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理学诗派”的文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特征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北宋中期以后，理学在逐渐发育、流布的历史进程中，它的众多命题与范畴在自身变化的同时，也历史性地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品格中，并在众多的文化形式上表现出来。由此而言，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文化范型意味和文化元典价值的问题，在踵继前贤的基础上“接着说”，无疑是具有相当价值的。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可知，自北宋中期开始，作为哲学范畴的理学逐渐渗透到作为文学艺术的诗歌，两者的结合形成了“理学诗”①，而伴随着“理学诗”的昌盛及成为范型的过程，众多的“理学诗”作者共同作用，便形成了“理学诗派”。仔细梳理研究现状可见，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此少有问津者。② 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对“理学诗派”也存有不少认识误区。本文打算就理学诗派的诗歌创作主题、诗境生成方式、诗格特征及其成因等问题展开论述，进而论及“理学诗派”的历史地位问题。
一 “理学诗派”的诗歌创作主题
既然北宋“五子”是“理学诗派”的重要代表，其诗歌奠定了“理学诗派”的主要范型，那么，对他们的诗歌进行分析，当对我们正确认识“理学诗派”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以邵雍、周敦颐、程颢诗作为例，对北宋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主题进行归纳。
邵雍存诗1500多首。其中，表达其性理主题的诗歌占多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明代朱国桢言并进而论及邵雍诗歌的“儒语”特征：“朱国桢《涌幢小品》曰：‘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是亦一说。”③ 这里，朱氏注意到邵雍诗歌的“儒语”特征，其实也就是指出了邵雍诗歌的内容，都与邵雍的理学体系中的认识论与实践论命题紧密相关。如其诗《乐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皇王帝伯由之生，天意不远人之情。飞走草木类既别，士农工商品自成。安得岁丰时长平，乐与万物同其荣。④
今人祝尚书引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以为此诗“是整个《皇极经世书》的一个缩影，也是邵雍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总的看法。从文学上说，这类所谓诗并没有诗的情韵意味”⑤，应该说，这首诗反映了邵雍的“乐”主题，某种程度上是理学家强调的“观天地间乐意”亦即是“仁”之内涵的精神，从这一角度来讲，这首诗是邵雍《皇极经世书》的某些内容的“缩影”当然可以，但如果说是其全部的“缩影”，则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至于说到这首诗缺乏“情韵意味”，恐怕就更有些问题，须知诗歌的“情韵意味”本来就是一个极有阐释空间的话题。不过，在邵雍诗歌中，多有以性理主题命名的诗篇，则是显而易见的。如《名利吟》、《言默吟》、《诚明吟》、《先几吟》、《思义吟》、《言语吟》、《安乐窝中自讼吟》、《天道吟》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诗篇的内容都以抒写理学命题为旨归。但邵雍诗歌中，抒发其有关理学主旨的诗篇，多数是因景、因事而作，特别是那些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中，以体验、察识有关性情之理而写作的诗篇，对后来诗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如因景而作的诗篇：《芳草吟》、《垂柳吟》、《春水吟》、《花月吟》《初夏吟》等；因事而作的诗篇，以及与人交往应酬的诗篇，如《放小鱼》、《听琴吟》、《谢开叔司封用无事无求得最多》、《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等，都是因事而及抒发性理的诗篇。可见，邵雍在其《击壤集序》中所言的八“因”之“观物”方法，与他诗歌的取材方式极有关联，正因如此，邵雍诗歌的内容，其实就是其理学内容的诗化表达。
周敦颐存诗28首。尽管数量较少，但在理学家看来，其中蕴含有极高的道德境界和理学情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诗文亦多精粹深密，有光风霁月之概，《朱子语类》谓：‘濓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又谓：‘濓溪清和。’《孔毅甫祭文》称：‘公年壮盛，玉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皆倾其气象。’可想、观此言，足以知其著作矣。”⑥ 四库馆臣引朱熹所评，来把周敦颐其人理学素养与政治才能等与其诗风联系一起讨论，确实抓住了周敦颐诗风的某些品格。周敦颐现存诗歌多以山水纪游为诗歌题材，其诗歌主旨包括：
抒写理学的“慎几”、“慎动”主题，强调“自掩”以为功。如其哲理诗《题门扉》：“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⑦ 诗篇以“门扉”为题，抒发自己的一些人生感受，强调“自掩”、“常关”，为应付外物的手段。“关”、“掩”为“静”态，这与周敦颐理学内容强调“慎动”、“知几”、“无欲”等为“去恶之大功”是一致的，可见，周敦颐以诗歌为传达理学命题的手段，从对外在事物的“物理”中通过体察来悟得“道”，这与当时邵雍、程颢等人的诗歌走的是同一路径。
强调守贫乐道，胸怀风月，独寻“乐”趣。如在其《题瀼溪书堂》诗中，周敦颐除了写庐山之田、书堂环境之外，重点突出了诗人书堂生活的惬意，以及安于贫困、不追求物欲的生活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向往“风月”的“乐道”胸襟。诗中着意突出的物象是“清”、“无尘”，风俗为“不欺”，堂中的生活为或语或默，或酒或琴，或书或枕。在诗中，人与物，堂与境，相处和谐，诗人的“乐道”与“处困”都因“无欲”而取得统一。从周敦颐的理学观来看，他特别重视“诚”为宇宙和人的性体仁体本源，“慎动”、“无欲”为“去恶”之大功，“体悟孔颜乐处”等，都在诗中得到反映。显然，诗中表达的诗旨，正是周敦颐理学伦理的诗化表达。
体现“观天地生意”的“万物一体”情怀，强调“仁”为天地之本、人之本。如其诗《题春晚》：“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⑧ 诗篇渲染花落夕阳下，于家园看昏鸦与渔樵一同共存的情景，诗中人面对此景心并不为所动，只是心如明镜一般，“照见”此一天地之境，显然，这一诗境与周敦颐理学中的“主静”、“寂然不动”命题是一致的，而“主静”、“寂然不动”等都是达到其主张的人类最高境界“人极”即“诚”的途径。诗中，夕阳物境、昏鸦傍林、人物闲吟、渔樵归家，组成一幅万物一体而生意盎然的图画，这就是周敦颐所体认的天体之“生生不息”的“仁德”，落实到人就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体”。
与周敦颐相同，程颢多用记游诗、写景诗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以及人生感悟。程颢存诗67首。在诗中，他所抒发的主题有：
天地万物一体。与周敦颐诗歌有所不同，以这一类理学主题为诗旨的诗歌，在程颢诗中多数又与其“乐意”主题结合在一起。如其《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⑨ 诗篇前二句写景，交代诗人在接近中午的时刻外出游玩，他描述了天地之间的风景与物况：云淡，风轻，花、柳成荫，诗人就在这春末夏初的季节中信步而行，感受着天地生意生生不已，感到自己与外在的气候、生物气息一致，身心与之打成一片，因此而有一种愉悦，这种感受显然脱离了一切的私欲与物欲，而把精神境界提升到察识宇宙万物的“生意”亦即天地万物之“仁”上来，显然，按照程颢的理学思想，这种“乐”也就是天地降临到人身上的“性”，由此而言，程颢诗中所乐的是识察天地万物与人的“本性”，对人来讲，所乐的是人的“仁”性，亦即“德”，这个“仁”性因于天地万物相沟通而具有了本体的意味。这种与物同体，和顺性定的理学主旨，成为程颢此诗的诗旨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所写的时间是中午，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写景多以拂晓与傍晚为多，因为人的情志容易为此际的景物所感，而生发出面对时空物变之际的强烈心绪体验，这一传统从曹操的《观沧海》起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诗歌范型，在程颢之前的唐宋诗人在写景抒情类型的诗歌中，也多取早、晚时空间的景物来作为反映情感的对象，像程颢这样取中午景物来抒发情志的诗篇，并不多见。显然，程颢通过中午生机茂盛的景物以抒发天地万物生生不已主题，无意间却突破了中国抒情诗歌中的取景传统，这正说明了理学性理诗对于诗歌诗境的新贡献。
“乐意”主题。程颢诗歌中，对理学重要命题“乐意”十分关注，他的诗歌在反映诸多理学主题中，要算对“乐意”主题最重视。总结而言，程颢诗篇中对“乐意”主题的抒写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安贫乐道之“乐”，如其诗《秋日偶成》：“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⑩ 诗篇抒写秋日登楼所感，由登楼而仰观俯察，思索人生兴废名利，抒发自己贫贱乐道、不以外物干扰内心因道而乐的情怀。显然，这里的“乐”是诗人对人生名利兴废都舍之如敝屣所致，只有“道”才是诗人的“乐”之所在。二是因定性而和乐。如其诗《晚春》：“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间几悲欢，况复多聚散。青阳变晚春，弱条成老干。不为时节惊，把酒欲谁劝。”诗篇抒写自己不以外物（光景、悲欢、聚散）、季节、盛衰变换而改变自己心境，表达了诗人的理学主张，即以为人的情感应该完全顺应事物的自然状态，情感应该顺延事物的来去，不以个人的利害而产生不宁的心境，达到这一境界，则人生自然呈现和乐之美。程颢反复强调的“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11)，“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12) 等，都是抒写心因“定性”而和乐的主题。三是天地生趣之乐。如其诗：“新蒲嫩柳满汀洲，春入渔舟一棹浮。云幕倒遮天外日，风帘轻扬竹间楼。望穷远岫微茫见，兴逐归槎汗漫游。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怜清泚向东流。”(13) 诗篇写景很有特点，蒲嫩柳满，云幕倒遮，山野苍茫，人在天地间漫游，心境和乐，与天地万物共有生机乐趣。反映这一主题的诗，往往又与“天地万物一体”主题的诗相交融，反映出程颢以与天地万物共融一体为乐趣。
可见，奠定“理学诗派”诗歌范型的北宋诸人，其诗歌都是以抒写其理学思理和理学命题为旨归，“理学”的诸多命题和范畴都成为其诗学的命题与范畴，举凡乐意主题、咏写天地万物一体的主题、强调仁为天地万物之本的主题等，这些诗歌主题都是理学命题和范畴的诗化表达。显然，这一诗歌创作主题的特性，为其诗歌带来了独特的诗境和审美意蕴，也为中国古代诗歌提供了道、艺并进的发展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文献表明，北宋五子之后，“理学诗派”诗人的诗作主题，又有了一些变化。如周行己，早年从程颐游，开永嘉学派之先，依《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其文章“明白淳实，粹然为儒者之言”，周行己虽学出程氏，但因其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李之仪、左誉诸人相唱和，因此其“诗文皆娴雅有法，尤讲学家所难能”(14)。考察周行己诗作可见，其诗歌主题并不以理学的心性存养为主，而更倾向于行健入世、用进舍藏、反身修己等原始儒学的传统，他的诗虽也有如北宋五子诗歌注重内修性体悟与践行的诗歌主题，但更多的是那种弘道励志、虽穷而志不坠的入世进取理想。对世移事迁而功业不遂的焦虑，对世态炎凉冷峻而深沉的感慨，往往构成了其诗的基调。如其诗《营居有感》，因鹊衔枯枝筑窝而起兴，生发出“人生结栋宇，斩木与诛茅。经营壮有室，耆艾尚勤劳”的深沉主题。与周行己诗歌创作主题的摄取取向相近，南宋杨时、许景衡、尹焞、张九成、吕祖谦、陆九渊、张栻、袁燮诸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主题也往往呈现出与其理学素养不尽一致的情况。
仔细想来，这种情况说明：一方面，两宋除了道统之外尚有诗统存在，诗歌咏物与写志的传统是如此强大，即使是学养深厚的理学家也往往不自觉地受到这一传统的左右，由此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其主题经常溢出理学的心性存养范畴与命题；另一方面，由于理学派别及众多的理学家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关注重心的不同，他们的诗歌主题也呈现出复杂性。北宋理学家因为对创作主体产生影响而在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迹象并不是特别明显，大量的诗人并没有在诗歌中表现出他们的理学思想，理学诗派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说明，整个北宋时期，士人们的道统、诗统观还主要按照各自的固有路径发展前进。这种情况一直到南宋以杨时、张栻、胡宏、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成为理学翘楚之后，才得以改观。
二 “理学诗派”诗歌的诗境生成方式
从宋代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自北宋晚期开始到南宋中后期，理学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精神内核，时人多受其浸润。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有的与理学家多有交往，如王炎、韩元吉与朱熹过从甚密；有的是理学家的门人，如黄幹、陈淳都曾向朱熹问学；有的本身就是理学家，如魏了翁、真得秀、杨万里等；有的与理学家或宗奉理学之士相与唱和，如袁说友与杨万里唱和，王阮与张孝祥唱和，赵蕃年过五十又从学于朱熹且与杨万里唱和等。受此影响，很多理学家或诗人的诗歌作品，都表现出理学家的哲思情感，抒写理学义理和理学范畴的诗歌主题，以及学习、追摹包括“邵康节”体在内的北宋五子的诗境建构方式，逐渐蔚成风气。如《四库全书总目》评陆九渊门人袁燮《絜斋集》：“大抵淳朴质直，不事雕绘，而真气流溢，颇近自然”(15)。这种诗风与“邵康节体”非常契合，具有理学诗的特征。又如陈淳《闲居杂咏三十二首》，组诗诗篇主旨全部是阐发理学的“三纲五常”道德伦理主题。诗句不讲究押韵、对偶、格律等形式方面的要求，也缺乏诗歌意趣情境，只不过是把理学范畴以诗句的形式表达而已。显然，这种诗歌创作形式，无论是在诗作主题上还是在诗歌内容、诗境构造方式上，都可以从“邵康节体”等理学诗派中找到源头。只不过陈淳在学习邵雍诗歌的基础上，更加脱离了诗歌特征，艺术上越发散文化了。
由上节对北宋“理学诗派”代表人物邵雍、周敦颐、程颢诗歌主题的分析可见，作为主要以理学内容为反映对象的诗体，“邵康节体”在诗境建构上的一大特色是，创作主体与道德实践主体合二为一，诗篇内容凸显、抒写的主题，是诗歌创作主体与道德实践主体的道德理性与认知理性相结合的、与内向性道德践行体验与识察有关的理学命题，因此，作为现实生活中道德主体的投射物，“邵康节体”呈现出因为维系人伦道德等形而上的道德伦理品格而具有的崇高与优美境界。周敦颐、程颢、张载等人的诗歌诗境构造，也与“邵康节”体相似，都与他们诗歌的主题紧密相关。可以说，因其表达诗歌主题的需要，北宋“理学诗派”代表人物的诗歌在构建其诗境时，主要是以理学命题中的理、意、趣为旨归，摄入到诗中的景物、景象，乃至构成诗中的情境与意境，都服从和服务于诗歌主题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理学诗派”诗歌的诗境构建方式，在继承北宋五子诗境构建方式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陈淳等人以“语录体”、“讲学体”鸣世而于诗境构建毫无可取姑且不论，朱熹等人的诗境构建方式就颇与北宋“理学诗”代表人物有异。如朱熹《次韵择之见路旁乱草有感》：“世间无处不阳春，道路何曾困得人。若向此中生厌斁，不知何处可安身。”诗篇因路旁乱草而起兴，因此而探究此中物理，得出了世间“无处不阳春”，“道路何曾困得人”的道理，由此，诗歌境界陡然提升到了普泛化的哲理层面，亦即境非境，人只要行健奋发，就能够物随心愿，路畅志得。这种诗境构造方式与邵雍那种纯粹抒写理学命题与范畴的诗篇有了距离，其突出特色是将人情、物态、世事、具体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内容，以实践主体的主观认识来感受、把握，从中绎出具有一定客观性的道理。显然，这种诗境构造方式，在思辨性、抽象性的层面上，较之邵雍、周敦颐等人的诗歌更加突出了议论性和说理性。又如其《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明是谈与读书有关的认识，却由塘水如镜起兴，以“天光云影”写尽塘水所涵蕴的无尽光景。转笔却重在追寻塘水的“清”之由，得出“源头活水”才是其原因。可见，因“理”而选景，因景而造境，是朱熹诗歌诗境构造的重要特色之一。
可见，“理学诗派”的诗歌诗境构造与表现手法方面的突出特点在于，为了体现道德伦理和道德追求目的，“理学诗派”诗人在创作诗篇时，往往特别注重以诗篇主旨来约束表现方法，具体说来就是以凸显性情之正为出发点，以悟道、求道为旨归，意之所适，情、境随之，强调以明理为本，诗情与诗意都以理学范畴与命题为旨归。这里的“境”、“情”，都已被置换为浸染着实践主体的道德伦理、道德判断和以儒学政治伦理框架的“境”、“情”，而非传统诗歌中发于自然，渗透着审美情趣和人生欲望的“境”、“情”，与传统诗歌尤其是唐诗那种情景交融来表现诗歌主旨，反映作者情怀的诗境构造方式迥异。如程颢的《偶成》诗，作者为了表现自己追求与万物一体的“乐意”，突出其乐为对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仁”界意趣，特别选择传统诗歌很少取景的“近午”，而对这一时空间景物的取择，又以专写其生极茂盛的花柳，以此而沟通了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与自己所体验到的“天地仁德”相统一，表达出自己的“乐意”所在，显然，这种取景方式与诗境构造方式，无形中就具有了道、艺贯通的特性。
“理学诗派”的诗歌审美意蕴基于这种诗境建构方式，而表现为独有的哲思意趣。其突出的表现，一是“理学诗派”的诗歌，因为着意抒写理学命题而具有崇高道德之美的诗境，由此就带来了这一类诗歌审美意蕴的重要特征：崇高与优美。无论是周敦颐诗歌抒发理学的“慎几”、“慎动”主题，强调“自掩”以为功的《题门扉》，表达自己“观天地生意”的“万物一体”情怀，强调“仁”为天地之本、人之本的《题春晚》；还是邵雍抒发自己贫贱乐道、不以外物干扰内心因道而乐的情怀的《秋日偶成》，抒发“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偶成》，诗篇都展示给我们一种道德主体静心向内追求道德自我完善而轻外在物欲人情的高致情怀，这种情怀往往给人一种脱俗、无尘的道德审美体验，从而外显为一种崇高美境。这种美境，显然是与“理学诗派”诗歌诗境的构建方式有联系。二是与万物为一体的自然意趣。抒发万物一体的自然意趣，在宋代以前已经存在。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等，主体与客体己然混为一体。不过，在“理学诗”之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诗境的建构类型，尚不多见。即使陶、韦等人的诗歌，也与朱熹等理学家的推扬紧密相关。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理学诗”所抒发的“自然万物一体”的诗境，其中所透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之前的诗歌所不太重视的。
这里，有必要提及王国维的诗境构造理论与邵雍诗境构造的不同。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说与邵雍的“以物观物”的“观物”说在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过，具体到诗歌表现方式而言，邵雍的“以物观物”所得的义理、规律，主要是通过诗歌创作主体在诗篇中体现出的强烈的主体色彩而表现出来，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则强调创作主体的情、意、趣等审美指向与诗中的景、境融合为一体。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16) 王国维在这里谈到的是词体的境界建构问题，但我们以之观察诗歌诗境的建构，亦未尝不可。从上边所引可以看出，王国维讲的“以物观物”等与邵雍的“观物”说极其相似。显然，邵雍使用“观物”的形式写诗而主要通过创作主体的意趣、议论来反映其诗作主旨，而不是主要沿着王国维所揭示的艺术规律来表达诗歌主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仔细想来，邵雍以“观物”的理学思理用来作为写诗的指南，诗歌成为其阐发性理的手段和工具，这固然是拓展了诗歌的功能，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也降低了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写作诗歌，自然就使诗歌失去了艺术的独立性和艺术特征。因此，邵雍诗歌多以创作主体的“现身说法”来阐明诗作主旨，也是自然的事情，他的诗歌由此也形成了创作主体与道德实践主体合二为一的独特诗境之美，并且，当他所追求的现实功利物欲服从于其道义理想时，诗篇由此而显示出一种道德的尊严和正义所带来的崇高之美，这种美学品格，恰恰是赵宋政权建立以来，所缺乏的。当然，邵雍诗歌中也有些诗篇达到了王国维所讲的“无我之境”的审美境界，如其《高竹八首》其三：“高竹碧相依，自能发余清。时时微风来，万叶同一声。道污得夷理，物虚含远情。阶前闲步人，意思何清平。”(17) 诗篇名为写竹，但其中蕴含着强烈的主体情志，竹与人共同构成了诗篇的诗境。不过整体而言，邵雍诗篇中，以这种方式表达其哲理思考的诗篇是比较少的。
三 “理学诗派”的诗格特征
“诗格”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范畴。从文献看来，唐代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传为白居易的《金针诗格》、崔氏《唐朝新定诗格》等，都有对诗格的相关说明。在此基础上，清代刘熙载在《诗概》中把“诗格”内容概括两点，颇为精辟：“品格之格”与“格式之格”，前者大致等同于今谓之诗歌风恪，以及诗歌创作者在诗中反映出来的境界、气度、精神等；后者大致等同于今谓之诗歌形式等。诗歌创作者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境界、气度、精神，大致可以从诗境构建与诗歌主题来加以认识，相关内容已如上述。这里主要从诗歌风格与诗歌形式来探讨“理学诗派”的诗格类型问题。
首先，从整体上对“理学诗派”诗人的诗作风格与诗歌形式进行分析，难度颇大，可供利用的文献不多。因此，将《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两宋“理学诗派”诗人的诗文风格，择要概括统计，当具重要意义。故列表如下：
虽然四库馆臣在对上述作者的诗作述评时因受其“知人论世”等标准的影响，其中不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体而言，从中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理学诗派”诗风的若干特征。综合《四库全书总目》对上述作者诗风的评价，主要指向于四种类型：
一是“质实”、“笃实”、“质朴”、“质俚”。主要包括刘安节、杨时、陈渊、袁燮、黄幹、刘宰、陈文蔚、刘克庄、阳坊、陈淳、陈著等人的诗歌创作。
二是“自然”、“畅达”、“坦荡”。主要包括许景衡、陈传良、度正、包恢等人的诗歌创作。
三是“高韵”、“高古”、“高雅”、“娴雅”、“恬淡”、“婉严”。主要包括陈襄、周行己、胡宏、赵蕃、王炎、朱松、林之奇等人的诗歌创作。
四是“闳肆”、“雄赡奔逸”、“踔厉纵横”。主要包括吕祖谦、薛季宣、叶适、史尧弼、汪莘等人的诗歌创作。
毋庸置疑，《四库全书总目》在对某些作品的评骘上确实存在问题。自上个世纪以来，余嘉锡、胡玉缙、崔富章、（台）龙诗尧、（台）庄清辉、黄爱平、杨武泉、周积明等，对此多有辨析。不过，瑕不掩瑜，《总目》的学术水准仍然是不容置疑的。总的看来，四库馆臣的上述判断，是比较符合“理学诗派”诗风实际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对很多“理学诗派”的代表性诗人没有评述。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杨万里等人，或本人就是理学家兼诗人，或本人受到理学的重要影响而在诗歌创作中有所表现，他们的诗风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是应该注意的。但尽管如此，四库馆臣对“理学诗派”的评价，还是指出了其诗歌风格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前三条可以划为一类，“质实”、“高古自然”与“高雅”等，都与理学家所重视的内省工夫、有道境界等分不开。但第四条，则明显是中国古代诗文评的传统，对“才力”、“才情”的评价是诗评者关注的重点。
仔细想来，“理学诗派”之所以形成上述诗风，应该与以下两个原因有直接的关系。其一，“理学诗派”的诗歌主题及其决定下的诗歌内容，是导致其诗歌外显为上述风格的直接原因，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其二，创作主体的心性存养体悟与认知的特征，与其诗风特点的形成，具有紧密的联系。比如说“质实”、“笃实”、“质朴”、“质俚”等诗歌风格，与创作主体笃于求道、强调苦修的所谓修为工夫相关。如黄幹诗“文章质直，不事雕饰，气体醇实”，这种诗风与黄幹本人学养与人格有关。清人黄祖望以为：“嘉定而后，足以广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素公其人与？”(18) 黄幹“自见文公后，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危坐，一倚或至达曙。”(19) 显然，黄幹为学之坚韧、笃行是与其诗风的“质直”相一致的。又如陈傅良，其“文密栗坚峭，自然高雅”，这种诗文风的形成，是建立在其学识素养以及人格基础上的。史载陈傅良“主敬集义之功得于（张）栻为多”，“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宋史》卷434）显然，理学家所重视的言行一致、慎独自讼等儒学修身传统，内在地沟通了作者学养与其诗风的联系。其三，“理学诗派”在重视道统的同时，也对诗统比较关注。关于这一点，留待后论。
除了四库全书上述评价外，宋人也在诗评中表露出他们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其中往往含有理学诗派诗人的诗风追求。典型的例子是自二程等人多用“气象”来作为理学命题阐发义理之后，“气象”便被当时及后来的诗人所重视。当理学思潮成为一种文化风气后，“气象”说便对南宋诗歌的诗风追求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朱熹评价韦应物诗歌具有“气象近道”的特征，影响极其深远：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因言：“《国史补》称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閤而坐。’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问：“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做不着处便倒塌了底。(20)
这里，所谓“道”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运作发展的规律和原则，此一原则就人伦而言，是“人道”，以“仁”为本，是仁义礼智；“道”又兼体用、合理气，是自然万物与人本身共有的最高的准则，既是本体，又是作用，既有通过认知而来的认知理性，又具备实践理性。“气象”既指自然万物的外在形态即具体事物的物象，又因为诗歌抒写自然万物，“气象”随之成为具有审美意蕴的诗论范畴。其中的“自在”是朱熹发展了程颐的命题而用来评诗，其意义具有顺其自然感受、“平易”说出、平坦顺遂、不着力等意思，显而易见，“自在”在这些特定的语境中，已经成为朱熹表达其事关心性存养的认知和践履的重要术语，它与理学所着意强调的“求做圣人”、“求道”、“存养”、“体认”等理学目标、修养途径、践履方法等都有联系。朱熹继承了其前辈儒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等人的观点，以为自然之“仁”表现为“生生不息”、“活泼泼地”之形态，具体对人来讲，便是“仁义礼知”，所谓“仁”包此四端，可见，朱熹所谓的“自在”，与理学精义“求做圣人”、体认“天地之心”紧密相关。整体而言，朱熹评韦诗“气象近道”，大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作为实践主体在诗歌里面，体现出了对自然万物的体察与认知态度，也就是说，朱熹以为韦应物在写诗过程中，在选择物象和表现意境、反映其由于物象、意境而表达出的感受时，韦应物是自然而然、不做作、顺着物象而表达其感情、构造其诗歌意境的；另外一个层面，朱熹以为，韦应物摄入其诗歌的物象，构造的意境和反映的感情，与儒学家所认同的“生生不息”、“活泼泼地”自然万物运行面貌，以及与人性中天生具有的“仁义礼知”关系密切，正是基于上述两点，朱熹才说韦诗“气象近道”。可见“气象”范畴因为沟通了理学与诗学，而在内涵上有深入开掘。与此相似，中国诗歌传统审美类型，如“淡”、“清”、“言意自在”、“多兴讽”等，都在思理上具有与理学命题的相通点。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是天才的创造，理论本身也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汲取前人丰富成果而产生的。与理学成为时代主流的文化风气相一致，南宋很多理学家及诗人之诗，都体现出“气象近道”的特征，朱熹本人的诗歌且不用说，杨万里的很多诗歌就体现出这一特征。有学者就指出：“杨万里曾作《和李天麟二首》诗，提出了‘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的观点。所谓‘透脱’，指经过对儒家经典的探索和日常生活的体验，一旦豁然省悟之后心胸的通达超逸，是一种不拘泥于世俗的见识、不沾滞于事物的行迹，活泛流转，无入而不得的境界”，(21) 杨万里的这种境界，其实就是“气象近道”境界。自理学诗派把理学范畴与理学家的哲思意趣摄之于诗，“气象”、“自然”等类成为诗学范畴并对诗歌诗境的建构发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从诗歌形式方面的艺术追求来看，“理学诗派”也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为了实现诗歌的“载道”功能而忽视诗歌在形式上的艺术要求。邵雍诗歌已经开启此一路法门，而到了南宋中后期，则更演变为“语录体”、“讲学体”等，对此，祝尚书先生考辨颇为精审。(22) 二是“理学诗派”的诗歌同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一样，也讲究押韵、用典、平仄等规范。这一点，无论早期“理学诗派”周敦颐、程颢等人，还是后期朱熹等人，都是认同的。对于“理学诗派”诗歌创作的评价，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理学诗派诗人很多同时服膺“文章之士”如欧、苏、黄等人的创作成就之外，还有诗统独立于道统而存在的历史实际。谢桃坊、祝尚书等先生对“理学诗派”的评价，似乎对此认识不足，从而对“理学诗派”在诗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评价失于偏颇，这是应该注意的。关于这一点，将于后文中作具体分析。
要之，“理学诗派”的诗风追求其贡献在于，把理学命题和理学旨趣引入到诗歌创作和诗学批评中，这就导致了诗歌风格追求方面的新变化。为了表现理学主题，表达创作主体的理学主张和深刻的道德体验，除了传统的取景以抒情之外，依靠议论来说理来表达诗旨，较之写景来得更加直接，这就使宋诗以议论来说理的表现手段在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开辟草莱的基础上更加前进了一步，由此导致了南宋盛行不衰的“语录体”、“讲学体”、“浅俗体”等诗体的产生；代表唐诗胜境的情景交融、情由景生因性理诗的影响而一变为因意裁景，诗作中所表达的情与景往往产生脱离，宋诗的情致性减退而哲理性加强，后人批评的宋诗“味同嚼蜡”特征，不能不说与“理学诗派”有一定的关系。
四 “理学诗派”的文学史地位
除了某些理学家高扬道统，把诗歌看作是“末事”之外，在南宋时期尚有不少“理学诗”派诗人也对“诗统”非常重视。这一传统即使在“理学诗”派风行之际，亦是势头不减。众所周知，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体”诗歌范型，以及包括黄庭坚在内的“江西诗派”，对南宋诗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也作用于“理学诗派”中的众多诗人。如王阮，少从朱熹学，又学于张孝祥，刘克庄评其诗高处逼近韩驹、曾几，《四库全书总目》追溯了韩、曾、张祖法苏、黄的诗学渊源后，评价王阮诗歌时就指出：“今观阮诗，于两派（苏、黄）之间各得一体”(23)，可见王阮诗作渊源有自，诗统授受明晰。又如赵蕃，“本词人，晚乃讲学，其究也仍以诗传”，《诗人玉屑》录其评陈师道《寄外舅》诗“全篇之似杜者”(24)。则赵蕃颇类韩愈、欧阳修等“以文入道”。上述文献，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自北宋二程以来理学家所断定的“文以害道”、“作文甚害事”，并非是全部理学家的诗学主张。由此而言，对“理学诗派”持否定态度者，多举一些理学家的“害道”、“害事”等诗学观来展开论述，造成其局限性可能是因为，一些研究者对很多“理学诗派”诗人在推崇道统的同时也重视诗统这一历史事实有所忽略。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理学诗派”中的众多理学家及诗人，也在发展理学、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把包括继承诗统在内的有关认识与体悟也纳入到理学体系中来，从而修正了北宋“理学诗”代表人物对于诗歌与诗统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对于诗歌独立性地位的认识。如《诗人玉屑》在“诗法第二”中，引用了不少朱熹论诗的文献，全书达到了28条之多。这说明，理学家的若干诗歌主张对于引领诗歌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又如，朱熹在其哲学性著作《朱子语类》中，专门论述诗歌发展历史、历代诗人诗风特征的文字也占到了很大比例。可见，朱熹本人尽管以探求理学的心性存养问题为其理论重心，但他对诗歌的诗统问题也相当关注，因此他才会在涉及文道关系时指责“作诗害道”，而在评诗时又极为推崇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诗文。实际上，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深层原因，在于作为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道统与文统的本质属性是不一样的。因此，“理学诗派”诗人欲以“理学”的道统取规范作为文学的“诗统”，就必然导致在其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中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性。由此而言，“理学诗派”的发展运化轨迹，其实是早就被包括理学家和受理学影响的诗人组成的诗歌创作主体的道统文统观所决定了的。显然，“理学诗派”的历史地位及其诗学史价值，便以先验的方式为以下三种模式所决定：
第一，“理学诗派”诗人过于重视道统而对文统有所忽视。此一路径自北宋邵雍、二程等人已经开启端绪。到了南宋，《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众多“理学诗派”诗人，如刘安节、陈渊、袁燮、黄幹、刘宰、陈文蔚、刘克庄、阳坊、陈淳、陈著等人的诗歌，具有“质实”、“笃实”、“质朴”、“质俚”等特征，以及南宋中后期诗坛上形成的“语录体”、“讲学体”、“俗体”等，都与诗人过于重视道统而忽视文统有关。祝尚书先生关于“理学诗派”的研究，关注的文献视野基本上不出这一方面。
第二，“理学诗派”诗人过于重视文统而对道统有所忽视。相对来讲，“理学诗派”诗人过于重视文统而轻视道统的情况较为少见，但也存在。如杨时，在其诗歌中就很少表现出“理学诗派”诗人过于关注理学的命题和范畴的倾向，反之多抒写那些与一般士人没有什么差异的情怀，感时悲秋、功业不遂、潦倒穷愁等思想，在其诗中所占比例不少。又如与朱熹交往非常密切的杨万里，《四库全书总目》重在评论其文学成就与人品，而对其理学素养关注甚少。实际上，杨万里与朱熹等理学家交往密切，写有《心学论》等理学著作。但整体而言，杨万里主要是以文学而受到时人及后人的关注。显然，文统意识与文学创作，才是杨万里所关注的重心所在。
第三，“理学诗派”诗人努力调和道统诗统关系而不偏颇，走适中的路线。南宋“理学诗派”的一些创作者，往往兼具理学家与诗人于一体，探讨心性之理、践行存养常常与交游吟唱相伴随，成为其个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一些人便试图以中和的思维路径来统合这属性不同的两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朱熹之外，如吕祖谦，“其文辞闳肆辨博，凌厉无前”，被认为是“诸体虽豪迈俊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25) 当然，要想以适中路径统合道统与诗统，需要创作个体在这两方面具有极为高明的诗学学养和理学素养。就两宋来看，极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微拓展一下标准，倒是那些不拘门派、学问庞杂而思想比较通脱的诗人，反而比“理学诗派”中的大多数理学诗人做得更好、如北宋黄庭坚，具有深厚的理学素养，他在以诗求道的同时，又充分注意到发挥诗歌这一文体的表现长处，表现为抒写心性存养的践履与体验感受、思想与认知，与充分发挥诗歌的抒情性相交融，因而思理深刻，情感动人，情景相生，摇曳生姿。从创作主体来讲，则表现为敦厚欢愉、中和自然的气象，从创作客体来讲，则外显为自然老成境界。黄庭坚试图适中地调适道统与文统的关系，由此造成的结果，便外显为他对于诗歌艺术技巧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化的独特解决方式，最终造成了山谷诗歌重视“法度”与“无法”、“奇崛拗硬”与“自然简远”等诗学体系上的矛盾统一。(26)
由上可以进而谈及“理学诗派”的历史地位问题。无可否认，“理学诗派”诗人对道统文统的统合努力，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一种历史存在。当我们评价这一诗派的历史贡献及其地位问题时，就应该立足于这一历史实际。如果我们拓展视野，对西方哲学界一直试图解决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关系问题，从而找到价值界与自然界的合一标准与途径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立刻察知宋儒心性之学所体现出的知识含量与极高明的圆融智慧。近代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费尽心力进行沟通的，这一努力直到其晚年才初窥门径。康德的努力，岂不是与“理学诗派”不谋而合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理学诗派”的历史贡献，恰在无意之间，打开了一道通向高明哲思的世界本源之门。
如果说,“理学诗派”以审美而沟通自然界与价值界的探索看作是其文化哲学层面上的贡献的话，那么，那些创作较为成功的理学诗，就因其独特的诗境构建方式、聚焦于哲思意趣的诗歌主题与具有自身特点的诗格追求特征，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道亮丽风景。“理学诗派”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审美类型，拓展了中国古代文人诗的哲思深度，从而具有了独特的诗史地位。至于说“理学诗派”因其流弊而发展、衍育出不讲押韵、格律、用典，缺少诗情与诗意的“讲学体”、“语录体”等“俗体”，只能说是“理学诗派”发展的一个方向和分支，也可以说是“理学诗派”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个弊端，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事物一样，不能因其某一部分而否定其整体、本质。显然，某些学者从整体上对“理学诗派”持否定态度，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① 参见拙文：《两宋“理学诗”概念辨析》，待刊稿。
②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肆），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等，都没有提及“理学诗”。刘扬忠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在上编第1章附录提及“宋代理学诗”，只用了800多字，该书中编第6章第1节“宋诗与理学”全文没有使用“理学诗”这一概念。研究论文也只有谢桃坊、祝尚书等几位先生的文章。
③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3页。
④ 邵雍：《击壤集》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册，第4553页。
⑤ 祝尚书：《论“击壤派”》，《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⑥ 周敦颐：《周元公集·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页。
⑦ 《周元公集》卷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⑧ 《周元公集》卷2。
⑨ 《二程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⑩ 《二程文集》卷1。
(11) 《二程文集》卷1。
(12) 《二程文集》卷1。
(13) 《二程文集》卷1。
(14) 《四库全书总目》，第1341页。
(15) 《四库全书总目》，第1377页。
(16)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
(17) 邵雍：《击壤集》卷1。
(18) 《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20页。
(19) 《宋元学案·勉斋学案》，第2020页。
(20) 《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
(21) 刘扬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22) 参看祝尚书：《论“击壤派”》，《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23) 《四库全书总目》卷160，第1374页。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160，第1377页。
(25) 《四库全书总目》卷160，第1370页。
(26) 参见拙文：《黄庭坚统摄心性存养与诗歌艺术的方法及其诗学价值》，《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冬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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