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吐蕃论文,敦煌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4)04-0001-07
唐朝时期，汉藏民族之间有过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流，这表现在汉地的知识分子开始 对吐蕃历史进行记载和研究。形成唐朝国史编撰中的吐蕃传部分。内地对于吐蕃发生兴 趣并对其历史认真进行研究，将所知史事写于历史著作中，自然是因为在公元6世纪吐 蕃崛起，引起内地王朝统治者的注意，同时，唐代以及以后的宋元时期吐蕃与内地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也是其必然被汉文史书书写的一个缘由。公元781年吐蕃 占领敦煌，开始其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敦煌的汉地文化以及其学术传统对于吐蕃有 着深刻的影响，吐蕃史学以及后来的藏族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与这种文化的交往有着直接 的联系。本文主要从汉藏史学关系方面入手，探讨从唐朝时期到宋元时代汉藏史学之间 的交流历史，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唐朝建立以后，高祖曾下令命人修撰前朝历史。但当时因组织不力，历经数年而未见 成果。自太宗时期开始，专门设立史馆，广招人员，鼓励修史，形成风气。当时，官府 及私人编纂“实录”、“国史”、“典制”、“会要”等等类史书并行不悖，成一时之 尚。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对于本朝历史也十分重视，专门设“修撰”、“直馆”、“起居郎 ”、“起居舍人”等官职来记述本朝历史及皇帝言行旨意。太宗还招请一批著名文人执 笔，参与史书编写。唐代史馆所修本朝史有四种：
一是起居注，由起居郎、起居舍人将皇帝每日临朝处理政事之情况详细记录，涉及各 类国家大事。唐朝编出的著名起居注是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二是实录，为皇帝死后，史馆汇集其在位时的各种档案材料，按年代编订史实，详细 叙述该皇帝在位时的作为。韩愈就曾主编过《顺宗实录》五卷。
三是时政记，该体裁自武则天时确立，规定由宰相每天将所经手处理的国家大事记录 在案，按月汇送史馆，史馆再汇编整理成系统的文卷供使用、收藏。
四是国史，由史馆总辑各实录、时政记、起居注事迹，以纪传体形式著述成史，供后 人览阅。中唐时，刘知几、李峤、崔融等8人修成《唐书》80卷，是为当时较大的国史 著作。
由于唐朝史馆编史的工作量很大，大量资料源源不绝地送入史馆，为保证史馆的工作 质量，政府曾颁布针对史书编写的管理条例《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进行相关规定。从 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唐政府对于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材料特别注重，如其第 三条及第四条：
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
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 堡、伤杀吏人、掳掠蓄产并报。
文末还规定：
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勘入史者，虽 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牍索；承牍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1]
在这样的条件下，唐朝史馆无疑搜集了大量的周边民族的材料，吐蕃自然也不例外。
现从五代及宋人依照唐朝国史、实录等编修的新旧《唐书》及《册府元龟》、《资治 通鉴》、《通鉴考异》等史书中涉及周边民族的记录来看，有关吐蕃的材料是最详细的 。分析其中原委，我们认为唐朝人对吐蕃的认识并不限于口头上的道听途说，唐朝的史 学家应该掌握了一些来自吐蕃文的史料。这一点可以从杜佑的《通典》、苏冕的《会要 》(后人将之与崔铉的《续会要》合编为《唐会要》)、陆宣公的《翰苑集》及清代董洁 编的《全唐文》所收录的吐蕃官方文书译文得到映证。另外，唐朝还有人利用出使、巡 游、守边之便而对吐蕃进行一定的考察。
从《新唐书·艺文志》、《册府元龟》的记载看，当时属于这类考察著作的有如下几 种：
(刘元鼎?)《西蕃会盟记》(三卷)
戴斗《诸蕃记》(一卷)
《西戎记》(二卷)
《吐蕃黄河录》(四卷)
索宣《入蕃行记图》(一卷)
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十卷)
刘元鼎《使吐蕃经见记略》(《全唐文》卷116)
郭元振《郭元振文集》
《图经》(八卷)
当时属于鸿胪寺及职方司编的有关西南诸民族及吐蕃的史料与地理书有：
《西南蛮入朝首领记》(一卷)
《职方记》(一六卷)
高少逸《四夷朝贡录》(十卷)
《寻江源记》(五卷)
《地理书》(一百五卷)
《地记》(二五二卷)
《西征记》(一卷)
《长安四年十道图》(一三卷)
《开元三年十道图》(四卷)
《剑南地图》(二卷)
《贞元十道录》
以上这些著作的形成与当时唐蕃之间密切的来往及汉藏民族之间长期交流有直接关系 。据史书记载，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遣使入唐开始，直至唐末数百年间，唐 蕃之间互派使者总数达191次，其中吐蕃遣使计125次，唐使入藏计66次，(注：另据谭 立人等专家统计，唐蕃互使总数290多次，其中吐蕃遣使180多次，唐使入蕃100多次。) (括号内统计数字由我院顾祖成教授提供，诚致谢忱——作者注)自705—821年唐蕃间还 有8次重大的会盟。在这样频繁的交往中，大量的吐蕃国书、表诏被唐朝史馆所收存， 而吐蕃来使在与政事堂、礼宾院、鸿胪寺及职方司等等机构打交道时，也有公函文书上 的来往传递，《全唐文》中就收录大量吐蕃送交的官方文书。因此，唐朝的国史之所以 对于吐蕃历史的叙述比较清楚，这与编修者能直接接触到有关吐蕃的各种档案材料有重 要的关系。至于唐朝使者入吐蕃，他们在沿途的所见所闻也会在回朝后整理出来，供史 馆使用。如《新唐书·地理志》鄯州鄯城条的注释记载了自鄯城(今青海西宁)到拉萨的 详细程站里数，无疑其所参考的是唐朝使者的总结报告。又比如《新唐书·吐蕃传》专 门引用了长庆会盟时唐使刘元鼎访吐蕃时的报告的部分内容。据王忠先生推断，《新唐 书·艺文志》中所收录的《西蕃会盟记》三卷应该是刘元鼎的这份报告的全文(刘元鼎 《使吐蕃经见记略》是该报告的一部分)，其记载吐蕃历史社会情况颇为详细[2](P139) 。另，《册府元龟》在记载刘元鼎在吐蕃议盟时的具体情形时，也参考或引用了《西蕃 会盟记》的文字段落。文中描述唐使与可梨可足赞普会见的场面特别具体详实，没有亲 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文中述及唐蕃双方设盟立誓时，有这样的记录：“使钵掣逋读 誓文，则蕃中文字，使人译之。”据《册府元龟》所记的汉译文内容看，当时会盟的文 本与现存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正面内容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当时汉藏之间文书交换 的正规严谨。刘元鼎所带回的藏汉文本自应存于史馆之档案库中。
现在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证明《唐书》等国史的编撰到底参考了多少来自吐蕃的 史料，但就《吐蕃传》、《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通鉴考异》等汉文史著对吐 蕃历史的描述的周详细致的情形看，唐朝史官整理、翻译的藏文史料当不在少数，尤其 是在永泰年以后，《唐书》对吐蕃事情记载的颇为详尽，可推断唐史馆必存有来自吐蕃 官方或民间的史书。比如在记叙吐蕃达磨赞普嗣位时，言“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 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等灾异现象，这实为后来藏族史官记史所为，是 对达磨赞普灭佛一事的评价之辞，因为在当时汉文史料中，还看不出汉史官已经知道达 磨赞普灭佛的行为。类似《唐书》这种描述性的文字在藏文史著《贤者喜宴》、《红史 》出现，这两部著作据作者说明是参考了大量的吐蕃时代的文献与档案，由此我们或可 推断，《唐书》中的这种描述应参考了来自吐蕃的史料。又比如《唐书》记达磨死后吐 蕃诸将争斗之事也颇为详细，像尚恐热与尚婢婢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双方斗智斗勇之情 形被描述的既生动传神又序次严整，时间、地点记叙准确，如没有第一手资料作参考， 是难以写的如此出色的。
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之密切程度前所未有，这是唐宋史学家能深入了解 吐蕃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在唐太宗时期，松赞干布数次“ 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当时，吐蕃朝中也应 有不少饱读《诗》、《书》，通晓历史的汉族文人任职[3]，他们对于吐蕃文化以及吐 蕃史学自然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在《敦煌历史文书》中，像《大事记年》已经具有编 年史的体裁特色，有的人认为这是受汉族史学影响的证明。
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互惠的，唐朝文化影响到吐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吐蕃 文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唐朝文化，比如吐蕃人赭面的习俗在唐朝中期从吐蕃传到中原后 ，很快成为长安妇女流行的时尚装扮，白居易《时世妆》诗对这种时尚有生动的描绘： “元和妆梳君记起，髻堆面赭非华风”。《册府元龟》还记叙说唐朝前期应吐蕃的请求 每两年一次派讲经僧人二名轮换去吐蕃传法，这些僧人返回时必然带有不少有关吐蕃社 会历史的见闻，并为史馆所记存。
由于唐朝国史对吐蕃史料保存甚多，因而很快反过来又引起吐蕃史学家的注意。据《 白史》所说，吐蕃时代后期曾经有人阅读过唐朝的史籍(thang-gur-gyi-rgyl-rabs)， 并有译师万芒穆(wan-mang-mu)将《唐书》(thang-zhis)首次译成藏文[4](P148)。13世 纪时，又有汉地译师胡绛竹(hu-gyang-ju或称gyang-dru)同蒙古国师仁钦扎巴
(gu-shriva-rian-chen-grags-pa)[5]将《唐书》译文于阳木牛年(1265年)刊行于世。 著名的蔡巴《红史》就专门把《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内容予以摘抄[6]。除《红史 》外，藏族史学著作中明确表示曾经引用了《唐书》的记载的还有《青史》、《贤者喜 宴》、《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等。关于《唐书》记载藏族史准确性的问题，《红 史》的作者蔡巴·贡噶多吉认为“其中记年中有几处错误，将吐谷浑误为突厥，将和田 误为沃田等。此外与藏文史籍记载大致相符，故摘其大要抄录在此。”[6](P21)可以看 出，藏族史学家对汉族史学著作并不陌生，他们甚至能够从学术的角度来运用汉文献史 料进行学术研究，汉藏史学的交流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因此，探讨藏族史学史发 展得状况，不能不考虑汉族史学著作以及汉藏史学关系等问题。
二
敦煌自汉代设郡后，其地因地理位置特别重要而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敦煌由于地 处河西走廊地带，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因而在汉唐宋各时代经济繁荣，民户兴 旺，文化发达，学术空气浓厚。
从敦煌遗书以及相关历史资料看，唐朝及五代、宋朝时期，敦煌地区不仅崇佛之风浓 郁，而且当地人颇重学术，吝纸惜字，对能识文弄墨、有文化的人十分尊敬。在对待历 史的态度上，敦煌的文人墨客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尊史重志的习尚，学史、写史、讲史之 风盛行。
在学史方面，最突出的是敦煌文人不惜耗时费力，抄录古代的历史著作以为学识之基 础。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古代敦煌人的历史抄本有不少，如《尚书》、《礼记》、《春秋 经传集解》、《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后国语》、《史记》、《汉书》、《晋记》 、《间外春秋》等等，在唐朝时期，对于唐代的当朝国史敦煌人也有抄录。如《唐开元 天宝残史书》[7](P13)，《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张延绶别传》、《张淮深传》、《 大唐西域记》、《开元残地志》(敦煌市博物馆583号、法国巴黎图书馆P.2511号)等。
在写史方面，敦煌文人较注重对本地及相邻地区的方志编撰，如《沙州都督府图经》( 又称《沙州图经》，有S.2593，S.788，P.2995，P.2695等)，《西州图经》(P.2009， 又称《西州志》)，《沙州伊州地志》(S.367)《敦煌录》(S.5448)，《沙州城土竟(镜) 》(P.2691)，《寿昌县地境》，《地志》(S.5874)等等[8](P81-84)。
在讲史方面，敦煌文化人(包括读书人、能识文断字者、说唱艺人)多以变文、故事等 通俗形式向广大民众说唱宣讲古代历史故事。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变文、话本这一现象 说明当时讲史之风盛行。藏经洞中保存的变文、话本中典型的有如下几种：《舜子变文 》(S.4654)、《伍子胥故事》(S.328)，《季布骂阵文》(有S.1156背面，S.2056背面， S.5440等)，《捉季布传文》(S.5441)，《孝子董永传》(S.2204)，《秋胡戏妻》(S.13 3背面)，《王昭君变文》，《韩擒虎话本》，《刘家太子传》，《唐太宗入冥记》，《 孔子项托相问书》，《张议潮故事变文》(P.2962)，《张怀深故事变文》(P.3451)等等 。讲史在传唱中为适应一般民众口味而增加了许多趣味性的内容，离历史之真实较远， 可视为“戏说”类历史故事或历史文学。
敦煌尚学之传统并没有在吐蕃占领时期而衰微，这是因为吐蕃虽然在攻占瓜州、沙州 初期对当地汉人实行较严厉的镇压手段，但为了长久统治，也要采取怀柔政策。比如， 吐蕃委任曾率众抵抗吐蕃军队长达11年、最后不得已而投降的唐将阎朝为“大蕃部落使 河西节度”就是其怀柔政策的典型表现[9](P42-53)。吐蕃还于午年即公元790年对沙州 实行部落制，使“百姓得入行人部落；标其籍信”(P.2449号)，并颁布法令任命汉藏官 员对各藏、汉、吐谷浑部落进行管理。计口授田，分级造户册籍名，让百姓有所归依， 民心趋于稳定。分部落制以后，吐蕃并没有如汉文史籍所记载的以及一些学者认为的那 样严厉地禁止百姓说汉语、写汉字。依当时的条件，吐蕃军队也无法禁止。事实上，吐 蕃占领瓜、沙州的整个时期(781—848年)[10]汉人仍然正常的使用汉语汉文。汉文在当 时与藏文同被视为“正式的官方文字”，“汉藏文契约文书在当时社会上是有效的证书 ”。午年以后，据《吐蕃子年沙州百姓记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S.3287号)记载及现代 学者的研究，沙州人口增长速度不仅正常而且略偏高，表明当时敦煌地区政治稳定、社 会生活正常，生产有较好的恢复与发展。[11](P210-211)除发展生产外，吐蕃还对敦煌 各种寺院给以许多的照顾。寺院在古代多为其所在地的文化中心或场所。吐蕃统治者礼 敬寺院的行为表明其没有实行文化扼杀的政策，这样，敦煌由来已久的尚学重史的传统 得以继续发扬。
在吐蕃占领敦煌的60多年期间，敦煌汉民族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可以有许 多例证可查。比如吐蕃王朝，只有贵族有姓氏而一般民众无姓，但在敦煌遗书中，我们 可以见到不少冠以汉族姓氏的吐蕃人，如P.T.997号文书的王悉诺椤、郭悉诺山；王云 悉顿(P.T.1297)、张达杰(cang-stag-skyes)、索累赞(sag-legs-bzang)、李僧正贝登( P.T.1003号)、安赞西村(P.T.1096)等等。吐蕃人还积极学习汉语及汉文化，在敦煌发 现的用藏文对一些汉文启蒙读物进行注音的文书如《千字文》、《百家姓》等，还编写 汉藏日常用语对照词汇，(如P.T.1263、P.T.1262号)表明吐蕃人对其后代文化学习的要 求和趣味已经与吐蕃本土不同了。此外在敦煌的宗教生活中，汉藏语之间的共同使用也 是十分紧要的事。为此，当时的吐蕃统治者组织人力将汉文佛经用藏文进行注音或对勘 ，如《班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的注音(见敦煌文献P.T.488号)，对《瑜伽师地论·菩萨 地》进行汉藏词汇的对照(P.3301号)。吐蕃统治者还在寺院组织译经场(称坛坊)，大量 翻译汉文佛经，现存国内河西各地的所谓河西吐蕃文书(约9946份写经夹页，317卷手写 经卷)中一大半的佛经几乎都是译自汉文，据统计，全部经卷的抄写、校勘有四百多人 参加，这些人中有吐蕃人，约100名，其余皆为非吐蕃人(他们中不少都起了吐蕃人的名 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汉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之密切程度。[12]在这样的文化 环境及背景下，汉族史学与吐蕃史学的交流必然会发生，并且相互间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
我们可以肯定，敦煌的写史、学史、讲史传统直接影响了吐蕃人，加强了他们对历史 的重视程度。比如吐蕃王室史官编写的诸如《大事记年》之类的史书为什么会在敦煌出 现并且有不同的写本，这是现代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吐蕃受汉 族史学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史学著作——史学指南，目的是首先要为政府和行政 当局提供有关诏令的颁布、士兵的募集、政治决策、对外邦交等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 提供年代学的日期[13]。也有的学者认为吐蕃政府的各地方机构抄录或摘录这类中央的 史学著作，是因为地方官员要依照各自的需要，以其王朝中央的指令行事，故而对史书 进行逐年的摘编和抄录[14]。上述学者的推论确有一定道理，因为对吐蕃王朝历史著作 的抄录既是学史的重要手段，又是他们编写当地编年史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如《赞 普传记》及《赞普世系》这类著作还可以作为远离家乡的吐蕃人讲史的参读本。
在讲史方面吐蕃人与敦煌汉人之间相互影响，促进敦煌本地的史学及文学的发展。敦 煌变文是市井流行的一类通俗文学，各类变文中包括不少对历史加以演绎的故事，这类 变文是当地政府鼓励的一种文学形式，主要以历史教育群众、通过通俗地宣讲历史故事 以达到劝善行化、有利于社会安定的目的。变文通常以说唱体形式出现，即以叙述性的 散文加上有音乐伴奏的歌词为其特色。这种体裁表达的方式较为浅显，容易为群众所接 受。敦煌变文说唱体的起源据向达先生所考证，至少当在唐开元、天宝年间(甚或在7世 纪)。其主要受寺院俗讲文学的影响。而寺院俗讲文学追溯其源头则与南朝清商旧乐有 关系[8](P110-111)。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藏文历史著作中的《赞普传记》也采用于散 文叙述中插入歌辞的类似说唱文体的方式。考其时间，其记事自松赞干布一直到赤松德 赞时代，因而该传记所产生的时间当在赤松德赞之后，即8世纪末或9世纪初以后，较敦 煌变文为晚，且出现于敦煌。联系敦煌变文的普遍流传的现象，吐蕃文的《赞普传记》 的说唱文体的存在是否可以认为是与敦煌变文有一定的关系呢?答案应该可以肯定。当 然，这里有一个谁影响谁以及双方之间互相影响的问题。从历史渊源来看，吐蕃人自原 始社会以来就有崇尚歌舞、喜唱祖先故事的传统，如文成公主入吐蕃事很早就在民间以 “朗达”的形式传诵说唱，“朗达”即“传记”之意，其起源据考当在7世纪左右[15]( P22-24、80-81)。因而敦煌藏文本《赞普传记》的说唱文体在起源上很可能是在吸收变 文的基础上再融合了本民族传统的“朗达”，然后又经过藏族史学家的加工而形成。从 文化的交流角度来说，吐蕃的说唱文对敦煌的变文也有影响，如《虞舜至孝变文》(《 舜子变》)、《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都是类似的散文加歌韵的形式，与《王 陵变文》、《捉季布文》等的纯粹的韵文形式不同，其句法与用韵也颇为特别，歌词中 的长揭短句的句式、重复对句、叠韵等颇类《赞普传记》中的歌辞风格；尤其《虞舜至 孝变文》中歌词通篇以六字句法叙述，与《赞普传记》中歌词的六字句法有相近之处。 关于汉藏民族在文学方面的交流问题，法国学者石泰安也有他的独到发现，他在《西藏 的文明》一书中就认为敦煌藏文古歌辞中衬字、叠句、重复对称原则的使用来自相当古 老的传统，与汉地文学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其最常见的衬字hi就与《楚辞》中的“兮” 音义一致[16](P266-267)。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有认为敦煌变文的源头来自《楚辞》[17] ，看来，在汉藏民族之间，藏文古歌与变文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无疑，在汉藏这两种“史传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在基于敦煌这个独特的地方性 的多民族的长期交流与融合的背景之中，已呈现其浓郁的多元文化的色彩。
三
我们知道吐蕃本土所用的历史纪年为汉地所传的六十甲子配五行、十二生肖(十二支) 之法，但在当时吐蕃本土却很难见到九宫纪年法。尽管一些后来的藏文历史书籍中认为 早在松赞干布时，文成公主就为吐蕃带来《博唐八十数理》、《九部续》等属于九宫算 法的历日书籍，但其当时是否被历史学家使用却无人能说得清楚。据国外一些藏学家研 究，九宫算法在西藏更多的是用在占卜术与星象学中，真正在历史著作中使用和引用九 宫历的一般都不早于11世纪。法国学者麦克唐纳夫人甚至认为能够证明在吐蕃存在九宫 纪年的文献我们不能追溯到14世纪之前[18]。但在敦煌，运用五行法、九宫法、干支法 以及建除直日、七曜直日、二十四节候、太岁星位算法等历法一应俱全。在敦煌所发现 的历日中，除官方向全国颁行的所谓“官历”外，还流行当地自制的私历，这个现象尤 其以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及归义军时期最为突出。在敦煌当地流行的自制历法中，有用藏 文写的“推五姓法”和汉文“九宫配十二地支纪年月法”两种最为重要。
“推五姓法”在敦煌汉文具注历中颇为普遍，具注历是一种既显示日月节气、同时又 在每日的页面上提供日常生活各种规范和吉凶征兆解说文字的日历。所谓“五姓”即指 宫、商、角、徵、羽五音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用以建筑、占卜、命名及预测 、解说征兆等方面。在敦煌发现的有关五姓的藏文文书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编号P.T.127，原无标题，但行文中有“人姓归属五音经”(myi′i rus pa dgu yim gang la
gtogs pa′i mdo)的说法，故而可以此命名，我们简称为“推五姓法”。这份写卷以五 姓、五行推算百家姓所属范畴，其中多数迷信，但也有较具研究价值的说法，如其第10 -14行，记录了五行合与克的关系，所谓：“行不合者，金与火不合，木与火不合，水 与火不合；行合者，土与水配时合，土与火配时合，土与木配时合，土与金配时合，两 水配时合，两火配时合，两木配时合，两金配时不合，火与金不合，木与金不合，水与 金合，水与木合。”[19](P756-767)从其说法看，五行之间的合与克的关系与汉族五行 生克之原理基本一致，但也有其特别之处，如两水、两火、两木相配的说法就为其所独 有。另外，这份藏文写本关于五行的名称与后世藏文略有不同，即其以gser(黄金)来对 译汉字的“金”字，这与后世藏文以ljags(铁)译汉字的“金”相比，更切合汉字原意 。由于敦煌文献中存在许多汉文的涉及阴阳宅基的五姓卷子，其内容都是以阴阳配五行 和天干，因此藏历中所具有的阳木、阴木对应甲、乙，以阳火阴火对应丙、丁，以阳土 阴土对应戊己，阳铁阴铁对应庚辛，阳水阴水对应壬癸，还有以十二生肖对应十二地支 的观念可能由敦煌这一方面又一次对吐蕃进行了传播。
敦煌历日中的九宫推算法的记时原理与后来藏历九宫算法原理完全一致，这无疑能让 我们联想到二者之间所具备的传播的可能性应该很大。我们先看敦煌九宫推算法。该方 法主要以九宫记月或记年，这种算法还被称为“九方色”。敦煌文献中P.4996号卷子、 S.1473、06812卷子都属于此类历日，其背面均标有“午年九宫”、“正月九宫”之图 。P.3403《雍熙三年丙午岁具注历日》、P.0612《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应天具注历日》等 文献的起首也均配有“九方色”图。这些九宫图中的数字1-9均以颜色区分，即一白、 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其与八卦、五行、天星的关系是 ：“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宫其神摄提，其星天芮， 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宫其神轩辕，其星天冲，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宫 其神招摇，其星天辅，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绿；五宫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离， 其行土，其方黄；六宫其神青龙，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宫其神咸池 ，其星天柱，其卦兑，其行金，其方赤；八宫其神太阴，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 其方白；九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英，其卦离，其行火，其方紫。”[20]九宫推算时，年 九宫与月九宫分别排列，月九宫不管哪一方均按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倒转循环，一般以中央宫(中央色)为主，如“月起九宫”，即正月始于中央五黄，按其 排列规律，二月中央宫必是四绿，三月中央宫必是三碧，四月则是二黑，五月则为一白 ，六月则为九紫，七月就是八白……，如此类推。至于五黄本身的运行，则有如下规律 ：中央、乾、兑、艮、离、坎、坤、震、巽、中央。其他数字以此类推。九宫记月的规 律是每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与一月、二月、三月相同，如此与十二地支相配排列 下去，15年重复一周，在九宫的排列运行的位置大致是：
五黄：戌 丑 辰 未
二黑：亥 寅 巳 申
八白：子 卯 午 酉
九宫记年也是如此，从九至一倒转，其推算法是九宫配十二支(或十二生肖)，“年起 九宫”的排列规律是：
九紫 六白 三碧：辰 丑 戍 未
八白 五黄 二黑：巳 寅 亥 申
七赤 四绿 一白：午 卯 子 酉
一般九宫十二支与天干相配即成九宫六十甲子纪年月法。其纪年干支与纪月干支的关 系按敦煌历算学家的总结，有如下口诀：
甲、己之年丙作首
乙、庚之年戊作头
丙、辛之年庚次第
丁、壬还作顺行流
戊、癸既从中位起
正月须向甲寅求
——《五子六例正建法》(出于S.0612背面)
案：中国历法自汉代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起，以正月为岁首，建寅，千年不变，知 此，则口诀的意思是凡有甲、己之名的年中，丙寅月即为正月，同样，乙、庚年则以戊 寅月为正月，如此顺行推演，就可以将年干支与月干支推算出来。[21]
西藏九宫加干支纪年月法在第司·桑结嘉措的《白琉璃》、《除锈》两部天文学著作 中有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解说。根据比较，桑结嘉措所运用的体系、具体的算法、其中的 九宫与五行八卦的关系都与汉地的九宫历没什么不同，甚至九宫的颜色也完全一样。当 然书中也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如在阐述九宫八卦的起源时就引用了在中国西部以及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宇宙大金龟的神话故事，称世间大金龟被天神用九刃剑插于背部而 出现九个洞(即九宫之格)，由此出现九种颜色、数字还有与之相对应的神灵及五行、八 卦。天神又于其肋部插入智慧之刀，刀把在东，刀尖朝西，由此大龟的头尾四肢再加上 这把智慧之刀就构成宇宙的八个方向与宇宙的八卦，如图所示[22]：
桑结嘉措对于汉地历算传入吐蕃的历史曾经进行过研究，在其著作中认为汉地天文学 传入吐蕃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可分成四个小阶段)，九宫八卦和五行、 干支算法他认为是在第一阶段逐步传入的。第二阶段主要传入《九执历》、《羊脂玉》 等历法，这一时期西藏八思巴编定《萨迦历书》；第三时期主要是普巴·伦珠甲错结合 汉地、印度及西藏传统的一些历算学创立普派历算体系。桑结嘉措所划分的三个体系中 ，第二个时代被认为是明确接受汉地的“正月建寅”的历算体制(藏语称此开端为杰布 罗萨，王者年，或称霍尔达瓦，蒙古月)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九宫算法在藏历 中已经成为正规的一种历日系统。根据研究，元朝时西藏的九宫历是经蒙古引进，而蒙 古的历算学又与西夏有关[23]。历史上西夏曾经占领过敦煌，西夏历法在敦煌的影响还 是较大的，在西夏的一些文献中，我们就发现一些类似敦煌流行的“推五姓法”的西夏 文写卷。比如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沙俄间谍柯兹洛夫自黑城盗 走的大批西夏文献中，编号5282号、8085号历书残卷以汉字的“正”表示一月，配以十 二支、五行以及汉字“首、孛、无(?)”，似为西夏人的姓氏或名号。元朝初年由藏族 佛教大师八思巴与当时两位藏族历算大师雍敦·多吉白桑、贡噶白瓦编写的《萨迦历书 》已经正式运用“正月建寅”之法，“正月建寅”是九宫历法的核心和标准，《萨迦历 书》采用这种制度，就意味汉地的九宫历在此之前已经成为具体的实践方法。故而我们 推测，汉地九宫历曾经三次传入西藏，一次是在文成公主入藏之时，一次是在吐蕃占领 敦煌期间，再一次即宋朝中后期至元朝前期，这一次传播是由西夏到蒙古再到西藏的才 得以完成的。后两次的传播追溯其源头皆与敦煌有关。
藏族历史著作中较为明确使用九宫历的是元明时期的藏族历史著作《汉藏史集》，其 作者益西班觉在论说释迦牟尼之教法及三次结集后，总结教法的住世情况时，引用了法 主萨迦班智达的纪年法，称从释迦牟尼到帝师贡噶洛追受具足戒之阳水狗年已经过了34 53年，“从阳水狗年到今年阳木虎年，牛宿入于乌斯地分之年，又过了129年。”这里 所谓的乌斯即藏语中的中央的意思，此中央即指九宫算法的九宫格的中央位置。以上所 用的《汉藏史集》的版本是陈庆英依据北京民族图书馆藏藏文木刻版所译，在记载这段 话时，与法国学者A.麦克唐纳女士所拥有的《汉藏史集》的版本不同，描述的语言也有 一些差异，该版本为：“自当年到今年阳木虎年，其中的白色‘八’字位于占星盘卦的 中央，已度过129年。”[18]不管版本怎样，《汉藏史集》引用《萨迦历书》中的九宫 算法而推算历史年代是无可置疑的。
收稿日期：2004-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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