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测量问卷与个体差异
张军成1黄颖洁1张淑莹1刘得格1屈曙光2
(1 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2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 基于文献回顾与102份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编制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初始问卷,包含36个题项。在广州一所综合性本科院校回收650份有效问卷，通过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9个题项的正式问卷，发现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包含三个维度：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和职业环境决断力。随后在广州、深圳、湘潭、北京、天津、泉州等城市多所综合性本科院校回收448份有效问卷，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支持了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三因子结构。分析结果还发现：中国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及其三个维度得分水平不高；女大学生职业环境决断力不如男大学生；低收入家庭出身大学生的职涯准备决断力不如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同伴。问卷信效度良好，可作为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测量工具。
关键词 职业决断力；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职业环境决断力；职业选择
1 问题提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近年已被党中央、国务院当作一项最大的民生工作来开展。《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工作。高校需要防范和化解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焦虑问题，努力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应届毕业生充分就业。但另一方面，不少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家长的干涉，也经常受“先就业后择业”这种被广泛宣扬的观念的影响，以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开启职业生涯。在家庭物质条件改善、青年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情况下，一份自己并不心仪的工作不仅难以激发新生代员工的工作活力与激情，甚至也无法让他们安心留下继续工作。据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发布的《第一份工作趋势洞察》显示，70后、80后、90后和95后员工第一份工作在职月数为51、43、19和7。而随着95后大学生迈入职场，如此短暂的第一份工作在职时间，甚至频频出现的“闪辞”等现象，既不利于他们自身职业成长，也会增加用人单位的人员招聘、培训和管理成本，破坏用人单位借以提升业绩水平、建立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基础(戴先任, 2018; 郭振纲, 2018)。在此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偏好问题亟需引起大学生本人和高校、用人单位、社会各方面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
尽管大学生存在自身职业偏好，但国家或地区经济形势，家庭职业偏好、经济负担、地域约束，以及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或族群、性别、残疾、性取向等因素，往往使个体职业选择或职业发展路径受限，导致绝大多数大学生需要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做出职业选择(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 Duffy, Diemer, Perry, Laurenzi, & Torrey, 2012)。工作心理理论(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 PWT)认为，职业决断力(work volition)——个体感知到自己能冲破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的能力(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是解释他们在面对上述职业障碍时能否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关键因素(Blustein, 2006, 2008; Blustein, Kenna, Gill, & DeVoy, 2008; Duffy et al., 2016)。该理论由Duffy等人(2016)基于职业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交错性、工作社会学，以及工作心理框架的核心命题发展形成。它一方面把以往职业发展理论及相关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从拥有更大决断力和优先待遇的部分个体拓展至所有个体，尤其重视那些职业选择有限的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或以工作情境作为工作体验主要驱动力但却被迫转换工作的群体；另一方面则通过把外界情境、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构建理论的关键因素，对以往职业发展理论及相关研究进行补充。作为工作心理理论关键要素的职业决断力更强调择业个体认为自己能克服外界限制条件的主观信念，而不是综合内外部条件务实地做出“成熟”的职业选择结果(Super, 1953)。虽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常被用于刻画择业个体对自己成功完成各项任务所需要能力的自我评估或信心(Betz & Luzzo, 1996)，但它更强调个体层面内部因素，并未像职业决断力那样明确对外部情境、经济和社会结构予以关注。在表现形式上，职业决断力是一个程度从低到高的连续体，这与刻画个体职业选择结果究竟取决于自我行动(内控型)还是任务难度、权势他人和偶然因素(外控型)的职业控制点(Trice, Haire, & Elliott, 1989)不同。职业决断力水平较高的个体，即使在择业过程中面对各种外部职业障碍，也倾向于相信自己有能力让职业希望自我、职业预期自我在未来工作中得到表达和实现，避免陷入职业恐惧自我的困扰(陈巍, 2014)。研究发现，职业决断力正向影响职业生涯适应力(Autin, Douglass, Duffy, England, & Allan, 2017)、职业决策效能感(Jadidian & Duffy, 2012)和工作满意度(Duffy, Bott, Torrey, & Webster, 2013)，也能通过增强人岗匹配和工作意义间接提高工作满意度(Duffy, Autin, & Bott, 2015)。而个体职业生涯适应力改善，也被发现有助于促进个体职业成功(凌斌, 孙丽君, 樊传浩, 2017)。因而，准确刻画和测量大学生职业决断力，是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完善大学生职业发展辅导和咨询实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美国本轮对伊朗制裁的最大影响是对伊朗的国际金融封锁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美国是目前全球的金融中心，美元更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所有以美元为货币进行的交易，都需要在美国完成清算等程序，必然会同美国银行或金融机构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在2018年11月4日之后，一方面，同伊朗之间进行的能源交易几乎不再可能通过美元来完成，否则相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将会面临重大的被制裁风险；另一方面，相关银行或金融机构几乎不可能不开展以美元为基础的业务，出于规避自身风险的考虑，也会主动切断在伊朗地区的业务。
然而，目前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职业决断力量表源于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情境，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难以确保能直接用于推崇集体主义的中国情境。以往尝试把Duffy，Diemer和Jadidian(2012)开发的大学生版职业决断力量表应用到中国、韩国和土耳其的研究发现，往往需要增加部分题项(刘毅, 2017)、删减题项(Kim & Lee, 2014)或调整原有题项表述(Buyukgoze-Kavas, Duffy, & Douglass, 2015)，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信效度。第二，Duffy及其合作者开发的职业决断力量表(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 Duffy, Diemer, Perry, Laurenzi, 2012)同时包含体现正面意义的一般决断力因子(示例题项：“我能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和体现负面意义的约束因子(示例题项：“囿于我的经济状况，我将不得不接受能找到的任何工作”)。这既与“个体感知到自己能冲破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的能力”(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这个定义不一致，又给后续研究造成因子取舍或反向计分等困扰。事实上，后续研究通常仅采用决断力因子分量表(高群, 王小慧, 2016; Autin, Douglass, Duffy, England, & Allan, 2017; Duffy, Bott, Allan, & Autin, 2014; Duffy, Douglass, & Autin, 2015), 或对约束因子进行反向计分处理(Bouchard & Nauta, 2018; Duffy, Bott, Torrey, & Webster, 2013)，另有部分研究虽然采用包含决断力因子和约束因子的全量表，但却没有明确指出是否对约束因子进行反向计分处理(Cheung, Wu, & Yeung, 2016; Duffy, Douglass, Autin, & Allan, 2016; Duffy, Jadidian, Douglass, & Autin, 2015)。第三，时光磊(2014)以我国大学生为对象研究编制的本土量表遵从职业决断力原有定义，所用题目基本整合了外界限制条件与大学生感知到自己能克服这些限制条件的能力两个部分(示例题项：“虽然培训机会少，但只要我想从事这份工作，我就能下决心选择它”)。但该研究揭示的能力、经济、环境和发展四个决断力因子中，能力决断力因子基本对应Duffy，Diemer和Jadidian(2012)的决断力维度，经济决断力因子过去只出现在已就业的成人版职业决断力量表(Duffy, Diemer, Perry, Laurenzi, 2012)，并非大学生版职业决断力量表的内容，并且时光磊(2014)的这份量表也缺乏后续研究检验。第四，在以儒家礼教作为社会规范重要基础的中国，某些传统社会习俗和“五伦十义”这样的人际规范仍继续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黄光国, 2008; 凌文辁, 郑晓明, 方俐洛, 2003)。在这种严格度较高的文化中，个体行为受社会规范约束强度高，如果偏离社会规范行事将受到强烈的批判(Gelfand, Nishii, & Raver, 2006)。具体到我国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的情况，由于他们经常面临来自家长或其他长辈、朋辈的意见，这些可能成为约束大学生职业决策的外界因素，但国内外已有大学生职业决断力量表并未直接体现这部分内容。最后，我国大学生正面临着“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的复杂就业环境(李克强, 2019)，并且在求职过程中还可能受某些职业刻板印象约束(连晓荷, 刘晓红, 郭成, 滕召军, 2018; 于泳红, 2003)，已有大学生职业决断力量表能否准确体现他们克服上述各类限制条件的感知能力，也存在理论不确定性。
为揭示我国当代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理论内容，准确把握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给大学生职业选择带来的限制，尤其是他们认为自己能克服上述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方面感知能力的新特点，本研究将遵循科学的量表编制程序(德威利斯, 2016)，以我国95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编制符合我国当代大学生群体的职业决断力测量问卷。在此基础上，对该群体在职业决断力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个体差异展开分析,希望为准确理解、科学测量我国当代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特点和水平提供理论指导，为推动我国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研究，进而丰富和发展职业决断力理论知识体系积累新的研究证据。
2 研究过程
第二，设计结构化问卷对该大学大三、大四学生展开调研，探索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维度结构。问卷包括一份按从1(强烈不同意)到6(强烈同意)计分的Likert量表，和调查大学生性别、专业类别的两个题目。本研究将问卷在问卷星平台发布，利用第一作者及其他相熟同事给本科大三、大四学生授课的机会，在课间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二维码，邀请他们在线作答，再根据调查数据执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
第一，结合现有文献中关于职业决断力的量表题项，以及对广州一所综合性重点本科院校管理类大三、大四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条目，归纳编写初始测量题项。开放式问卷在提供Duffy，Diemer和Jadidian(2012)关于职业决断力的定义基础上，以它强调的个体职业选择限制条件为引导，要求学生用简洁的语句填写至少三项自己在应聘兼职、实习或全职工作岗位时，不利于他们取得成功的个人、家庭、学校、经济和社会方面因素。再按语义相似性归并、保留被提及至少3次的不利因素，并参考现有职业决断力量表，编写形成本研究的初始测量题项。
研究主要遵循科学的量表编制程序(德威利斯, 2016)，通过以下三阶段工作逐一完成：
第三，按照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重新设计结构化问卷对大四学生展开调研，检验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维度结构的合理性，以及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个体差异。问卷包括一份按从1(强烈不同意)到6(强烈同意)计分的Likert量表，和调查大学生性别、毕业去向选择、目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儿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常用电子邮箱的五个题目，由作者借助人脉资源，采取与前一阶段类似的数据收集策略，在广州、深圳、湘潭、北京、天津、泉州等城市对多所综合性本科院校大四学生展开调研。最后，根据调查数据执行信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平均值差异分析。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悠久。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茶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一过程中，英语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对茶文化的介绍，茶产品宣传以及旅游区的宣传，都具有促进作用。在未来茶文化旅游区发展中，可以打造国际茶文化旅游区，培养专业旅游英语人才，使茶文化旅游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初始问卷题项形成
增减翻译策略是常见的翻译技巧之一。然而，无论是增词还是减词，翻译范畴里强调的是，在不更改原文语义的基础上，为了更加符合目的语文本的语言系统规范，才可以考虑增词或减词。若减词使原文语义在译文中遭受缺损，不仅违背了忠实传达原文语义的翻译原则，对文学文本而言，还会降低文本欣赏的完整度，限制译文读者的联想空间。如：
当然，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例如，本研究并未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开展调查，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在推广到全体大学生群体时存在偏差；基本只依赖问卷调查方式采集研究数据，研究方法相对单一；设计正式问卷并未加入效标变量，未能就本研究所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九题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进行检验；本研究并未构建和检验涉及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前因、后果的关系网络模型，尚不清楚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存在怎样的培育路径和作用机制。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尝试结合问卷调查和实验等多种方法，争取按随机抽样方式在全国更多高校展开调查，在多个时间点采集数据，对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后果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进一步检验、完善和发展职业决断力的理论体系。
3.2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问卷的探索性构建
3.2.1 探索性样本构成
二维码过闸方案中，脱机配对的方式，不能控制二维码进出站状态，容易造成进出站交易配对不成功。联机刷码的方式，进出站时间较长，不能适应城轨大客流通行的特点。联机回写的方式，对车站网络要求较高，必须保证网络通信较好，否则无法进出站。双脱机回写方案，采用脱机安全认证技术，检票速度不受网络条件影响，安全性高、交易速度快、支持城轨阶梯票价，把二维码等于同于实体卡，降低票务处理难度。
人为了谋求发展，总是在不停地改造自然界，改造身边的事物，也一直欣喜于自己创造的现代化社会。然而，人却忽视了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忽视了对自我的批判与思考，迷失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定位。“人既是目的的人，又是手段的人”[10]，人作为手段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体现，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作为目的的人何以更好地发展。现代的人似乎都成为捆绑在技术上的人，人本应是技术的引导者，却成为了技术的傀儡。身体作为人思想的载体，需要不断学习，单纯依赖技术而告别身体的实践，人的生活便如机器一般机械运动，毫无生命的活力。在没有实践的基础下，生命活动的能力逐渐退化，人的发展也就成为了单纯的机器制造。
3.2.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按临界比值法执行项目分析发现，有两个题项CR值低于3.50，应该予以剔除(吴明隆, 2018)。对剩下的34个题项执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发现，KMO值为0.93，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χ 2值为9596.96(df =561,p <0.001)，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正式问卷题目
综合特征值、平行分析和碎石图结果发现：(1)原始特征值大于1的有6个，分别为10.70、2.68、2.21、1.31、1.22、1.11，随机特征值大于1的有18个，其中前6个分别为1.45、1.40、1.36、1.32、1.29、1.26；(2)基于R3.6.0执行平行分析发现，前3个平行分析特征值大于1，分别为10.03、1.88、1.49；(3)碎石图结果揭示出，从第4个因子开始原始特征值基本不存在明显变化。因此，本研究保留3个因子较合适。
学校应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程序编制部门预算，将高校所有收入、支出都纳入到单位预算中来，一个单位一本预算。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校内预算编报、批准、执行、考核的工作制度和流程，建立高效、功能齐备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以适应新制度的要求。
由表1可知：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的每个公共因子都包含三个题项；在本研究样本中，这三个公共因子旋转后的特征值依次为2.15、2.03、1.92，方差解释比率依次为23.92%、22.53%、21.34%，累计方差解释比例为67.79%；全部九个题项的共同度介于0.55和0.80之间，在各自相应共同因子的载荷介于0.56和0.89之间，每个题项仅在一个因子载荷超过0.50。
结合题项内容，职业决断力第一个共同因子可称为职涯准备决断力，它重点刻画大学生在面对自身职业准备尚有不足的情形时，依然认为自己有能力找到心仪工作的主观信念；第二个共同因子可称为社会舆论决断力，它重点刻画大学生在面对可能干扰其职业选择的某些社会舆论观念时，依然认为自己有能力找到心仪工作的主观信念；第三个共同因子可称为职业环境决断力，它重点刻画大学生即使要面对可能会制约其职业发展的不利环境因素时，依然认为自己有能力找到心仪工作的主观信念。
表1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n =650)
3.2.3 信度分析
根据表1所示九个题项调查数据执行信度分析发现，职业决断力总量表在本阶段研究样本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78，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职业环境决断力三个维度子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依次为0.78，0.71，0.73，初步说明本阶段构建的九题大学生职业决断力量表测量结果有较高可靠性，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德威利斯, 2016)。
总之，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都可以为传记学所涵盖，传记学概念也可以成立，传记学是一个横跨文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它是一种文化形态，以传记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为传记文学、传记史学、介于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的传记学。就传记史学而言，隶属史学学科领域，具体可以细分为中国古代传记史学、中国近现代传记史学、中国当代传记史学和外国古代传记史学、外国近现代传记史学、外国当代传记史学六个研究分支，这样看来传记史学大有研究之处。传记史学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是历史学的支庶，处于边缘学科的位置。
3.3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正式问卷检验
3.3.1 验证性样本构成
本阶段共回收问卷623份，剔除选择同一选项、选择答案存在其他规律或明显杂乱，以及明确表达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深造或自主创业的问卷数据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48份，有效回收率约71.91%。有效作答的男生145人(占32.37%)，女生303人(占67.63%)；自我报告目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67人(占14.96%)，属于普通工薪阶层的273人(占60.94%)，属于中产阶层的93人(占20.76%)，属于中高收入阶层的15人(占3.35%)，属于富人阶层的0人；自我报告儿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134人(占29.91%)，属于普通工薪阶层的251人(占56.03%)，属于中产阶层的53人(占11.83%)，属于中高收入阶层的7人(占1.56%)，属于富人阶层的3人(占0.67%)。
3.3.2 信度分析
根据大学生职业决断力正式问卷施测数据执行信度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职业决断力总量表在本阶段样本数据中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81，其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职业环境决断力三个维度子量表Cronbach’sα 系数依次为0.77、0.67、0.69，都至少达到可以接受的标准(德威利斯, 2016)。
第一，多渠道提升农民技能水平，落实农民培训机制。建立定向专业、定期培养、定期服务的基层农技人员补充机制，进一步解放农户思想，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技术知识更新培训。逐步形成“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普通农户”的技术服务模式，支持农村合作社，形成带头示范效应。
3.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表1所示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执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全部自由估计的参数达到p <0.001的显著性水平，参数估计值的具体情况如下(详见图1)：全部题项标准化载荷系数介于0.58和0.79之间，均超过0.50的一般要求；全部题项标准化误差方差介于0.37和0.66之间，没有出现误差方差特别大的情形；因子相关系数介于0.52和0.70之间，基本呈现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模型基本拟合情况较好(Bagozzi & Yi, 1988)。
血清胱抑素C（CysC），是一种非糖基化的碱性低分子蛋白质，由有核细胞生成，可自由通过肾小球，并被近曲小管上皮细胞重吸收并完全降解，与肾小球滤过率具有明显的负性相关性，不受肌肉、年龄、性别、饮食和炎症等因素的影响[5]，肾小球滤过率决定血清中Cys-C的浓度，随着病情的进展而不断上升，是一项较好的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内源性血清标志物。
图1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的标准化估计结果路径图(n =448)
注：图中题项编号同表1；潜变量CPV、SOV、OEV依次代表职业决断力中的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职业环境决断力三个因子。
由表2可知，图1所示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的主要拟合指数(χ2=120.50,df =24, χ2/df =5.02,SRMR =0.06,GFI =0.94,CFI =0.95,NNFI =0.92)，除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χ2/df )略大于一般推荐临界值5，其他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要求，且都优于另外两个竞争模型的拟合情况，说明前一阶段所构建的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整体拟合情况较好(Hu & Bentler, 1998)。
表2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的主要模型拟合指数(n =448)
注: 二因子模型由图1相关性最强的CPV、SOV两个因子合并构成；单因子模型由全部三个因子合并构成。
另外，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3)：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个维度得分与总分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介于0.75和0.83；而三个维度得分相互中度相关，相关系数介于0.34和0.51。这也再次确认，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可由三个既相关、又能相互区分的维度构成。
3.4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得分及个体差异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见表3)：我国当代大学生自我报告的职业决断力及其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职业环境决断力三个维度平均得分依次为3.85(SD =0.60)、 3.85(SD =0.78)、 4.26(SD =0.74)、 3.43(SD =0.75)。由于问卷采用从1到6分的尺度进行评分，我国当代大学职业决断力并不高。表现最好的社会舆论决断力维度，其得分均值占满分的比例为71.00%；表现最差的职业环境决断力，其得分均值占满分的比例为57.17%。
表3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总分与其三个维度得分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 =448)
注：
p <0.001(双尾)。
为检验职业决断力在不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个体差异，本研究首先分别以大学生性别、目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儿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分组变量，借鉴Vandenberg和Lance(2000)推荐的检验程序，对前面构建的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执行多群组分析，结果发现(见表4)：虽然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在不同性别之间不存在严格跨群组测量不变性，但该模型在不同性别群体之间的因子负荷差异为2.85(Δdf =6)，在统计上不显著(p =0.83)；而对于目前和儿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大学生而言，各嵌套模型主要拟合参数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较严格的跨群组测量不变性。
表4 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跨群组测量不变性检验结果(n =448)
注：由于受访大学生目前与儿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高收入阶层和富人阶层人数很少，分析时把这两类群体合并到中产阶层，重新编码为中产及以上阶层，下同。
鉴于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三因子模型在不同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群体之间至少满足因子负荷跨群组测量不变性的要求，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在不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平均值差异。结果发现(见表5)：职涯准备决断力维度在儿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 (2, 445)=4.56，p <0.05， η2=0.02)， 儿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学生， 职涯准备决断力得分(3.69)明显低于其他群体； 男生职业环境决断力维度得分(3.62)显著高于女生得分(3.33)(F (1, 446)=14.57，p <0.001， η2=0.03)； 职业决断力及其社会舆论决断力维度在不同大学生群体之间无显著差异。
表5 职业决断力的个体差异比较结果(n =448)
注：p <0.05(双尾)，p <0.001(双尾)。
4 讨论
就内容而言，本研究所用的大学生职业决断力题项更好地把外界约束与大学生个人感知能力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职业决断力是“个体感知到自己能冲破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的能力”(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这个定义的本质要求。在其具体维度上，本研究发现，用于刻画大学生认为自己能冲破社会舆论束缚选择心仪工作的主观信念是职业决断力的一个重要成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文化严格度高的社会规范是我国大学生选择职业时要应对的外界限制条件之一，揭示出职业决断力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具备不同于已有成果的本土新特点。本研究发现的职涯准备决断力基本对应时光磊(2014)所揭示的，大学生需要克服自身能力不足的能力决断力因子。相比于关注地域、自然环境、劳动市场结构等组织外部职业环境(周健临, 2011)和潜在职业发展机会对大学生职业选择产生的约束(时光磊, 2014; 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本研究发现的职业环境决断力更侧重大学生克服组织内部文化环境的主观信念。
开放式问卷调查由作者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利用随堂作业的形式共回收102份问卷，获得326个陈述语句。完成调查的大三学生68人(占66.7%)，大四学生34人(占33.3%)；男生37人(占36.3%)，女生65人(占63.7%)。
其次，本研究为开展我国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份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测量工具。关于大学生职业选择这个主题，国内学者过去经常采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或择业效能感量表开展相关研究(彭永新, 龙立荣, 2001; 渠立松, 杜彬, 梁晓燕, 2015; 童辉杰, 童定, 仇月姣, 2017)。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或择业效能感与职业决断力的内容侧重点不同，后者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能冲破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的能力”(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外界约束或限制条件是其必不可少的理论要素，但前者并未明确作此要求。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并非完全没有限制，职业决断力是解释他们面对外界约束时能否获得或守护一份体面工作的关键因素(Blustein, 2006, 2008; Blustein, Kenna, Gill, & DeVoy, 2008; Duffy et al., 2016)，这就为采用本研究所编制的这一量表探讨我国大学生职业选择方面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另外，尽管当前我国大学生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相比过去已提升不少，但大学生整体职业决断力不高，这从侧面反映出目前不利于大学生选择职业的外界约束仍较强。例如：较低职业环境决断力的背后，其实是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组织文化、人际关系和招聘政策等因素存在担忧，这除了完善和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外，还需要用人单位把友好的内部职业环境作为雇主品牌建设和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好。而职涯准备决断力较低，更多体现的是所受教育难以帮助大学生适应实际工作需要，这需要高校和用人单位在教育主管部门引导下，通过紧密协作来设计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内容，完善大学生实习、实践教学方式。虽然大学生社会舆论决断力得分高于其他两个维度，但面对外界不加区分地宣扬先就业后择业、升学、创业或热门工作，大学生认为自己仍能遵从内心职业召唤的能力也不容乐观。对此，社会各方除了可以围绕改善职业环境、提高大学教育质量、转变社会舆论导向以降低外界因素给大学生职业选择带来的限制外，还应增加对应届大学生的社会支持(Duffy et al., 2016)，以帮助他们建立起克服外界约束去争取自己心仪工作的信心。对于女大学生而言，要设法降低就业过程的性别歧视问题，创建对女性更友好的职业环境和发展路径。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则要多举措帮助他们接受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甚至结合教育扶贫工作，实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帮助低收入家庭子女拉齐人生起跑线，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助力。帮助大学生获得他们心仪的工作，将有希望今后进一步激发其工作幸福感，促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大贡献(黄亮, 2014; Duffy et al., 2016)。
先由一名管理学博士通读所有陈述语句，把并未明确表达具体障碍因素的语句剔除，把包含两个以上障碍因素的语句分解为各自语义独立的语句。再按语义相似性归并、保留被提及至少3次的职业选择障碍因素，结合职业决断力的定义和已有量表题项(时光磊, 2014; Duffy, Diemer, & Jadidian, 2012; Duffy, Diemer, Perry, Laurenzi, 2012)，编写初始测量题项。在此基础上，由一名拥有丰富人员测评经验的研究员和两名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副教授共同审阅、修订。最终，形成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初始问卷的36个题项，内容主要涉及大学生克服个人素质不足、社会关系束缚、职业环境障碍三方面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的能力。
5 结论
(1)当代中国大学生职业决断力可通过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和职业环境决断力三个维度来刻画；(2)当代中国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不强，女生职业环境决断力不如男生，低收入家庭出身大学生的职涯准备决断力不如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同伴；(3)研究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断力问卷信效度良好，可用于测量我国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水平。
本阶段共回收问卷775份，剔除选择同一选项、不注意反向题等作答不认真的数据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50份，有效回收率约83.87%。有效作答的男生319人(占49.08%)，女生331人(占50.92%)；就读于理工类专业的186人(占28.62%)，经管类专业的201人(占30.92%)，人文类专业的203人(占31.23%)，艺体类专业的41人(占6.31%)，其他类专业的19人(占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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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特别是，预约中心与入院准备中心紧密合作，利用患者办理入院手续到入住病床的时间差，完成主要检查。宣姝姝指出，这为医院缩短术前等待时间、降低平均住院床日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够提高农业机械设备的推广工作，必须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绿色农业机械设备的创新发展，从而保证改变传统机械设备的生产效率不高的问题。例如，在进行除草机械设备的推广上，长期的使用农药进行除草，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并且使得土地资源出现严重的药物残留。而加强对除草机械设备的创新研究，不仅能够降低工人的劳动量，还能够提高除草的效率，最主要的还是环保。因此，在进行农业机械设备的推广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机械设备环保方面的宣传，通过将机械设备与传统的农艺进行结合，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真正的使我国农业发展得到有效的提升，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年一度的波尔多特级酒庄联合会（UGCB）葡萄酒品鉴会近期在青岛、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广州闪亮登场。今年一共到场95家酒庄，专业人士可以到现场一次性喝遍2015年份各大列级庄佳酿。
那天，当过侦察兵的老陈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虽然那个女的打了120，也算救了他，但是他是一个泾渭分明的人，必要的时候他会大义灭亲。现在他要做的是按兵不动，等到时机成熟，他会出其不意，打她个措手不及……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是一个女毒枭，那肯定有故事看了，但眼下的问题是老陈必须先尿完，因为我一直拿着那个尿壶呢。而老陈越说越兴奋，显然他已进入了角色，我不耐烦地说，老陈，你还尿不尿？
请仔细阅读下列有关职业选择的语句，按六级评分标准(1=强烈不同意，2=中度不同意，3=轻微不同意，4=轻微同意，5=中度同意，6=强烈同意)，就您对每个语句所描述情形的同意程度做出评价。对某个语句的评分越高，意味着您对该语句所描述情形的同意程度也越高。
1. 即使所学专业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我也能找到想要的工作。
2. 虽然当前学历不占优势，但我也能找到自己想从事的工作。
3. 虽然学校教育与工作实践脱节，我也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4. 虽然不创业、不深造会被认为没本事，我仍乐于从事心仪的工作。
5. 如果自己想做的并不是热门好工作，我也能坚持自己的选择。
6. 尽管大家强调“先就业后择业”，我仍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7. 我能为了心仪的工作而忍受用人单位内部不太和谐的人际关系。
8. 我能为了心仪的工作而忍受与自己三观不太一致的组织文化。
9. 虽然企业招聘时可能存在某些歧视，我也能成功找到心仪的工作。
The Measure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Work Volition
ZHANG Juncheng1; HUANG Yingjie1; ZHANG Shuying1; LIU Dege1; QU Shugua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bot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survey results from 102 open-ended questionnaires, we developed an initial questionnaire with thirty-six items for measuring the work vol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 total of 65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By conducting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9 items were retained in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We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work volition has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career preparation volition, social opinion volition, and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volition. Then another 44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multipl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in Guangzhou, Shenzhen, Xiangtan, Beijing, Tianjin, and Quanzhou.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upported the three-factor struc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work volition. Analyses also showed that both work volition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 were not scored high by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Moreover, the level of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volition for female students was lower than male students, while the level of career preparation volition for those students who grew up in low-income families was low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ho came from those families with higher social economic status. The scale we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t can be used as a measurement instru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work volition.
Key words : work volition; career preparation volition; social opinion volition;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volition; career choice
基金项目: 广州市教育局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课题“90后大学生职业自决力的培育机制研究：一个积极心理学的观点”(1201451195)；广州大学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下属多重身份管理策略研究”(BJ201718)；广州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90后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结构模式、影响因素与作用效果研究”(CXXL2017300)。
通讯作者: 张军成, E-mail: zhangjuncheng@gzhu.edu.cn
分类号 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0.008
标签：职业决断力论文; 职涯准备决断力论文; 社会舆论决断力论文; 职业环境决断力论文; 职业选择论文; 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论文;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