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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7)02-0025-04
中国工人阶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主体，是指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直接操作生产工具，生产物质产品、提供劳务服务或者为这些生产、服务提供辅助帮助，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属于后者的群体。根据工作类别，包括直接生产工人、辅助生产工人、服务人员三个部分；根据操作技能等级，包括熟练工、初级技工、中级技工和高级技工等几个层次。中国工人阶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作用和地位体现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作用和地位，同样，这个群体的现实状况也大体上反映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现实状况。
在改革中，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这个群体的人数、人员结构、人员在产业结构中的分布、劳动特点、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不变的是，这个群体的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和他们对企业依法享有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但是，在改革的变迁中我们也应该正视一个事实：中国工人阶层的资源弱势已初露端倪。中国工人阶层拥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但这些资源中内在地存在弱势，本文分析它，旨在对这个群体有一个较为现实的认识，并积极创造条件化弱势为优势。
一、经济资源中的弱势
经济资源，即经济资财的来源。工人阶层的每一个成员要进行职业选择和生存方式选择，首先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工人的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它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和操作技能文凭资源，这是他们进行职业选择和生存方式选择的主要依据。工人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中内在地存在以下弱势：
第一，劳动力资源价值的低廉态势具有长期性。
工人首先拥有的是劳动力资源，这是一种天然资源，它天然地属于劳动者。劳动力资源是工人进行职业选择和生存方式选择的首要依据。然而，它是一种廉价资源。它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劳动力在中国属于一种非稀缺资源。换句话说，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十分充足。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足性可以从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来认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着十分充足的劳动力，这是绝对充足；在绝对充足的前提下由于某种原因而造成的充足则是相对充足。目前大体有三种原因可以造成劳动力的相对充足：(1)农村中不断产生着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剩余劳动力；(2)企业改制中不断产生着大量下岗人员；(3)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后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据专家估计，我国每年约新增1000万劳动力。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供大于求的充足态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从而决定了劳动力资源价值的低廉态势将长期存在。
第二，劳动力资源在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具有普遍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的劳动力资源其实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由于这种商品的非稀缺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使得劳动力资源商品在交换中的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1)劳动力资源商品在交易过程中的不公平。具体表现为工人在交易谈判中的能力低下，工人与用人方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格，劳动力价格基本上由用人方决定(这种现象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从经济学角度讲，在劳动力资源商品供大于求的市场态势中，劳动力价格总是在低于价值的状态中运行。也就是说，工人总是在价格低于价值的状态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2)劳动力使用过程中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营企业中。用人方经常违背劳资协议，利用竞争压力迫使工人从事协议以外的无偿劳动。如，延长劳动时间、额外加班加点等。这种不公平现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
第三，工人技能文凭资源的承担功能具有局限性。
技能文凭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对知识和技能的拥有。技能文凭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它是工人通过实践活动和学习获得的。工人阶层相对农民阶层来说拥有一定的技能文凭资源。如，工人拥有得到社会认可的各种操作技能等级，包括熟练工、初级技工、中级技工和高级技工等层次。这是工人优越于农民的地方，它也是工人进行职业选择和生存方式选择的主要依据。但是，工人拥有的技能文凭资源比较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和经理者所拥有的技能文凭资源存在着承担功能局限性。这里所说的承担功能的局限性，指的是工人凭借技能文凭资源解决问题的低层次性。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工人凭借自己的技能文凭只能解决一些局部性的低层次的问题，如操作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企业中高层次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及方向性全局性的决策问题，工人凭借这点资源是没有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去解决。这种承担功能的局限性是由工人拥有的技能文凭资源的低水平状态决定的。据1997年调查，我国职工队伍中熟练工占23.2％、初级技工占7.6％，中级技工占11.8％、高级技工占3.9％、工人技师占1.7％、有初级职称的占21.3％、有中级职称的占14.2％、有高级职称的占2.6％、还有13％的职工没有明确的技术等级和职业职称。虽然这些年工人通过学习，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低水平的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加入到工人队伍中来，使得工人技能文凭资源的平均水平又有所下降。在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处在这种水平的技能文凭的承担功能的局限性将会越来越突出。这种局限性会淡化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企业主会把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作为依靠力量，把注意力从工人身上转移到他们身上。
第四，工人技能文凭资源的效益具有局限性。
所谓技能文凭资源的效益是指工人凭借技能文凭在生产活动中的效能，或者说通过生产活动能给企业带来的效益。由于工人拥有的技能文凭还处于较低水平状态，因此，它的效能，也就是说能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是有限的。表现为(1)工人凭借技能文凭资源解决问题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比不上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带来的效益大。(2)工人的技能文凭资源的岗位边际生产力比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的岗位边际生产力低。也就是说，工人在所处的岗位上能够影响支配的资源的品价较低，数量较少。如，工人只能支配自己岗位上的资源或与自己岗位相关的资源。而厂长、经理则能支配整个企业的资源(包括人、钱、物资源)，这就是说，厂长经理岗位的边际生产力比工人高。工人技能文凭资源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工人在企业中的非决策地位和领导层的非倾向性理念。在企业中，企业主在生产中更多地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不是工人，当然在分配时也会更多的倾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不是工人。
二、政治资源弱势
所谓政治资源，主要是指工人阶层所拥有的选票(包括政治拥护和支持)、采取激烈行动能力(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和政府强助三个方面。作为一种资源，工人可以凭借这些向社会或社会管理者施加一定影响和压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或争得自身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工人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工人可以运用政治资源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利益。但在我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是绝对的政治资源优势。因此，所谓政治资源“弱势”是由特定含义的：一是与经济体制转型前的工人政治资源相比较，它存在某些弱势：二是与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上讲，它存在某些弱势。
第一，工人的政治资源不再直接“参与”分配，不再体现“特权”。
在转型前的计划经济和政企不分的体制中，政府既是企业的管理者又是分配的主体，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由政府来操作。在按劳分配的制度下，工人得到的政府的强助的政治资源也“参与”了分配，使得工人在分配中“享受”着政治资源带来的“好处”。那时期，工人和领导层、管理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收入也比较稳定。经济体制转型后，随着政企分开制度的确立，分配主体发生了变化，政府不再是企业的管理者和分配的主体，一些社会经济组织及经营管理者成为了分配主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包括非按劳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工人政治资源在分配中就不再被认可，工人原先在分配中的那一点点“特权”也就随之丧失。由于工人能参与分配的经济资源中内在地存在着弱势，这样必然导致工人和领导层、管理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开。事实证明，企业中分配方案的每次改动，最大受益者往往不是工人，而是企业中的领导层和管理层。工人和领导层、管理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越来越大。虽然，政府已多次从宏观上调整设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但较大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由于工人的政治资源不再直接“参与”分配，政治资源与眼前的经济利益就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关系。正是这种弱势基本上确立了工人在企业中的中低收入地位。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降低成本是企业的必然所为，由于工人工资是企业成本的组成部分，所以，把工人工资压到最低线也是企业的必然所为。尤其在私营企业中，业主则是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利润为最终目标，必然将工人工资压低到不能再低的生存线水平。
第二，政府的直接强助退出后，工人的政治资源不再直接“带来”“好处”。
所谓政府强助，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政府对某一阶层的有意识支持。政府强助会成为这一阶层的政治资源。在经济体制转型前，由于社会目标主要是巩固政权，政府在对待社会各个阶级的态度中自然把政治标准，即对政府的支持和支持程度放在第一位。中国工人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是政治上最靠得住的阶级，它自然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国社会政治资源最丰厚的阶级。表现为：(1)工人阶级成为可以领导一切的阶级。(2)群体成员在政治有向上发展的很大空间。这是指工人本人可以向管理层、领导层的流动的空间。(3)工人在分配中“享受”着政治资源带来的“好处”。如，工人的工资级别由政府来定。在政府强助时期，工人职业曾是社会中的理想职业，当上工人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虽然，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方针没有变，但是像过去那样由此带来的系列直接“好处”不会再有。因此，难免产生政治上的失落感，经济上的危机感和心态上的不平衡感。
第三，激烈行动的能力资源运用已经失去合理性。
所谓激烈行动能力资源运用的不合理性，指的是中国工人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那样可以随意地、毫无顾忌地采取激烈行动向社会或社会管理者施加压力和影响。理由有二：(1)此举是利益的悖理。在我国，工人阶级、政党、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整体。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工人阶级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工人阶层虽然不是工人阶级的全部，但它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中国工人阶层本身的利益，任何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工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采取激烈行动，此举是利益的悖理。(2)此举是行为的悖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各阶层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矛盾，但不同利益的调节和矛盾的解决只能依靠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如果工人阶层为了某些局部利益而采取激烈行动，以此向社会或社会管理者施加压力和影响的话，实际上已经把自己设定为对立物，是自己在给自己施加压力和影响，这显然是悖理的行为。悖理行为的结果必然也是悖理，即工人在“斗争中”失去的不是“锁链”，而是自己的整个世界。工人阶层只有与自己的政党同心同德，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三、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资源弱势
第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现象。工人阶层资源弱势的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既定的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客观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许多矛盾，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物和现象。有些事物和现象的存在又具有历史必然性，对此，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和对待。提高工人地位，改变工人的现有处境，这是不可动摇的目标，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决心或道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另外，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不是政治范畴。在建国初期，由于巩固政权的社会目标和计划经济的体制等因素，我们误把阶级当作政治范畴来理解，工人阶级因此也穿上了政治服装。现在，随着社会目标和计划经济的体制的转变，工人阶级脱下政治服装，回归经济范畴，这并不是跌落而是理性回归。
第二，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信念绝不动摇。江泽民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1] 工人阶层是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主体，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对此我们决不能动摇。党要加强对工人群众工作的力度，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之成为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阶级队伍。
第三，党和政府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好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等问题都赋予了新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等多方面，多渠道探索支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化弱势为优势的途径和方法。要处理好广大职工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切实维护好职工的权益，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拓宽就业门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工人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要重新认识自己，营造自己。首先，要放下原有先进性的包袱，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营造自己。新时代给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工人具有知识的全面性、理想的坚定性和思维的敏锐性。只有具备上述品格才不失其先进性。其次，要努力学习，提高适应能力。当今的时代是知识至上的时代，是竞争白热化的时代，广大职工要刻苦学习，改变知识结构，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化弱势为优势。再次，要坚持自身的价值标准。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注释：
[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