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时期的政策利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利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1-0046-04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迅速，而经济增长点主要生成于政策的调整和产业扩张。对企业来讲，赚取的主要是政策利润。政策利润的赚取产生了我国富裕群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买方市场的形成，赚取政策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前景看淡，而企业、行业分割平均利润的市场法则逐渐显示其作用。这就要求转轨型经济适应这种市场发展的变化，盈利行为由政策驱动行为走向法律规范行为，由短期的暴利牟取转变为长期的利润分割。研究我国的政策利润和富裕群体，对我们调整倾斜政策和明确对有产阶层的态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转型时期政策利润的提出
尽可能多地赚钱或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动机和目的，这一假定接近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企业的情况。所以，利润的来源对企业的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正常利润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它是企业家愿意从事企业经营所获得的均衡收入。由此我们可以把正常利润作为企业生存的条件。真正引导企业得到发展的是超额利润。超额利润是指超过正常利润以上的那部分收益。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超额利润主要来源于创新、风险和垄断三个方面，而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由于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产生出新的超额利润源泉，我们把它称之为政策利润。
政策利润是指通过政府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的推行而使一些企业获得特殊机会所赚取的优厚利润。政策利润有以下特征：
第一，政策利润是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对微观经济的最直接的利润赋予，是政治对经济作用的最集中表现。政策利润只能生成于政治领域而后让渡给经济实体，这是政策利润的政府让渡特征。这一特征是产生现代经济金权交易的根源。
第二，政策利润区别于其它利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存在于资本的增值中，而且可以大量产生于社会资产存量的再分配过程中。这是政策利润的资产重组特征。这一特征使政策利润往往超额到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一点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尤为突出。
第三，政策利润是不公平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结果，由此形成某些企业可以获得先入某一领域或某一环境进行经营的机会，这是政策利润的机会先占特征。这一特征是由政府政策准入和经济领域对不同对象开放引发的，是政策利润最普遍的表现形式。
政策利润产生于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的加强时期，也产生于干预的减弱时期，也就是在社会转型的时期，政策利润的总量最大。
在市场竞争较为完全的经济体制下，转型时期政策利润不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它会在短期内发挥对经济周期调节的杠杆作用。在西方经济转型过程中，如凯恩斯革命——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及撒切尔夫人推动的私有化浪潮时期，政策利润有所产生，成为其它利润的补充。
在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社会环境下，转型时期的政策利润便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利润，这在东亚经济模式发展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日本和韩国两国以产业倾斜政策和政策金融方式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大企业集中，而日韩企业家经营理念里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注意与政府关系的协调，其主要目标就是追求政策利润。这既造成了东亚以政府和大企业为主导的经济腾飞，同时也产生金权交易下暴富阶层的形成，亦是形成东亚经济当前大调整的根源。
由于政府让渡政策利润特征的存在，政府便成了企业追求利润的对象。当政策利润扩大时，会使企业把主要的经营目标放在优惠政策的获得和使用上面，从而相应地淡化了对其它利润的追求。从社会整体看，企业家成为政治家，产生企业家的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承担风险能力严重损失，从而最终虽然个别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但却导致了整个企业界严重依赖政府的“软骨症”，其自身失去生存与发展能力。社会资产投入被大量损耗在政治领域，必然产生东亚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因此，在各国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政策成本的核算与政策利润对企业行为的扭曲。降低政策利润水平和缩小其存在范围，使企业主要以组合创新和风险承担来实现其超额利润，这应成为当前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我国转型时期的政策利润和富裕群体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改革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渐进性、渗透性特色。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再发展到城市；先从设立经济特区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沿海地区，进而辐射到内地；先从发展乡镇、个体、私营和“三资”经济开始，当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后，再将其引入国有经济领域；先从微观经济开始改革，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进而推动计划、财政、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改革的每一步都是靠政策推进的，政策利润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开放的，由此形成我国主体不同的政策利润和不同时期的富裕群体。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人们对土地、企业、生产组织的依附关系较为严重。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当时农业这个弱质基础产业受到重视，获得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保障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扶持家庭副业发展，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等。这些政策的出台，首先实现了农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激活了农民积累个人财富的热情，使他们在中国计划经济的框架下获得进入市场经济的机会先占政策利润。一些农民通过种植、养殖、长途贩运、小商品加工、进城承包工程等几种渠道，靠党的好政策大赚其利，发展起我国乡镇企业和农副庄园，成为中国的农村富裕群体。
中国城市的改革是首先从就业政策开始的，庞大的城市新生劳动力突破了计划经济涵盖，开始了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这些人大部分是通过配套加工业与商业起家的。由此发展起了中国计划外的街区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这是中国体制外的富裕群体。
靠政策利润积累财富的还有“三资”企业。开放之初，我国为了吸引外资，给外商许多优惠政策，如土地低价转让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享受进出口权政策、许多产业逐步降低门槛和敞开大门政策等。大量的外商和假外商利用政府让渡造成的政策机会与政策利润而大发其财，产生了我国买办富裕群体。
中国最大的政策利润是过渡性经济的双轨制政策所形成的利润。在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条件下，中国实行了物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时并存的双轨价格政策，这就使钢材、木材、水泥、煤炭、车皮、化肥、粮食、白糖、外汇等成了倒卖对象。尤其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银行贷款资金成了我国最大的倒卖对象。我国银行贷款实行的官方利率与事实存在的市场利率一般差额为10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的资金按官方利率贷出来，再按市场利率倒给企业，就能获得巨额利润。双轨制是我国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最大政府让渡特征的政策利润，由此也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倒卖富裕群体。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虽然步履蹒跚，但由此却生成我国赚取政策利润的体制内富裕群体。首先是企业承包，部分公有财产私用现象产生；接着是国有企业投资即成内部人控制的利润，造成国有财产的流失；当今是企业低价转让现象极为普遍，这是政策利润资产重组特征最突出的表现。
中国股票、房地产、期货的炒作也使一些人致富。炒作利润一般是风险利润。但由于我国股市、土地等炒作受政策影响较大，如公司上市政策和北海、海口等土地批租政策，这就使我国的炒作利润具有政策利润的各种特征。炒作富裕群体的大多数也是政策利润的赚取者。
三、清理政策利润，扩大投资主体
中国的富裕群体产生于转型时期的政策利润，而政策利润作用于不同的经济主体使我们完成了一定的政策目标，发展了弱质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转型，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政策利润的存在和富裕群体的产生是转型时期的历史必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即经济转型目标逐步完成，各种类型经济主体赚取不同政策利润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和市场规则复杂化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因此我们已经有必要清理各种政策利润，以实现各经济主体的无差别化，使之在公平的环境下平等竞争。
清理政策利润的重点应放到经济主体差别待遇上。过去，我国的市场竞争，不仅仅是企业竞争、产品竞争，中国的经济竞争在政治观念的作用下本身包含了所有制的竞争，由此产生的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政策，造成了不同主体的不同政策利润。由于企业的趋利性质，各企业都要充分享受不同的政策利润，这就造成了我国假合资等假洋鬼子的出现、私营经济戴红帽子的问题、各类企业争仿国有企业以各种理由不还贷款问题等等。
市场经济要求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对不同的经济主体形式实行同样政策，以避免不同的政策利润的产生。近两年，考虑到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太多，使中国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因而提出对外商要实行“国民待遇”政策，清理了一些外商享有的政策利润。现在我们看到，过去对我国私营企业不但没有优惠，反而实行某些歧视政策，突出表现在贷款、股票上市、外贸和金融领域准入等政策方面。我们认识到外资企业与本国私营企业在完成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同处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对外商实行政策让利的同时却对私营企业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见我国私营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实属不易。因此，我们对当前中国六大富裕群体大可不必责其为暴富者而大犯红眼病，而是要为其投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使其与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共同分割市场经济的平均利润。
政策利润虽有其资产重组特征，造成社会财富向一部分人手中集中，但不能以此成为在经济转型完成后，实行社会资产再分配的理由。政策利润的政府让渡特征使我们认识到，政治领域的反腐败要尽量不扩散到经济领域。相反，只有经济领域的自由开放，才能给予私人资金投资社会、回归社会的机会。由于我国现今没有明确的保护私有财富的法律，造成我国富裕群体畸形消费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是拥有财产的巨大不安全感的反映。因此，我们现今必须打破资产所有者的身份界线，清理优惠政策，缩小政策利润，实现不同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社会投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富裕群众不仅不会成为资本的消费者和资金的携逃者，反而会成为社会投资者和企业的创新者。只有扩大投资主体，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
收稿日期：200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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