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论纪批苏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6)04-0004-09
在清代的苏诗研究著作中，纪昀的评点《苏文忠公诗集》无疑属于最重要的一类。据纪昀自称，他评点苏诗始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年间凡五阅苏诗：“初以墨笔，再阅改用朱笔，三阅又改用紫笔。交互纵横，递相涂乙……。”①[1](p671)在纪氏一生的评点活动中，这大概是最为郑重其事的一次了。仅从此点而言，我们就可看出纪昀对苏诗的重视程度。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纪批中存在着大量的真知灼见，所以后来王文诰在其《苏诗编注集成》中大量引用之。当代苏轼研究者也对纪批苏诗予以高度的重视，例如近年问世的两种苏轼研究史专著都以相当大的篇幅来评说纪批苏诗。[2](P319-331)、[3](P307-323)然而，纪批中还有不少胜义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就此试作论述。
一
纪昀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主持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指出《总目》的学术贡献是：“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4](p48)应该说，这种学术精神同样也体现在纪批苏诗之中，那就是对苏诗与前代诗人之间的渊源关系有全面的论说与评析。除了偶然指出苏诗与先唐诗歌之间的关系，例如说苏诗“忽叠韵，忽隔句韵，音节之妙，动合天然，不容凑泊，其源出于古乐府”（卷七），纪批最关注的是苏诗与唐诗之间的传承或变革。这种关系有时仅是风格之相近，例如《寄蔡子华》“风韵特佳，如出初唐人手”（卷三一），又如《铁沟复赠乔太博》“文境拓开，音节亦直逼唐人”（卷十二）。或许是由于苏诗的总体面貌与王维、孟浩然及韦应物一派的诗风相去较远，苏诗偶然类似王、孟时倒反而体现为风调之相近，例如《雨中过舒教授》“淡远，有王韦之意”（卷十六），《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忽作王孟清音，亦复相似”（卷十二）。当然，也有一首苏诗中局部的风格近于其他唐人的例子，例如《和秦太虚梅花》中“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二句“悲壮似高、岑口吻”（卷二二），但这种情况不太常见。纪昀在揭示苏诗与唐诗之关系时，视野相当宽阔，目光也很敏锐，对于某些在苏诗中偶然出现的学唐之痕迹也不轻易放过。如果说指出苏轼的《石鼓歌》“精悍之气，殆驾昌黎而上之”（卷四）是人所易见者，那么指出苏诗与李商隐、姚合等人的关系则是纪昀的独到之见了，他认为《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后四句寓兴深微，置之玉溪生集中，不可复辨”（卷十一），又指出《新年五首》其一“似武功一派”（卷三九），这都体现出相当犀利的眼光。
苏诗门户广大，风格多样，他对唐代诗人的借鉴、学习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的态度，但是纪昀注意到，苏轼对唐诗的借鉴存在着一个最主要的对象，那就是杜甫。在纪批苏诗中，指出苏诗与杜诗之关系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有的是着眼于全篇风格的，例如《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句句似杜”（卷七）；有的是着眼于某种手法的，例如《答任师中家汉公》的“此体创自王无功，而盛于杜工部”（卷十五）。如果说这些关系都是形似从而较为明显，那么纪批对苏、杜二家诗之间的整体上的神似关系的揭示就相当难能可贵了。苏轼晚年所作的《荔枝叹》，清初查慎行评曰：“耳闻目见，无不供我挥霍者。乐天讽谕诸作，不过就题还题，那得如许开拓。”[5]（卷中）晚清的方东树则评曰：“小物而原委详备，所谓借题。章法变化，笔势腾掷，波澜壮阔，真太史公之文。”[6](P308)前者从讽谕主题的角度指出它对白居易的发展，后者从章法腾挪的角度指出它与古文的关系，都有一定的道理。纪昀则评曰：“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卷三九）的确，《荔枝叹》虽然在字句上并不存在模仿杜诗的痕迹，但是其关心民瘼的淑世精神、感物托志的比兴手法乃至开合抑扬的章法结构与沉郁顿挫的情感波澜，都与杜诗如出一辙。如此学杜，真可谓得杜之真精神。而纪昀此评，也可谓从大处着眼，从而探骊得珠。
上述诸例都是着眼于某一首诗的，此外，纪批还曾关注苏轼在组诗章法上对杜诗的模仿。《荆州十首》是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赴京途中所作，主要内容是描写沿途的山川风土，唯独其六是写荆州太守王某的：“太守王夫子，山东老俊髦。壮年闻猛烈，白首见雄豪。食雁君应厌，驱车我正劳。中书有安石，慎勿赋离骚。”纪批说：“夹此一首，章法生动，从杜公《游何氏山林》‘万里戎王子’一首化出。”（卷二）还有苏轼于嘉祜八年(1063)作于长安的《中隐堂诗》五首，其中一、二、三、五诸首都是描写中隐堂的园亭，其四却专咏一种奇石：“翠石如鹦鹉，何年别海堧。贡随南使远，载压渭舟偏。已伴乔松老，那知故国迁。金人解辞汉，汝独不潸然。”纪批说：“分明是‘万里戎王子’一首。”（卷四）检杜诗《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三：“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异花开绝域，滋漫匝清池。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露翻兼雨打，开拆渐离披。”清人杨伦评曰：“十首全写山林，便觉呆板。忽咏一物，忽忆旧游，自是连章错落法。”[7](P64)的确，杜甫在一组描写山林的诗中有意插入专咏一物的一首，全篇章法便不显得呆调。而苏轼在两组诗中运用同样的章法，也显然是有意模仿杜甫的成功范例。先师程千帆先生曾引用后一则纪批，并指出：“可见杜、苏于写园林景物的组诗中特别用一篇来对其中某物加以特写，使咏物写景一多对衬，以见错落之致，具有同心。”[8]（卷八P113）必须承认，纪昀从苏诗中发现上述组诗章法上的学杜之处，实在是心细如发。如果不是对杜、苏两家诗均下过一番细密的功夫，如果不是对诗歌艺术的精微之处有精深的修养，是很难发现这种隐而不彰的传承关系的。
纪昀对苏诗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有所论述，他尤其关注南宋的陆游。他指出《病中游祖塔院》“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卷十），又指出《赠王子直秀才》“宛然剑南之先声”（卷三九）。此外他还认为苏诗的某些篇章对明诗的浅滑一派有不良的影响，他评《独觉》说：“此却浅滑，开唐六如等一种恶派。”（卷四）语或过甚，但也体现出通观古今的文学史眼光。
二
纪批虽然都是针对某一首苏诗而发的，但由于纪昀对苏轼的诗歌创作有整体性的把握，所以他的批语也时时跳出评点体例的局限而对苏诗的整体特色有所论及。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端：
首先，纪昀关注苏轼诗歌创作的阶段性。在卷一、卷二之后，纪批说：“以上二卷，大抵少作，气体未能成就，疑当日删定之馀稿，后人重东坡名，拾掇存之耳。施氏本托始辛丑，未必无所受之，未可以疏漏讥也。”在卷四十五之后，纪批说：“此一卷皆冗漫浅易之作，盖至是而菁华竭矣。”今检纪批本苏诗的前二卷始于《郭纶》，终于《次韵水官诗》，都是作于嘉祐六年辛丑(1061)赴任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之前的作品。虽说这二卷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但相对于日后苏诗的风发云涌而言，这些少作确实稍嫌稚嫩，所以纪昀认为它们可能曾经苏轼本人的删削，并认为南宋施元之等人的《注东坡先生诗》不收辛丑以前的诗是有理由的，不能被简单地看作疏漏。纪批本苏诗的卷四十五始于《予初谪岭南，过田氏水阁，东南一峰丰下锐上，俚人谓之鸡笼山，予更名独秀峰。今复过之，戏留一绝》，终于《梦中作寄朱行中》，皆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遇赦北归度岭以后直至去世的七个月间，此时诗人衰老多病，所写的诗又大多出于应酬，纪昀说它们“菁华竭矣”，确是符合事实的。除此之外，纪批还指出苏轼盛年的诗歌创作中也有几个相形见绌的阶段。在卷十一之后，纪批说：“才出杭州，诗便精警，非胸中清思半耗于簿书，半耗于游宴耶？信乎诗非静力不工，虽东坡天才，亦不能于胶胶扰扰时挥洒自如也。”今检此卷所收的诗大多作于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至次年五月苏轼离开杭州前往常州、润州赈灾期间，而此前苏轼有整整两年都在通判杭州任上，可见纪批是说苏轼在杭州时的诗思被繁忙的公务与频繁的游宴消耗大半，所以此期的诗作不够精警。此外，在卷二九之后，纪批说：“此卷多冗杂潦倒之作，始知木天玉署之中，征逐交游扰人清思不少，虽以东坡之才，亦不能于酒食场中吐云霞语也。”今检此卷诗皆作于元祐二年(1087)在翰林学士知制诰任上，即纪昀所谓的“木天玉署”也即馆阁之中，可见纪批意谓苏轼在馆阁期间的诗思受到过多的交游应酬的严重损害，遂至“冗杂潦倒”。从表面上看，苏轼在杭州时虽然公务繁忙，但他的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这两年间他作诗甚多，现存诗作即达220多首，可见诗兴甚浓。但纪昀却对此期的诗作提出严厉的批评。当然，此期苏诗中既有描写民瘼的好诗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也有写景抒感的佳作如《法惠寺横翠阁》、《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等，但是正如纪昀所云，此期的苏诗在总体上是不够精警的，大量的吟风弄月、赏花饮酒之作确实比较平庸。至于元祐年间苏轼在馆阁任职时期，堪称其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阶段，黄庭坚等“苏门四学士”也先后入京，他们唱酬赠答，几无虚日，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元祐体”即因这个时期而得名，何以纪昀对此期苏诗也深表不满呢？其实只要细检此期苏诗，就可发现它们大多为应酬之作，最引人注目的题材是题画诗，最引人注目的形式则是次韵诗。纪昀指责它们“冗杂潦倒”，并非苛论。由此可见，纪昀对苏轼诗歌创作的阶段性有全面的把握，而且独具只眼地指出了苏轼生活中的顺逆与其诗歌质量的高下之间的不平衡。
其次，纪昀对苏诗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艺术特征特别留意，虽然有关的批语散见于各诗之下，但合而观之则带有通论苏诗艺术的性质。例如对苏诗章法的评点：《游金山寺》是“首尾谨严，笔笔矫健，节短而波澜甚阔。”（卷七）按此诗首句说“我家江水初发源”，结句则说“有田不归如江水”，故纪昀认为它前后照应，毫发不失。《书韩干牧马图》是“通首旁衬，只结处一著本位，章法奇绝。”（卷十五）按此诗本为题画之作，却先从唐代开元、天宝间于汧、渭之间大蓄官马写起，而且笔墨酣畅，篇幅过半，然后才归结到韩干画马，故纪昀认为章法奇绝。《真觉院有洛花，花时不暇往。四月十八日与刘景文同往赏枇杷》是“宕开作结，不结本题，而恰清本题。”（卷三二）按此诗尾联说：“岁寒君记取，松雪看苍鳞。”因花时已过，只得与友人同赏枇杷，而此时枇杷亦仅有绿叶可赏而已。枇杷是冬青之树，苏轼遂联想到岁寒不凋的苍松，貌似离题，实仍暗含观赏枇杷之意，故纪昀赞之。上述数例中诗人的构思固然细入毫芒，纪昀的评点也堪称心细如发。对于苏轼联章诗的章法，纪昀也相当关注。对于《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纪昀于其三十《北园》后批曰：“三十首各自写意，然《湖桥》一首确是总起，此首确是总结，而又各自还本位，不著痕迹，此布局之妙。”（卷十四）对于《虔州八境图八首》，纪批其一曰“此首确是开端”，又批其八曰“此首确是末章”，又总批曰：“此八首起结与《洋川三十章》同法。”（卷十六）对于《孙莘老寄墨四首》，纪批曰：“凡连章诗，须篇法井然，不可增减移置。”（卷二五）应该说，对组诗章法的体认需要更为细密的心思，纪昀的上述论断都是十分可贵的。若将纪批中同类的批语合而观之，就可看出苏诗章法细密的特征，而这正是对前人评苏诗所谓的“一滚说尽无馀意”[9](P3324)的有力反拨。
再如对于苏诗的用典，学富五车的纪昀当然是深有会心的。但是他对苏诗中某些炫技式的用典却持批评态度，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赠答诗中运用与对方同姓之人的典故，即纪昀所谓“切姓”之典的批评。《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一诗，南宋叶梦得指出此诗颔联“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②[10](P430)、[20](P273)纪昀却说：“游戏之笔，不以诗论。诗话以其能切张姓盛推之，然则有《万姓统谱》一部，即人人为诗人矣。”（卷十一）此外，对于《台头寺送宋希元》中“三年不顾东邻女”一句用宋玉典，纪批亦曰：“切姓已是小样，再加无著，愈成瘢痏。”（卷十八）对于《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中“脱帽风流馀长史，埋轮家世本留侯”二句用张旭、张纲之典，纪批亦曰：“二句切姓，俗格。”（卷二九）当然，纪昀对此类用典并非一概否定，例如《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一诗全篇皆从孟嘉、徐邈二人说起，纪批却说：“此种从姓起义，恰有孟、徐二酒事佐之，又不以切姓为嫌。”（卷二一）又如《和孔君亮郎中见赠》中“只恐掉头难久住，应须倾盖便深论”二句分用杜甫《送孔巢父》“巢父掉头不肯住”之典与《孔子家语·致思》所载孔子道遇程子“倾盖而语终日”之典，纪批亦说：“此切姓氏却好，以句有意故耳。”（卷十五）如将上述批语合而观之，则可知纪昀的态度是，用典首先要求有意义，所用之典须有助于诗意的表达，然后才能论其精确巧妙。“切姓”之典当然是巧妙的，但仅仅关注“切姓”，则不免成“小样”或“俗格”。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切中苏诗之肯綮的。
第三，纪批对苏诗所体现的宋诗特征有所揭示。纪昀的诗学观念，较为通达，他认为：“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11](P1717)但是他虽能跳出宗唐、宗宋之争的圈子，却由于宗尚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说，所以对宋诗仍不免有所鄙薄，时时指责苏诗带有“宋气”、“宋格”，例如说《次韵王都尉偶得耳疾》“宋气太重”（卷二九），又说《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中的《望云楼》“纯用宋格”，《二乐榭》“此则宋格之恶者”（卷十四），又说《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一：“三四宋调之不佳者。”（卷十三）等等，不一而足。那么究竟何谓“宋气”、“宋格”、“宋调”呢？让我们举例明之。对于《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无言亭》一诗，纪批先说它是“气机一片”，又说：“此宋格之不嫌宋格者。《无言亭》先是宋题，则不得不作宋诗矣。”（卷十四）此诗全文如下：“殷勤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弹指未终千偈了，向人还道本无言。”此诗纯用禅宗话头改写而成，它虽然包含着较深的哲理，所以纪昀说它“气机一片”，但若与苏轼理趣诗中的名篇《题西林壁》、《泗州僧伽塔》等相比，则此诗显然缺乏生动鲜明的意象，更谈不上纪昀所推崇的兴象深微之境界。所以纪昀虽然对它有所赞赏，但仍然指出它是“宋诗”，并探究其原因为“先是宋题”。的确，以“无言亭”为题，本身就倾向于哲理的思考而不是情感的感悟，也就不得不写成“宋诗”了。纪昀论诗，本来就不主道学一派，他评说金履祥的《濂洛风雅》说：“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为李、杜争。然而天下学诗者终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长思也。”[11](P1737)苏轼的诗当然不是道学之诗，但是像《无言亭》一类的诗却与道学之诗非常相似，所以为纪昀所不取。再看《次韵答子由》的次联：“好语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纪批说：“三四真宋格。”（卷二十）当亦出于同一原因。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纪昀对苏轼的“宋诗”并不彻底否定，例如《赠善相程杰》的五、六两句：“书中苦觅原非诀，醉里微言却近真。”纪批说：“五六是到骨宋诗，然是真语。”（卷三二）意即这两句诗确是典型的“以议论为诗”的“宋诗”，但它们揭示了生活中的哲理，言意真切，自有其价值。从全书来看，纪批指实为“宋气”、“宋格”的苏诗不是很多，而且纪昀还指出苏诗与道学之诗有根本区别，例如《虢国夫人夜游图》，纪批说：“收得淡宕，妙于不粘唐事，弥觉千古一辙之叹。”又说：“直以庄论作收，而唱叹有神，此为诗人之言，异乎道学之史论。”（卷二七）按此诗前面八句均写画中情景，最后六句则云：“明眸皓齿谁复见，只有丹青馀泪痕。人间俯仰成今古，吴公台下雷塘路。当时亦笑张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以陈后主、隋炀帝反衬唐玄宗之荒淫误国，并抒发古今如出一辙的感叹。诗思跳荡，感慨深沉，与道学家理直而词严的史论大异其趣。再如《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之三，纪批说：“纯乎正面说理，而不入肤廓，以仍是诗人意境，非道学意境也。夫理，喻之米，诗则酿之而为酒，道学之文则炊之而为饭。”（卷四）今按此诗全文为：“种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种丛篲，春种秋可倒。阴阳不择物，美恶随意造。柏生何苦艰，似亦费天巧。天工巧有几，肯尽为汝耗。君看藜与藿，生意常草草。”此诗虽是说理之作，但全诗皆以比兴手法写成，诗人的旨意寄寓于物象之感兴而不是逻辑的推论，故纪批说它“仍是诗人意境”，与直接以“载道”为目标的道学文字截然不同。“酿米为酒”与“炊米为饭”的比喻非常生动，说出了苏轼的含有理趣的诗与道学家的说理文字的本质区别。由此可见，纪昀所不满的仅是苏诗中那些近于道学家之诗的作品，他所批评的“宋诗”也仅是指一部分宋诗中缺乏兴象的不良倾向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纪昀对整个苏诗的轻视。
三
纪昀对苏诗的评点不是一时兴至的随意涂抹，而是精心结撰的诗学著述，所以纪批虽然仅以查慎行的《初白庵苏诗补注》为对象，并未广参苏诗的各种版本，但是它在评论苏诗时非常关注其文本的是非真伪，有些批语竟具有校记的性质。例如《中秋月三首》，纪批说：“题当有‘寄子由’三字，不然，则二首忽称‘君’者为谁？”（卷十七）检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七的校勘记中即引这则纪批，且称之为“纪校”。[12](P907)又如《赵昌四季》其二有句云“开卷便知归路近”，纪批说：“‘知’字疑是‘如’字之误。”（卷四四）检《苏轼诗集》卷四四的校勘记中即引纪批，亦称之为“纪校”。[12](P2714)又如《谢曹子方惠新茶》，纪批说：“题必有误，与诗不应。以《左传》‘晋重耳’、‘蔡甲午’之例例之，陈王称‘陈植’亦可，然终是太生。”（卷三二）按此诗原文为：“陈植文华斗石高，景宗诗句复称豪。数奇不得封龙额，禄仕何妨似马曹。蠹简久藏科斗字，剑锋新莹鸊鹈膏。南州山水能为助，更有英辞胜广骚。”后来冯应榴在注中指出：“此诗通体无谢新茶意，初疑题必有误。后阅刘贡父《彭城集》有《送曹辅奉议福建转运通判官》诗两首，下一首即此诗也，据此则非先生诗矣。”[13](P1591)另如《秋晚客兴》，纪批说：“查云：‘此诗不类东坡手笔。’细看之，实不相似，亦是晚唐人语。”（卷三二）后来王文诰指出：“此诗见《至元嘉禾志》，乃沈括作也。”[12](P2548)纪昀据文本分析判定诗题或作者有误，竟为注家的文献考订所证实，可见其眼光之敏锐。
此外，纪批还指出了一些混入苏诗的词作，例如《次韵曹子方运判雪中同游西湖》，纪批说：“此是诗馀，误入诗集。”（卷三三）按此首原文为：“词源滟滟波头展，清唱一声岩谷满。未容雪积句先高，岂独湖开心自远。云山已作歌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只新诗，何异书鱼餐蠹简。”检其格律，与晏殊的《木兰花》、宋祁的《玉楼春》完全一致，其风格也近于词，可见它确是词作而非诗作。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三的校勘记中引此则纪批，[12](P1780)甚为确切。
当然，纪批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它对苏诗艺术特征的细致分析，正是在这些方面，纪昀的见识远远超越了历代的注家，即使与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的苏诗评点相比也呈后来居上之势。
首先，纪昀阅读苏诗时精研文本，不但深切地体会诗意，而且仔细分析其字句，对苏诗的艺术特征及诗人的用心良苦之处深有会心。试看数例：《惜花》：“吉祥寺中锦千堆，前年赏花真盛哉。道人劝我清明来，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彻凉州花自开。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觉吴儿咍，岂知如今双鬓摧。城西古寺没蒿莱，有僧闭门手自栽，千枝万叶巧剪裁。就中一丛何所似，马璃盘盛金缕杯。而我食菜方清斋，对花不饮花应猜。夜来雨雹如李梅，红残绿暗吁可哀。”纪批说：“柏梁体间一句用韵，体例俟考。”（卷十三）此诗除“就中一丛何所似”一句外，句句用韵，纪昀观察得非常仔细。《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韵》有两句云：“宁当娣黄菊，未肯姒戎葵。”纪批说：“‘娣’、‘姒’字是东坡用字法。”（卷四二）按此诗以“长春如稚女”的比喻开篇，全篇都用双关手法，表面上是咏长春花，实质上是哀悼朝云，“宁当”两句亦是双关语，借赞美长春花的品格来赞美朝云的高标绝俗。“娣”、“姒”二字用比喻而浑然不觉，用拟人手法而不显生硬，正是苏轼最擅长的手法，纪批拈出此点，非常准确。《聚星堂雪》的写作背景是“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纪批说：“句句恰是小雪，体物神妙，不愧名篇。”（卷三四）试读此诗中如“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恨无翠袖点横斜，只有微灯照明灭”、“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才一瞥”等句，可知纪批真是切中肯綮。《登州海市》的结尾是：“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纪批说：“是海市结语，不是观海结语。”（卷二六）苏轼写景之准确细腻，与纪昀评点之准确深刻，堪称相得益彰。苏轼写诗以挥洒如意为写作特征，赵翼说：“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又说：“坡诗放笔快意，一泻千里，不甚锻炼。”[14](P1196、1201)此话当然不错，但是事实上苏轼的诗千姿百态，并非完全不讲锻炼之工。上述纪批至少说出了部分苏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特点，这对我们全面地理解苏诗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纪昀对某些苏诗名篇的评点既准确，又生动，堪称名评，它们不但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把握苏诗的风格及成就，而且自身也具有诗学理论的价值，试看数例。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纪批说：“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深微，后半尤烟波跌宕，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卷二十）按此诗作于元丰三年(1080)，时苏轼刚到黄州贬所。诗中首先用拟人手法对海棠的绝艳高标作了淋漓酣畅的描写，“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等句既似写花，又似写人，笔歌墨舞，兴会淋漓。诗的后半联想到自己与海棠都是自西蜀移至黄州，遂生“天涯流落俱可念”之感叹，真可谓神来之笔。纪批点明此诗“纯以海棠自寓”，又说“后半尤烟波跌宕”，堪称探骊得珠。更值得注意的是纪批的最后两句，说此诗不但是苏轼的绝诣，而且即使苏轼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写得出来，非得“一时兴到”而后可。的确，诗人若非亲身经历了乌台诗案，若非独自一人流落在举目无亲的荒僻之地，若非偶然发现幽独无伴的故乡名花，如何能写出如此兴象深微的好诗来？纪批事实上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诗学原理，即真正的好诗必需触发灵感的生活土壤。
《法惠寺横翠阁》：“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幽人起朱阁，空洞更无物。惟有千步冈，东西作帘额。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纪批说：“短峭而杂以曼声，使人怆然易感。”又说：“眼前真境，而自来未经人道。”（卷九）后一则针对“雕栏”以下几句而言，诗人对景伤情，往往会思及外物长在而人生短促；而苏轼却说不但诗人易老，即使雕栏画阁亦同样不能长久，此意确是“自来未经人道”。前一则更体现出纪昀独特的艺术眼光：此诗全篇不长，前八句为五言句押入声韵，是谓“短峭”。第九句起变为七言句，韵脚亦变成舒缓的平声，是谓“曼声”。更巧妙的是后半首在两个平声韵之间插入押上声韵的“雕栏”两句，“好”、“老”两个韵脚的声调悠长且先抑后扬，读来竟如两声长叹。全诗的声调与情愫的变化配合得天衣无缝，从而达到了“使人怆然易感”的效果。此则纪批指出诗歌的声调对表情述意的重要辅助作用，很有启发意义。
宋诗好发议论，历来为人诟病，苏、黄两人更成为后人批评的箭垛。但是纪昀对苏轼的说理诗却颇有好评，试看二例。《泗州僧伽塔》：“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则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纪昀对此诗有四则批语：“极力作摆脱语，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确是僧伽塔，不可移之别水神。”“又就自己伸一层，愈加满足。”“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简便之至。”（卷十八）指出此诗虽然包含议论，但风格清新、明白如话，又称赞其描写的精确以及内容的全面，又说全诗层次清晰以及结尾紧扣题旨，可谓赞扬备至。《和陶形赠影》全诗都是议论，纪批说：“本是理题，遂不嫌作理语，言固各有当也。”（卷四十）此评通情达理，是对此类苏诗的最准确的评价，也是对“以议论为诗”的宋诗风气的最公允的评说。
第三，纪昀评说苏诗时善于将不同的作品互相参照，我们不妨称之为“以苏证苏”。试看下例：苏轼早年在《凤翔八观·秦穆公墓》中咏及“三良”之事：“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到了晚年，诗人又作《和陶咏三良》说：“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两诗议论相反，宋人即已注意到，胡仔说：“余观东坡《秦穆公墓》诗意，全与《三良诗》意相反，盖是少年时议论如此。至其晚年，所见益高，此扬雄所以悔少作也。”[15](P3965)纪昀则评前诗曰：“纯寓与上官不合之感，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卷四）又评后诗曰：“与《凤翔八观诗》又别。诗人自写胸臆，托之论古，不妨各出意见。”（卷四十）我认为胡仔的意见是正确的，苏轼晚年的议论说理更加充分。但是纪昀的意见也值得重视，因为诗人托古抒感，毕竟不是作史论文章，不一定经过缜密的理论思考。苏轼的前一首诗作于嘉祐六年(1061)冬，此时诗人年方25岁，初赴凤翔签判任，也许是初入仕途对官场状态有所不满，也许是血气方刚持论过激，所以有此议论。纪昀所谓“与上官不合”可能出于误会，[16](P114)③但他把两首苏诗互相比勘，并指出诗人作诗论古“不妨各出意见”则是可取的。
《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肯矧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诗一笑君应闻。”纪批说：“《声画集》载此诗，自‘西望太白’以下为一首，而僧洪觉范《禁脔》谓此诗只一首，一韵七句方换韵，与旧本同。余按：确是一首。若作两首，一则短促收不住，一则突兀无头绪，两不成诗矣。查注作两首，误。”（卷三七）按此处纪昀已把道理说得十分透彻，但他还进一步用“以苏证苏”的方法来证实之。《夜梦》：“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馀，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纪批说：“前《题太白像》即此体。此体本之工部《大食刀歌》，观此益知前分二首之非。”（卷四一）这两首苏诗的结构确实十分相似，而后一首从内容上看不可能一分为二，以此证彼，则前者的论断更加有力，这是“以苏证苏”的良好效果。
四
纪昀其人，幼称神童，成人后名重一时，他自视甚高，即使对名震古今的苏轼也并不是五体投地式的崇拜。纪昀对苏诗的评点即是如此，他在总体上高度肯定苏诗的同时，对苏诗的缺点一一指摘，决无恕词。纪批对苏诗的指责有以下几类：
一是反对文字游戏。例如《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纪批说：“此种本是代柬，不以诗论。编次者失于沙汰，遂成瘢痏。”（卷十六）又如《走笔谢吕行甫惠子鱼》，纪批说：“此在当日只算代柬，原不以诗论。”（卷二八）《参寥惠杨梅》，纪批说：“此真恶札。摭一时打诨之作，编之集中，东坡受累多矣。”（卷三二）《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纪批说：“此种不宜入集，不得以王融藉口。王融诗先不应入集也。皮陆纷纷，更属雅人所弗道。”（卷二一）上述的前三例都是以诗代柬的应酬文字，第四例则是嘲戏谐谑之作，纪昀认为它们都是游戏文字，本不应入集，表面上是指责编集苏诗者，其实也是对苏轼喜欢以诗为戏的习气的不满。应该承认，过多的游戏笔墨确是苏诗的缺点，纪昀的指责是相当合理的。当然，纪昀有时持论过苛，比如他批评《洗儿戏作》说：“此种岂可入集？”（卷二二）按此诗原文为：“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苏轼被谪黄州时所作，此前他遭受了乌台诗案的无妄之灾，其原因之一即是才名太高，后来苏辙即说：“东坡何罪？烛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17]（卷下）所以苏轼回顾自己“我被聪明误一生”的经历，遂对着初生的婴儿大发感慨。此诗虽然出之以谐谑的口气，但字里行间充满了愤世嫉俗之意，实为饱含批判精神的好诗，纪昀对它的批评过于苛刻。
二是反对唱和、次韵。苏轼集中的次韵诗，多达三分之一，对此，后人多有批评，例如清人李重华说：“次韵一道，唐代极盛时，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陆始因难见巧，虽亦多勉强凑合处。宋则眉山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长篇押至数十韵者，特以示才气过人可耳。若李、杜二公当此，纵才气绰能为之，亦不屑以百万锐师，置之无用之地。”[18](P929)纪昀则针对某些具体的篇章，对苏诗的这个特点有所批评。纪昀虽然对苏诗的某些次韵诗颇有好评，例如《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是一首十韵的五古，纪批却说：“押韵自然，通体俱老洁。”（卷三一）又如《次韵僧潜见赠》是一首长达十四韵的七古，纪批却说：“一气涌出，毫无和韵之迹。”（卷十六）可见纪昀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次韵。但从总体上说，纪昀对苏轼的次韵诗是不满的，“趁韵”之类的评语常常见于纪批，例如《叶教授和溽字韵诗，复次韵为戏，记龙井之游》，纪批既指责“中有麀鹿伏”句说“‘伏’字趁韵”，又批评“宴坐天魔哭”句说“‘哭’字强押”，并总批此诗说：“多为韵脚所牵，支凑拉杂，不为佳作。”（卷三二）又如《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纪批说：“多为韵脚所牵，不甚自如。”（卷十七）合而观之，纪批对苏轼的次韵诗是贬多于褒的。
纪昀对苏诗的指摘也有过甚其词乃至是非颠倒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纪昀误解了苏轼的诗意，或因自己的认识有误而错攻苏诗。例如《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之一有句云：“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纪批说：“金龟换酒是贺监事，非李白。”（卷十五）按此联分别以苏武、李白之典以切苏轼与李公择之姓，本是苏诗中常见的用典手法，纪批认为“金龟换酒”是贺知章初见李白时的举止，并非李白本人所为，故苏诗不应用来指李白。其实李白诗中自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之句，[19](P179)苏轼当即用此典。诗中仅说“换酒”而无“金龟”二字，为何一定是指贺知章而言？纪批本属“增字解经”，却反而指责苏轼，实为无理。又如《张庖民挽词》有句云：“故自轻千户，何曾羡一囊？”纪批说：“不出‘钱’字，则‘一囊’何指？”（卷二四）其实南宋的施注已准确地指出：“《东方朔传》：侏儒长三尺有馀，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馀，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13](P1193)此联两句都是指俸禄而言，施注引东方朔事以解下句甚确。虽说此句中省去“粟”字颇近歇后语，但这在诗歌中也是常见的情况。纪昀误以为“一囊”之后只能缀以“钱”字，遂以此攻苏，实出误解。又如《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之二云：“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纪批说：“‘笑’字无着。”（卷二一）按此诗作于元丰四年(1081)，其时苏轼正在黄州贬所，心情抑郁。他深夜梦回，适见饥鼠爬上灯檠，遂发一笑。此句非常生动地写出了诗人百无聊赖的心理，而“笑”字正是句中必不可少之字，安得谓之“无着”？又如《岐亭五首》之四云：“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西邻椎瓮盎，醉倒猪与鸭。”纪批说：“岂有此理，语亦不雅。”（卷二三）按此诗所咏的是当时政府禁酒甚严，官差突入民家搜索私酒的情状，南宋的王注本注“西邻”句曰：“《汉书·赵广汉传》：守京兆尹，至霍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13](P1151)甚确。既然官差突入民家椎破酒瓮，当然酒流满地，所以猪鸭都被醉倒。苏诗用赵广汉之典描写官差严查私酒，极为精确，而“醉倒猪与鸭”句则既生动、诙谐又暗含讥讽之意，纪昀诘问“岂有此理”，实属无谓。又如《观大水望朝阳岩作》：“朝阳岩前不结庐，下眺江水百步馀。春泉溅溅出乳窦，青沙白石半污途。不到津头二三日，谁知江水涨天墟。遥望横流不敢济，岩口正有人罾鱼。”纪批说：“效杜吴体，未为高老。吴体拗折，非浑然天成不可。”（卷四四）按此诗平仄不谐，中间两联又绝不讲对仗，分明是一首古体诗，岂得谓之“吴体”？考杜甫集中的“吴体”，至少在对仗这一点上是具备七律的特征的，“吴体”即音调拗峭的律诗，纪昀先谬指苏诗为“效杜吴体”，再责备其“未为高老”，所言不确。上述诸例，都是纪昀误解苏诗所致，它们大多是纪昀偶然误记典故或读诗失察所致，一般只涉及对某些字句的理解，尚不足以影响对苏诗的全面评价。
第二类的情况远较第一类为严重，它们往往是由于纪昀的诗学观念与苏轼有异，从而以己律人，谬攻苏诗。例如《次韵答钱穆父，穆父以仆得汝阴，用杭越酬唱韵作诗见寄》云：“豪杰虽无两王继，风流犹有二欧存。”据苏轼自注，“两王”指王子直、王深父，“二欧”指欧阳叔弼、欧阳季默，他们都是苏轼的同时代人。纪昀对此深为不满：“竟用时人作对偶，此格始自香山，然终非正格。”（卷三三）其实用时人姓名作对，早在白居易之前就已有之，杜诗中即有“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之句，杜甫自注云：“朱、阮剑外相知。”[7](P559)而且即使杜、白诗中都没有“用时人对偶”，苏轼为何就不能自我作古？又如《发广州》的三、四两句：“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苏轼自注云：“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纪批说：“三四不佳，诗话称之，非是。”（卷三八）其实用“软饱”来形容饮酒，用“黑甜”来形容酣睡，非常生动，这正是民间俗语的创造性的体现，苏轼用之入诗，正是他的“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10](P354)的诗学观点的实践。与之相比，晚生700年的纪昀不免过于保守。又如《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云：“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施注云：“欧阳《归田录》：世俗传讹，惟祠庙之名尤甚。江南有大小孤山，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云：彭郎，小姑婿也。”[13](P846)应该说，这首苏诗新颖活泼，使全诗陡然生色的正是“小姑”、“彭郎”的民间传说和拟人手法。而纪批却说：“惟末二句佻而无味，遂似市井恶少语，殊非大雅所宜。”（卷十七）又如《杨康功有石状若醉道士，为赋此诗》全诗皆用比体写成，即生动又新颖，诚如查注所云：“《陵阳室中语》云：东坡作文如天花变现，初无根叶，不可揣测。如《醉石道士》诗，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假说，惟用二句收拾，此真千古绝调也。”[13](P1304)纪批却说：“终是野调，不入正格，不得循声赞叹。惟假说太多，所以反有传奇气。”（卷二六）凡此种种，都暴露了纪昀这位馆阁学者在诗学观念和审美意识上的保守性。纪昀以其比较保守的诗学观念来批评勇于创新的苏诗，难免会落入以“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尴尬境地。
有时，纪昀自视过高的傲慢态度也妨碍了他对苏诗作准确的评判。纪批时常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评论苏诗，例如《获果庄二十韵》，纪批说：“结处得讽论之体，若再浑融其词，使人咏叹而得之，则更佳耳。”（卷二九）又如《九月十五日迩英讲论语终篇……》，纪批说：“此处萦绕御书一笔原不费力，何不趁势一带，绾合作结乎？”（卷二九）虽说纪批所云也有一定道理，但在评论苏诗时竟想指点苏轼，毕竟欠妥。即使对于万口传诵的苏诗名篇如《题西林壁》，纪昀也持论甚苛：“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尚不取厌，以为高唱则未然。”（卷二三）《题西林壁》这样的好诗只得到“尚不取厌”的评语，纪昀作为评论家的姿态未免过于傲慢了。
纪批大多是独出心裁的，但是偶尔也有沿袭前人而未作说明的情形，例如《用前韵再和许朝奉》云：“邂逅陪车马，寻芳谢脁洲。凄凉望京国，得句仲宣楼。”纪批说：“‘邂逅’四句是隔句对法，唐人有此格。”（卷四六）此评甚确，然而宋人赵次公注早已指出：“凡诗四句，以第一句对第三句，以第二句对第四句，谓之扇对，盖出于白氏《金针》云。然至梅圣俞作《续金针》，乃引前人诗，有云‘昔时花下留连饮，暖日夭桃莺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别，淡烟衰草马频嘶’，以证其格。今此两联，即其格矣。”查注又补充说：“胡仔曰：杜少陵《哭郑少监》诗：‘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没潜夫。’则前此已有之，不始于白氏矣。”[13](P2281)在这种前提下，纪批对前人之注一字不提，似有掠美之嫌。不过这种情形在纪批中甚为罕见，或许是偶尔遗漏。
综上所述，纪昀对苏诗的评点确是具有极高学术水准和诗学价值的一种苏诗研究著作。纪昀以卓尔不群的见识和直言不讳的态度对苏诗进行评点，常常能做到探骊得珠，画龙点睛。纪批不但对苏诗的阐释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备独立的诗学理论价值，值得学界深入研究。毋须讳言，纪批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瑕不掩瑜，不足以影响其总体水平。叶燮在驳斥那些对杜诗“索其瑕疵而文致之”的人说：“今有人，其诗能一一无是累，而通体庸俗浅薄，无一善，亦安用有此诗哉？”[18](P595)我认为对于纪批苏诗这类批评著作，也可作如是观。正如卢坤所云，纪昀批书“如汉廷老吏，剖断精核，而适得事理之平。”[1](P671)纪批的最大特征和最大价值就在于其独到而深刻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有时难免片面乃至偏颇，但它远胜于那些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议论，因为深刻的见解常常是与片面或偏颇相伴随的。本文不避琐屑，对纪批苏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就是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对纪批的更多关注，从而更好地揭示其中蕴含的诗学理论价值。
注释：
①按：下文凡引纪批皆据此本，为免繁冗，仅在正文夹注卷数。
②按：此诗中一共用了七个张姓典故，详见拙文《论王荆公体》。
③按苏轼在凤翔任上与知府陈希亮有隙，纪批当指此而言，误。事实上苏轼的《凤翔八观》作于嘉祐六年，此时的知府为宋选，待苏轼甚厚。陈希亮代宋选任凤翔知府事在嘉祐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