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经济学流派的实践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由美国发端的金融危机至今还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蔓延，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恢复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国相差很大。各派经济学的思想和对策在应对危机上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本文首先简要地综述各派经济学在金融危机面前暴露的问题，分析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然后介绍我们在危机前后的工作和检验。 传统经济学思维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否定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矛盾和利益集团的分析，以为单靠经济工具可以解决社会危机。我们参与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对话，发现危机应对中主要的障碍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扰。要解决金融危机，必须面对当代世界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最后，我们分析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并探索经济学新思维的发展方向，即复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危机对各派经济学的挑战 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是主流的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危机之前，对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的批评从未间断。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大卫·亨得利直截了当地称呼计量经济学是前科学的炼金术，而非科学(Hendry，2001)。主持圣塔菲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邓坎·弗雷(Duncan Foley)在危机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的专著中，把新古典经济学称为“理论神学”而非经验科学。2000年在法国发起的国际学生运动，反对与现实脱离的“自闭经济学”(autistic economics)，在网上办起《替代经济学》杂志。危机后，经济学的反思运动进入主流派，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2009年公开指责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发表长篇文章《为何经济学错的离谱？》(Krugman，2009a，2009b)。2011年5月，挑战主流的世界经济学会(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在伦敦注册成立，来自110多个国家的成员踊跃加入，在2个月内就超过美国经济学会，目前会员已达1.1万人。他们办起了3个网上经济学杂志，团结各派经济学家来打破主流经济学的垄断(陈平，2011a)。 我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检验始于1984年。我们在1988年从美国货币指数中发现经济混沌，挑战了弗里德曼的货币外生论；1996年从金融与宏观经济指数中广泛发现色混沌的经验证据，否定了有效市场假说依据的白噪声模型；1999年发现计量经济学的弗里希噪声驱动模型是错误的永动机模型；2002年发现卢卡斯的微观基础论没有经验基础；2005年指出期权定价的几何布朗运动模型是爆炸的；2006年对转型经济的调查系统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2007年发现科斯的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实质是永动机模型；2009年对金融危机的性质起源和对策做了定量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指出制定国际反垄断法、拆散金融寡头和加强美、中、欧之间的协作才能根治金融危机(Chen，2010；陈平，2004，2006，2010a，2010b)。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在发达国家持续至今，我们今天有理论和经验的基础，来全面总结金融危机对各派经济学提出的挑战。我们将看到，对主流经济学的修修补补解决不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而必须探讨经济学未来重建的基础(Chen，2008，2010；陈平，2011a)。 我们按学科顺序来整理金融危机给经济学的教训。 (一)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几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天下(范里安，2011)。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强调人的自私本性和激励机制的中心地位。优化机制可以导致自稳定的市场，无须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似乎一般均衡模型普遍适用于微观、宏观和金融问题。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这一基本框架。这给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心理学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创造了成长空间。 1.一般均衡理论的不合理条件 阿罗—德布鲁模型声称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有唯一的稳定的均衡解。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否认了市场内生不稳定性和危机的可能性。为什么？理性人假设排除社会风潮影响个人选择的可能，因为效用函数的凸性假设排除了多均衡解的可能，假设产品寿命无限排除了技术更新带来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2.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谬误 福利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断言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的算术相加而非向量求和，排除破坏性的个人牟利行为可以抵消他人的福利。 那么，历史现实呢？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恰恰起源于金融高管的激励机制，使他们为了追求管理层的高额期权奖励，用增加杠杆率的方法过度冒险，制造有毒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泡沫，导致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数以亿万计美元的巨大损失。显然，微观经济学忽视了微观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系统不稳定性。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宣称仿效牛顿物理学，但是牛顿并不排除粒子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假设和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特征毫无联系。 (二)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分两个领域：经济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曼昆，2011)。金融危机产生的机制是经济周期理论争论的核心。金融危机的政策也涉及增长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议题。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金融危机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冲击最大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派，卢卡斯所领导的以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为旗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为他们完全否定了市场存在内生的宏观不稳定性。卢卡斯认为即使大萧条时代那样严重的失业现象也是工人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理性选择，把经济波动完全归因于外来的随机冲击，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愚弄百姓的预期，对实体经济完全不起作用。我们发现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没有经验基础，因为它违背概率论的大数原理，宏观波动的基础在中观(金融和产业结构)而非微观(Chen，2002；陈平，2004)。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产生之后，他们仍然坚信有效市场理论。凯恩斯派的克鲁格曼在危机发生后指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统治下前30年的宏观经济学为“黑暗时代”(Krugman，2009a)，因为它完全解除经济学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思想武装。 2.货币主义学派 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第二个受打击的是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宣称，央行只要增加货币发行就可以避免大萧条(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在2002年为弗里德曼90寿辰举行的纪念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信心满满地说，再来经济危机我们就知道如何应付了(Bernanke，2002)，结果危机之后，美联储采用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效果微弱。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挽救的是金融寡头而非实体经济，更严重的是，美联储的印钞引发投机热钱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也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龙头地位。我们早在1988年就发现经济混沌的经验和理论证据，否定了弗里德曼的外生货币论，支持了奥地利学派的内生货币论，并从开放竞争的角度分析了凯恩斯—弗里德曼流动性陷阱的结构性原因(Chen，1988；陈平，2004，2012a)。 3.凯恩斯学派 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第三个受打击的是曾经辉煌的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只是缓解而非走出危机，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结束了长达12年的大萧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停滞中采取凯恩斯政策，包括在北海道大搞基础建设，对经济的刺激微乎其微。奥巴马在危机中企图推行凯恩斯政策，搞基础建设，却在国会遇到严重障碍。欧洲在危机中反而采取反凯恩斯政策，紧缩财政，大砍福利，引发债务危机。美国在危机中还要减税和扩大医疗开支，引发债务危机。危机中唯一成功的案例是中国。在出口美欧的市场大幅缩水的情况下，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大修基础设施，继续维持了高增长。我们发现，凯恩斯政策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结构，凯恩斯政策能否实施取决于该国的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的格局，不纯粹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的相互作用问题(陈平，2012a)。 笔者在2009年的国际会议上就预言，假如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找不到出路，就会发动战争转嫁危机，因为只有战争才是美国总统摆脱国会制约的“军事凯恩斯政策”。我们注意到凯恩斯政策能否实施的政治基础和历史条件。我们以后再进一步分析。 4.奥地利学派 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奥地利学派试图卷土重来，也是只能说不能做。奥地利学派对危机的原因有很好的分析。哈耶克反对弗里德曼的货币外生论，指出货币是系统内生的。周期经济波动的原因是迂回生产，使投资比消费的周期长。央行信用的过度扩张是产生经济泡沫的根源。哈耶克和熊彼特都主张市场本身有恢复机制，主张坐等泡沫破裂和无效企业的倒闭。坚定相信市场经济自发秩序的哈耶克甚至主张废除央行，指责凯恩斯政策会制造长期通胀，最后走向政府管制经济的奴役之路(哈耶克，1997)。虽然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对一些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在方法论上也受到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重视(Chen，2008)，但是在解决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几乎没有影响。原因是大量失业民众不可能容忍政府在危机中采取无所作为的政策，庞大的金融集团和军事工业集团也绝不会同意解散或约束央行，反而会更加扩大央行的权力来转嫁危机。奥地利学派是典型的空想资本主义，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运作。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也只是局部有理，即凯恩斯政策长期无效，但是实行凯恩斯政策的欧美并没有走向奴役之路，反而走向福利之路，如此被议会民主控制的大政府，造成的是家庭瓦解、人口老化、依赖移民、债务危机和民族冲突，而非苏联式的指令经济，因为后者是战时经济的产物。 5.人力资本和内生增长理论 这次金融危机同时也动摇了西方中心论。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新理论叫内生增长理论(Romer，1986)，被誉为新的信息经济时代的基础。它把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论推广到宏观增长理论。其核心是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依据阿罗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假说，它断言知识是累积的，所以规模递增效应对增长理论成立。假如此说成立，则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和后来者的差距将不断增大，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次金融危机使大家看到中国、东亚和新兴经济体后来居上，否定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预言。我们指出其原因是知识不仅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的，从而就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我们用产业竞争的小波模型成功描述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如何产生增长的波动和产业与大国的兴衰，取代了内生增长理论一般均衡下的优化模型(Chen，1987)。 (三)金融经济学 金融经济学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尖锐矛盾。股市操作主要用技术分析来猜测股市运动的趋势、周期、波形和拐点，这几乎不在学院派的金融理论中讨论。股市操作的基本面分析，依据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金融理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同样面临巨大冲击。 1.资产组合理论 金融危机发端于次贷危机。二次证券化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清楚表明资产组合理论的失败。马科维奇的资产组合理论用均值方差来描述股市波动的风险，主张投资多元化可以分散市场风险。但是，我们通过对金融危机的观察发现，3～5阶的高阶矩在危机前和危机期间会暴涨上千倍。这使分散投资组合策略没有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效果(唐毅南和陈平，2010；Chen，2010)。金融市场必须考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动力学。 2.资产定价理论(CAPM)的误导 资产定价理论的均衡框架几乎被金融危机的观察粉碎。 资产定价的理论基础是无套利机会，无套利机会的含义是线性价格机制。隐含的假设有两条：第一，投机套利是负反馈行为，必然高抛低买，使价格波动趋于收敛。第二，金融市场人人平等，没有价格歧视或其他的非线性价格机制。这两点都违反金融市场的常识。美国金融危机的土壤在虚拟经济的规模是世界GDP的10倍，美国GDP的近50倍。投机套利的热钱追涨杀跌，很大程度上是放大波动的正反馈行为。此外，金融的特点是嫌贫爱富，对穷人存在鲜明的价格歧视，表现在金融寡头融资的能力(即杠杆率)比中小企业大得多。这使金融市场的波动实质是内生不稳定的。无套利机会的均衡假设掩盖了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资产定价的参照系是所谓的无风险利率。金融教科书把美联储发行的债券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的标志。这次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主权国家的债券有违约的可能，在实践上打破了无风险利率的神话。这不是什么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而是金融活动的宏观环境问题。 3.有效市场和期权定价理论(BS)的理论基础 有效市场假设和期权定价的Black-Scholes模型的理论基础都是股市波动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我们的工作早就证明股市运动的主流是非线性的色混沌运动。布朗运动或白噪声仅占次要地位。几何布朗运动的本质是爆炸的，必须用群体运动的生灭过程来修正期权定价(Chen，2005，2010；唐毅南和陈平，2012)。这次AIG的破产危机来自于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市场的瓦解，其理论基础就是几何布朗运动。我们在危机前三年就指出了期权定价模型有爆炸的可能，换言之，其理论误差会随时间尺度急剧增加。 4.国际金融的均衡汇率理论 金融危机的深化冲击了国际金融的均衡汇率理论。伯南克首先提出全球失衡论(Bernanke，2007)。他认为对西方有利的国际金融秩序，应当是资本富裕的西方投资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回报。如今世界平衡逆转，美国消费过度，而东亚投资过度，导致国际资本从东亚流入西方，颠覆了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于是西方政府和媒体一致压迫中国增加内需，迫使人民币升值。克鲁格曼甚至威胁说要打贸易战。其理论基础在国际金融理论中的均衡汇率论。 美国在1973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始终是贸易逆差。美国先后压迫马克、日元升值，并没有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可见不存在什么均衡汇率。原因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多元竞争而非两方交易。影响汇率的主要不是贸易逆差和利率，而包括大国间的竞争趋势。 实际上，伯南克的失衡论是荒谬的，因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进步。技术更新要求大量的长期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创新和就业，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陈平，2010b)。西方过度消费的原因是福利制度导致妇女不愿生孩子而加速社会的老龄化。年轻时储蓄，年老时消费是普遍规律。要西方老龄社会增加储蓄可能性很小，除非大幅削减福利或开放移民。 (四)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金融危机也冲击了新制度经济学。 1.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是过去30年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依据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按照科斯的说法，理想的零交易成本世界就是现实的金融市场。产权的自由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任何政府的监管都将增加交易成本(Coase，1960，1979)。但是危机表明，缺乏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危害。科斯理论的问题是否认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和协调成本的增加，否认市场巨大的不确定性必须用市场规则加以限制(Chen，2007，2010；陈平，2010a)。 2.产权的私有化优越论 产权理论是“华盛顿共识”推行私有化的理论基础。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不得不对濒临破产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反而是中国的国有银行在危机中表现出稳定经济的巨大作用。米勒最早指出产权没有优化解，英美模式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模式长期行为投资过度。我们注意到公司金融的MM定理证明公司价值和债务结构无关，也就和产权结构无关(陈平，2007)。相信私有产权万能的人，依据的是弗里德曼的说法：人们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小心。这种观察只对小生产成立。美国的大企业已经产权高度分散，很难找到核心股东，所以代理人有很大的投机空间。金融企业典型的是管别人的钱。目前美国的金融规则，实质上是投机赚了归高管，赔了由纳税人买单。私有产权不能保证私有企业必然会谨慎经营。中国混合经济下的高度竞争加上宏观监管，其结果大大高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和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私有化(陈平，2006)。 (五)不合理的经济度量体系 去年世界银行报告引发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和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世界银行，2012；陈平，2012c)，使我们注意到经济度量的问题对制定国家发展目标的严重影响。我们下面就用一点篇幅，讨论经济学理论最简单，但是政策问题也最严重的度量、分类和统计问题。 1.扭曲价格下的经济度量 自然科学的度量体系是客观的、普适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基本单位，如空间、时间、质量、能量、速度等，都有客观和稳定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医学度量，也有客观的、可比较的标准。但是经济学不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没有稳定和普遍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统计，如产值、收入和GDP的度量，不但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有巨大差距，同一国家不同时间的度量也有巨大差距，使人们难以判断，这些经济活动的变化，究竟多少是真实的变化，多少是虚假的信息，多少是健康的发展，多少是有害的泡沫？ 曾经有位著名经济学家指责中国的要素市场都是扭曲的，我当即反问道：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的要素价格不是扭曲的(陈平，2012b，2012c)？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竞争也是在发达国家制定的不平等的游戏规则下进行的。现实世界不存在微观经济学描述的一般均衡下的合理价格。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不平衡的起源，如何改变不合理的现状。 我们来看现实经济中价格扭曲的机制有哪些。 第一，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限制造成同样产品在区域间有巨大差价。许多不发达地区富有自然资源，但是运不出去，当然也就卖不出好价钱。发展的办法只能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这巨大的投资短期不可能收回成本，靠私人投资的市场力量就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在发展基础建设上有巨大优势的原因。华盛顿共识鼓吹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结果，损害最大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基础建设。 第二，市场规模的限制(李华俊和陈平，2008)。同样的产品进入不同的市场价格不同。因为同样的技术和生产能力，销售是赚是亏取决于销售额(即销售价格乘以销量)。假如某地在技术上有成功的规模经济，如大型农场或企业大规模生产白菜或电视机，其产能超过本地市场的规模，则生产是盈利还是亏本取决于销售的规模。如白菜出口到其他城市，当地的白菜也生产过剩，又不能加工储藏；或电视机出口到外国，碰上战争、风暴或贸易保护，也将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要求国家介入市场经济，如用强权打开国外市场(如西方早期的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提供保护(如补贴农民增加或减少种植，提供出口退税或关税保护)，发展销售网和合作组织。由此可见，休克疗法推行的自由化，打击的是民族产业，得益的是跨国公司。中国如果取消资本管制，马上会陷入拉美和东亚国家市场受跨国资本控制的困境，这才是“中等收入国家困境”和“依赖经济”的根源。 第三，政府规制的制约。同样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有显著的差异，因为政府规制的差异造成要素价格的巨大差异。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和移民规则的限制，土地和资本流动管制的不同，都会造成工资、地价和利率的巨大差异。人均GDP的计算，没有剔除城市地价对劳工成本的影响，所以世界银行排名最前的高收入国家，许多是狭小的城邦国家。尤其是那些赌城和影子金融中心创造的虚拟经济收入，丝毫不代表国际竞争力。只要修改国际金融规则，大量虚拟经济就会灰飞烟灭。 第四，资金周转的限制。金融市场融资的价格—利率差别很大，股市的价格和资产财富的价格变动很大，因为基础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周期差别很大，投资和消费的周期差别很大，投资不同产业或贷款给予不同顾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就很大(陈平，2011b)。金融市场的价格又取决于市场心态、监管体制、货币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大幅波动。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几万亿美元的资产消失。世界银行鼓吹中国推行利率市场化，而不强调金融的产业政策，只会加剧中小企业的贷款难，从而加大中国的就业压力。 第五，生活成本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居民的名义收入并不代表真实的生活质量。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不需要花钱购买自产的食品和自有的住房，城市贫民一旦失去就业就只能生存在街道和垃圾堆旁。城乡的收入差距并不反映真实的生活差距。巴西、印度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的无业游民，比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差得多。美国大城市的贫民窟和拉美式的城市化，绝对不能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榜样。 正因为决定市场价格的客观因素与人为因素纠结在一起，基于价格的经济度量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苏联发展的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价格扭曲的程度可能比目前采用的西方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小得多。下一节我们将说明，西方高收入国家虚高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病的虚胖症，而非健康经济的度量。 经济度量的误导在经济学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经济指数，如价格指数、GDP、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存在巨大争议。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索绿色经济和快乐指数等非价格指标。 第二，经济政策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意识形态的争议，而非基于客观调查的争议。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和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无视以上所说的价格扭曲机制的双刃剑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假如政府不投资基础设施，不降低规模生产的营销风险，不防范投机性的金融泡沫，价格扭曲将持续和放大，而非自行消失。目前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理顺现实的价格机制完全没有指导意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小政府”和“大政府”，而是有无“远见政府”和“健康政府”。有远见的政府做有益的长远投资，健康政府的监管鼓励建设性创新、抑制破坏性投机。要素价格的调控要有利于淘汰夕阳产业，鼓励绿色产业。不存在自动稳定和自行优化的自由市场机制。 2.误导的产业分类 目前国际通用的产业分类，最被误导的就是所谓“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概念。西方媒体鼓吹中国要拉动内需，主要建议就是压缩中国强大的工业和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却丝毫不提西方金融泡沫的教训(陈平，2010b，2011b)。 如果比较前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结构立刻可以发现，所谓现代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通信、信息产业，以及耐用消费品(汽车、电器)等的维修业等都需要大量的工业设备，运行方式和制造业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制造业加工物质，工业化的服务业，传输和加工物质、能量和信息，应当属于广延的工业(Galbraith，1998)。和农业不同，工业受土地资源的限制较少，受资本、人才、技术的影响更大。中国有很大的国际竞争力，应当继续发展和升级。 对服务业中的科学、艺术和教育等智慧产业，科学艺术的劳动很难用时间尺度测量劳动的效果。科学艺术的成果获得社会承认的周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科学家、艺术家的生存空间比普通劳工更窄，投资科学艺术很难有短期的盈利能力。智慧产业在传统社会中非常薄弱，靠市场的推动力量有限，但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影响很大，应该作为独立的产业分类，并由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予以支持。这是目前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没有理会文化经济的特点(Towse，2010)。 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严重问题的是西方高收入的金融、法律和医疗产业，其畸形发展不但不是对经济的健康贡献，反而可能是经济泡沫、财政黑洞和社会腐败的来源。医学的基础是生理学和病理学。生理学研究健康的身体结构、功能和运行，病理学则研究不正常的机理和矫正的方法。但是经济学没有健康经济结构的概念，自然就没有结构调整的概念。 举例言之，美国目前2/3的人患有肥胖病，肥胖病产生的原因是美国农业生产过剩，所以食品商打广告鼓励消费垃圾食品，医学界大赚治疗肥胖病和相关的现代病(包括心血管病、糖尿病、癌症、抑郁症等)的钱，律师界也大赚医疗官司的诉讼费和赔偿费，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由金融界大举发债，赚全世界的钱，最后的代价是实体经济出走或萎缩，金融泡沫破裂，造成全球的经济危机。这些病态的经济活动，加上所有产业产生的环境污染，在物理学家看来，和汽车排放的尾气与废热没有本质差别，在热力学上的分类是无用的“熵”，而非有用的“功”。应当在GDP的总量中扣除这些“经济熵”。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假设无摩擦的理想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是零，而这些巨量的经济熵，很大成分是交易成本。按照诺斯的估计，可能占美国GDP的一半以上(Wallis and North，1986)。 经济分类的类似问题还很多。例如，关于城市和乡村的定义，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定义等。不具体研究经济学的分类和定义，推行城市化就会成为资本掠夺农民的圈地运动，而非发展城乡互利的绿色经济。 中国和世界要实行真正可持续的经济转型，必须改造经济学的度量框架，改变GDP的分类和统计方法，才能改进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笼统地鼓吹发展第三产业，而不吸取美国的教训，这是很危险的。中国当然需要大力发展广延的工业，如交通、通信，以及科学教育等智慧产业，但是对金融、法律和医疗的发展要健康、适度，强调公益性而非营利性，否则将成为挤压实业的虚拟经济，后患无穷。 3.掩盖世界大势的经济统计方法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世界银行制定的高、中、低收入国家标准，以人均收入排序，中国列在第112位，排在巴西(79位)、土耳其(80位)、墨西哥(88位)、南非(96位)和伊拉克(110位)之下，世界银行对中国未来目标的建议是搞市场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把实行“休克疗法”后严重衰退的俄罗斯(72位)和波兰(73位)列入“高收入国家”]，重新用“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来推销已经失败的“华盛顿共识”(世界银行，2012)。如果接受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排序，那么不仅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也没有G2或G3对国际秩序的责任，更不存在西方衰落的危机。与此相反，金融危机后各国精英普遍承认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衰落，中国可能主导重建新的世界秩序(萨勃拉曼尼亚，2012)。他们的论据主要差别是，在国际秩序的话语权中，决定国家地位的是GDP总量和与此有关的军事、金融、外贸的规模，而非什么人均收入。 应当指出，数学上有多种计算平均值的方法，经济学采用的算术平均虽然有计算简单的优点，但在经济学上是极为误导人的，因为它可以掩盖贫富差别的程度。举例言之，两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相等，但一个是平均分配的平等社会，一个是寡头独占的奴隶社会，两者的算术平均是一样的，但是寡头独占的几何平均是零。使用中位数(median)或众数(mode)，也比算术平均更能看出典型的收入水平。如果考虑农民房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子价格，中国的收入差距在金砖国家中可能是最小的。如果扣除避税天堂、赌城等虚假收入，高收入国家中真正具有工业和科技实力的国家并不多。中国稳居世界强国的前列，完全可以设计独立的发展战略，引领世界建立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陈平，2012a，2012b，2012c)。 由此可见，目前西方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度量，离经济科学还有很大距离。我们不能在“和国际接轨”的口号下，看不清主流经济学概念和统计背后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实质。 三、经济学危机的方法论根源 克鲁格曼把经济学的问题归结为“以美为真”。似乎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形式美是问题的根源(Krugman，2009b)。我们的看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模仿的是经典力学的形式体系，而不是耗散系统的动力学。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有机体、生命现象和社会运动。 (一)静态封闭系统的理论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是模仿古典力学保守系统的哈密顿体系，这只对能量守恒的封闭系统成立，如行星运动。但是，生命和社会系统是开放系统。开放系统的动态结构是耗散结构，靠连续不断的物质流、信息流和负熵流维持，属于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动力学。普里戈金已经证明，热力学函数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不存在，优化就不可能进行。但是流体动力学和热力学照样可以描述系统的动态演化。天气预报就不是哈密顿力学，而是流体力学加热力学的状态方程，会有不稳定性、混沌和湍流。从宏观和金融经济学的真实数据中，我们也观察到类似的混沌和复杂现象，这都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 新古典经济学的凸性假设隐含资源无限、人的享受能力也不受生理学有限生命的限制，这是有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s形式的幂函数，没有饱和上限，意味着不考虑环境的资源限制，也就否认了马尔萨斯的资源限制和亚当—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无法理解当代的生态危机和全球暖化。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也是难以解释社会演化的动力的(Chen，2007)。从物理学的视角来看，所谓交易成本就是物理学的摩擦力。劳动分工的演化和生物学的物种演化一样，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生命系统越复杂，消耗的能量和信息(负熵)越多。认为交易成本降低或摩擦力降低是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这一假设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科斯理论的零交易成本世界本质上是永动机理论，对理解现实没有意义，也就难以解释劳动分工的形成机制。诺斯也观察到，美国GDP中交易成本的比例从1870年的25%增长到1970年的高于50%(Wallis and North，1986)。这使他对科斯理论产生困惑，转而去研究意识形态和风俗的作用。他的观察却支持了我们从热力学出发的观点。因为历史发展是时间对称的破缺过程，是不可逆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都是对称的：生产者同时是消费者，但现实的劳动分工企业的数量远远少于消费者的个数，企业和产业的投资与生产周期也远远大于个体或家庭的消费周期，实际观察到的经济波动，有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非线性波动。用生命有限的小波模型，比古典力学的周期波模型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噪声模型要好得多。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依据是宏观经济学的IS曲线(Hicks，1937；曼昆，2011)。问题是，IS-LM是封闭的经济体系，才会有单向的线性关系。在开放竞争的世界里，政府降低利率是双刃剑：可以是刺激经济的信号，也可以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要看市场是否对政府政策的效果有信心。假如企业家不看好国内的经济增长前景，零利率政策只会加快产业出走或资本外逃(陈平，2012a)。真实的IS曲线未必向右下方倾斜，反而可能倒卷(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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