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工业化过程中的要素贡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过程中论文,要素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深圳经济增长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已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大型经济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外贸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指标以及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均处于领先的地位。深圳短短2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极大的独特性，深圳的要素供给对深圳经济增长起着怎样的作用，它们的贡献在不同阶段分别是多少，它们是如何实现其作用的，与其它地区相比又如何呢？
一、深圳工业化过程中要素贡献的实证分析
1.要素贡献的测算
对深圳市经济增长中的要素贡献率的测算，我们先应用由丁伯根(Tinbergen)改进的广义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
计算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弹性α 和β，然后采用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推荐的和得到广泛应用的索洛增长速度方程计算出年平均技术进步增长率，继而测算出深圳市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对于技术进步的定义、测量方法不同，得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结论也不同。按照索洛增长速度方程计量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际上是一个广义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因为它是按倒减法算出的“余值”，即技术进步是总产出增长减去资本和劳动投入贡献后的余留部分，所以包括了组织管理、规模经营、资源配置、制度、知识积累等因素对技术进步的渗透作用。
关于统计指标的选用，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总产出采用净产值指标即GDP；资本投入量采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入额；劳动投入量采用年末从业人数。为了消除价格因素，我们利用深圳统计信息年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表，计算出各年相对1979年的价格缩减指数，然后对以现价统计的GDP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入额按1979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具体数据略。利用深圳市1979-2002年的统计资料，由C-D生产函数，采用OLS法估计参数，借助Eviews3.1版本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有如下模型：
lnY-lnL=935.146312+0.420869(lnk-lnL)+[AR(1)=0.953756]
(5.256627)
(6.417615)
(20.46796)
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各系数的t检验值均大于2，表示系数显著；
=0.978550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高；Prob(F-statistic)=0，表明方程显著。模型中加入了AR(1)项是表示在Eviews中使用迭代法消除随机误差项之间的—阶自相关，此时的模型结果使DW=2.504233，表明随机误差项之间已不存在自相关。我们可以取α=0.420869，β=0.579131。那么深圳市1980-2002年的C-D函数为：
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产出和要素投入增长率以及各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见表1。
表1 不同时期产出、要素投入增长率和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
阶段
时期 产出 资本投 劳动投 技术进 资本投 劳动投 技术进
增长 入增长 入增长 步增长 入贡献 入贡献 步贡献
率
率
率
率
份额
份额
份额
1980～1988 40.88 49.03
16.35
10.78
50.47
23.17
26.36
1 1980～1984 58.59 94.13
14.34
10.67
67.61
14.17
18.22
1985～1988 21.50
7.09
18.937.56
13.88
50.97
35.14
2
1990～1993 32.91 33.05
22.336.06
42.27
39.30
18.43
3
1994～2002 17.28 13.806.167.90
33.61
20.66
45.73
1980～2002 28.84 29.35
15.177.70
42.83
30.46
26.71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市信息统计年鉴》2003年有关数据计算
注：因1989年技术进步水平倒退，第二阶段的各项计算从1990年算起
2.要素贡献的阶段分析与评价
从模型和测算结果（如表1）看出，1980～2002年资本投入每增长1%可使经济增长0.4209%；劳动投入每增长1%可使经济增长0.5791%。期间技术进步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6.71%，资本贡献份额为42.83%，劳动贡献份额为30.46%，说明深圳从建市以来即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投入是拉动深圳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深圳市历年技术进步水平（1980～2002年）情况来看，深圳的技术进步水平明显地经历了3个阶段：1980～1988年是第一个阶段，其中1980～1984年为前半阶段，1985～1988年为后半阶段；1989～1993年为第二阶段；199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结合表1中的数据，前两个时期，资本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在30%以上，资本投入贡献率（50.47%和42.27%）占绝对优势，此两个时期为资本主导的时期；后一时期，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大大放缓，而技术进步增长率以超过前期的速度增长，技术进步贡献(45.73%)分别超过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此时期为技术主导的时期。技术进步对深圳经济贡献份额的发展变化在三个时期内呈现“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态势，中间有所波动，但总趋势是在上升；而资本投入贡献份额在3个阶段中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劳动投入贡献份额则在第二阶段有所上升，在第三阶段又下降，但它的发展趋势是在不断下降的。下面我们从这三个阶段分别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作用做具体分析。
1980～1988年是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头九年。大量的全方位的多渠道的投资、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廉价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使深圳GDP（按1979年不变价格计算，以下同）平均增长速度在此时期高达40.88%，同时深圳从一个尚处在农业经济阶段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初具规模的工商业大城市，建立起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要出口商的出口型轻工业体系。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时期资本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但是从第一阶段的前半阶段（1980～1984年）和后半阶段(1985～1988)要素贡献的情况来看，要素贡献的主要力量又发生了变化。1980～1984期间，特区的各项建设投入大量资金，资本投入平均增长率为94.13%，高于GDP增长率近36个百分点，资本贡献率高于技术进步贡献率近50个百分点，同时劳动贡献率也比较低。说明这期间产出增长是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带动的。1985～1988年期间，特区工作重点有所改变，从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固定资产投入增长速度相比前期大大降低，特别是1986年固定资产投入增长速度比反而上年减少28个百分点；但劳动投入仍以18.33%的高速度增长，其贡献份额达50.97%，对经济的增长起着主要拉动作用；同期技术进步贡献率相比前期有所上升，达到35.14%。总的说来，1980～1989年的深圳经济增长是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粗放式的特点。深圳的产出增长的要素贡献是符合西方成熟工业化国家工业化阶段中要素贡献的规律的：即资本投入在工业化初期为最大贡献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带动。另外，这一现象在第一阶段的上半期体现得很明显。下半期劳动投入贡献替代资本投入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深圳在开始建市、建经济特区时，得益于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比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使深圳在较短的时期内吸引了国内外（特别是香港地区）大量的资金，外资不仅带来了工业发展急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工艺，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深圳经济的飞速增长，所以在初期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得非常突出。但是深圳工业化的初期，工业企业毕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和“三来一补”型的企业，劳动力投入在此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应该是一个主要的投入要素，所以在下半期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缺位后劳动投入马上替代资本投入起主导作用。同时技术进步在此时期因为全社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1989～1993年是深圳技术进步水平起伏不定的几年，特别是1989～1993年的技术进步水平相比前年都有显著下降，所以在1991年处形成一个小小的波峰。技术进步水平的回落表现在：在此阶段相比前期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6.06%)，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18.43%)明显下降，资本投入的贡献仍占主导地位，劳动投入贡献次之。究其原因，是因为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放宽和外资纷纷涌入，资本投入再次膨胀，同时大量劳工纷纷涌入深圳，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在此期间出现新一轮的增长高峰。特别是，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相比上年增长76.5%，在前十年中处于最高水平。资本和劳动的过度投入不仅使资源浪费，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技术进步作用的发挥。
1994～2002年是深圳在经历了高速和波浪起伏增长阶段后，从资金主导时期进入技术主导的时期，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转变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经济增长表现为稳步、快速发展的特征。期间资本投入增长率显著回落，劳动投入增长率也明显下降，其贡献率也分别下降为33.61%和20.66%。技术进步增长率仍保持7.9%的高速度，技术进步贡献份额为45.73%，技术进步取代资本和劳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深圳开始跨入了技术主导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初步实现了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
总的说来，深圳工业化过程中拉动深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按照课题组的研究成果，1979～1993年为深圳工业化初级阶段，1994～2002年为深圳工业化中级阶段。所以从工业化阶段来分析，深圳工业化的初期（1979～1993年）是资本主导期，工业化中期（1994年至今）是技术主导期，即深圳工业化经历了从资本推动到技术推动的两个阶段。深圳工业化过程中的这一要素贡献变化情况，反映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技术进步作用将不断增强，并最终发展成为主要动力的一般规律。
表2 工业化不同阶段产出、要素投入增长率和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
(%)
阶段
时期 产出 资本投 劳动投 技术进 资本投 劳动投 技术进
增长 入增长 入增长 步增长 入贡献 入贡献 步贡献
率
率
率
率
份额
份额
份额
初期 1980～1993 36.87 40.05
21.36
7.4846.18
33.55
20.27
中期 1994～2002 17.28 13.806.16
7.9033.61
20.66
45.73
中后 2000～2002 14.13
7.466.78
7.0722.21
27.79
50.00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市信息统计年鉴》2003年有关数据计算
表3：增长因素：投入和生产率
阶段人均收入
增长率
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资本
1982年 1998年产出 TFP
资本
劳动
土地
TFP 弹性
美元美元
初级 364-728528-11994.80 0.72
49 34 2 15 0.47
初期 728-1456
1199-2402
5.67 1.40
47 27 1 25 0.46
中期 1456-2912
2402-4805
6.30 2.28
43 21 - 36 0.43
后期 2912-5460
4805-9009
6.58 2.92
39 15 - 44 0.39
发达 5460-8736
9009-16632 6.21 3.11
35 15 - 50 0.36
发达 8736-13104 16632-24948 5.60 2.80
32 18 - 50 0.33
资料来源：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其中1998年美元水平是根据赛氏因子推算的近似值。
二、深圳工业化过程中要素贡献的比较分析
1.从钱纳里多国平均模式的研究成果来看深圳的要素贡献
我们从深圳工业化的初级阶段（1979～1993年）、深圳工业化中级阶段（1994～2002年）和工业化中后期（2000～2002年）这几个阶段来分别考察要素贡献的情况（如表2所示），同时与钱纳里统计的西方成熟工业化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不同阶段中要素贡献作用的情况（如表3所示）做比较分析。
从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发展趋势来看，深圳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两个阶段均表现出高速发展的特征，远高于多国平均模式的增长率水平。与多国平均模式的产出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相一致的是深圳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在工业化中期高于初期，而产出增长率则前期低于后期。
从要素贡献份额来看，深圳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资本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46.18%，与同期多国平均模式的水平相近；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55%，高于同期多国平均模式6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0.27%，低于同期多国平均模式的水平。深圳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资本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为33.61%，比同期多国平均模式的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也显著下降为20.66%，与同期多国平均模式水平相近；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为45.73%，高于同期多国平均模式的水平近10个百分点，达到了工业化后期44%的平均水平。特别是2000-2002年技术进步贡献率为50%，不仅远超过同期和工业化后期多国平均模式水平，而且达到了发达经济社会全要素贡献率的水平。
通过和钱纳里的多国平均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深圳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拉动，劳动投入相对贡献显著，而技术进步表现为较低的贡献率；但在工业化的中期，技术进步增长很快，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超过资本和劳动力占据主要地位，达到了工业化后期的多国平均模式水平；在工业化的中期后阶段（2000～2002年），技术进步贡献率水平又体现了成熟经济社会的特征。这些都说明：在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2.从亚洲“四小龙”要素贡献变化的轨迹来看深圳的要素贡献
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从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占主导地位到技术进步贡献率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向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主转变的过程。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即20世纪50和60年代，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资本短缺，技术水平低下，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来带动。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工业化开始进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阶段，香港则转向了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新兴工业，要素投入贡献份额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是要素驱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超过50%，经济增长方式已表现为集约型的方式。其要素贡献的变化轨迹见表4。
比较表2和表4可以看出，深圳经济增长中要素贡献的变化轨迹与亚洲“四小龙”的具有相似之处，即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贡献率显著下降，技术进步贡献率上升很快。但是从要素投入占主导到要素生产率占主导的转变时间来看，这4个国家和地区都基本上用了30多年的时间，而深圳只花了24年的时间。深圳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地区，虽然在工业化初期依靠铺摊子大搞基本建设，不注意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低下；但相比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技术引进、技术吸收等方面表现出了后发优势，所以在中期阶段，深圳基本扭转了这种局面，表现出较快的技术进步增长率，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技术进步贡献份额迅速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
表4 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方式变动的轨迹
资料来源：讥建涛等著《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表5 TFP贡献率比较
时期 1978～1995年 1982～1994年 1980～1993年
国家（地区） 广州 深圳
香港 广州 深圳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TFP贡献率
40.91 33.47
69.35 60.67 43.08
31.08 57.4 68.2 81.5
资料来源：1978～1995年广州、深圳数据取自蔡齐祥等《跨世纪的广东科学技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982～1994年香港、广州、深圳数据取自徐永健《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作用初探》，《系统工程》1999年第4期；1980～1993年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数据取自葛霖生《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考察》，《世界经济情况》1997年第18期
3.从同时期的国内发达城市和西方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要素贡献情况来看深圳的要素贡献
从表5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和德国在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综合要素生产率均在50%以上，特别是日本和德国表现为较高技术进步贡献份额，而同期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仅为31.08%；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另外，不同学者对深圳、广州、香港3地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都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深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相比同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广州和香港有一定差距。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1980～1993年深圳正处于工业化初期，与全国在此时期要素贡献的特征一致，表现出依靠快速的资本积累来实现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因为技术进步水平起点低，其贡献率低于同期国内发达城市。但深圳在工业化的中期（1994～2002年）技术进步增长率上升很快，中期后阶段（2000～2002年）TFP贡献率已达到50%，初步达到成熟经济社会水平。
综上所述，深圳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投入驱动的。从阶段划分上来看，深圳工业化的初期为资本主导期，工业化中期为技术主导期。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工业化中期全要素综合生产率上升很快，技术进步取代资本投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近3年里，技术进步作用已体现成熟经济社会的某些特征，技术进步在深圳的工业化中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越。但是，目前深圳技术进步贡献率与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何况在知识经济的社会，技术进步贡献份额应达80%以上，所以在深圳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技术进步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还任重道远。
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迅猛，成为深圳经济的第一增长点。高新技术产业坚持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使深圳的工业发展与经济结构及其运行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经营型的框架上，有力地促进了深圳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丰裕的外来劳动力和高素质的人力资产为深圳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在多元文化的熏陶下，敢于冒险和勇于创新的深圳人，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实践，在全国率先试行和建立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创造了被人们称为“一夜城”的深圳奇迹。这些都有力地促使了深圳技术进步的提高，解放和促进了深圳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深圳工业化的推进和深圳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