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基于上海社工服务团赴川援助的实践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工论文,社会工作论文,上海论文,实践经验论文,灾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灾后社会重建的价值就是在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的基础上，恢复和重建遭到灾害破坏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就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建构式社会工作。值此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围绕灾后社会重建这个主题，结合笔者在地震灾区所参与的建构式社会工作实践，总结和讨论灾后社会重建进程中社会工作服务所张扬的核心概念和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和服务模式，对于灾区后续的社会重建以及丰富灾后社会工作的理论及实务模式，相信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灾后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理念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上海社会工作界迅即向灾区派出了两批专家组进行灾后社会重建工作的评估。之后，又组建了社会工作服务团分赴都江堰市四个灾区安置点社区开展援助服务，历时半年有余。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援助服务，对于灾后社会重建，尤其是灾后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以及邻里、社区关系的恢复与重建、社会工作的本地化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的角色获得了灾区政府、民众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认同，也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重建之所以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显著的社会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沪川两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社会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灾区重建的内在需要等。而上海社工所确立和秉持的服务理念，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这里，做一简要的介绍和论述。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是一个架构性的体系。其中，“助人自助”是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外围，还有许多目标性、技术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理念，如增权、平等、接纳、同理心，等等。应该说，这个架构性的理念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已被验证为具有明显的普适性，故被社会工作理论界、实务界普遍接受。问题在于，任何普适性的理念、理论在实践过程之中，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要求或者客体化、对象化的要求。
那么，在灾害地区尤其是尚未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的地区，社会工作服务应该秉持怎样的理念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社会工作怎样才能介入、如何提供服务、如何获得理想效果的问题。对此，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根据灾区的实际现状，确立了以下三个核心概念或服务理念。
一是“嵌入”概念。这个概念涉及的是社会工作者与受助对象（组织、个人、社区等）的关系，其原有含义是指社会工作者在主观意识和行动上要自觉纳入受助对象的关系网络之中去，争取最大程度获得受助对象的理解和支持。就灾后社会工作而言，解决“进场”问题是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主动将自己纳入灾区的行政体制，视自己为灾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者助手，努力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非此，社会工作者就不可能进入灾后重建工作的核心圈子，相反只会始终徘徊在重建工作的边缘。
二是“建构”概念。这个概念的实质是强调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关系、社会服务制度及受助对象能力的建构目标和建构功能。就灾后重建而言，它实际上赋予了灾后社会重建一种制度与机制创新的意义。可以说，嵌入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嵌入的目标，服务项目则是建构的平台与载体。灾后恢复与重建，本质上是建构性的，是一种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恢复灾前的制度和机制。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是要帮助灾区建构一种既旧又新的社会关系及其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这是灾后社会工作的制度性目标。
三是“增能”概念。增能或充权，是社会工作追求的能力目标，即“助人自助”。这个目标要求使得社会工作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如何帮助受助对象达到自助，关键在于要提高受助对象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就灾后社会工作而言，就是要整合各种资源，帮助灾区的政府、社区、民间组织、个人和家庭等拓展发展的视野，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灾后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
如果说前述三个核心理念具有理想化特征的话，那么，根据灾区自身的需求提供富有成效的服务模式，则是实现上述理念或理想的必要路径。从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经验来看，以下几个模式是值得总结和推广的。
(1)政社分工与合作模式
作为外来的民间性、专业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团在“嵌入”的前提下，建构的第一个模式就是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其主要特点是：服务团一方面自觉纳入灾区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始终明确自己的专业独立角色，努力形成与政府之间既分工又合作的伙伴关系。这里，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是必要的前提。为此，服务团特别注意与各个安置点社区管委会、都江堰市民政局的定期沟通，及时发现、反映和回应政府没有时间、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努力协助政府广泛了解居民的需要，并以第三方的桥梁身份动员居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自身的一些问题，而政府则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样，政府和居民组织之间逐步形成并适应了分工合作的机制。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民政局和管委会的政府官员也逐步理解和接受了社会工作理念，从而在政策层面加大了社会工作的影响力度。
(2)社区信息链接模式
地震破坏了灾民原有的、熟悉的社会关系。来到安置点社区的居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开始是很陌生的甚至防范的。不难想见，生活在人口如此密集的空间里，如果没有有效的联结机制，不但难以形成熟悉、互助的社区氛围，相反可能因为信息不充分、相互不理解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如果政府的信息不能及时到达居民，也会引起不满和对立情绪。因此，只有陌生的人相互认识并熟悉起来，才有可能实现邻里的信任、互助和自我管理。只有实现纵向与横向之间的信息畅通，安置点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居民相互之间就有可能达到相互理解和良性互动。信息畅通之后，就有可能实现各种资源最大效度的整合，从而推动实现灾区各项功能的恢复与社会重建的目标。
基于上述认识，服务团特别重视安置点社区纵向与平行的关系沟通、关系重建，初步建立了社区信息链接模式，致力信息共享。其主要做法是：
一是与社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居民参与的社区小报，诸如在最大的、有1.2万人的安置点社区——勤俭人家主办了“勤俭快讯”，每周一期，免费发放给全体居民，为居民提供政策信息、服务信息。它既是基层政府——安置点管委会与居民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居民互动的平台。投稿的作者包括从7岁的小女孩到70岁的老大爷，极大地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二是建立了即时更新的“信息之窗”。为了帮助安置点社区的群众及时了解有关政策信息和社区活动信息，有效杜绝小道消息的泛滥，服务团在安置点社区的醒目之地和社会工作站安装了多个两米宽的信息栏，及时张贴报纸、政策信息、服务信息、活动海报，等等。
三是印制了“社区资源图”免费发放。社区各类资源和服务设施大都分布零散，很多居民原来并不了解。而社区资源图因收集了安置点社区的生活、服务、商业、行政资源等信息，既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加深了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认识，且提高了对社工服务的认知度。
四是以社区系列文体活动为平台和载体，促进居民的认识、交往与互动，从而建构它们之间相互熟悉、相互支持的信任关系。
(3)需求评估与回应模式
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无疑是为了及时回应案主、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时有效地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但是，不同的案主、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且有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当前一阶段的需求问题解决之后，下一阶段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及需求。案主这一阶段性的需求特征，在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实践中显得尤为突出，服务对象之需求主题的转换时间也相当快速。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高度重视对安置点社区居民所存在的问题和服务需求进行客观及时的评估，建立适时、适地、适他的回应机制，制订合适的专业服务项目。
对于灾后安置点社区问题及需求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上海社工服务团自始至终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为了做好灾后社区服务的需求评估，服务团既重视定性研究的方法的运用，也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社区漫步观察和访谈、入户访问、社区干部座谈和问卷调查、跟踪研究等，是他们搜集问题及需求常用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问题及需求的筛选和分析评估，并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服务计划。例如，社区信息链接机制、针对孤独老人开展的“同心互行”志愿服务计划、推动居民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巷巷会”、帮助失业妇女再就业的学习绒绣技术“火凤凰项目”（由上海一家外贸公司收购作品及销售）、针对安置点社区干部的能力培训计划等享誉灾区的项目，都是这种需求评估与回应所获得的成果。
(4)“巷巷会”和“社区互助网络”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巷巷会”计划。实际上，这是运用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工作模式发动、组织居民实现社区自治与互助的一种平台。这个计划是由华东理工大学第一批服务队创立的“弄堂会”演变而来的。
在安置点建设初期，灾民往往对政府都有一种等、靠、要的福利依赖倾向。因此，在碰到诸如安全、卫生、板房漏水等具体问题而管委会又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灾民对政府的误解、埋怨以及社区冲突就极易发生。为此，在“勤俭人家”这一最大的安置点社区，社工在问题和需求评估的基础上，运用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的模式，创建了最初被安置点社区居民称之为“弄堂会”的服务项目。其具体做法是：由社工启发、动员并参与，由“社区领袖”出面组织两排紧邻的、门对门板房的居民，经常在弄堂之间开展座谈会，共同协商和研究由居民自己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机制，既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熟识以及自决和自我管理机制的建立，又有利于促进共同体意识和社区自治的发展，以及居民自我管理能力的建设，深受居民的欢迎。同时，这一机制也减轻了管委会的负担，降低了居民对政府的误解，增进了居民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信任，深受政府和安置点管委会的欢迎和支持。此后，这种弄堂会迅速推广到许多巷子和其他安置点社区，并且按照四川当地民众的习惯，大都改称为“巷巷会”。安置点社区的居民们还纷纷在协商获得共识的基础上，给自己的巷子起了富有特色的名字，如“和谐巷”、“共建巷”等等。由此及彼，在社工的指导下，各个安置点又逐步建立起老人之间、青年少年之间、妇女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助网络和志愿服务网络。
三、几点启示
灾后重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子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各个子系统在灾后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缺一不可。其中，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实践来看，这种介入对于完善和丰富社会工作理论及实务模式不无启示。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启示值得提出和讨论。
第一，社会工作的确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角色，是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有效助手。一般而言，政府管理是一种刚性管理，其特点是无差别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实施，往往具有“一刀切”及反应慢、效应递减的缺点。社会工作则因其在专业社会服务中渗透、体现了一种柔性的管理，不仅能够及时反映和回应民众的需求，而且可以帮助政府将社会政策及时地、具体地、有差别地实现。不仅如此，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社会工作的服务可以有效化解民众对政府的误解，提高居民社区自治的能力。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所服务的四个安置点社区，半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灾民上访的例子，无不充分证明了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专业功能。
第二，社会工作是灾后社会恢复与重建不可或缺的要素或角色。灾后社会重建的要义在于社会关系的重建以及在这种重建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的重建和制度、机制的创新。它既体现在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关系重建及关系的和谐方面，也体现在灾区政府和社区的建设能力方面。缺乏社会工作的介入，不是灾后社会重建的意义被忽视，就是社会重建的进程难以加快。反之，有了社会工作的介入和推动，社会重建的动力和专业资源就会大不相同。都江堰灾区安置点管委会、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对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的勉强接受，很快到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以及市政府积极推动在都江堰市建立社会工作制度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都是很好的例证。
第三，社会工作专业要实现其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和助人自助的目标和功能，本土化是必需的条件之一。这里的本土化，既包括社会工作的理论、实务模式要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环境，也包括对开展社会工作所在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制的嵌入，以及社会工作者主动与所在地政府的协调和沟通。当然，这种嵌入的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具有本土特色的新社会服务、社会支持、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构。这既是本土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灾后社会工作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