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承袭制与社会公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金论文,公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段时期，法国学者皮凯蒂大红大紫。此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皮凯蒂对分配公正问题的独到的见解。到底从什么视角去分析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贫富差距在什么范围内是合理的，超出了什么限度就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两极分化的原因和机理到底在哪里？缩小贫富差距，舒缓社会矛盾，有没有良策？都是让人十分困惑的问题。 恰好，分配公正的问题，正是皮凯蒂这本《21世纪的资本》①的一个重要主题。该书的导言开宗明义就引用了《人权宣言》第一条的文字：“在权利方面，人人生而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1]不过与常人对《人权宣言》的理解不同，皮凯蒂的着眼点是放在“社会差异”的问题上。按照皮书的解读，《人权宣言》第一条的后半句话，就是承认在基于公共福祉的前提下，社会差异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成了“社会差异在什么限度内才是合理的，正当的”。在后面的文字中他把这一观点表述为：“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是判断它是否正当，是否有存在的理由。”[2]而不平等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就是财富的分配。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正当，是否有存在的理由。这就是当今人们关注的公平正义问题中的焦点之一。 《21世纪资本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这里较早向中国读者介绍此书的林行止先生的概括，还是比较贴切的。他认为，该书主要论述200多年来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等社会财富“钱落谁家”的问题。也就是说核心问题是财富的不平等问题。皮凯蒂对财富分配问题考察不是就财富论财富，就经济论经济的，而是放在一个大历史的框架下来观察的，所以他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狭义的经济学家。他以法国的历史数据说明，不平等演化的历史，“不是一条漫长而宁静的河流”，它始终是“混乱的，具有政治性的”，“它受到了骤发性社会变革的影响，不仅由经济因素主导，还由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现象等多方面因素所驱动。”“财富分配的历史可以从更一般意义上诠释一国的历史。”[3]而在其导言中，则比较概括地说明了，考察财富分配的问题，有几个不可或缺的视角：第一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决定机制”；第二是政治，强调“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第三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待‘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的方式，各社会主体的相对实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共同选择——这些共同塑造了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总之，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4] 这一论述，涵盖了三个相互制约的视角：其中，第一个视角也就是经济的视角是常见的。第二个政治的视角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中是被遮蔽的，但是对于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第三个视角中所谓的“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的价值观念。皮凯蒂一方面把价值观念不仅看作是客观的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且把价值观念对社会的实际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并特别强调了，价值观念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它实际所起的作用是与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实力相关的，由此形成的合力，才使得社会做出某种共同的选择。受法国年鉴学派等历史学家影响颇深的皮凯蒂的这些观点，在一个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代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自从新保守主义盛行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可以说是独霸天下。他们往往以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自居，声称可以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来回答和分析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段时期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浸淫了许多学科。而经济学又被视为一种纯粹数量分析的学科，“目前的经济科学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抛弃了”[5]。皮凯蒂所说的这种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了。 人们往往过多地依靠经济学的分析，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也经常被视为一个纯经济的问题，仅仅置于经济的视角下加以考察。这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往往把分配正义的问题聚焦于市场经济，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强调分配不公是市场带来的，进而否定市场取向的改革；要么强调分配不公是由于没有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带来的。这种抽象的争议往往还带有强烈的情绪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而皮凯蒂则明确地提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经济、政治、观念等几个层面的合力所决定的，只有将这些因素一一加以考察之后才能做出比较确切的分析来。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与意识形态无关；相反，恰恰是通过这些综合的考察，才能把意识形态到底在什么环节上发生作用搞清楚。 皮凯蒂还强调在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上，需要处理好情绪性的社会舆论与科学分析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充满偏见和热情但是缺乏事实根据。他认为，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直观认识。既有自己生活中的感受，又有对其他人的生活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权利和支配存在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观察，并依据自己形成的是非判断作出决定。况且这是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于是就自然会激发尖锐但又矛盾的政治评判，但是每个人的“这种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和心理维度的认识，必然会造成科学分析无法缓和的政治纷争的升级”[6]。这种情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存在的。确实不应低估“文学的描述”在认识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皮凯蒂在此书中对巴尔扎克和奥斯丁的小说的分析，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其重要性是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无法相比的。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也不应忽视。在中国尽管至今还没有出现像巴尔扎克那样对当时社会生活包括财富分配和流行的财富观念的深刻的描述和剖析的名著，但是许多文学作品，包括了纪实文学和相关的社会学调查的作品，以及在网络上出现的人们对自己在生活中的切身感受的倾诉，都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这对于人们认识当今财富和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它也确实容易引发情绪化的争论，如何化解这种矛盾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皮凯蒂认为，对于学者来说，应担的职责是进行系统的和规范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没有精确的数据概念方法也许会看清一切，也可能一无所获。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获得清醒的认识”[7]；另一方面只有这种研究才能廓清一些欺骗性的或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观念。这类观念，往往会加剧情绪化的论争。皮凯蒂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就是要用可靠的数据，廓清一些基本的问题。当然在进行概念分析的时候，作者也是充分利用了巴尔扎克和奥斯丁的小说中的生动的鲜活的描述，把那个时代人们的财富观念勾勒出来，使之与数据所揭示的具体情况互相映照。这一方法也是富有启示的。他可以使得比较枯燥的数字和概念变成生动鲜活的直观感受。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不仅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而且使得论证变得更加真实可信。 既然要进行系统的规范的研究，就需要有比较精确的概念和必要的推理逻辑。那么他到底用了哪些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工具的解释力又如何呢？在他的概念系统中，对于解释财富不平等的问题而言，也许“租金”的概念是最为关键的。按照皮凯蒂本人的叙述，与“劳动”概念相对照的“资本”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概念是最为重要的。但是，这些概念恰恰是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因而对不平等的问题就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我们切不可把它与马克思对资本的阐释混为一谈。 把“资本”等同于“财富”，显示出皮凯蒂的资本概念，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是不一样的，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把资本视为一种生产关系，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去解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秘密，并把资本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分析其内在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演变的规律。对皮凯蒂这一做法学界提出了各种质疑。有的论者认为把财富和资本混同在一起，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从本质上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一个循环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被经常性地——不只限于剥削劳动力——用于赚取更多的货币。皮凯蒂把资本定义为私人、企业和政府持有的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所有资产的存量，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用于赚钱。近来发表的张军先生与皮凯蒂的对话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皮凯蒂的回答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资本的多维度的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作为一种财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要具体地、历史地考察资本的形式需要把土地、不动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知识产权等不同的形式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考察。显然，这一回答，事实上是答非所问。说的只是考察财富形式的必要性，而回避了为什么要把财富与资本混同起来。 确实，对各种不同的财富加以分梳并且对于各种不同的财富形式在历史时期的作用加以仔细的考察，是皮书的一个长处。正是在这种考察中，他突出了“租金”的概念。皮凯蒂指出，在19世纪，“财富似乎是为租金而存在的，能给某种资产所有者可以有可靠的定期回报，常见的财富形式为土地或者政府债券”[8]。而后来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商业建筑、基础设施、机器、库房、办公楼、工具以及其他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本有了巨大的积累。住宅、工业和金融资产成为主体，一些非物质的财富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专利是其一；其他的知识产权是其二。其中包括的企业的声誉、商标、信息系统、组织规模等，都是为了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更具有吸引力。[9] 皮凯蒂认为，尽管到了21世纪，资产的类型发生了变化，资产更加多元了，“然而，产生持续且可靠的收入，难道不是资本再自然不过的属性吗？而这实际上正是经济学家定义完美的资本市场的目标”[10]。他还强调，尽管资本往往会进行有风险的投资，资本也伴随着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资本“总是在积累到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11]。 可以看出，在皮凯蒂那里，“资本”概念尽管有多种的定义，资本有多种的形式，不同时期情况也不相同，但是作为资本的最自然不过的属性，就是取得租金。所以，“租金”概念可以视为他对资本的阐释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对二三百年的历史数据的分析最终要论证的是，即使进入了21世纪，“租金”仍然是资本的“逻辑终点”，而现代世界的不平等的加剧，“租金”和与此息息相关的“承袭制”是关键所在。 对“租金”问题的讨论，是从第11章“劳动收入与继承财富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变化”开始的。皮凯蒂首先回顾了18世纪的观念，他指出，在18世纪，“租金”这一概念指的是单笔资本所产生的年度收入。而这一概念又是与“食利者”(renter)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食利者就是指靠租金过活的人，也可以解读为“食租者”。租金与承袭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靠馈赠或遗产从前辈那里继承来的财富取得租金，正是食利者过上奢华的生活的来源。 对“租金”的态度是考察社会的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18世纪，整个的上层社会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的观念形态的巴尔扎克和奥斯丁的小说，就把“租金”以及赖此为生的“食利者”生活状态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两位主人公伏脱冷和拉斯蒂涅的对话，集中体现了这个世道的“是非观念”。这篇被称之为“伏脱冷教导”的对话的要旨，可以归结为一个简要的问题：“如果单凭自己努力挣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如果继承丰厚的遗产又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12]或者更为简要地说就是“通过勤劳还是祖先的庇荫致富？”对于这个问题，伏脱冷给予拉斯蒂涅的教导是十分明确的：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的想法是异想天开。遗产胜过学业。[13]对于享有巨额遗产的人来说，工作不是问题，唯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而不管财富的来源是继承还是婚姻。在那个时代，当时最富裕人群的生活水平是仅仅靠劳动收入的人无法企及的，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地不讲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14]总之，只有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获得大额的遗产或者是馈赠，才能过上上等人的生活，否则无论如何靠自己奋斗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观念，反映的是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现实：“那些有幸继承财富的人将会过上舒适的日子，其舒适程度要远远超过需要靠自己打拼的人”。 “伏脱冷教导”还反映了这样一种公正观：依靠财产的继承建立起来的不平等是完全必要的。皮凯蒂指出，巴尔扎克小说对这些1％的人的生活的细腻描写传达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没有这样的贫富差距，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形成这样少数的精英阶层来讨论超越柴米油盐之外的事情，意即——极端的不公平几乎是文明的条件”。在他们的描述中“不平等几乎被认定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少数富人，那么所有人谈论的都将是如何谋生”[15]。对此皮凯蒂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他指出，那种认为“资本产生租金和收入而资本所有者可以不劳而获的观点”，“似乎与常识相悖”[16]。这可以视为皮凯蒂的公正观念的一个要旨，也是他用于考察贫富分化和相应的观念变化的一个标尺。 在皮凯蒂那里，租金、承袭制以及为这种现象辩护的价值观念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在所有的传统社会，顶尖群体几乎全部是靠继承财富，所以可以称为“超级世袭社会”[17]。那么，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到了市场经济兴起之后，这种观念，为什么还会在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那么盛行呢？皮凯蒂的回答是：法国大革命看起来相当激进地反对这个“超级世袭社会”。当时的革命者以为，只要废止了特权，实现了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就有可能在自由主义的法律的保护下，找到一条可以通向未来的平等社会的钥匙。法国革命的一个举措就是废除世袭罔替和长子继承制，而是采取兄弟姐妹平分财产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税制。人们曾经乐观地以为这是一条通向平等之路。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不能确保财富的平均分配”[18]。财富不平等同没有经过革命的英国趋同，1％人群占有的财富，两国都是在90％上下。巴尔扎克的小说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 在评述了18世纪之后，皮凯蒂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此后的二三百年间，“租金”和继承财富是否继续存在，发生了哪些变化？进入21世纪“租金”还会继续存在吗？与“租金”相关联的社会上的价值观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伏脱冷教导还起作用吗？与此相关的是，租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在经济学说中还要不要继续使用？ 对于前两个问题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巴尔扎克小说中描述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在1914～1915年间，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战争与革命的破坏，再分配政策的实施等)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劳动所得的比例有所增加，租金和继承财富的比例也随之下降。这在观念上引发的变化，就是相信伏脱冷教导的人数也就随之下降。法国的数据表明，“年度的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50～1960年代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以至于许多人认为继承财富的效应已经消失，大多数人都相信，“努力奋斗就能富有”。但是，到了1970年代之后，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遗产或馈赠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十年情况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会向19世纪回归。尽管现在还没有回到19世纪和一次大战之前的水平，但是确实存在着一种趋势，“租金”的比重逐渐增加，使得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如果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的话，后果就会更加凸显出来。 在当代西方社会确实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最主要是由自由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中介的发达、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财产继承的方式的变化等产生的，但是租金依然存在。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有以下几个：一个是“世袭中产阶层”的形成。皮凯蒂强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将会深刻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政治结构。[19]这里所谓的“世袭中产阶层”，皮凯蒂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从他散落在各处的描述中，大体上可以解读为，当今世界的资本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积累的方式也有了变化，“以前资本积累主要靠继承，但现在却主要靠一辈子的辛劳所得的积蓄”。于是中产阶层就崛起了，他们可以依靠积累一定积蓄得到财富，进而继承财富与储蓄财富的区分就明显地出现了。然而中产阶层也有固化的趋势，即他们积累的财富和各种相对的优势也是可以代代相传的。这样一来，收入最高的人群的结构有了变化。但是，财富的集中度依然很高。白人的“世袭中产阶层”在19世纪就已经存在，在镀金时代受挫，20世纪中叶重获新生，1980年后再次受挫。 第二个就是从“食利者社会”转向“经理人社会”。二战之后的一大变化，就是“超级经理人”的出现，他们在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确实，食利者大部分往往落后于经理人，但是经理人并没有走到食利者的前面。于是整个社会就从“超级食利者”社会走向一个不那么极端的食利者的社会。 皮凯蒂认为，这些经理人常常被视为创业者，但是他们与食利者是相互交织和相互转化的。两者可能是共存的，一个人可能既是超级经理人也可能又是食利者。一方面“每个创业者最终都会变成食利者”[20]。这样的转变哪怕是在后半生发生，结果是企业家的努力最终还是强化并巩固了一个食利者的社会，而且无法阻挡超级经理人的子女成为食利者。另一方面，诚然，继承者与创业者确实是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来源如何，“一旦财富超过了某个门槛，那么就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无论财富的拥有者是否继续工作”[21]。财富是自有其机制在增值的，“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自身的规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继续增长数十年”[22]。其中的机理就是财富达到一定的门槛之后，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控机制就可以形成规模效应，而资本的回报几乎都能用于再投资。只要拿出可以不计的小部分，就可以让自己过上奢侈的生活。总之，“钱自己可以生钱”[23]。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第三个就是“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他在分析法国社会的变化时指出，当今时代，与19世纪相比，超级数额的财产确实减少了，但是，继承并未终结。这样的遗产的数额虽然不至于大到可以让继承者彻底放弃职业而完全靠利息生活，但归根到底还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毕竟许多人毕生劳碌也不见得挣到那么多的钱。换言之，“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24]。其特点在于“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个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25]。因而很难像巴尔扎克时代那样用文学来体现，也难以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不过从社会观念的层面上看，迄今为止许多民众还是停留在“努力奋斗就能富裕的状态”。也就是说客观上，租金和继承的财富所占比例上升的趋势，还没有完全在观念层面上反映出来。皮凯蒂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包括电视剧，富豪排行榜等等)常常会明显地表现出思想的偏袒，为创业者炫富，为富豪们辩护。一方面把一些靠创业起家的富豪的本身就是继承者的事实掩盖了(比如福布斯本人就是一个继承者)；另一方面，对于超级经理人的高额收入作出不恰当的辩护。拿破仑时代有过一种观念：“最聪明能干的人所获的薪水应该能够让他们过上与最富裕的财产继承者相当的生活。”现在，这类讨论和辩护也出现在最富裕的社会。比如在美国，我们时常可以听到类似的对高管人员那种惊人收入的辩护(他们的收入至少是平均收入的50-100倍)。这种辩护认为，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薪水，那么只有巨额财富继承者才能享有真正的财富，这是不公平的。每年支付给高管的上百万甚至上亿薪酬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皮凯蒂则认为：“这样的论调容易为将来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恶化铺平道路”，“未来的世界可能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因为每次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旁观赛的普通大众”[26]。 至于在经济学的学理层面上，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于以地租为主要形式的“租金”概念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往往将地租和资本严格加以区分，并且将地租以及食租者——地主加以贬斥。以亚当·斯密为例。他在《国富论》中，对产业资本家大加赞赏，称之为“生产性劳动者”，对于地主则不然。在斯密眼中，地主的收入来自土地的租金，而租金归根结底是劳动创造的。地租会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但是地主对此毫无贡献。这个“特殊阶级”，“他们不用劳动，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和打算，就自然可以得到收入。安乐稳定，流于懒惰、无知，也不能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27]即使是对于那些并非地主，而是依靠出租房屋收取租金者，斯密也颇有微词：租屋予人，对私人有资本的作用，可以提供收入，但“对社会公众，则不提供收入，不能有资本的作用。它丝毫不能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28]。至于其他的依靠世袭或说不清楚的来源握有大额资财，但只知用于满足眼前的享乐，炫耀财富者，斯密十分蔑视。他把这些人统称为“游惰阶级”。他非常无奈地写道：“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是用全年的生产物来维持勤劳阶级。无论哪一个国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产物归游惰阶级消费。”[29] 但是正如皮凯蒂所说，后来“租金”尽管继续存在，但其内涵发生了变化。随着历史的进步，“租金”变成了贬义词。但是，在主流经济学中，“租金”仅仅用于指称“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即所谓的“垄断租金”，或者干脆用来形容不合理的收入。据我的理解，皮凯蒂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收入，主要就是中国学界已经非常熟悉的“寻租”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就是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用政治权力来设租、寻租。按照这种用法，作为贬义词的“租金”，就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或者是市场原则没有实现所产生的，而在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中，租金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实现了完备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租金问题存在。对于这种释义，皮凯蒂是不同意的。他强调“租金不是市场失灵的体现：相反这是资本在‘纯粹而完全’的市场上的必然结果”[30]。他的重点就在剖析市场经济中的租金问题。在皮凯蒂看来，“租金”是与劳动收入相对立的。《21世纪的资本》第11章的题目之所以用“劳动收入与继承财富之间的关系”为题，就是要表明这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尽管可以相互转化。 在市场中必然会产生“钱生钱”的机制，这种机制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食利者的存在，食利者靠着过去积累的或者是承袭的财富，就可以不经任何努力而获得稳定的持续的收入。最无能的遗产继承者，只要有资本，就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资产实现最高的收益。这就是一种非劳动收入，它可以无需做任何的努力，不断地获取财富。这里需要指出，皮凯蒂的劳动和劳动收入的概念，与马克思是不同的，甚至与主张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所指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或者是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收入，而且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工资收入、管理者的收入，甚至包括了像金融高管一类的极高的工资收入(也就是香港人俗称的“打工皇帝”)。此外，各行各业的明星的巨额收入，也被归在劳动收入的项下。在他的笔下，企业家的一部分收入也可以视为劳动收入(即经营管理的所得)。在皮凯蒂那里，凡是不属于财富的租金收入都可以归在劳动收入项下。 皮凯蒂对劳动收入的分析，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暂且存而不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皮凯蒂是想用“租金”这一概念与“劳动收入”相对照，并且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在当今世界，不仅存在着“食利者”，而且这些“食利者”的租金收入有日益增高之势。这些论证的焦点，就是要驳斥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可以慢慢消融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界限”的观点。说明事实恰恰与这种论断相反，“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的日益发达使得所有权和管理权日渐分离，因此纯粹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是扩大了”[31]，“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32]。 这里他提出了一个“纯粹资本”的概念，以澄清他在本书的前面一些章节在论说其核心观点时的含糊之处。他在讨论租金问题之后，总结说，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的以r＞g公式表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这种想法属于危险幻想。”全民投票，以及无财产权门槛的投票权的形成，“使得富人不再拥有法律上的特权，但这并未消除形成食利者社会的经济力量”。而他之所以在论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之后，还要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从“租金”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论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强调继承的财产(包括馈赠和遗产)在财富中的作用，以及计算馈赠总额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必要性。 正是在“租金”也就是“纯粹资本”概念的基础上，皮凯蒂对于主流经济学常用的测评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些概念工具，提出了质疑。指出有些概念工具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不考虑分配和不平等的，只是考虑“总和”与“平均数”。比如，国民账户的概念，就是一个实例。还有许多官方的出版物的数据“忽视顶端情况，这不是出于公心”，“经常人为地给出不平等的乐观的图景”，掩盖数字的反常和矛盾现象。有的如帕累托指数，更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对于常用的基尼指数，皮凯蒂认为，它“把劳动不平等和资本不平等混淆”，客观上并不利于搞清事实，而且人们也难以找到自己在当前的层级中的位置。所以他主张要把计算馈赠与遗产的总额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标记。 皮凯蒂对租金、承袭制和社会公正问题的独到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趋势，确实富有启示。不仅如此，他所提供的概念工具，对于我们观察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多年来为社会诟病的贫富分化问题，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习惯于用基尼指数来度量社会公正尤其是分配公正的问题。但是恰如皮凯蒂所指出，这一概念工具把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混淆起来，其后果之一就是容易把注意力放到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上面，把贫富差距的问题仅仅视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将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聚焦于“增量改革”上，一方面力图通过各种改善民生的举措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则着力于缩小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个存在着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社会里，仅仅关注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难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的。况且劳动收入在一定范围内的差别，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发展经济科学技术等所不可或缺的，所以其调整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租金”概念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发展到今天，“租金”至少已经有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垄断带来的租金；第二种是权力设租和寻租；第三种是皮凯蒂所强调的在市场中必然会产生的“钱生钱”的机制，这种机制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食利者的存在，食利者靠着过去积累的或者是承袭的财富，就可以不经任何努力而获得稳定的持续的收入。 垄断租金的问题，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的重视，近来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寻租”理论，就比较复杂。这一理论，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关于权力寻租的学说20多年前就引入了中国，曾经引起争议。其中，赞同者认为，寻租行为就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主要是通过政府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某个人或每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特点就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得到占有“租金”(超经济暴利)的特权。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财产。中国出现的寻租可分为事前寻租(影响政策)和事后寻租(利用政策的空隙，寻找租金)。由于转轨体制的漏洞非常多，寻租有广阔天地。在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革以及房地产热中，一部分人得以进行大规模的肆无忌惮的寻租活动，引起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恶性畸变。[33]有的论者还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注重关系的文化，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由“关系网”组成的寻租网络，在观念层面上则出现了“无钱有权，以权换钱；有钱无权，以钱换权”的流行观念，都说明“寻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陷阱，需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而反对者则强调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是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政府干预作为腐败的原因，那么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而取消政府干预就会蜕变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至于把政府官员的寻租视为腐败生成的原因，就把官员中的个别问题扩大，是一种“政治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在抹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腐败归根结底是剥削制度的产物。这种观点一度为某些高层人士所认可，对“寻租”论的赞同者的著作则加以贬斥。 2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已经把这番争论忘记了。然而，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遏制，愈演愈烈。在事实的教育下，现在“寻租”概念早已被公共舆论所接纳，还写进了官方文件。而中共十八大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力。用法治的办法把权力关进笼子，以遏制或消除“寻租”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一历史进程，表明权力寻租确实是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皮凯蒂在此书的中文版自序中写道：“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反腐。腐败算得上是一种最不合理的财富不平等，让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34]。 他更为重视的是，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中出现的“租金”和承袭制及其所带来的财富的不平等。如前所述，在他看来，“租金”不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是一个纯粹而完全的市场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最无能的遗产继承者，只要有资本，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资产实现最高的收益。租金，尤其是通过承袭(馈赠和遗产)而产生的食利者，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既要正视租金给社会带来的消极的影响，尤其要遏制食利者社会的膨胀，又要在道义上破除那种赞美靠租金不劳而获的食利者的观念。 这种“租金”概念恰恰是在中国的舆论中没有引起重视的。那么，这种“租金”对于分析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的现象，到底有没有意义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客观的事实来看，“租金”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已经大量存在。依靠租金生活的食利者或食租者也随处可见。尽管，在上个世纪中国曾经经历过相当彻底的革命，把各种租金和食利者都消灭了。但是，经过30来年的变化，无论是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通过非劳动收入或者是劳动收入，如皮凯蒂所说，一旦财富超过了一定的门槛，自然就会形成“租金”，“钱生钱”的机制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腐败斗争中揭露的事实，让人看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靠寻租得来的财富，如何成为“租金”像雪球一样地滚起来，迅速地膨胀。这两者的相互转化，成为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租金相连的承袭制也开始出现。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就是一个“超级世袭社会”，一旦有了合适的条件，就很容易死灰复燃。近来已有文章指出，在国有企业中至今还存在着世袭制的遗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至今对于馈赠与遗产，既没有登记的制度也没有税收的制约，成为一个黑洞。而大量的社会现象(诸如经常见于报端的“二代”现象)都在告诫我们，如果不加注意，那么承袭制必将兴起。 在价值观念的层面，对于已经出现的对食利者的仰慕，以及在一些年轻人中存在的试图仰仗馈赠和遗产过享乐生活的倾向也已经出现，而且为一些媒体所倡导。几千年超级世袭社会，“封妻荫子”的观念根深蒂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对依靠继承的食利者的仰慕有深厚的土壤，现在又一次被激活了。尽管近代以来的革命进程，留给我们的崇尚依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不齿于靠继承和馈赠享受生活的观念，在经历过革命的一代人那里依然在起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在消退，而肯定甚至颂扬“租金”的价值观念却受到一些势力的支持，通过各种途径，在媒体上传播。以至于出现了家有十几套房的学生，认为只要学会收租就无需学习和奋斗，厌学弃学的令人扼腕的典型案例。尽管对此舆论已经有所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往往停留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并没有从中着力分析它所折射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可见，现今，“租金”已经是不可缺的一个分析工具了，与此相关的如何对待继承财富的问题也不得不提上研究的日程。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学界即使论及“租金”问题也仅止于对“权力寻租”的批判，而对于“钱能生钱”所产生的另一种“租金”，则相当漠视。究其原因，一个是有些论者还是对“纯粹而完全的市场”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于是对权力寻租之外的、由市场产生的“租金”就讳莫如深。此外，这种漠视，与我们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的理解也是有关系的。对食利者的谴责和鄙视本是经典著作中常见的，列宁在谈到按劳分配的时候，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后常常会加上一句，“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划分阶级的时候，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的工人的人数，超过多少就是小业主，多少就是资本家，却往往不大注意租金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还为雇佣多少工人可以允许的问题，争论了很长一段时期。 直到今天，有的论者在讨论分配公正或者是今天的阶级关系的时候，还往往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实体经济中直接雇佣工人从事生产性经营的私人企业主身上，对于通过资本运作或者通过馈赠享用租金的食利者则不闻不问。有的舆论还不遗余力地赞美、炫耀那些实际上的食利者，有时还在政策上不加分析地鼓励和倡导以“财产性收入”为名的“租金”，而遏制“租金”和食利者的举措则往往议而不决，生怕被戴上“劫富济贫”的帽子。现在到了该认真地研究和对待“租金”和“承袭制”的时候了。 注释： ①中信出版社的译本用《21世纪资本论》的书名，读了原书之后，觉得有炒作之嫌。还是译为《21世纪的资本》或《资本在21世纪》为妥。标签：经济租金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巴尔扎克论文; 财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