升论著辑粹》也辑此文，中华书局，1987年。
(16)《北史·宇文护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7)洪皓：《松漠纪闻》，《辽海丛书》第一册，页206，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
(18)《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9)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译：《蒙古风俗鉴》，页47，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
(20)罗叔言：《俑庐日札》，转引自傅运森《十二辰考》。
(21)《魏书》卷101，《列传第八十九·宕昌》，中华书局点校本。
(22)《新唐书·党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3)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页17，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4)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正朔时序》，页122，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