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经济领域党的组织资源开发之可行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开发论文,非公论文,可行性分析论文,领域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2-0151-04
组织资源是执政党开展活动的物质载体和依托，其数量、质量、构成及开发利用的程度和水平事关党的兴衰成败。党的组织资源应是社会性的，并覆盖到社会的每个领域和层面，为此，应不断开发、积累和优化党的组织资源。当前，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社会阶层不断壮大，迫切需要在这些新的领域开发党的组织资源。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过程中面临的崭新课题。
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重新整合与开发党的组织资源
“资源”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后来广泛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资源概念被借用到政治学领域后形成许多衍生概念。就政党而言，它的组织资源应包括完善的组织体系和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如组织规模、党员素质、作风纪律及组织原则和方式等，其中“人的资源”是“组织资源”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资源。
组织资源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具有可开发性。尽管我党的组织资源是雄厚、丰富的，但在新的环境中，特别是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仍然有与时俱进、继续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方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非公有制人士“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地位，这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2年的10年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由23.8万户增加到243.5万户，增长了11.1倍；从业人员数由372.6万人增加到3409.3万人，增长了8.1倍；注册资本金由680.5亿元增加到24756.2亿元，增长了35.4倍；工业总产值由421.1亿元增加到15339亿元，增加了35.4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0.5亿元增加到7929.4亿元，增长了40.6倍；缴纳工商税收由10.5亿元增加到945.6亿元，增长了89.1倍。[1]“中国私营企业的队伍正在以平均每天809家的速度壮大”。[2] 另据张厚义的统计，截止到2003年6月份，全国私营企业户数、注册资金、实现产值分别是270.36万户、29492.22亿元、15338亿元；自1992年开始，这三项统计数据年均增长分别是33.10％、60.30％、53.96％。[3] (p2)到2002年底，新的社会阶层的总人数已达3530万(自由职业人员尚未列入统计范围)；其中，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172万人，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97万人，个体户2377万人，私营企业主623万人，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261万人。到2003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达到270万户，从业人员3562万人，注册资本金总额29000亿元。[4]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上缴的税金占全国税收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已成为社会总产出和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成熟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日益宽松，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但毋庸讳言，在这一新领域，党的组织资源却出现了新的损耗，集中表现为党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有所削弱。私营企业党员人数少，党组织数量少、运行质量不高，且党组织建立难、发挥作用难。与此相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逐渐成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汇点，职工观念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迷惘对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扭曲，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更有甚者，部分党组织附庸化、软弱涣散甚至陷于瘫痪；有的组织徒具形式，空无内容，仅有机构而无活动，名存实亡。于是在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各项任务的完成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失去了依托和坚强的组织基础保证，党的领导出现了盲区和空白点。
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还不够充足和丰富，党的组织资源面临着重新开发、整合和部署的问题。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告诉我们，社会的良性运行只能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和谐发展，即经济、政治和文化有效组合和多个层面共同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总体上讲，是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和谐。生产关系的变革需要相应的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安排，客观上需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创新使新的政治制度安排有相应的组织载体。
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政党运作，都需要一定资源的支撑和匹配，雄厚资源的占有是政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执政党必须善于利用组织载体的运作来提高执政效能。党的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发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取决于新的组织资源的开发程度。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社会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长期以来，这个组织体系作为动员社会和整合社会的基本组织资源，构成了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在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政权，有了国家机器与国家机构，就忽视了自身的组织建设。要注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基层组织涣散、瘫痪、名存实亡的现象，切实维护好党的组织资源”[5]。“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江泽民语)，如果党的基层组织出现病变，那么党的整个肌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就会被削弱。
反思苏共的教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组织资源流失的严重性。苏共之所以丢掉政权与40多万苏共基层党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演变成涣散、纪律松懈、丧失战斗力的组织有极大关系。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数量有可观的增长，曾达到42万余个，比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增加了2500多倍；车间党组织达到40多万个，比1941年增加了近17倍。[6] 但是党组织规模的膨胀，并不意味着组织力量的真正增强，党员的质量也没有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同步提高。党员质量事关党的生机和活力，党员质量的下降使一个大党丧失了机能和活力。
苏东演变的教训表明，执政党流失组织资源不仅会极大地降低执政的有效性，而且自身存在的根基也将随之瓦解。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仅需要在传统领域积聚组织资源，更需要与时俱进，开发新经济领域的组织资源，以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只有把非公企业党组织建成党执政的坚实的基层力量，党的各项任务的实现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才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所以，开发党的组织资源是整个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生命工程”。可见，如何重新激活基层组织，使组织作用和党员作用同时促进党的建设和发展成了新时期党建的战略性问题。
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的组织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150多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发党的组织资源、进行党的建设何以是可能的？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和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认识这一问题。
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离不开一种“普照的光”。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必然得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积极影响，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范和引导。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7] (p24)一个社会形态中，必有一种居于主体地位的经济成分决定着该社会的性质，并对其他经济成分起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贯彻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能够同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起来，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实践中，我们也初步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通过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为先进生产力提供了足够的发展动力和空间，重新梳理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到现代模式的转换。
政党属于上层建筑的关键部分，对社会的经济活动具有强大的调控和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除了通过国家政权的途径对社会实施调控和治理外，还同时运用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等方式，以及强有力的政治网络，直接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单位和组织进行较全面的指导和监督。”[8] 这就意味着新经济组织的出现和这一领域党建工作的开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特殊现象，必须自觉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规律，根据新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需求来对待、处理。
政党组织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紧密相关的。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发党的组织资源与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性与必要性是紧密相连的。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目前仍有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面，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实践证明，过早地消灭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会促成社会生产力跨越式的发展，反而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扭曲。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综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党的建设必须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必须联系党的实际来进行。从理论上看，党的自身建设和党所从事的整个社会实践活动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党的发展问题也只有在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历史的解决。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是推动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蕴藏在创造新未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全球利益、全人类利益越来越联成一体，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或者说资本全球扩张所主导的经济科技全球化、信息传播全球化，都从不同的方向强化着一个现实指向——共产主义，推动着人们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创造着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供和创造着党新生、壮大、成熟的历史舞台。尽管目前社会主义暂时处于劣势，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是，人民的社会主义意向依然存在。当前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不谋而合。现代化的世界性发展同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轨迹具有一致性。比如，世界普遍认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价值观的反思。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地域的限制，体现了人类自律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出超越个人和民族、国家之上的价值标准，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伟大奋斗目标、科学理论指导和严密组织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坚持“三个代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聚和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世界人民寻求平等、公正、民主的社会秩序的历史要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党组织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互助、共富、和谐等能够与市场经济的规则如主体独立、等价交换、自由竞争等有机兼容。随着党的先进性的不断发展，党必然成为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不仅是从斯巴达克、陈胜和吴广、托马斯·闵采尔、玻利瓦尔、圣·马丁、孙中山到世界各民族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伟大革命传统的继承者，更是从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孔子、但丁、伏尔泰、黑格尔到世界各民族人民伟大文明创造活动的发展者。总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更是做好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的重要条件。
具体而言，党的执政地位使得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能给这些企业带来发展信息、优惠政策、声誉等一系列资源，开展党建工作的非公业主更容易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更便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反映自己的利益。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参与并影响政治向来是实现利益目标的有效途径，因为有些利益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实现，有些利益矛盾只有通过政治层面才能解决。同时党的优势还可以为非公企业职工的社会政治参与提供现成的组织路径和组织供给。党的一系列与民主相关的符号和制度因素，如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群众路线，等等，可以提供反映其愿望要求的民主渠道、参与公众事务的社会舞台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载体。
三、党的组织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
作为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要增强自身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必须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组织的统一是思想统一的物质基础，党的力量在于组织。必须加大在非公有经济领域开发党的组织资源的力度。
首先，党的组织网络的重新整合和部署必须遵循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组织设置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必须有利于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增强党对经济生活的领导力和控制力。
1.创造条件，选准依托，形成区域性、社会化的组建模式。即依托非公有制企业聚集的经济园区、市场、商务楼宇等建立党组织，做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与街道社区党建有机衔接。这样可以依托街道、社区的工作资源，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监管、自律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构建党组织管理体系。
2.按照“行业相通，地域相邻”的原则，提高党组织的组建率，扩大覆盖面。根据企业党员数量和流动情况，将“属地”、“属资”、“属条”、“属业”相结合，进一步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可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村厂联建等多种形式设立党组织。应根据非公有制经济体的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合理确定非公有制经济体中党组织的设置形式。
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设置党组织，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离开物质经济基础的现实，必须因地制宜、因企制宜，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把党的基层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提高党组织的组建率，按照生产力布局设置党的基层组织，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设置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使党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实现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发展“先进性”，提高“公信力”，发挥好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主体性条件是先进性和公信力。共产党组织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它的先进性。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落实到具体层面。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贯彻党的主张、传承共同理想上，更体现在企业面临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时党组织的保证能力、应变能力上和党员在行为、技术、能力、效率方面引领群众推进企业和谐发展的主力军作用上。党组织和党员如能真正参与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积极建言献策，能引领企业发展方向，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为企业改革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就会成为企业离不开、少不了的坚强核心。
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组织控制着各种社会资源、握有各项人财物实权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组织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逐渐减少，党主要依靠党的正确政策、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党的公信力来实现领导，党的领导手段由主要依靠掌握人财物实权向主要依靠党的先进性和公信力转变。因为在非公有制领域，在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大趋势下，基层社会公共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然进一步走向民主化、透明化，基层党组织将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并直接行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会日益变小。[9] 领导基层社会的方式，只能以“权威”而非“权力”影响。对企业职工的领导不能建立在强制力上，只能建立在用先进性和感召力赢得职工的自觉认同、自愿服从和衷心拥护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开展工作主要靠能力、靠人格力量而非权力因素的影响，靠“信”、“情”、“理”来与业主和员工加强沟通以及党组织内部成员的沟通。基层党组织如过分强调“权力”而非“权威”的影响，难免陷入管理主义的陷阱，很难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甚至冒同人民群众脱离和疏远的危险。
总之，中国共产党需要集合力量，不断在新的领域开发组织资源，以新的形象、新的方式融入社会、整合社会、主导社会，从而在国家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中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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