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回顾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二十五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宪章论文,联合国论文,二十论文,席位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性的2758号决议
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以筹建联合国和发起旧金山制宪会议四大国成员的身份，而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共产党通过它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出席制宪会议并签署联合国宪章，直接参加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就此多次向全世界人民宣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指出国民党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根据，要求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清除出去，并由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
按照国际惯例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应由新中国取代，本不应产生任何问题。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蓄意阻挠和操纵，并不断玩弄手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才使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问题被拖延达22年之久。
在此期间，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精神，中国政府对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对此，我国领导人曾一再强调指出：
第一，联合国不能公正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政府在阻碍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50年代，周总理曾多次指出：“没有台湾，就没有蒋帮，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蒋介石逃到台湾，如果没有美国保护，问题早就解决了。”到60年代，他再次指出：“全世界人民都清楚，蒋帮之所以还留在联合国，还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这是现实的也将是历史的笑话。”
第二，美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是阻挠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个“死结”。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他还说：“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1957年，周总理又重申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不能含糊，也不能默认。”
第三，美国阻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不仅根本违反联合国宪章，也严重地损害着联合国的威信，是联合国的损失。尽管由于联合国剥夺了新中国的合法权利而使我国难以同它发生关系、并不能不批评它违反宪章行事的错误，但我国在国际活动中仍把维护联合国宪章精神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诚如周总理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者之一。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不断为它的实现而努力。”1960年毛主席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中又强调指出：“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举世周知，由中国和亚洲邻国共同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与宪章精神完全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最好的范例。
在中国政府的坚决斗争和世界上一切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排斥新中国的政策终于陷入了绝境，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性一天终于到来。
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提案，并正式成为联大2758号决议。同时提交大会表决的由美、日等国提出的两个旨在搞“两个中国”的提案，一个被否决、一个成为废案。以蒋帮“外交部长”周书楷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原本指望美、日等国两个提案可侥幸过关，便能继续赖着不走。现周书楷眼看大势已去，一切幻想皆告破灭，遂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并领着他手下人马匆匆离开会场。当晚，会议大厅出现了长时间的激动人心的欢乐场面，庆祝这久已盼望的时刻的到来。
联大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继2758号决议之后，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气象组织、劳工组织、民航组织、万国邮联、国际电联、海事组织、粮农组织等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机构，也都依据这一决议精神相继作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驱逐蒋帮代表的决议。至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已获得了彻底的解决，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2758号决议和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联合国有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使联合国有了活力，真正具有普遍性，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组织。这是联合国的一个转折点，它书写了联合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新篇章。
时过25年，历史和实践已完全证实了2758号决议的正确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但近年来，台湾当局和国际上一些反华亲台势力相互勾结，竟然要翻2758号决议的案，捏造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妄图给决议抹黑，以便为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鸣锣开道。显然此乃是徒劳之举。仅以被台湾当局收买和唆使的少数国家向联大提出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已连遭四年失败为例，即是明证。世人皆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早在25年前就已彻底解决。完全可以断然，任何向2758号决议以及向以2758号决议为基础的相关决议的挑战，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持反对和绝大多数联合国委员会的拒绝，最终只会弄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坚持与弘扬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5年来，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联合国舞台上，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忠实履行自己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与责任，为加强和发展联合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现在，我国已进入了联合国主持下的多边外交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参加了数以百计的国际组织，批准加入了许多项国际公约。中国一直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联合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赢得了信誉，赢得了朋友。中国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工作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而享誉联合国内外。
中国始终把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把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为多边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提出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要求遭到发达国家反对时，尽管当时中国在近海跟周围许多邻国都有个海域划界问题，但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政府还是坚决支持和肯定这一合理要求，并为新海洋法的制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第36届联大要改选联合国秘书长，得到美、苏一致支持的瓦尔德海姆继续竞选第三届连任。尽管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本人并无成见、对其任内业绩也予肯定，但为了支持第三世界侯选人，中国顶住压力并经努力最后终于导致来自第三世界的德奎利亚尔当选。1991年第46届联大再次改选秘书长，中国从一开始即公开表态支持还未曾担任过这一职务的非洲国家人选，对加利竞选给予明确支持；扩大安理会成员问题现已成为联合国改革的焦点，美国曾多次指名道姓地讲，它只支持两个经济大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成员。就此，中国表示：“安理会的扩大应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应充分照顾占联合国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利益，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它们在联合国事务中的积极作用，而不应造成新的不平衡”；消除贫困是人类的紧迫任务，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造成全球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重要因素。自1974年邓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动联合国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促成南北对话和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而不懈努力；中国在联合国与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协调和合作关系，中国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坚持不渝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和广大南非黑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始终是被压迫民族的真诚朋友。等等。实践表明，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不仅是中国多边外交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大国外交的一大优势。
中国坚持维护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条款，是极具约束力的强制性规定。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制订者当初有意划出的一块联合国所不能干预的领域，属联合国不应插足的禁区。中国一向认为，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加强联合国的基础，是处理好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事务中，中国一贯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坚持不让其披上联合国的外衣。
冷战结束后，人们不安地看到，在联合国内外出现了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正以各种形式大肆活动。美国等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明目张胆地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进行频繁冲击，随意诠释，从而为其战略利益服务。新干涉主义已对中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构成严重威胁，并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以政治要挟为交换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作为干涉内政的手段。近年来，美国等国把联合国作为重要场所，在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连年向中国发难。它们打着人权的旗号，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民族自决权本是广大被压迫民族向新老殖民国家争取独立的权利，但现在却被一些大国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以在某些多民族的国家内制造混乱，并妄图给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分裂势力披上合法外衣。面对这种种公开违反宪章的霸权行径，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各种场合均予以有力揭露和据理斗争。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已连续6年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进而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图谋。
冷战结束后，一些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凸现，冲突和争端频频发生，并被不断提交到安理会解决。如何消除地区热点，妥善处理国际争端，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美国等在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对波黑内战和索马里内战等多起维和行动采取的措施，都有与联合国宪章明显的不符的干涉内政的作法，给一些维和行动打上了美国政策的标记，结果导致维和行动或失败或受挫。经验证明，干涉别国内政，施加压力、实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等种种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会使之复杂化并增加最终解决的难度。
对于维和问题以及预防性外交，中国一贯认为：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应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应动辄采取强制性行动，应反对把个别或少数国家的政策主张强加给安理会，不能允许少数国家假联合国之名，行军事干涉之实等多项原则。中国提出的这些指导性原则，正切中某些不成功维和行动的弊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中国代表在安理会对索马里和波黑等维和行动有明显保留并加以批评时，一时间被某些西方舆论讥讽为“泼冷水”、“帮倒忙”。但事态发展却表明，如果按中国主张行事，联合国就会少一些索马里式的挫折，少一些南斯拉夫式的教训。事实证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立场是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在安理会的工作已成为那些要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势力难以逾越的障碍。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任何国家，自恃强大，迷信武力，谋求霸权，推行扩张政策，注定要失败，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认为，联合国至少应像重视和平问题一样重视发展问题，在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切实履行宪章赋予的责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联合国宪章把“促成大自由中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主”，作为实现美好世界的一个主要目标。联合国及其庞大的经社系统为促进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改善人类处境作了大量工作。但对联合国而言，长期以来它对发展问题的重视比对和平问题的重视要相对薄弱和滞后。对此，李鹏总理曾批评说，联合国有“重政治轻经济、重富国轻穷国、重维和轻发展的倾向。”
冷战结束后，从世界全局看，发展问题越来越重要。经济优先已成为国际潮流，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发展本国经济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因素和经济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首先来自人类社会自身，也来自大自然。
中国有12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经社系统的工作，并与许多方案、基金保持着很好的业务关系。中国对联合国近年举办的旨在推动发展的环发大会、人权会议、人口大会、社发世界首脑会议、第二届人居会议，特别是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重视发展问题，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联合国至少应像重视和平问题一样重视发展问题，在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切实履行宪章赋予的责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改革过程中，联合国在发展方面的职能不仅不应被削弱，而且应该予以加强。李鹏总理提出，联合国应“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职能，充分发挥政策对话论坛的作用和多边技术合作的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振兴经济做更多的事情”。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曾直接对加利秘书长说，联合国今后应更加重视发展问题，多为发展中国家做些实事。
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今天，贫困问题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趋恶化。在最近5年里，世界最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贫困问题已是举世关注的问题，也是社会进步面临的严峻挑战。与贫困同步发展的失业、难民、犯罪、人口膨胀、毒品泛滥、恐怖主义等社会问题也十分严峻，影响着全球的稳定与发展。中国认为，面对这些挑战，各国除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政策外，还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联合国应切实加强社会领域的工作并把重点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在这方面无疑做了许多工作，但存在的问题还更多，比如决议很多，行动很少；某些大国和富国许诺很多，兑现很少，等等。
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全球问题，是来自大自然对人类的挑战。自然界带给人类的困难越来越多。诸如保护环境、防止沙漠化、提供合格饮用水、减灾防灾、保持臭氧层、抑制全球变暖、防止过度捕捞、保护森林以及生物多样化等，而且这张清单还在继续快速地排下去。全球问题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正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加强国际社会在环发领域的合作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环发领域的国际合作进展缓慢，令人失望。发达国家未能履行它们在《21世纪议程》中作出的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中国认为联合国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能起它独特的作用。
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因素的增长，不仅不会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只会有力地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相反，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发展，12亿人民处于贫困之中，那才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概括言之，中国的繁荣富强是世界的福，而不是忧。
中国重视联合国自身机制的改革，认为联合国应进行必要、适当的改革，以便更好完成时代赋予联合国的使命。
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迎接严峻的挑战，1992年加利上任后，联合国开始了新的改革进程，至今尚未完成，有些结果很可能要等到下个世纪。中国对此一直充分重视。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钱其琛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谈到联合国改革问题，认为应本着公平、合理和民主协商的精神，经过认真的酝酿和讨论，以对联合国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改革。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最近在第51届联大讲话中明确地提出联合国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向。他说：“改革应该有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有利于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有利于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联合国的改革应体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充分反映占联合国会员国2／3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要求。”
再过三年，历史就要跨入21世纪，各国人民期望联合国能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带进新世纪。什么是美好的世界？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包括有五个方面内容的重要主张，即：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些主张，不仅阐明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为世界描绘的新世纪蓝图。值得世人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
三、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和联合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25年来，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联合国根据宪章精神开展的各项工作，同联合国有着良好合作关系。还在1987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就说过，中国同联合国关心的问题一样，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些人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对联合国采取消极态度。然而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看。联合国是非常重要的。我国领导人多次出席了联合国举办的各种重大国际会议。仅以近年为例：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了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李鹏总理曾先后参加了安理会首次首脑会议、联合国环发大会、联合国社发世界首脑会议。1995年9月，中国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会议，它更是中国同联合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
中国广泛参与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活动。联合国是我国引进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从1979年至1995年中，我国已从联合国系统及其专门机构获得无偿援款约15.96亿美元。优惠贷款约178.58亿美元，并附带引进了大量技术和信息。同时，我国还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供了适当捐款，并通过联合国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技术援助。显然，任何卓有成效地合作都不会是单行道。中国支持了联合国，联合国也支持了中国。对此，李鹏总理在1995年10月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积极评价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对中国经济建设给予的帮助，同时我们也为促进国际间的经济与社会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最近撰写的《联合国与中国——25年促进和平与发展卓有成效的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在联合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指出：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联大讲话说：“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为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努力！”这使我受到鼓舞。这位秘书长认为：“确实，这是我们共同的承诺。没有中国的充分参加，这个承诺就不能实现”。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必将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得到新的发展。
199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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