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与东亚经济恢复增长的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文,东亚论文,前景论文,计划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的终结。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相继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计划后，东亚国家纷纷下调了既定的经济增长率，以稳定和结构调整为基础的经济方案将使这些国家进入暂时的通货紧缩的痛苦时期，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感到了亚洲货币贬值的竞争压力。东亚欲尽快走出低谷恢复经济增长，必须对过去的成功和这次危机的教训进行对比反思，将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的目标相结合，使经济重新走上均衡增长的路径。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和结构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会同世界银行及其他国家和组织分别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提供了170～550亿美元不等的援助，以帮助这些国家稳定汇率和应付国际收支危机。（注：菲律宾在危机前就已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信用安排，金融危机后基金组织又增加了10亿美元的援助。）这是基金组织的首要职能。它的第二个职能是协调和帮助国际商业银行与这些受援国间进行债务的延期安排和补充性贷款，以缓解它们的债务危机问题。这两个计划安排一般是没有争议的。它的第三个职能，也是较为有争议的一个职能，就是使受援国接受并监督其实施一揽子稳定经济和结构调整的计划。
基金组织的调整计划的设计原理是国际收支的货币论。它主要认为收支逆差是由本国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的不平衡决定的，而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它的利率和价格是由世界市场来决定的，而且假定货币供给不影响产出（已经是充分就业状态），因此货币需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函数。这样纠正收支逆差就必须消除超额货币供给，而这只能通过减少基础货币结构中的国内信贷量的办法来实现。可以说，货币紧缩是调整计划的核心内容。但这并不是基金组织严厉计划的全部。总的说来东亚国家与基金组织协商的一揽子方案包括：
·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约束信贷总额，提高银行利率；
·汇率贬值；
·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基础设施等资本性开支，减少补贴，改革税制，增加税收收入；
·对国有企业、设施、银行进行私有化；
·冻结工资水平，对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
·关闭、清理和合并陷入困境的银行和金融公司，向外国资本开放本国银行和金融业；
·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自由化和开放资本账户。
基金组织这些以开支变更、开支转换和取消管制为主的政策措施受到了世界银行和一些权威机构（如美国哈佛经济研究所）的批评，受援国也抱怨援助计划过于苛刻和严厉，它们认为基金组织不切实际地将对付拉美国家金融危机的做法照搬到亚洲。其实受援国对丧失经济主权的敏感是很自然的，关键的问题是基金组织的计划对亚洲的问题是否有效。批评者认为基金组织短期调整规划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反映了对增长重视不够，同时忽视了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加剧贫困和收入的不平等。应该说东亚金融危机与基金组织以往的援助对象是不同的，那是一种政府庞大财政赤字所引起的高通货膨胀和暂时性的收支困难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双紧措施迅速地稳定了经济的震荡。而亚洲国家近年来财政上持有盈余，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主要问题出在银行系统的坏账风险，为挽救崩溃的金融体系就需政府的资金输血。所以，基金组织削减开支、增税、提高利率和紧缩信贷的老药方看上去与解决问题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我认为面对东亚国家经济当前严重失衡的情况，从总需求管理入手恐怕是唯一的在短期内能够使经济迅速稳定下来和尽快恢复投资者信心的途径。稳定是一切增长的基础。在长期内，亚洲国家与基金组织应该注意将结构调整和有效的供给管理相结合，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来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政府在危机后采取的一揽子紧急需求紧缩政策措施对抑制货币的贬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构调整肯定是痛苦的，还意味着亚洲国家在基金组织的约束下必须同过去传统的运作模式告别，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到来对经济界的精英们也可能意味着痛苦。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废除使他们致富的工商氛围。亚太地区当前的麻烦在很大程度上是密友资本主义和银行的秘密经营所造成的。该组织想要采取严格的借贷规则、公开的银行报告和自由贸易政策。”（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时代》周刊，1997年12月8日。）
这样大多数东亚国家曾经引以为成功的秘诀的“仿日本模式”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向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的规则靠近，这包括放弃现有的所谓有先见之明的产业政策、追求大型和综合性的企业集团模式、保护国内市场和设定不透明的竞争规则、银行为官僚和政治融资的做法等。（注：关于日本模式的特点和缺陷的论述可参见Takatoshi Ito,"Japan and the Asian econornies:a'miracle'in transition",Brookings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1996,pp.220～236.）所以东亚国家经济调整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和改革的效率。
二、历史经验
基金组织调整项目的目标一般是帮助受援国改善国际收支（特别是纠正经常账户赤字）、稳定物价水平和恢复经济增长。对基金组织援助项目实施效果的研究表明对外经济活动部门改善的效果最大，经常收支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得到纠正，但在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预定目标方面其结果令人失望。控制物价上涨的作用不明显，而很多受援国在短期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这反映了在基金组织的方案中对受援国实行促进供给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结构改革尚存在问题。那么接受基金组织安排的东亚国家能够迅速走出经济低谷吗？
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上一次受到经济冲击是在80年代。石油冲击、世界利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新贸易保护主义和随后而来的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下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收支和债务危机。东亚国家受到的外部冲击的影响虽然比拉美国家要轻，但同样使它们的商品出口和国内生产出现了负增长，1985年达到低谷。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实施了基金组织支持的调整规划。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它们通过降低国内需求而放慢了增长率，减少进口或增加进口替代，而不是增加出口。通过汇率贬值而避免本币的高估，从而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贸易自由化和资本管制的放松使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转向外向型。（注：背景材料参见伯纳德·M·维利加斯：《80年代东南亚的经济调整、融资和增长》、翁古·A·阿齐兹编：《结构调整战略——东南亚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1月。）以减支增税为内容的财政政策和以实现正的实际利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来纠正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失衡和扭曲。结果韩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泰国的经济状况得以明显的改善。菲律宾的备用信用安排时间较长，几乎跨越了整个80年代，由于国内政治不稳定，其效果虽不如其他两个国家显著，但最近实施的调整努力将更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有深远意义的结构调整作为出发点，到90年代已经收到了可喜的效果。但是菲律宾政府计划摆脱基金组织监管的设想却因为此次东亚金融危机而无限期地推迟了。这些调整使所有东亚国家在1986年恢复了高经济增长率，亚洲奇迹在经过大约4～5年的外部冲击插曲后得以续演。因此，东亚国家自身的历史经验告诉它们，任何增长中的冲击或危机都是可以克服的，关键是承认弱点和坚定地实施灵活的改革措施。
三、恢复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1.汇率贬值的效果。货币危机使东亚国家的货币大幅度下跌，人们寄希望于汇率贬值后能够促进商品和劳务的出口以缩小经常账户的缺口，同时也使美国等国倍感进口竞争的潜在压力。尽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近一两个月来的收支情况出现了反弹，但是货币贬值并不是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绝对前提条件。首先，受价格粘性和需求弹性的时滞效应影响，会产生通常所说的“J曲线效应”，经常项目的逆差可能先恶化，而在大约3～6个月后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这要取决于出口市场需求的反应程度。其次，从供给角度看，受投资紧缩政策的制约，贸易部门的生产能力短期内不易迅速恢复，削弱了向新兴市场出口商品和出口市场的转移，同时行业调整的“沉淀成本”(sunk cost)会妨碍有些企业转产的决心，产生不愿进入新市场和退出旧市场的“滩头效应”(beachhead effect)。第三，东亚国家的商品出口严重依赖于进口原料和机械设备，特别是机械设备占总进口的比例从菲律宾的32%到马来西亚的56%不等，因此贬值引起的进口成本上升的刚性会转嫁到出口产品的价格中。第四，由于市场结构的原因，一些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上扬并不与贬值幅度一致，而是只渗透其中的一部分，类似出口的外币价格不跌也会比贬值幅度小，形成通常所说的“渗透效应”(pass-through effect)，从而削弱了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刺激。最后，基金组织的调整规划能否最终冻结实际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关系到实际汇率的定值高低，如果经济不稳定而引起螺旋式的工资和物价上涨，将大大抵消名义汇率贬值而产生的竞争力。
2.货币与贸易竞争。与汇率贬值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到来的货币战和贸易战。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在金融危机中为避免丧失竞争优势而随行下调了本国的币值，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保持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份额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同时，如果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仍然疲软，那么东亚国家的出口需求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非常相似，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努力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货币竞争和贸易战。这样，对美国国内与进口相竞争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冲击将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重新面对要求进口救济和保护的院外活动的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将会重新抬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是对东亚国家最大的定心丸，其意义远远超过它对泰国等国的资金援助。同时，中国新政府将采取刺激内需的方式来缓解和弥补出口的可能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东亚国家出口行业的竞争压力。
3.外部经济的增长。以外需主导的东亚经济的复苏，严重依赖于主要工业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目前处在25年来最佳的时期，其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消费者开支增加和商家大量投资于添置设备。美联储在1997年中曾担心经济过热而小幅上调了利率，亚洲经济的冲击实际上延迟了它克服通货膨胀的步伐，相反如果美联储将目标转为防止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得以继续维持一定时间。这对亚洲至少是一个好消息。但从财政政策上看，美国联邦政府将预算平衡作为近期的首要任务，紧缩开支措施丧失了传统的反周期的作用，这对东亚的振兴是不利的。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欧洲，单一货币计划促使各成员国致力于削减财政赤字以达到参加经货联盟的标准。另一个外部条件就是日本的经济增长。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日本经济近年来复苏无力，许多银行实际上已经丧失偿付能力，高达1510亿美元的巨额呆账使新增信贷业务陷于停滞。政府缺乏金融改革的决心使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8年的通货紧缩时期。因为自身金融系统的困难，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只持袖手旁观的态度，遭到作为它海外投资的主要地区的东南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最近日本桥本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了包括修改外汇法、修改证券交易法、经营信托投资和创建金融控股公司的一系列改革，因此，日本能否最终恢复经济增长对带动亚洲的出口需求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总之，亚洲金融危机标志着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本地区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的开始。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是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固有规律，并不能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断言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虚幻”之预言应验了。我们必须将这种毫无疑问的长期增长率递减的趋势与结构性的失衡和暂时性的外部冲击区分开来。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致力于教育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收入实行相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仍是塑造亚洲奇迹的根源，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样板。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些正确的成功经验，相反危机恰恰表明近年来对它们的坚定实施出现了背离和松弛，比如国内储蓄的降低、高技术人才的匮乏、出口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下降。然而另一方面，传统政策或模式中的一些陈旧部分也必须加以摒弃或矫正，这包括增长路径中保持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防止片面追求高速度而引发的投资过热；刚性的固定汇率制度；受政府指导性信贷影响和官僚腐败的银行体系；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特别是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与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与监督；对外国资本的过度依赖，对外资流入的总量水平、期限结构和投资部门的结构缺乏监控和管理，以及政府自视先进高明的产业政策和追求高产出、大型系列化生产而忽视利润和技术的企业集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