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贸易战略导向对我国产业升级促进的适用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用性论文,导向论文,产业升级论文,业内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加入WTO以后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有两个：一是由于在既定技术条件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单纯靠生产要素数量上的投入带给经济发展的边际推动力也随之递减。二是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调整的背景之下，在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参与态度与政策导向上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国经济能继续以一定速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是产业升级的实现，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国际分工与贸易导向上坚持比较优势理论的导向有比较大的局限性，如果呆板地遵循传统的分工贸易模式也许我们仍能从中获取“比较利益”，但纯粹比较利益导向的国际分工体系有可能会将中国这样的资源相对廉价国家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底层，与外国经济水平相对差距也有加大的危险。而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特征对产业升级有更强的适用性，产业升级与产业内贸易在逻辑和实践上均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现实中国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亦有加强趋势，所以通过有关产业内贸易导向的政策性引导，提高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实现，从而站在贸易的角度以全球化的眼光理解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现阶段产业升级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可分为三个阶段：“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在“高加工度化”中进一步出现“技术集约化”。中国目前基本上处在第二个阶段，基于产业升级目标的产业内贸易战略导向是可行且适当的。
根据胡永刚(1999)对产业内贸易文献的整理得知，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的先驱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P.J.佛德恩、B·巴拉萨、H.G.格鲁伯和P.J.劳埃德等。二是70年代后期，尤其是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茨发表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A.K.Dixit and J.E.Stiglitz,1977)，标志着产业内贸易研究进入了理论探讨尤其是市场结构研究的第二阶段。此后以克鲁格曼、伊塞尔、兰开斯特、布兰达尔、赫尔普曼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经济学家相继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和著作（注：参见胡永刚：《贸易模式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69页。），在非完全竞争体系的基础上对产业内贸易现象作了说明。哈佛大学的D.R.戴维斯(1995,1997)根据李嘉图的生产率论通过设立参数矩阵，成功用生产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为产业内贸易理论提供了新视角。在统计上一般将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作为划分产业内贸易的标准。具体的计算一般用“格鲁伯—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C&L指数）
来反映。其中
表示i产品出口，
表示i产品进口。数值越大则表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产业升级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一国的产业结构的演变呈现一种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趋势。杨治(1985)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是国内最早论述产业经济问题的著作之一，主要说明了产业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江小涓(1996,1997)在其著作中认为通过产业保护政策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以产业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所在。贾继锋(2001)的看法则是：中国加入WTO后在市场本能下可能出现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势，政府应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培育竞争优势。
二、产业内贸易战略导向对产业结构演变的作用机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市场的激烈变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非常严峻的环境中。严格按照有关比较优势的经典分工和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主要是集中在原材料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上，大规模出口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
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优势贸易模式对产业结构发展是不利的。产业内贸易的主要促进作用在于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市场、增强竞争压力和进口一些国内供应不足的原材料和其它投入品。除此以外，随着技术引进和产品出口，也引进了新工艺、新标准、新概念和新的经营手段。例如“八五”期间增长速度最快的电子行业，技术引进、设备进口和元器件、零部件、成套散件进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在一些传统产业中，引进技术和设备进口对产业改造、升级和稳定增长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纺织业为例，我国近些年高档纺织面料和中高档服装的迅速增长，三分之二以上是靠进口设备和技术实现的。
归纳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产业内贸易战略导向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首先，产业内贸易是国际分工进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后的“水平分工”阶段的结果，产业结构越趋向高级，产业内的国际间分工就越有可能。“水平分工”的出现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标志之一。
其次，在制造业内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投入的要素比例不同，从而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同时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进行产业内分工成为可能。一般而言，生产零部件要求投入的资本较多，技术要求较高，因此在发达国家生产；而这些产品的组装是流水线的，动作是标准化、简单化的，要求投入的劳动力较多，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装配。
第三，跨国公司的广泛发展推动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路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利用各国的要素禀赋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各种零部件和元器件，经过统一组装后再将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第四，产业革命大大推动了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并且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性大大提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革命（即产业革命），使产业结构变化的总趋势不断向多样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升级，运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被先进国家淘汰的传统产业向后进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可以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产业内贸易最终将取代产业间贸易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对实际情况的分析
有研究资料曾对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1976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分析，发现与科学技术密切联系的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的产品，是西方7个工业化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的热点。医用电子设备7国中有5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50%以上，办公设备有6国在60%以上。可见产业内贸易发展与一国的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产品，附加值高，需求弹性大，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持续上升，为产业内贸易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经济一体化开始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产业结构（工业化程度）的不同，在产业内贸易的IIT指标上表现出较大差异。产业结构较低级、工业化程度较低的非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平均比重为14.5%，工业化进步较快、产业升级迅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为42.0%，而工业化程度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好的工业化国家则高达58.9%。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和产业升级有较强的关联性。
从国家内产业部门看，占部门贸易较大比重的是产业内贸易而不是产业间贸易。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部门都是如此。只有单位附加值较大、资本——技术构成高的部门产出的产品才更容易形成消费偏好的多样性。如1989年美国各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最高的为发电设备行业，其产业内贸易高达99%，最低的为鞋类，产业内贸易指数为零。总体而言，制作较为复杂的工业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如机电类和化工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低，如服装类和制鞋类。
如今工业制成品是我国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中机电类产品的出口更是增长迅速，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是以国内工业能够生产出大量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为前提的。今天的中国被人称作“世界的制造工厂”，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愈来愈多的工业行业和产品呈现出供大于求的状况，这种状况从两个方面推动着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一方面，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迫使工业企业提高质量，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强营销能力，使产品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企业的注意力转向开拓国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适销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在某个时期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大都是前一时期生产能力明显大于国内需求、市场竞争激烈的产品，如80年代的纱、布、录音机、收录机和组合音响、自行车、电话机、黑白电视机，90年代前半期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计算器、服装等产品，都经过了生产能力明显大于需求→国内竞争加剧→质量与技术水平提高→出口增加这样的发展过程。另外从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东亚国家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东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制成品技术含量较低，经济的高速增长属于浅层次的出口加工型制造业推动的，未能形成本国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
四、三种贸易战略导向的比较及结论
贸易结构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这一点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根据我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承诺，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我国在加入WTO谈判中也承诺到2005年将关税总水平降至1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将逐步取消绝大多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渐进开放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促进产业内贸易推动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拥有长远的发展。
传统的对外贸易战略导向有两大基本模式，即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在我国成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及国内产业结构迫切需要升级之时，片面强调出口的政策显然难以为继，产业内贸易成为贸易战略导向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进口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不仅可以成为我们技术进步所需的技术的主要供给渠道；而且在产业内贸易的进口中，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也可以为促使国内企业加速技术进步和管理制度创新提供刺激与动力。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对外开放某些市场，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品就不能发展了，保护所产生的政策依赖性才是产业升级的大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普遍地对各类产品出口（除少数特殊资源产品）采取鼓励政策。对于出口产业，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其中作用最大的便是出口退税政策以及对两头在外的出口企业给予出口设备免税的优惠。包括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的许多企业利用退税优惠，在国际市场上竞相压价，将退税当作正常利润，以致很多企业耗费大量资源却反而依靠出口退税来维持生存，企业没有从外国得到利润反而变相地由国家补贴。为了促使国内产业升级，国家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出口退税的优惠，使其真正依靠廉价劳动力及高效率的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也可遏制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同时，继续对技术含量较高的某些尚未形成规模经济的机电产业施行出口退税，扶持其打入国际市场，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近年我国在贸易摩擦中受指责最多的就是出口退税政策的普遍性导致的倾销行为。放弃普遍的出口退税优惠政策，改为有选择的优惠政策，不仅可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而且还可以减少对外贸易摩擦。既然我国贸易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方面，就应该重视创造产业竞争优势的产业内贸易战略导向。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中创造竞争优势，这些高技术产业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并促进该国的贸易发展，并能先于其他国家占领国际市场。显然，这种产业内贸易战略导向并不在于保护幼稚产业的进口替代，而在于创造关键的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
为了创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引进和高科技投入等途径有重点地培植一批技术含量高，出口前途好的产业部门，增强其国际竞争优势。但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大多数是成熟产业，而不是在未来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外资并不一定能培植战略产业。但是，我国在贸易战略导向上却不是无可作为的。实际上，在我国，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差距并不一致。由于高技术的研究没有国界，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掌握的高技术的国际差距相对来说要比高技术产业的差距小。这就给实施基于产业升级的产业内贸易政策提供了条件，政府一方面扶持高技术研究，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接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技术研究成果并使之产业化，由此可以利用自己的科技力量发展起在未来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