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互补式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现代文学论文,贡献论文,赵树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4)03-0121-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有鲁迅，后有赵树理，同为铸就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立下 了堪载史册的卓越功勋，他们既有联系，又相区别。
一、里程碑式的文坛巨匠
鸦片战争在轰开国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昏然酣睡中的国人之美梦。为救吾国吾民，半 个多世纪以来，仁人志士们前仆后继，慷慨赴难，但无论是旨在科技救国的洋务运动， 还是立足政体革新的辛亥革命，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惨痛的教训使先觉者深切意识到， 思想革命乃是当务之急。于是乎，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在中 华大地骤然而起。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之重要一翼应运而生，在理论倡导上，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一系列文章振 聋发聩，原本死寂的文坛顿然风雷乍起，一场创作实践层面上的文学革命已是箭在弦上 。正是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定背景下，鲁迅的《狂人日记》于1918年破土而出 ，并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P339)轰动文坛，成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 作。从此，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写了《孔乙己》《药》等十余篇小说，且于1923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小说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其文体形式却是万象纷呈， 恰如当年茅盾之所言：“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 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2](P324)鲁迅在现代文学发生期的突出贡 献之一，诚如他自己所言，是以文学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而使胡适、陈独秀 等人力倡的文学革命理论得以开花结果。鲁迅的创作真正使中国小说从传统所固有的故 事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并无可置疑地确定了 其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地位。
在鲁迅等文坛巨擘的艰难努力下，崭新的现代文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站稳了脚跟，实 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 守状态下，国人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 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 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在否定传统 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3](P42)的特点，这 就导致了新文学降生伊始即带有严重的“西化”倾向，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 与本邦民众，特别是与占人口90%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严重到了令人瞠目 结舌的地步：鲁迅反映农民生活的经典力作《阿Q正传》居然被中国的农民读者拒之千 里之外。文学革命是在思想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应运而生的，其宗旨之一就是要窃取西方 文学圣火以改变愚弱国民之灵魂。倘若新文学不能被大众所接受，那么，新文学作品中 所蕴涵的思想再宏深、再精辟，也只能与民众们失之交臂。因此，若不能彻底实现新文 学从“西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 地真正扎根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造国人之灵魂、借启蒙以救 国的一片苦衷。可以肯定地说，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 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着民族化、大众化这一严峻使命。早在五四时期，有识之士 就高举起“平民文学”之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即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尽管 先辈们殚精竭虑，作了种种努力，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功亏一篑 。直到赵树理登临文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风行于世，才标志着新 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最终胜利，才真正实现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热情拥抱。
《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小二黑结婚》则预示着新文学的彻底大 众化。没有鲁迅，中国文学不知何时方能与世界文学接轨；没有赵树理，新文学本土化 的历程不知何时是个尽头。正鉴于此，我们可作如是言：鲁迅是不朽的，赵树理同样也 是不朽的，他们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里程碑式的文坛巨匠。
二、义无反顾地张扬文学的功利性
在文学价值上，鲁迅与赵树理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主动而热忱地 追求文学的教育功能与认识功能。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是为了启蒙，为了改良人生：“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P212)正是在这一创作思想指导下，鲁迅的整个现 实主义小说，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都始终如一地显示出强烈的“审丑”意识 ，“审丑”成了《呐喊》《彷徨》最为醒目的标识，鲁迅以如椽大笔，对弥漫于旧中国 的“四丑”——人物之丑、灵魂之丑、人际关系之丑、环境之丑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审视 与批判。鲁迅笔下最主要的是两类人物：知识分子与农民，其中知识分子又分新旧两类 ，旧知识分子中既有人肉筵宴的享用者，如《祝福》中之鲁四爷，又有人肉筵宴中的被 享用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对旧知识分子，鲁迅无可置疑地重在凸现其丑陋之 处，然而在塑造新知识分子时，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 鲁迅仍主要着眼于揭其短处：不是满腔热忱地赞美他们是铁屋中第一批从死睡中惊醒过 来的人，而是一意要表现他们“梦醒了但无路可走”后的苦闷、彷徨、妥协、倒退。在 常人眼里，中国的农民具有许多他人无可比拟的美德，但在鲁迅笔下，愚昧成了作者不 厌其烦书写的普遍特征，鲁迅塑造各式农民形象的真正目的，仿佛就是为了从各侧面、 各层次来赤裸裸地充分展现其愚昧之个性，甚至在塑造儿时的挚友、曾经那般可爱的闰 土时，也毫不例外。作为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一个 显著的个性特点是轻其“形”而重其“神”，人物肖像描写极为节俭，甚至不写。“画 眼睛”就是鲁迅的得意手法，在浓墨重彩地彰显人物之“神”时，鲁迅一以贯之地无情 解剖着人物的灵魂之丑，如在塑造阿Q时，作者着重从两个方面来揭开阿Q灵魂的庐山真 面目：一是通过“精神胜利法”彰显阿Q的性格之丑；二是通过阿Q的“革命观”彰显其 心灵之丑，通过这两个向度的刻画，阿Q丑陋的灵魂昭然若揭。鲁迅不但写出作品主人 公的灵魂之丑，而且还极为沉痛地写出了主人公周围“看客”们的丑陋灵魂，如未庄之 人，面对阿Q之被杀，不但无一人表现出些许恻隐同情之心，反倒“全跟着蚂蚁似的人 ”前去观看热闹，且最终因看得不够爽而牢骚满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愚昧的看 客竟在一个被冤屈的死囚身上找乐趣，其灵魂之丑恶，可见一斑矣。丑陋的人物再加丑 陋的灵魂，那么，人际关系丑陋至何等程度便可想而知了，鲁迅本着现实主义精神，艺 术化地再现出人际关系之丑恶不堪：在这个彻底丧失了人间温暖的尘世里，虽有夫妻之 名，却无夫妻之情；虽有兄弟之缘，却无兄弟之谊；虽有邻里之实，却无邻里之爱；虽 有亲朋之谓，却无亲朋之恩；虽有同事之幸，却无同事之助……总之，这是个一无亲情 、二无友情、三无同情，有的只是冤情、孽情的无爱人间。此种冷酷的人际关系，正是 一条条原本鲜活的生命殊途同归地踏上黄泉路时一副追魂夺命的大毒药。除此之外，鲁 迅还对环境之丑作了严肃审视。在这里，凝滞的时间，封闭的地域，愚昧落后而残忍的 人物，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思想环境。表面上，历史的巨轮呼啸向前，实质上， 人们始终徘徊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P213)两 极之间，时间似乎是永恒地凝固了，地域也总是那么的偏僻、闭塞、与世隔绝，任何一 点细微的变化与不同似乎都足以让人们街谈巷议，恰如蜀犬吠日：在这凝滞的时间、封 闭的地域之中，生活着一群丑陋之人。丑陋的自然环境因丑性人物的介入而愈显其丑， 鲁迅笔下的人物生存处境真正堪称是一块无可救赎的绝望之境。鲁迅之所以如此坚执、不遗余力地进行“审丑”，旨在“改良这人生”，因为，讳疾忌医，只能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惟有正视现实。立足现实，才能救赎的希望与可能。透过“审丑”的背后，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鲁迅至诚至切的救国热情。
与鲁迅相同，赵树理也抱着强烈的功利目的从事文学创作：“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 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6]( P1592)，“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6](P1882) 。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 作的归宿点。赵树理以其第一线工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善于发现并捕捉问题，及时以 文学的形式予以艺术化地展示，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问题小说：如看到“我们 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 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6](P1882)的《李有才板话》，欲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 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6](P1648)的《邪不压正》 等。在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新与旧、正义与邪恶、进步 与落后之间的斗争将变得异常尖锐激烈，能不能及时发现新问题，能不能妥善解决新问 题，这关系到新旧较量的孰胜孰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赵树理不作壁上观，而是积 极投身其中，显示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可贵的社会责任感。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生逢 其时，是时代的需要、民众的需要，极好地说现了文学的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如果说 在“审丑”背后，我们看到了鲁迅一颗火热的心；那么，在“问题”背后，我们也同样 可以窥见赵树理对国家、民众的赤胆忠心!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忧国忧民情怀在赵树 理身上薪火相传。
文学的功利性赋予特定时代的鲁迅、赵树理创作无比厚重的思想价值，最大限度地实 现了文学启蒙与救亡的特殊功能。
三、专心致志地为农民立传画像
中国的传统小说，从总体而言，是一部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鲁迅第一次大批量而非偶而为之地把农民群众引进现代小说领域，真诚而严肃地为 他们画像立传，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直面他们的生存状态，使中国小说走下神圣殿堂 ，步入凡俗尘世，与凡人小事进行零距离接触，这是鲁迅先生为新文学所作的一大贡献 。在书写农民故事时，作者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以悲悯之心，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形形 色色的农民，对农民身上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愚昧国民性予以艺术再现并进行无情批判。 在这里，作者是一个潜在的启蒙者，而作品人物则是被启蒙者，作者与作品人物是启发 与被启发的非平等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由于时代原因，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农民都是清 一色的老一代农民，尽管他们形态各异，身世殊别，但愚昧与不觉悟是他们共同的印记 。尽管鲁迅以赤诚之心来写农民，然因生活底蕴不足，仅靠儿时的一些遥远而朦胧记忆 ，稍大后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5](P415)，远离农村，寄身都市 ，彻底割断了与农村、农民的联系，因此，鲁迅在塑造农民形象时，只好采取一种特别 的策略性叙述：不写或极概括地写形而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式的地道的农 民生活，倾力揭示形而上的农民的精神面貌，着重展露其心灵世界。综观鲁迅农民题材 的作品，我们绝对找不到如茅盾《春蚕》般那样完整具体描绘出蚕农养蚕生活的作品， 原因即在于此。
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专心致志为农民立传的一位特殊作家，这种为农民立传的 嗜好有时甚至到了近乎偏执的病态程度：解放初期，有的工人公开写信热情邀请描写农 民的铁笔、圣手赵树理也去写一写工人老大哥，赵树理盛情难却，欣然应允，并在北京 近郊的一家喷雾气厂深入生活近一月，最终结果是劳而无功，辜负了工人兄弟的殷切心 愿。离开了他的农民兄弟，赵树理成了平阳之虎、浅滩之龙。在叙述农民的故事时，赵 树理有着与鲁迅判然有别的独特风格：鲁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为农民立传，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俯视农民的心灵世界；赵树理则以农民的身份、立场为农民画像，视 农民为兄弟手足，与之同欢乐、共患难，热情为农民鼓与呼。鲁迅因缺乏与农民同生共 死、甘苦与共的丰富阅历，故在描写农民时扬长避短，轻其形而重其神；赵树理自幼及 长，皆生活在农民之中，甚至建国后身居文坛要位，落籍京都，仍念念不忘，千方百计 地要下乡去，正因如此，赵树理十分了解中国的农民，甚至熟知到“他们每个人的环境 、思想和那思想的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 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 句话”[6](P1669)的惊人程度，因此，在赵树理笔下，出现了大量描写农民地道的日常 生活的内容，再加上其取材主要是山西农村的生活，具有十分突出的地域特点，在他的 引领之下，中国文坛曾一度出现过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赵树理则成 了这一流派的盟主。相比于鲁迅的轻形重神，赵树理之农民题材的作品，相对而言更多 的是重其形而轻其神，形而下的生活再现较多，形而上的精神审视较少。在新文学的人 物画廊里，鲁迅着重贡献了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的形象，赵树理则提供 了诸如小二黑、孟祥英等新时代农民的形象，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注入了时代新质。
四、理性观照下的悲剧与团圆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一语道破数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吃人”史，在《灯下 漫笔》中又痛斥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是徘徊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 而不得的时代”两极之间，他以如椽大笔犀利而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幅众生受难图，形象 展示了在封建重轭下祥林嫂们这般愚昧民众、吕纬甫们这般已然觉醒的知识分子、夏瑜 们这般革命者是如何殊途同归地走向生命绝境的，简约传神地写出了赵太爷、七大人之 流的骄横跋扈。鲁迅以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对“瞒”和“骗”的封建旧文学、 对廉价的“大团圆主义”予以迎头痛击，引领了一个文学悲剧时代的到来，感伤、悲情 成了整个五四文学乃至20世纪30年代文学最耀眼的色彩与最普遍的基调，中国文学至此 来了个大转弯。
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横空而出，其笔下既有鲁迅曾描绘过的不觉悟的老一 代农民，又出现了鲁迅笔下从不曾有过的新一代觉醒的农民。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 第一次真诚讴歌了农民的解放与胜利，预示着一个鲁迅梦寐以求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 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外的“第三样时代”的真实来临。在赵树理的小 说天地里，不见了把命运交给神的闰土，有的是勇敢争取幸福的小二黑；不见了被神权 、政权、族权、夫权逼上绝路的祥林嫂，有的是把四大封建绳索坚决踩在脚下的孟祥英 ；不见了至死仍不忘精神胜利的阿Q，有的是最终获得了人之尊严的福贵；不见了为辫 子而惶恐不安的七斤，有的是投身武装革命的铁锁……赵树理率先成功描写了作为民主 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觉醒与斗争，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新一代农民形象，揭示出他们 作为生活的主人，敢于反抗邪恶，坚忍、乐观、勇于创造历史的优秀品质。即使写老一 代不觉悟农民的愚昧可怜，也褪尽了辛辣的讥讽，代之以“含泪的微笑”，不仅如实写 出了他们背负几千年的因袭的重担，鞭鞑他们身上的种种弱点，更表现了他们在时代潮 流冲击、裹挟下的缓慢进步，给予二诸葛、三仙姑们自新之路。与此同时，赵树理还真 实地展示了在鲁迅笔下曾经翻云覆雨的赵太爷们在新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命运— —金旺、阎恒元、李如珍之流被彻底打翻在地!总之，乐观代替了感伤，团圆代替了悲 剧，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文学的“早春”情调在赵树理的艺术世界里已是扑面而来。中 国现代文学至赵树理又转了一弯，整个中国文学实现了“团圆—悲剧—团圆”的一次螺 旋式回环。
无论是鲁迅的悲剧，还是赵树理的团圆，都是对时代本质的理性把握，都开当时文坛 风气之先，引领了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鲁 迅与赵树理各以其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立与繁荣做出了无可 替代的特殊贡献!
收稿日期：200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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