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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温州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发展实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在我国，股份合作经济正方兴未艾。怎样适应大农业和股份合作经济的需求，因势利导地建立合作金融体系，完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是一个有待通过改革探索逐步深化认识，采取恰当形式予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温州始终是一个既富于挑战性，又充满群众改革发挥首创精神的地区。
进入90年代，在温州这个由国家确定的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模式”的内涵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改革试验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已由家庭工业为基础向股份合作企业为主体的方向转化。如今，在举足轻重的民营经济中，股份合作企业已扮演主角。在全市工业总产值和全市税收总额中，来自股份合作企业的比重都已超过一半。
股份合作经济以其生产组织形式和财产归属的合理性，显示出较高的竞争活力和经济效益，构成温州经济第二次创业的强大动力。股份合作经济的迅猛发展，更新了温州的经济格局。同时，也不可回避、刻不容缓地将建立更适应温州市场经济新特点金融体系的任务推上了改革日程。大量事实显示，一方面，股份合作制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把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生产资源优化重组，形成集约化程度更高、资金需求量更大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社会资金融通、配置，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人们不难看到，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由于尚未从根本上实现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变，还难以满足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大量存贷顺差不能用于支持发展温州地方经济。调查表明，民营经济所需要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民间。较大的股份合作企业，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40%来自自有资金，40%来自民间信用，只有20%来自银行、信用社贷款，而小型股份合作企业和个体户，则几乎得不到银行、信用社贷款支持。由于国家管理的、有组织的合法融资体制难以满足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致使民间自发的融资市场占有较大的天地。据测算，在温州高达50亿元以上的民间货币持有量中，至少有70%参与民间自由信用活动。在温州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民间自由信用的兴盛对改革发展造成的负面效应令人忧虑。其一，民间信用在运行中的随机性、无序性、非规范性，增大了资金配置的盲目性，增加了信用链条脱节的风险性。其二，温州地方大量资金来源不能通过金融中介较好地配置到地方经济中去，加剧了资金供需矛盾，使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居高不下，资金配置成本的上升，加大了生产性经营活动的融资成本，吞噬着温州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上述反差，迫使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根据温州经济结构的特点和需求，推进金融体制的制度创新，完善优化配置所有生产要素的市场机制，使温州经济的集约化、规模化跃上一个新台阶？
面对挑战，温州人在金融领域迈开了改革探索的新步伐。1992年下半年以来，经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办领导同意，在市政府和人民银行的政策指导下，作为乡镇企业制度和股份合作经济建设的配套试验项目，温州有组织地试办起一批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一举措便初见成效。
第一，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个体、私营企业。据统计，这些基金会吸收的资金来源约有75%来自民间闲散资金。而资金运用的75%是用于满足企业需求。这表明，大量消费资金以这些基金会为中介转化为生产资金，以低于社会自由借贷利率的价格供应企业。这些企业较为方便地以能接受的使用费率获得资金支持，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益，促进了经济向集约规模方向的发展。
第二，抑制了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凡是建立基金会的地方，民间自由借贷利率普遍由原先的2.5—3.5%降到2—2.5%。
第三，扩大了可管理金融市场的范围。在温州现实的金融市场中，一向比较发达的民间自由借贷活动处于“地下”，蕴藏着极大的信用风险，政府部门却管不住，管不了。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以集体信誉和较低的利率，吸引了原先民间自由信用的需求方，打破了原先的供需平衡，缩小了民间自由信用的规模。这一趋势的实质是，将民间自由信用活动从“地下”引上“地面”，纳入政府可管理、监控的轨道。这无疑大大推动了整个温州金融市场秩序的根本好转。
第四，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改革。尽管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的信用度还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原有国家银行、农村信用社那么高，但凭其机制灵活、优质服务的优势，已使这些金融机构感到竞争的压力。大量事实显示，这种围绕服务质量效率展开的有序竞争，对推动各农村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机制、强化服务功能、扩大业务实力、提高经济效益，已发挥了正面效应。
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之所以能迅速而健康地成长为温州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除了自身生命力所具有的优势外，还在于从一开始就得益于有力的管理和监控。为了加快温州改革发展这个共同目标，温州市党政部门和人民银行相互理解，协商配合，为引导这个新生事物茁壮发育，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加强管理、规范行为、完善提高”的原则，各县、区都由政府和人民银行成立了协调小组，及时掌握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研究、处理新问题。在完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人民素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严格利率管理、提取存款准备金等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都已到位，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最新的监控数据表明，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的资产质量安全指标均已达到人民银行规定的控制水平。
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作为温州金融改革的一种实践，虽已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效，但是，这项改革探索还刚刚开始。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使这项改革探索面临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多元化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把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合作性金融机构等按照各自职能、特点区分开来，分别规范经营管理，以形成分工协调、秩序井然的金融体系。这个改革新形势，对以往改革中建立的各种金融机构，都提出了如何正确定位的新课题。从温州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的实践看，原先的改革任务是着重从如何弥补现有金融体系的不足，满足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的民营经济融资需求提出的，因此，各项工作是围绕增强活力、提高资产质量和效益展开的。应当说，这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明显的。而现在，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从建立健全金融体系新格局这个更高层次提出的，这个新任务要求人们在新的探索中必须认真研究一些过去缺乏认识的新问题，慎重处理一些有难度的复杂经济关系。
一些专家认为，温州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面临的改革探索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主要来自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缺乏比较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从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看，很有必要建立合作金融体系。目前，如果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要按合作金融机构的特点给自己定位，就会陷入许多困惑。这是因为，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信用社已背离合作金融轨道，成为集体金融组织。依据这种实践形成的我国合作金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对合作金融的规律性认识。还因为，我国对世界合作金融的研究也是很不深入的。世界合作金融在其长期发展变化中，形成了多种层次和模式的状况，已远不是它早期的单一模式了。由于对世界合作金融的特点和规律理解不深，必然导致我们在实践中借鉴国外经济定位时，参照指标不确定。第二个层次，由于以往对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并没有严格按不同金融机构特点定位和规范。因此，这些金融机构往往是合作金融特点、小商业银行特点等混杂一体。在实践中，要使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从不规范过渡到规范，势必牵涉现有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谨慎地寻求具有可操作性的过渡形式，以避免在改革进程中对经济稳定发展产生不必要的负面效应。
上述分析有助于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我国的合作金融体系，是一项崭新的伟大实践。这条路怎么走，要靠我们通过反复实践去深化认识，开辟道路。以为简单的机构撤并就能解决问题，未免把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任务理解得肤浅了，而且恐怕也难以收到推进金融改革的成效。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温州融资性股份合作基金会面临的深化改革新课题，也是我国金融改革面临的新课题。基于这种认识，经济界不少有识之士郑重建议，在温州这个国家级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允许温州人以大胆探索的首创精神，耕种合作金融体系的改革试验田。他们深信，这种改革探索，不仅能使以股份合作经济为特点的温州经济模式更趋健全，更具典型意义，而且也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合作经济的发育成长，做出自己的历史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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