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动与经济运行的双约束型特征：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问题的思考（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运行论文,变动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特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结构变动与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结构变动是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时期内作用于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经济运行则是结构变动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运行及其具有的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结构变动的基本方向和频率。近年来经济学界关于“中国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问题的争论，其实是我国现阶段结构变动与经济运行之间协调性问题加剧的理论反映。
一
在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多国模型的标准解式中，人均收入由140美元增加至2100美元期间，被看作是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间需求份额的增加成为制造业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中间需求的增加，则是由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所引起的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进而导致最终产品生产中的中间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与此同时，社会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间关联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即社会生产结构“迂回”程度增大，生产过程的再加工程度不断深化（注：H·钱纳里等．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56—78。）。
钱纳里等人强调，原来的那种认为工业化主要源于恩格尔效应的观点应该作重大修正。因为在这个阶段，推动制造业份额增加的主要动力来自中间需求份额的增长。在产业发展中，重化工业产品被看作是制造业内部中间需求的主体部分（注：按照日本标准产业分类，重化工业包括化学工业、石油冶炼、煤炭、一般机械、钢铁、非铁金属、金属制品、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武器等。国内有的学者曾将我国29个制造业中的化学工业、石油冶炼、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机械工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及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等9大类别，划分为重化工业和资本品产业。参见殷醒民．制造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发展——中国1978—1998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71。）。因此，中间需求份额快速增长的阶段，实际上也就是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当一国或地区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出现中间需求份额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制造业份额增加的主要因素时，则意味着该国或地区的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更确切地表述是，中间需求部分的增加是重化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表现，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结构变动的基本构成和必经阶段。
总体上看，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基本验证了工业化发展中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见表1）。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91年的24.5％下降至2003年的14.6％。同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没有明显的变化，一直在30％～35％的区间变动；就业结构的变动比较明显。与1991年比较，2004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近17个百分点，说明199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速度逐渐加快；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变化不大，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判断：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已经饱和，基本上不再具备进一步扩大就业规模的潜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的上升幅度虽然明显，但低于预期水平。在此期间，城市化发展水平迅速提升，与1991年相比，2004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上升近15个百分点。
表1 1991～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城乡人口结构（％）
产值结构
就业结构城乡人口结构
(城市化水平)
年份 第一 第二 第三第一 第二
第三 城市乡村
产业 产业 产业产业 产业
产业 人口人口
1991 24.5 42.1 33.459.7 21.24 18.90 26.94
73.06
1995 20.5 48.8 30.752.2 23.00 24.80 29.04
70.96
2000 16.4 50.2 33.450.0 22.50 27.50 36.22
63.78
2001 15.8 50.1 34.150.0 22.30 27.70 37.66
62.34
2002 15.3 50.4 34.350.0 21.40 28.60 39.09
60.91
2003 14.6 52.2 33.249.1 21.60 29.30 40.53
59.47
2004// / 46.9 22.50 30.60 41.76
58.24
注：1.1990年以后数据是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1981年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2.乡村总人口是指除城镇人口以外的人口。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年2002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3.总人口和城镇人口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中经网数据中心整理。[2005年5月13日]。
不过，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基本处于一直上升的态势，2003年达到52.2％，依据近年来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至少在2004年还不会出现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拐点。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现阶段，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为什么仍然持续上升并居高不下，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动的主要构成，也是判别工业化实际进程的一个基本依据。笔者依据1985～2002年期间制造业各主要行业总产值、增加值的构成比重及其年均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将制造业中的33个划分为A、B、C、D四个组类（见表2）：
表2 1985～2002年制造业主要工业行业总产值、净产值构成比重及其净产值年均增长（％）
1985年
1990年 2002年1985～2002年 1990～2002年
总产值
总产值
增加值
总产值
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年均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煤炭采选业
2.30 2.45 3.101.79 2.79
14.4715.7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9 2.30 4.092.49 5.87
17.5320.6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20 0.20 0.250.20 0.26
15.1817.3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40 0.55 0.730.42 0.46
8.55 12.32
非金属矿采选业
0.60 0.70 1.100.38 0.43
9.32 8.33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0.50 0.50 1.000.10 0.17
3.27 4.35
食品加工制造业
7.60 10.30 4.006.09 5.05
18.1519.28
饮料制造业
1.60 2.00 2.301.80 2.15
16.9116.33
烟草加工业
2.10 2.70 5.801.84 4.12
15.4913.49
纺织业
13.9012.26 9.705.75 4.76
6.64 10.03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 2.40 2.20 1.982.63 2.26
17.1718.14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0.90 1.06 0.881.63 1.39
19.5621.28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0.70 0.55 0.470.75 0.65
15.9219.97
家具制造业
0.60 0.44 0.430.47 0.42
13.9616.74
造纸及纸制品业
1.80 2.08 1.831.88 1.73
16.1116.24
印刷业
1.10 0.93 0.970.75 0.85
14.4415.5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50 0.48 0.500.71 0.62
17.3418.89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2.80 2.69 2.554.32 3.04
13.6817.85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6.60 7.98 7.766.52 5.65
15.218.07
医药制造业
1.70 1.91 1.842.15 2.53
20.2419.9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20 1.46 1.511.01 0.75
13.2614.30
橡胶制品业
1.70 1.52 1.500.93 0.89
11.3811.78
塑料制品业
1.90 1.87 1.632.25 1.96
18.0118.5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50 4.77 5.384.11 4.14
13.2614.3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20 6.95 6.175.86 5.45
14.8615.6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20 2.73 1.932.35 1.90
15.9116.70
金属制品业
2.80 2.80 2.772.97 2.55
15.2016.04
机械制造业
11.108.96 9.506.37 5.86
11.1312.8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30 3.82 3.687.55 6.60
18.5022.6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40 4.26 4.125.54 4.80
16.8718.34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3.50 3.13 2.8710.19 7.64
22.7026.77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0.90 0.59 0.790.98 0.81
13.7617.11
电力蒸气热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3.30 3.62 4.765.86 10.27 21.0825.4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1991、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A组：1985～2002年总产值、增加值比重总体上升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的行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力蒸气热水和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烟草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6个行业）；
B组：1985～2002年总产值、增加值比重基本不变或下降，且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下的行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个行业）；
C组：1985～2002年总产值、增加值比重呈基本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的行业：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3个行业）；
D组：1982～2002年总产值、增加值比重波动幅度基本不超过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的行业：煤炭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业。
在以上的四个组类中，制造业内部属于重化工业的13个主要行业（以黑体字标识）产值比重的变化分别是：略有上升的3个；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的1个；呈基本下降趋势的3个；上下波动幅度在1个百分点之内的8个。如果将2002年上述的13个行业的净产值比重与1990年相比较，1990年的净产值比重为56.77％，2002年的比重则是54.08％，在此期间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2.69个百分点。
日本工业化发展的经验显示，自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并且推动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55年日本的重化工业比重为44.7％，1960年达到56.1％，1970年达到62.7％，1985年为69.5％（注：殷醒民．制造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发展——中国1978—1998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72。）。如果把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的产值比重及其持续上升，看作是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的表象特征，那么，以日本的经验为依据，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大致的判断：其一，至少在1990年，我国就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其二，在1985—2002年这17年内，我国制造业内部的重化工业化进程明显趋缓，甚至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中。
既然我国的工业化早就进入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因而问题的实质就不在于现阶段我国是否要走重化工业化道路，而是近年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经济运行的资源约束型特征强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可否认，以投资需求推动的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确实是原材料和能源紧缺、环境压力加大等诸多问题尖锐化的一个诱致性因素，但不是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变化，由原有的资源约束型转变为资源与需求的双约束型。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重化工业化加速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不适应性。近年来，这种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重化工业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诱致性的因素，实际上是这种不适应性越来越突出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与其说是重化工业化加速带来的压力，不如说是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问题。
二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处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或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中，具有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的双重特征。如果将人们通常认为的粗放或外延增长看作是以指令性计划或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将集约或内涵增长视为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标志，那么，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的基本特征。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和资金等，仍然以政府的行政性配置方式为主导。有学者提供的材料说明，政府除了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外，在银行信贷资金的使用上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银行体系对企业的净债权每年增长10.4％，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每年增长61.5％，后者是前者的近6倍左右。与以往有所区别的是，政府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凭借政府信用大量使用债务信贷（注：韩康．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和行政性虚热[J].新华文摘，2004,(18):32—34。）。其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由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资源配置的时效性突出，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可以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形成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简要地说，就是时间短、见效快。其三，如前所述，经济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粗放式或外延式增长的表象特征。由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热情和投资冲动而产生的“行政性的重复建设”，依然是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固有的现象。其四，由于现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与原有的计划配置方式相比，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利益实现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向中央政府争项目、要资金的方式，以扩张区域经济规模，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在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地方政府更多地通过“土地批租”融资、实施基础设施政府担保信贷等方法，以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的方式（注：韩康．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和行政性虚热[J].新华文摘，2004,(18):32—34。）来加速区域内投资的增长。因此，在现行体制下，确实存在着“市场性的重复建设”和“行政性的重复建设。”（注：刘世锦．我国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4(3):11—13。）不过，这两种形式往往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分。
行政方式配置资源的时效性，以政府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为条件。但是，同样是纵向的行政隶属关系的作用，一哄而上、行政性的重复建设，必然导致外延式或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拼资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扩张经济的基本手段，因而经济运行中的资源约束型特征越来越明显。1997年之前，我国经济总体上是一种具有资源约束型明显特征的经济。
一哄而上、行政性的重复建设必然导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在所难免。然而，在地方政府利益刚性的作用下，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常常难以把握。如果力度过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经济过热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地抑制，宏观调控难以收到预期的绩效；如果力度过大，出手太猛，导致过度紧缩、经济过冷。概而言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适应性有两个相互并存的具体表现：一是由行政性的重复建设引致的、以耗拼资源为条件的粗放式或外延式的经济增长。一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时常在冷、热之间相互交替。
由此看来，现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具有的不适应性，是上文提及的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为什么持续上升并居高不下以及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产值比重上下波动、甚至徘徊不前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简言之，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区位优势或资源禀赋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都会把工业作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重点。因而，行政性的重复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第二产业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张或其产值比重的持续上升。进一步看，因直接投资或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的作用，由行政性的重复建设引致的经济过热，一般都会集中表现为重化工业或基础产业规模的急剧扩张。当宏观调控在所难免时，重化工业或基础产业往往是调控的主要对象。伴随着经济运行的热、冷交替，重化工业或基础产业的规模也随之时而扩张，时而收缩，其产值比重呈现上下波动、徘徊不前的态势。
众所周知，市场竞争是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素质提升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方式，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市场竞争不仅会产生优胜劣汰的客观效果，以提升产业的整体素质。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会直接引致产业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即市场竞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新的市场需求—产业规模的扩张和收缩—结构调整或升级。也就是说，只有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市场需求在产业素质提升和结构调整中的主导性作用才能得以确立和充分发挥。而行政性的重复建设虽然在客观上产生了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可能性，却并不能有效地形成促进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素质提升所必需的市场竞争机制。其一，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保护主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间的竞争及其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其二，在对经济过热实施宏观调控时，市场需求往往是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无论是经济手段比如缩紧银根还是行政手段，最终均是通过抑制市场需求尤其是遏制过度的投资需求，以达到产业规模收缩、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目标。其三，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相比，每一轮宏观调控基本上都是以一个逆向的方式进行的，即以抑制市场需求而引起产业规模收缩。因而市场需求在产业素质提升和结构调整中的主导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由此产生的产业规模收缩，实际上是遏制新增投资的结果，其释放出的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每一轮宏观调控，实质上都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次利益博弈。以压缩投资规模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在地方政府利益及其保护主义的作用下，逐级消解。宏观调控的力度一旦放松，就会迅速反弹，出现新一轮的行政性的重复建设。
如果说，1997年之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只是一种具有资源约束型明显特征的经济。那么，1997年之后，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发生了质态性的变化：社会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市场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基本约束因素。也就是说，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双约束型特征，即资源与需求的共同约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生的、具有需求约束型明显特征的质态性的变化，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共同的、一般性问题的制约和影响，也有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极具个性的因素。笔者以为，从本文所讨论问题的角度看，现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分别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刺激和推动我国经济由短缺型向相对过剩型的快速转变，因而是诸多作用因素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供给的角度看，由现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引致的低水平的、行政性的重复建设，使我国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急遽扩张，进而导致潜在生产能力大于现实生产能力、现实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的市场相对过剩；在需求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均不约而同地采取“土地批租”融资等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客观上进一步刺激和拉大了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差距。并且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比如，因拆迁问题出现的一些城市居民的过激行为；农村因地方政府征地引发的各种纠纷等等。
问题在于，目前的经济运行的双约束型特征对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结构变动产生的影响或作用不可低估。
第一，经济运行的双约束型特征，促使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措施或手段。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尚不充分发展的阶段中，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时效性，是市场配置方式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后发国家往往将其当作实现经济赶超的一种重要的、超常规的手段，期望凭借其较强的时效性，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实现发展经济的战略意图。新型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践表明，在内外部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间或应用这一方式或手段，是能够实现其经济赶超意图的。有时，其实际绩效甚至是显著的。在我国的现阶段，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常规的方式。然而，在需求约束型特征凸现的情况下，这一基本的、常规的方式则被进一步转化为扩大需求、缓解需求约束的具体手段。换言之，在需求约束因素的作用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具体化特征更为明显。因此，当这一方式的时效性得到释放的同时，其自身具有的负面作用也在不断地放大：即粗放型或外延型的经济增长；耗拼资源的活动进一步加剧；资源约束型特征越来越突出。
以城市化发展为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国或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基本方面。在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背景下，加快城市化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化也是实现我国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所释放的需求效应，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实现长足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不过，在需求约束型特征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加快城市化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被当作扩大内需（主要是投资需求）、缓解需求约束的一个短期的、具体的政策或措施。不言而喻，通过各级政府的直接组织与实施如土地批租、基础设施政府信贷担保等，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推进的阶段（见表1），对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实现经济相对高速和稳定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耗拼资源的活动加剧，资源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加大，经济仍然是粗放式或外延式的增长。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逐年增加。“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至今，因征地圈地，至少造成2000万以上农民失地。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1000亿元以上。光是2003年在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中查处到的土地违法案件，就有16.8万件。”（注：刘国光．宏观经济问题小论三则[J].新华文摘，2004(12):19—20。）笔者以为，这种以行政方式、过早或过度地消耗城市化拉动效应的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第二，经济运行的双约束型特征，抑制了市场需求对结构变动拉动效应的充分释放。自2003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经过一个阶段的消费准备期之后，形成了继1980年代之后的新一轮的居民消费热点：住宅、汽车以及电子通讯产品等。当时的传媒常常用“井喷”等类似的用语形容住宅、汽车等市场的需求态势。所谓经济运行中新的变化，指的是居民个人成为近年来一些高增长产业如住宅、汽车的最终消费主体，因而与以往一个时期以来由政府直接组织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投资需求不同，其“产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有较为可靠的市场导向基础；大众消费使相关产业能够形成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主导产业。”（注：刘世锦．我国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4(3):11—13。）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在工业化的中期，住宅及建筑业、汽车等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凭借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此类产业会拉动钢铁、有色金属（比如电解铝）建材（比如水泥）、化工等一批中间产品行业的发展，而后者又引发对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需求。因此，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实际是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表现。即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经济运行的需求约束型特征仍然明显，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快速增长，仍然为产业结构变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运行的双约束型特征对结构变动或者市场需求拉动效应的抑制，是通过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传导的。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双约束型特征，使得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强化为缓解需求约束的具体对策或措施。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固有机制的放大效应，住宅、汽车等产业的市场导向或需求拉动效应，引致新一轮的“市场性重复建设”和“行政性重复建设”，导致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不足、基础设施欠缺。更为复杂的是，由于政府采取了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的方式，资源的行政配置与市场配置交织在一起，甚至是形式上的“市场性的重复建设”，实质上的“行政性的重复建设”。当实施宏观调控，通过压缩投资规模以遏制过度的市场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适当降温时，不仅清理和整治了行政性的重复建设，而且也严重抑制市场性的重复建设，进而抑制或削弱了市场需求对结构调整的拉动和导向效应。
第三，经济运行的上行空间或经济增长周期有可能被强制压缩。由上可见，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双约束型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当需求对经济的约束作用加强时，为了保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由政府直接组织经济活动即资源的行政配置方式的时效性，使得政府为熨平经济周期、扩大投资需求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得以实施，尽管以耗、拼资源为代价，但能够取得实际的绩效；当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明显时，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固有的放大、强化机制，极易引发新一轮重复建设，导致经济过热，资源约束作用增大，进而不得不适当降温。由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内在机制引起的经济冷、热交替，使市场需求对结构变动的拉动或导向效应难以稳定和充分地释放。同时，实施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均衡协调、相对平稳发展的难度不断增加。
受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双约束型经济之间关系的制约，在保持经济相对平稳发展和结构调整、缓解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要缓解需求约束，由政府直接组织的经济活动虽然创造了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且时效性明显，但会在不同程度上激化或强化资源约束的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过热；要缓解资源约束，以压缩投资规模、抑制过度投资需求为内容的调控方式，必然削弱市场竞争以及市场需求对结构变动的主导性作用。如果调控力度过大，在需求约束型特征明显的条件下，现行的分配格局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需求约束作用，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运行的下行，以至于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并且会激化现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