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一个百年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论文,之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同清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剧烈震动等，都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关注的话题。
1.起源：“义和团，起山东”吗？
义和团起源研究关系这一事件的历史成因、时代背景和运动发展的轨迹。这项研究面临的问题多、难度大，被史学界看成是义和团史研究中的“攻坚战”。
地域起源：多年以来，“义和团，起山东”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近年的研究有两点突破：(1)起源于直隶、山东两省交界。戚其章提出赵三多领导的“梨园屯起义实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路遥更明确地提出，义和团中最主要的一支——义和拳运动发端于山东冠县十八村和直隶威县沙柳寨一带。(2)起源于直隶、山东两省。林华国支持上述观点并进一步论证了直、东两省的义和拳在赵三多起义后处于平行发展状态，因此在运动的初起阶段，“直隶省所处地位与山东省大体相当”。
称谓起源：称谓是团体行动和理想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兴起的自身逻辑及其与清王朝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廖一中等人的《义和团运动史》及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下卷，均持此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讨论修正了以上认识。冯士钵、陈贵宗等根据档案史料，认为义和团的称谓在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之前的1898年已经出现。林华国经过详细考证，排除了毓贤“改名”说的可能性。他认为“改名”确系发生在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期间，但这是由朱红灯的义和拳自己改的，改名的时间是在1899年10月11日拳民与官兵发生杠子李庄战斗之后和同月18日森罗殿战斗之前的几天内。
2.口号和社会心态：“扶清灭洋”扶的是清王朝还是大清国？
50-60年代的许多研究者已经论及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毛健予、陆景琪、李时岳和李俊虎等还有专文论及。毛健予等多数学者肯定了这一口号的策略性质及其对于政治动员的积极意义，李时岳则提出这一口号有欺骗团民的负面作用。80年代初，史学界对于以往过高评价义和团直至“文化大革命”神化义和团的反思，是从口号讨论开始的。这次讨论和几乎是同时开展的关于义和团的主导意识是否为“封建蒙昧主义”的讨论，几乎牵动了当时史学界的几代人。口号讨论的焦点是对于“扶清”的评估。一些学者支持李时岳，认为这个口号反映了小生产者在时代和阶级上的局限性。另一些学者则坚持口号的策略意义。陈振江对于“策略”观念的论述及其他新见，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文海则进一步指出，上述的否定和肯定，其立论出发点都认为“扶清”的“清”是指清王朝，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义和团的意向是扶持“大清国”（即中国）。在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的辛亥革命之前，义和团这一将国家和朝廷相互混杂的认识，包含爱国主义的内容。
3.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大发展是“慈禧鼓励”的结果吗？
这个议题，涉及民众与国家、地方与中央、乃至中国与国际等多层领域中的复杂关系，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
(1)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初期政策，或者说，底层民众是顺应还是违背了清廷的意向而动员起来的。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清政府较早就倾向于“招抚”义和团，并对其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戴玄之进而认为义和团的大发展是“慈禧鼓励”的结果。李文海和林敦奎考察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及其所导致的统治集团内部政策应对的含糊和混乱，认为这一时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但没有成功。林华国则认为清王朝的中央和地方政权对义和团的基本政策都是压制而非“支持”或“纵容”，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清廷之间的矛盾的扩展，以及直、东两省在举措上的歧异，才使这项政策在实施时松紧无定，不可能将四处迸发的民众抗争扼杀于初始时期。后两种观点，都强调了义和团是在民族危机尖锐化和政治——社会格局复杂化所造成的权力空隙中壮大起来的。
(2)义和团为什么能够大举进入北京？或者说，是清中枢的派系斗争吸引了义和团，还是当时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社会矛盾推出了历代农民战争中这一绝无仅有的场景？有的学者认为西太后及其党羽为了废帝立储，要利用人民的反帝意愿，所以准许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有的学者进而认为这一举措使进京的团众成为“党祸之战”的工具。也有的学者指出，这是由于京津附近团民势力迅速壮大，清王朝无力或不敢拒绝其进入京师。近年来林华国提出了一种新见解：义和团四处蜂起，又自发分散，他们的综合作战能力远不如清军，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加大，特别是驻京公使调动国际部队进京的举措，进一步引起了清廷内部的混乱和对外政策的反弹，从而为大批团民在几天之内涌进帝都提供了时机。
4.历史地位：反帝爱国的正面定位是否经得起检验？
“文化大革命”之前史学界对于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面定位是一致的，但在“史学革命”观念的支配下，也出现过不少描述上的美化和评判上的简单化倾向。第一次对这个论题提出质疑的王致中。他对义和团的意识、行为及其同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作了全方位的批评，其中最尖锐的一个话题是指责团民们“奉旨造反”，用暴力横扫西方文明。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有些人不同程度地赞成，更多的人则表示异议。在规模颇大的讨论中，孙祚民从历史认识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出发，认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虽然属于一种蒙昧落后的表现，但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从理论和史实的结合上，对义和团的排外作了详尽分析的是陈振江的《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和朱安东、张海鹏、刘建一合作的《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后者认为，排外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毁坏了一些机器、商品等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工业产品；但它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的要求和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而被这种排外主义所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是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
义和团的历史早已逝去，但后人对这段历史的体味和认识却不会穷尽。一切经得起史实和时间检验的成果，都会帮助我们从这个旧课题中摄取新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