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估价的缺陷：劳动价值论的生态经济学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经济学论文,缺陷论文,含义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期望经济学领域能够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法。多数学者倾向于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寻求合适的理论工具，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红色和绿色无法结合”，“劳动价值论忽略了自然的价值”等等。与此相对照，大量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经典马克思理论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在尊重社会发展、检视科技进步、为生态问题提供社会—哲学分析方法、为生态运动提供理论基础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为“只有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不被利润的追逐支配、而以满足人类共同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以及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①
一、能量价值理论
在价值理论发展的历程中，价值一元论通常认为所有效用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而使得它们可以被比较。20世纪后半叶，主流经济学开始采取一种狭隘的价值观念，把价值限制在市场交换中，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推理链条，更多的变成了自由市场框架下的成本收益分析，从“人类偏好”开始，到“市场背景下的选择”，再到“这些选择的市场价值”，或者“社会福利分析”。
在思考生态问题时，学者们也深受这种思维逻辑的影响，虽然承认环境有价值，但是因为许多环境资源没有市场价格，如何赋予环境资源以货币价值就成为难点。这种倾向在现实研究中，又表现为只谈论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而把价值问题放在一边，或者在价值和价格一致的意义上谈论自然资源的价值。N.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则强调：“只有经济学家仍本末倒置地声称，越来越多的人类混乱可以通过正确的价格加以消除，事实是，只有我们的价值概念正确时价格才能如此。”②
在生态经济学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价值理论是能量价值论，其核心是把价值直接归因于自然资源，赞同这种类型价值理论的学者包括生态斯拉法主义者和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物化能量”价值论认为生产中第一位的投入是能量，能量投入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言都是必需的，且不能被其他投入所替代。能量被认为是唯一的基本商品，并最终成为唯一稀缺的生产要素。“这一理论表明，至少在全球层面，免费的或可用的来自太阳的能量是整个生产体系中‘第一位’的投入。劳动、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中间投入’。从而，我们可以把价值理论建立在生产中可利用的能量基础之上。”③ 对于能量理论家来说，物化能量——真正的最初投入和资源——能最好地计算商品的相对成本和总成本。假定价格反映了生产成本，物化能量价值论者把物化能量看作是经济价值的真实来源和实质，且能够被货币度量。
和能量价值论相似，生态斯拉法方法倾向于一般化资本主义纯粹的、数量的、货币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然估价方法，把环境问题归结为自然资源市场的缺乏或不完善。D.H.贾德森（D.H.Judson）认为，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和能量价值理论非常相似，这种价值理论可以为生态经济学提供一个合适的价值理论。④斯拉法描述了两种类型的经济模型，不生产剩余的生存经济和剩余经济。两种模型都包含对描述经济中商品交换的线性联立方程的设立，求解这些方程可以决定经济中每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价值）。事实上物化能量投入—产出框架从形式上看完全等同于用“当前和过去的劳动”术语表达的斯拉法体系。唯一的区别在于能量体系用不同部门产出的直接和间接的能量需求代替了直接和间接的劳动需求。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理论试图通过说明不仅仅存在对劳动的剥削而且存在对自然的剥削，来一般化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因为马克思使用剩余价值范畴去分析劳动剥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把自然也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能量价值理论家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在纯粹的能量术语的基础上概念化自然资源的使用，而认为只有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生产可以被化约为能量进程。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然剥削包括从生态系统中榨取利润。比如，G.希尔贝克（G.Skirbekk）指出，在资本主义从自然中获得的多余回馈给自然的意义上，资本主义是一种“榨取式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被转化为利润”。⑤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能量价值论者、生态斯拉法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帮倒忙，就环境问题研究而言，劳动价值论依然能提供它应有的启发意义。
二、能量价值论的特征及其缺陷
能量价值论在突出强调自然或生态的价值的含义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坚持这样一种价值理论，在分析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选择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程度的狭隘性和不彻底性。
（1）能量价值理论是一种非社会性、非历史性的价值理论。建立在能量价值论基础之上的生态经济学分析，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逐渐耗尽自然资源的生产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这种非历史性的、非社会性的分析方法为基础进行环境问题分析时，往往会对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环境问题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忽略了社会制度变革在解决环境问题时的重大意义。比如，基于能量的斯拉法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问题就在于它无法把对劳动的剥削同对其他资源的利用区分开来，而把生产看作是给定技术参数下相互联系的不同生产要素的结合，这种模型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特定的剥削关系：工资劳动。从而不能被用来构建有关资本主义特定形式自然估价的批判性理论。
（2）能量价值论对新古典效用价值论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能量价值论经常求助于新古典效用价值理论，坚持市场价格和个人对自然主观估价之间的对应性。在物化能量价值理论和基于效用的价值理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只是前者从成本和供给的方面思考问题，后者从收益和需求的方面分析问题。R.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认为能量价值理论“只是为建立在最优化基础之上的基本经济原理提供了一个生物物理学的基础”⑥。而生态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困境在于，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从劳动力而是直接从自然中获得价值，直接把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混淆了两者。个别交换价值的确可以因拥有稀缺的自然资源而获得一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这只是以租金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不是新的剩余价值的创造。最重要的是，人们不仅需要一种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占有了自然财富，还需要弄清楚资本主义的自然使用和自然估价的特定形式与其他社会历史形式的区别。
（3）能量价值论把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考引向了狭隘的市场视角。在能量价值论看来，市场导向的生产活动产生的环境破坏问题，不是由自然财富和市场估价之间的根本张力造成的，而是由自然财富市场的缺乏或不完善造成的。这种观点的逻辑推论必然是，如果自然的价值正确地被化约为物化能量，并被货币准确地表达或度量，那么环境问题就可以得以解决。显然，这种推论是建立在市场估价可以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资源成本进行充分度量的假定之上的，考虑到这种假定的不真实性，物化能量和货币价值之间的统计相关性不像是一种真正的经验发现，更像是分析框架强加的结果。
能量价值理论在环境分析中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征：在原因分析上，通过突出一般生产进程的共同特征消解特定生产方式与环境恶化的关联；在治理方式选择上，突出市场解决方法，忽视人类社会尤其是环境的再生产并不符合“市场法则”的特征。
事实上，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大多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福利水平的自然产品，许多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无法简单地用市场的方法解决。C.佩里斯（C.Perrings）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受制于“权利和产权关系”，一些自然资源拥有商品的地位，而另外一些则没有。“环境资源……外在于经济的价格系统”，从而“持续存在外部效应”。⑦ 进一步讲，即使市场估价可以很好地衡量自然的价值，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因为“经济估价方法总是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依赖于显示偏好和陈述偏好，无法解决生态经济系统估价时规范和伦理方面的问题”。⑧
三、劳动价值论的生态经济学含义
当一些主流生态经济学家坚持的能量价值理论无法为环境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时，曾经被质疑和批判的劳动价值论却愈发显现出重要的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级剥削和生态破坏的本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整体分析”。⑨
劳动价值论间接强调了自然的价值，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在科学评价市场取向的环境政策等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价值。
1.劳动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的抽象反映
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具有历史—地理特性，因为它检视的是特定时空中存在的社会形式，这决定了价值理论除了要能够解释商品的相对价格，还要能提供对社会关系的思考，后一点在思考生态问题时尤其重要。比如，本·法因（Ben Fine）就认为，因三个关键的原因，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第一，它是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社会关系的抽象基础；第二，它把诸如价格、利润等复杂范畴和简单的基本决定因素联系起来；第三，它分析了社会变迁和再生产中的辩证法。”⑩
劳动价值论对理解资本是一种建立在劳动剥削基础上的自我扩张的价值、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自然关系和环境恶化问题，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工具。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剩余价值和表现为交换价值形式的使用价值；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人类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固定联系消失了，土地和许多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成为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条件。从而，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自然的能力都被视为资本的力量。在这层含义上，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然免费的礼物”，价值是由人类劳动决定的是非常合理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技术发展多倾向于节约劳动而不是自然资源。(11) 如果说劳动价值论忽略了自然的价值，那也是因为“是资本主义自身，而不是价值理论，无法赋予自然财富真正的价值”。(12)
2.劳动价值论有助于找到产生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
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商品既可以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也可以作为交换价值为生产者赢得货币。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关系进行的明确区分突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以及和商品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系列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对剩余价值积累的追求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环境恶化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下，“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3)
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辩证的非对称性，交换价值意味着使用价值，但反之则不一定成立。交换价值主导地位的取得鼓励了与自然的疏离和自然工具化观点的出现，随着生产的目的指向市场，货币计算必然成为如何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决定因素，这也恰恰是强调货币估价而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根源。但是“价值最大化目的结构对生产结构的支配强化了后者对物质条件、资源和限制的不敏感性”(14)。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这种考察放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背景下，认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自然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对人和自然的异化，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15)
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就使用“新陈代谢裂缝”说明了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质。事实上，新陈代谢的裂缝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但是资本主义一般化了这种裂缝。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造成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责任分散到众多的行为主体中，而他们之间缺乏相应的协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强调个人责任，这有时候恰恰是为了在面对公众利益时推卸责任。G.詹纳（Gero Jenner）指出：“任何申辩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漠视社会利益、只强调个人私利的经济形式中，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毒化都是这种经济形式的系统性内部特征。”(16)
3.劳动价值论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强调了自然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忽视自然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它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考察了自然在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写到，“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价格通常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17) 这正是用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对自然的价值进行的考察。马克思对价值理论分析中“正常条件”的说明包含了对价值创造的自然基础的思考，认为劳动生产率是理解生产的正常条件和价值变化的基础，自然条件的变化，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商品的价值。
依据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只要工业生产的正常条件（包括自然条件）保持不变，价值就不会变化。此外，如果平均利润率也保持不变，那么生产价格就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更为不利的自然条件在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就成为正常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并影响了市场价值。土地、清新的空气等自然资源和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变资本的构成部分，从作为维持人们生命必需品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可变资本的构成要素。“环境方面的因素被包含在工业生产的正常条件中，从而参与了价值的决定”。(18) 肥沃土地或自然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较小，因为它们需要的劳动投入相对较少，贫瘠的土地或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较大。这意味着“劳动价值论间接地考虑了自然资源的估价”。(19) 同时，这种估价方式以相反的方式突出了自然对生产的贡献。在这里表面上存在的明显的矛盾，却和“资本的逻辑”十分吻合。生产中的自然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
资本主义体系有许多内在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通过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得以表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从环境的角度看是无法持续的。比如在讨论农业问题时，他指出：“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
4.劳动价值论有助于理解现有环境问题解决方法的不足
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在威胁着生产的基础和人类的生存，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经济的研究者们达成了共识，但在解释危机产生的根源和选择解决危机的政策上，则存在着重大差异，这体现在下述一些典型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中。
（1）继续现代化的观点。深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产生了环境问题，但是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能够解决而不是增加环境问题。环境被看作是一种奢侈品，受到市场中大众需求的影响。“只有进一步的现代化进程才是摆脱生态危机的可能的方法”。(21)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特定的现代化形式不是一种对当前的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突破，而是在现有框架下对资本逻辑的继续坚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导致人类社会从过去的环境恶化和环境剥削中解放出来并产生环境可持续性的现代化的力量只是一种制度的现代性，包括市场、工业制度和技术。持继续现代化观点的学者不承认环境恶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特征。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自然问题”将通过市场发展和“绿色伦理”的产生得以解决，任何从根本上转变社会体制去解决生态危机的尝试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仅仅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修补补，是无法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因为，“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22)
（2）生态价格调整的治理措施。新古典式的资本主义生态重建往往围绕“价格的生态调整”展开，主要集中于市场交换领域。这种观点无法理解所有相互联系的现象（竞争、外部性等）都是深深地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在解决环境问题时，货币估价的缺陷，“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23) D.哈维（D.Harvey）直接否定了市场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他指出：“当我们把环境看作是有机的、生态的或者辩证的，而不是一部由可替换的部件构成的笛卡尔机器时……寻求货币估价的方式就会趋于崩溃”。(24)
（3）公有资源产权关系的重塑。新古典式的资本主义生态重建也围绕产权关系的重塑展开，即通过市场竞争条件的重新安排，避免从本质上影响有关自然的资本主义理性和私有产权。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私有产权的法律形式，而在于劳动力与自然条件的社会分离和把后者作为资本积累的条件。马克思完全不赞同这种解决方法，比如，在论述土地这种自然资源的私有权时，他就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25) 事实上，一些生态重建方式中提出的进一步商品化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将更可能导致问题的恶化。土地价格和土地私有权这种形式，“对地力的剥削和滥用……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26)
结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中，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间接地考察了自然的价值，并暗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真正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把生产资料和自然生态置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掌控之下”。(27) 事实上，“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28)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环境问题的解决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过程。
注释：
①程恩富：《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开幕词》，载《海派经济学》第22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
②N.Georgescu-Roegen,Energy and economic myths,New York:Pergamon Press,1976,p.xix.
③S.C.Farber,R.Costanza & M.A.Wilson,"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2002,41(3),p.383.
④D.H.Judson,"The convergence of neo-Ricardian and embodied energy theories of value and price",Ecological Economics,1(3),1989,pp.261-281.
⑤G.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1994,5(4),p.100.
⑥Robert Costanza,"Embodied energy and economic valuation",Science,New Series,1980,Vol.210,No.4475,p.1224.
⑦C.Perrings,Economy and enviro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
⑧Ralph Winkler,"Valuation of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59,2006,p.84.
⑨Burkett Paul,"Value,capital and nature:Som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Science & Society,60(3),1996,p.333.
⑩Ben Fine,"The continuing imperative of value theory",Capital & Class,2001,(75),p.41.
(11)M.Redclift,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Methuen London,1984 ,p.17.
(12)Andrlana Vlachou,"Nature and value theory",Science & Society,Vol.66,No.2,2002,p.170.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14)T.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New Left Review,178,1989,P7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16页。
(16)格罗·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宋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5－19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29页。
(18)Andriana Vlachou,"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 value-theoretic and class-based analy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9,2005,p.529.
(19)George Liodakis,"The people-nature rel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Capital & Class,Spring 2001,p.123.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97页。
(21)A.E.J.Mol,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Utrecht,the Netherlands:Van Arkel,1995,p.42.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24)D.Harvey,"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The dialectic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 & London,1993.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16页。
(27)程恩富：《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开幕词》，载《海派经济学》第22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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