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若干问题_政治论文

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若干问题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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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受世界形势变化的牵动,各发展中国家也加速了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这些国家政党政治的变化更为显著。本文试就有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蒙受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剥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转换,发展缓慢,政党出现一般也较迟,直到19世纪,少数国家才出现现代意义的政党。更多的则是在这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其领导人感到单枪匹马或者几个人向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没有威力,于是,他们仿效欧洲资产阶级的办法,组织起政党,领导人民群众与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现代意义的政党就此发展起来。在拉丁美洲,19世纪30-50年代就出现了一批政党;在亚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党出现得很少,20-40年代则出现了一大批;在非洲,直到1920年前后才在埃及和南非出现了政党,30年代在突尼斯、毛里求斯也出现了政党。但总的看,还是不多,大批出现则是50年代以后,特别是60-70年代。

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有三次较大的发展:

第一次是20-40年代,亚非拉都出现了很多新的政党,其中不少是共产党,还有一些是民族主义政党,个别的还有法西斯党。

第二次是50-70年代,亚非拉又涌现了一批新的政党,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但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政党。这些民族主义政党的左翼往往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第三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世界格局大变动,各种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时期。亚非拉一些国家政坛不稳,风云变幻,某些传统政党衰败,新党迭起。这一次政党的发展变化,无论就其总体看,还是就其某一政党看,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色彩。

冷战结束,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重要变化是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这在非洲尤为突出。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政党体制,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党制和多党并存一党主导制,即事实上的一党制。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民族武装力量,而且也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产生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政党。这些国家独立后,它们很自然地就成为执政党。在那些用和平方式取得独立的国家里,尽管宗主国让其装点了议会民主的花环,实行多党制,但由于历史的积淀,也由于新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治理,因此多党制很难行得通,要么被一党制或寡头政治、军人统治所代替,要么多党制徒具虚名。在独立后不久的60年代,非洲70%的国家实行一党制;而在拉丁美洲则是以家族统治、代表大庄园主和大买办利益的右派政党执政、军人执政为主的寡头政治长期占支配地位;有的国家虽然也实行多党制,但实际上,则是权威主义为主,由一个政党长期主宰着政坛。

这种态势从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70年代后期起,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加快,巴西、秘鲁、厄瓜多尔等十多个国家的军政府交权于文人,恢复了资产阶级代议制,实行多党制。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9年下半年以来,一股强烈的多党民主化的潮流,猛烈地冲击非洲各国的一党制和军人政权。5年多的时间,非洲的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9年非洲51个国家中实行一党制和军人统治的有39个,占非洲国家总数的76%;到1994年底已经实行或准备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已达48个,占非洲国家总数(53个)的90%,其余5个为军人政权或无党制国家。今天,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还坚持一党制了。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由少数政党垄断政坛的局面也被打破。在巴西、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拉圭等国家,传统政党声望下降,政治权力不是向少数大党集中,而是向更多的党派分散,一批新的政治势力应运而生,在竞选中战胜传统政党,或者与之共主政坛,使拉丁美洲的多党民主化迈出了新的步伐。在亚洲,有的国家里执政了几十年的传统政党遇到其他政党的严重挑战,有的则向其他政党开放某些政治领域,吸收更多的政党参与国家政权,向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方向发展。

在多党民主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党的宗旨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前,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政党都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作为主要奋斗目标,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有的还宣称实行社会主义。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的任务已经完成,有的不适合今天的现实,于是一些新建立的或者原来的民族主义政党不再提民族独立或“社会主义”等主张,而是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把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按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方式运作。但另方面,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深受殖民主义压迫之苦,他们想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成功,所以就容易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向其靠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本来就有不少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近年来社会党国际又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的工作,吸收了更多的成员。社会党国际中亚非拉地区的成员由1986年的20个(正式成员党10个,咨询成员党10个),发展到1992年十九大时的48个(正式成员党20个,咨询成员党28个),占整个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52.7%,另外还有5个观察员党以及未加入社会党国际,但也具有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虽然这些政党与典型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同,但无疑是向它们靠拢了一大步。

其次,政党的成分发生了变化。产生于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往往宣称自己是全民族的代表,其成员包括各个阶级,阶层,有的甚至全国所有的公民都是其党员。随着多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新成立的再也没有那种包罗各阶级的政党了,而老的民族主义政党也重新分化组合。原来在一个党内的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则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建立了政党。虽然各政党仍吸收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员,但就其主体的倾向看,其阶级背景要比以前明朗多了。

第三,政党作用和机制的变化。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表现了明显的集权倾向,拥有行政职能或代行政府职能,包括直接组织经济活动、处理社会事务等。近年来,它们根据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实行党政分开,即使是执政党也不再直接干预行政或政府事务。各政党都要通过竞选,获得多数选票和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争取通过有利于本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法律,组成本党支配的政府,贯彻本党的意图。

第四,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执政党常常是党的机关和行政机构并行设置或结合设立,有的领导人认为,要强化执政党的权力和提高效率,必须使党和国家合为一体,“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甚至有的把政府、议会、法院规定为“党的机关”,把国家宣布为“党国”,实际上并没有政党的机构。多党民主化的潮流改变了这一状况,各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不再具有行政职能;有的党还对自身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使之民主化。秘鲁的基督教人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等,或者政党内部候选人的提名、政策的制定更加公开、民主,或者实行“开门选举”,对总统等政府职务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提名通过初选、党代表大会甚至自由竞选。在与其他党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平等”竞争意识,反对党和小党的权利得到尊重;各政党在获得选举经费、接触新闻媒介等方面机会均等。

第五,政党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前,虽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党政治,但制度很不完善,随意性很大。近年来在多党民主化的进程中,各国都注重立法工作,在宪法或其他法律中对政党的地位、作用、活动、组织以及如何参加竞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使政党活动既受法律的监督,又得到法律的保护,实现了规范化。

从以上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在逐渐发展和完善。

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众说纷纭。有的全面肯定,大加赞赏;有的则全面否定,一概斥之为“灾难”。我认为,由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多党民主化的进程也不一致,因此难以一言以蔽之。

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

同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十分落后,但经过几十年,与它们独立时相比,其社会经济、教育、文化,还是有不小发展的,有的国家还相当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并培养了大量的管理者和技术工人;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则出现了许多接受现代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世界的信息化,即使最封闭的社会也不能阻挡信息和知识的传播。社会中新兴阶层的出现最终必然打破原有的政治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之相适应,政治上的变革必然提上议事日程。政党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集中表现,其变革也就自然而然了。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现代政党体制已运行了多年,有一定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代政党体制也是必然的趋势。这对调节社会关系,缓和国内矛盾斗争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政党政治的平稳变化和变革之后经济的发展,就是证明。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次政党政治变革的大潮中,有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非洲的一些国家,其变化并不是出于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外界猛烈冲击和巨大压力下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以至产生许多问题:

首先,在一些国家中引起动乱。在非洲一些国家,迫于压力按照西方模式实行“多党民主化”,严重的脱离了本国的实际,加深了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轻则党派林立,无政府主义泛滥,人心涣散,经济停滞或倒退;重则党派纷争,各种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安,引发武装冲突、种族仇杀、全面内战,国家濒临崩溃的局面。尽管非洲“多党民主化”浪潮高峰已过,动乱中出现局部缓和,但新的问题、新的热点还不时出现。特别是社会秩序普遍恶化,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有的国家权力仍陷入瘫痪,至今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有的还产生了新的矛盾和斗争。政党之间和各党内部争权夺利,他们利用三权互制的错综机制,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相互攻讦和扯皮,同样会影响政局的稳定。

第二,宗教、部族、地区因素对政党的影响。宗教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广泛流传。过去各民族主义政党的缔造者曾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政党理论与宗教教义联系起来,把本党说成是“替天行道”,以吸引大批教徒。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认为,“我们的思想并不是脱胎于外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从本国的现实,从我们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精华中产生的”。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主张”让基督教精神参政,使基督教精神同民主精神结合起来”。斯里兰卡自由党宣称要“恢复和帮助佛教,使之成为人民生活的力量”。近年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不能消除社会的弊端和不公,失去吸引力,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建立的或者改变性质的政党就更多地从本国的传统中汲取政治力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宗教就进一步成为其精神武器,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更助长了这一趋势,使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情况更为复杂。另外,在有些地区和国家还产生了一些部族或地区性政党,它们往往只关心本部族或地区的利益和特权,对其他部族或地区采取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以至引发了宗教、种族、地区冲突。

第三,并没有消除政党的腐败问题。发展中国家多是建立在摆脱殖民枷锁的传统社会的基础之上,残酷的殖民统治除了摧毁旧有的传统结构,贪婪地掠夺社会财富之外,并没有给殖民地留下有效的管理机制。因此,亚非拉许多国家独立后所建立的政党体制,不少是继承了传统社会的陋习,腐败现象依然存在,因而遭到人民的厌恶、唾弃。但接着而来的多党民主制,各政党轮流坐庄,政党以竞选胜利为目的,当选后抓紧时间图谋私利,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必然贪污腐败。伴随着经济困难,腐败问题愈加尖锐。

第四,经济问题依然严重。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位,廉价的资源与劳动力一方面促成了西方的繁荣,另方面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更加贫困。80年代是非洲“失去发展的十年”,人均生产总值下降了20%以上,人均消费水平下降20%,一些国家的消费水平倒退了30年。拉美国家在80年代经济普遍衰退,10年内人均生产总值下降10%,人均消费水平累计下降13%,社会矛盾积怨甚多,那些长期把持政权的政党拿不出治国良策,无力扭转经济困难局面。那么,实行多党制就能够解决经济困难吗?也不尽然。现在,非洲国家多党民主化大潮已过,有些国家政局也趋于稳定,但经济却还在低谷徘徊,不见起色。相反,那些稳扎稳打、根据本国情况采取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变革或者完善已有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倒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

由此可见,多党制虽然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必须和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多党制本身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弊端,也不是解决一切困难问题的“万应灵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将由本国人民作出选择,任何外来势力“拔苗助长”都将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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