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视角下的管理学学科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视角论文,学科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社会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存在学科属性的争论，管理学亦不例外。以往对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研究多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入手，尝试在学科谱系中确定管理学科的位置，譬如把管理学放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中间位置[1]，或将管理学看成多学科交叉的领域[2]；也有学者借用社会学分析框架对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分析，用以辨析管理学的“软”学科和趋同度较低的特征[3]。这些观点凸显出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对理解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乃至管理学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如何从人文社会学科诸多领域中区分出管理学的独特属性则未能给出更多的说明。 谈及学科属性，必定会涉及对学科这一概念的理解。从教育学的意义上讲，学科有3层涵义：①作为学问或知识体系的分支；②作为教与学的科目；③作为学术组织[4]。学科的内涵主要表现在知识体系的构成特性，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的内容；学科组织主要表现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期刊、院系等学术机构这几个方面。目前，管理学在学术组织和教学科目方面的特征都十分突出，与其他学科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人们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管理学理论的效用以及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却存在不同认识，本研究所关注的管理学学科属性，即是针对这些问题的。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对未知事物的研究和知识创造活动，不会遵从学科界限的严格限定，因而表现出一定的交叉倾向和动态特征。国内有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不仅在新兴学科领域，甚至在一些成熟学科中，学科研究对象越来越交叉，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理论范式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5]。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在研究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时，应更关注学科导向和理论知识的效用，以便在回应研究选题、课程体系设计等问题时，思路更为清晰。 在过去几十年间，管理学无疑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新观点、新学说不断涌现，学科分支日渐增多，学说丛林日趋繁茂，已构成人文社会学科中一个绚丽的景观。原因有二：①许多组织的管理实践为管理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如质量管理、精益生产、流程再造、平衡计分卡等理论都直接来自学者们对成功管理实践的研究；②管理实践者对管理知识的需求形成了拉动学科发展的强大力量，以我国的高级管理培训项目为例，仅2002-2006年间培训经费就增加了15倍，培训的内容和有效性已成为学员们选择培训项目的主要标准，许多企业还建立了自己的商学院或管理培训中心[6]。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预示着，从管理实践的视角来研究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有可能识别出一些独特的内涵。 1 管理学的绩效导向 管理学以及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时变性和情境化的特征。自然科学的观察对象长期存在，即使对反应最为剧烈的自然现象，如火山喷发、地震或一些化学元素的化合反应，人们也可以进行反复观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与无关因素容易被分离开来。这使得自然科学逐步朝向普适、精确的方向发展，科学知识得以积累和更新，新科学范式取代旧范式成为可能。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研究者难以长时期地对研究对象进行重复观察；研究对象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又错综复杂，许多情境化因素必须被包含在研究之中。这种时变性和情境化特征，给人文社会学科设定了一个先天的不确定基础。 众所周知，管理学有极强的实践性，这一特征甚至可以被看作管理学的基本特征。管理理论主要来自于实践，管理研究的有效性也“必须部分地由它对管理实践产生的影响来衡量”[2]。但管理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有什么样的区别？怎样才能将管理学与经济学、教育学、艺术理论等同样具有实践性特征的学科区分开来？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思考管理学所追求的实践目标是什么。管理学发端于对企业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的研究，而后应用范围才逐步扩大到其他各类组织。在管理学早期的标志性成果——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前，企业作为人类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或者说企业管理实践对绩效的追求构成了企业的基本属性。19世纪末，以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法为标志，美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得到规范，企业绩效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竞争的结果。无论管理学的研究，还是管理实践的探索，都受到了这种支配性力量的影响。管理理论和实践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在复杂的竞争性环境中提高企业绩效，“管理机构在做出每项决策和行动时，都必须始终将经济绩效放在首位”[7]，这是管理学产生的原动力，它赋予了管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基因，即组织的绩效导向。对20世纪100年间具有持续影响的代表性管理学著作及其研究问题的文献梳理表明，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管理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效率，后来则转向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与可持续发展[8]。而持久竞争优势与可持续发展，都属于企业的战略绩效问题[9]。 企业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之中，作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诸多分支与研究企业管理活动的管理学必然有交叉领域。管理学独有的绩效导向使得管理学与这些学科区分开来。举例来说，企业社会学是研究“企业组织的内在社会机制和外部社会联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0]，其研究目的从属于社会学范畴；而管理学中对企业内在社会机制(如企业文化、领导方式等)的研究主要探讨这些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因此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文化、领导理论等方面的成果属于管理学范畴。又如，组织成员的人口学特征如果与组织绩效有关，相应的研究命题(如“家庭状况与离职倾向的关系”)就会成为管理学的命题，否则这些特征只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再如，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以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尤为关注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也被称为市场绩效)，而不是一个组织的绩效；管理学家则更为关注企业绩效。在科学迅速发展的20世纪后半叶，交叉学科已成为创造新知识的重要领域，管理学自身聚合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交叉学科的特点。但不同学科的基本问题或学科导向有着明显差别。如果忽略了这种差别，交叉学科就会失去方向。 绩效既是管理学的学科导向，也是管理学的核心概念。管理学研究的问题，都与组织绩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无论一种管理思想或管理模式，一种管理风格或管理行为，还是管理决策中的一项具体论断，管理学研究关注的是它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而不是其他的人类学或社会学方面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愿景型领导、学习型组织、阿米巴模式以及各种管理创新的实践才进入管理学研究的视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学概念才被吸纳进管理学理论之中。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职能分工细化，管理学也演化出许多分支学科，如营销管理、运营管理、财务管理、战略管理等，这些学科研究的问题依然与企业的部门绩效或总体绩效相关。 在管理学领域，绩效一词可以用来指称效益、效率、达成目标的程度等各种组织或个人的工作结果。人们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这一词汇时，含义可能略有不同，但都会承认绩效是客观存在的，也会承认组织以改进绩效为目标。绩效的存在性作为本体论预设，实际上已为管理学家普遍接受。管理学领域的多学科探索之所以能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也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基础。对绩效概念的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它具有两个重要的性质：①绩效水平的相对性，即判断绩效水平的高低没有绝对标准，只能通过和另一种水平比较才能得出结论；②绩效含义的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对组织的要求会在绩效的含义中表现出来。管理学科的绩效导向，正是通过这两个性质左右着管理理论的研究与更替。 绩效的相对性意味着，绩效改进是在可比的相对目标引导下的管理活动。对于管理实践者而言，绩效的相对性只是常识，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可对于管理学研究者而言，绩效的相对性首先决定着研究对象的选取。在管理学研究中，绩效优异的企业格外受到青睐，比如高收益企业、高成长企业、基业长青的企业，等等。柯林斯[11]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列出的那些企业名单，最为生动地反映出管理研究的这种取向。当然管理学研究也关注失败者，因为至少对一部分管理实践者而言，从失败者那里归纳出的教训有时比成功经验更有启发意义。可以说，管理学研究拒斥平庸。人们可以选择普通的企业进行研究，但绝不是希望在平庸的活动中发现平庸的道理，而是希望从中寻找改进绩效的有益启示。 组织绩效没有绝对的标准，绩效改进也没有绝对的法则。绩效的相对性使改进绩效的管理活动注定成为永无休止的探索，这种探索既为管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也为管理理论知识的更替提供了原动力。也就是说，绩效的相对性决定了管理理论的相对性。在管理理论中，不可能存在普适的、永恒的原理。一种学说或原理如果被所有管理者接受且充分践行，这种学说就不再对绩效改进有什么参考价值，只能作为管理学说史的内容而存在，它们的位置将会被人们从探索性管理实践中提炼出的新学说所取代。如果把理论或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那么管理学科就不会走向成熟，而是永远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新兴形态。 绩效概念的时代性反映出了社会进步对组织的影响和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无论个人绩效还是组织绩效，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在19世纪恩格斯考察的英国工厂里，工人的绩效只能是其生命受摧残程度的同义语，而现代企业工人绩效则以职业健康和劳动安全为前提。同样，一百年以前的企业可以通过破坏环境、压迫工人或操控价格等种种劣行来获取利润，而合法经营是当代企业正当盈利的必要条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纳入了自己的经营目标，履行社会责任自然成为企业绩效的一项构成。管理学家应该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不能也不可能对社会进步的潮流持有超然的态度。由于绩效的概念几乎渗透到管理学研究的每一个部分，管理学家在研究时也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他们的价值倾向必定会融入选择观察对象、归纳成功经验的研究过程中。 2 管理理论的启发性 管理学的绩效导向可以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但这只是从学者研究角度进行的划分，并不能完全说明它的学科属性。实际上，管理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应用学科，有着自己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方式。管理实践是管理学研究的起点，从管理实践的角度考察管理者如何运用管理知识，可以更好地认识管理学的学科属性。 早在1954年，德鲁克[7]根据对几十家不同规模企业管理人员的实际工作的观察，写成《管理的实践》一书。书中对管理职责的论述，即管理企业、管理管理人员、管理工人和工作，大致划定了企业管理实践的范围，并指出“管理不能成为一种精确的科学”。对于未来的经理工作，德鲁克预言道：“(明天的经理)将不得不掌握一整套新工具——其中有许多公式，将按经验法则办事的做法转变成为凭原则和概念来办事，用逻辑性的、强调内在联系的思维方式来取代对事物的偶然性的认识……明天的经理不可能再凭直觉来办事。” 同样是通过直接观察和分析管理实践，明茨伯格[12]得出的结论略有不同。他认为“组织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对它的管理是一种困难的、微妙的工作，需要的是各种各样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的默契”。他提出的管理风格三角形中，把科学、艺术和技巧列为管理的3个支柱，尤其不赞同德鲁克对直觉的看法。他幽默地说：“德鲁克1954年曾经写道‘直觉’管理者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而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仍在数着这样的日子”。在他看来，管理不仅不是科学，而且需要直觉。 “直觉”这一概念很容易造成分歧，因为本能的冲动、依据情感或经验做出的判断、创造性的“顿悟”都属于直觉思维。直觉的基础是人所具有的知识，当各种知识组块以非程序的、综合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时，就可以形成直觉思维的结果[13]。直觉思维的效力自然与知识积累水平有关，贫乏的知识只能产生简单的判断，丰富的阅历、深入的思考则可能催生出有洞察力的远见。有关直觉决策的研究表明[14]，决策过程离不开直觉，直觉思维有其局限性，但通过与逻辑思维相互补充，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管理实践中需要直觉的原因主要有3个：①管理活动有着复杂的情境化因素，包括不确定的或未知的因素，或如明茨伯格[12]所言“实践的特色在于它的模糊性”。管理者处理许多事务时不能仅凭简单的原则，现有的显性知识体系又不能从各种情境化因素中梳理出清晰的逻辑结构，因此管理者根据自己的、包括经验在内的知识组块进行直觉思维。②管理活动有时效性，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反应，而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和逻辑推理无法完成此项任务。对于这种情况，牛根生[15]曾生动地比喻道，“猛虎突然向你扑来，你是不需要逻辑论证‘我是否武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打！”。③当代企业的管理活动越来越倚重创造性思维，而严密的逻辑演绎不可能给人以新知识，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仍是直觉。 管理实践中的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或者被自觉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管理实践中的盲动倾向或保守倾向。重要的是，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所需要的知识，都不是管理者与生俱来的。管理者通过理论学习、观察他人、回顾历史、边干边学等多种形式积累着自己的知识，形成丰富的知识组块，这其中既包括专业技术知识成分，也包括有关产业、企业、营销、财务、组织等方面的管理理论知识成分。这些知识以清晰的逻辑结构连接起来时，便形成管理中的逻辑思维；当它们以非结构化的方式聚合在一起时，便可能形成快速的直觉反应、深邃的洞察力或新颖的创见。 如同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每一种管理理论的形成都经历了抽象过程。管理理论越是简洁、概括程度越高，与真实环境的差距就越大，加之管理理论自身具有相对性，这使得理论的适用范围受到很强的局限。许多学者都曾指出[16]，管理理论既不是普适性的理论，也不是精确的理论，如果忽视理论的局限性和环境的复杂性，将这些理论直接地、简单化地用于指导管理实践时，往往会适得其反。例如，为了消除管理理论的“知”与管理实践的“行”之间的差距，菲佛等[17]受循证医学的启发，提出了循证管理的思想，建议管理者根据事实进行管理，就像医生不仅根据医学理论和经验，也要根据病人的变化不断调整治疗方案一样。 在自然科学中，理论的有效性表现为对研究对象的控制能力和预测能力，即在给定环境中发现达到预期目标的确切的方法和步骤，或者至少能准确预见研究对象的变化。而管理理论的发展远未达到，甚至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当然，人们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运用管理理论预测或控制管理行为并取得成功的事例，但也不难找到完全相反的事例。在多数情况下，管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只是一种参考性的指导：先根据理论识别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并预测应取得的效果，然后再根据方案实施过程中观察到的变化，判断方案的有效性，对方案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甚至彻底改变预定方案。即便如此，一旦人们对实践中观察到的证据产生认识分歧，理论的局限性还是会随之暴露出来。 除了在实践中有条件地运用管理理论以外，管理理论作用于实践的另一种途径是将理论转化为管理者的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虽然现在的管理教育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当代企业管理者(包括那些赢得卓越绩效的企业的管理者)大都受过某种形式的管理教育。人们讨论管理问题时经常使用管理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借助于管理理论梳理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判断。管理理论已经渗透于管理实践，这些实践有着理论负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以上两种管理理论作用于实践的方式来看，管理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启发性，即通过影响管理者的认知模式，达到改进管理绩效的目的。具体地说，管理理论的启发作用包括： (1)拓宽管理者的视野，增强管理者识别问题的能力 管理理论中包含有认知组织环境和组织系统的各种理论架构，这些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可以帮助管理者提高环境扫描能力，使管理者更好地识别出外部的机遇和威胁。有关研究表明，在企业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时代，环境扫描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决策质量的重要保证[18]。管理者如能将工作经验与组织理论和营销、财务、生产等管理理论有效整合，又可帮助管理者更加有效地分析问题，识别出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而准确地识别问题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2)丰富管理者解决问题的思路 管理理论中一些内容是学者们针对某一类别的管理问题进行专项研究的成果，学者们或是将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汇集于此，或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对问题成因进行深入讨论，这些成果用于管理实践，可以打破管理者经验的局限，丰富管理者的决策思路。以锁定顾客的方式为例，我们在为EMBA学生讲授战略课程时，事先要求学员介绍他们认为锁定顾客的有效作法，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学员也只能说出两三种，而管理理论中介绍的方法却有好几种。 (3)帮助管理者形成更严密的决策逻辑 每一项管理决策背后都存在着决策逻辑，即将初始条件、决策内容和预期结果连接在一起的因果关系链。有些决策问题简单(如“某种原料被污染，是否可继续使用”)，决策者完全可以根据经验做出直觉判断，无须审视因果关系链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对于那些复杂的重要决策，管理者仅凭直觉决策则十分危险。管理者在把这类决策转化成为行动方案时，至少要检查因果关系链条的完整性(是否覆盖了初始条件、决策内容和预期结果)和连贯性(其中是否存在断裂)，以提高决策的合理性。管理学中对各种因果关系的研究结论，可以作为构建决策逻辑的核心论断。比如，“异质化团队更有创造力”可以作为组织决策的核心论断，“规模经济”可以作为低成本战略的核心论断。这些论断越是丰富，管理者越有可能形成严密的决策逻辑。需要说明的是，在复杂的决策背景中，这些核心论断与其被看作定论，不如被看作假设。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经常地检视这些假设是否成立；一旦发现某项假设不能成立(比如规模扩大后成本不降反升)，或者采取行动使之成立，或者重新构建决策逻辑。 (4)为改进管理过程和管理方式提供参照 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之一是对最佳实践的研究成果，如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方式、过程再造、标杆策略等，最初都源自企业的成功经验，经过学者们观察、梳理、归纳后，升华成为管理理论。它们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且应用效果深受复杂情境因素的影响，但这些理论对先进管理方式的系统解析，对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过程、分析方法、规范与规则等内容的详尽介绍，大大增加了理论的可操作性，能为管理者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5)影响管理者的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对管理者的行事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管理者接受新理论观点后，即便没有将这些理论直接付诸行动，其管理思想也可能发生变化。格里斯利[2]在研究管理者如何接受管理研究的成果时，发现存在着从“全盘接受”到“把成果作为一种假设”等各种情况。我们在同企业界人士交谈时，也发现像核心竞争力这类带有管理时尚色彩的概念非常容易被人接受，虽然一些人并没有完全认同概念的理论内涵，而是把自己的认识带入其中。这与格里斯利的结论大致相符。重要的是，在格里斯利所描述的多数情况下，管理者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 3 管理研究中的经验研究 前述讨论表明，管理学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启发性。然而，能够启发管理者的知识却有很多种，一个神话传说或是生活中的故事在特定情境下都可能启发管理者的思维。如何才能将管理学理论与这些知识区分开来？管理学是科学，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科学特质，这是管理学科学共同体多数成员的认识[19]。这种认识告诉人们，管理学成果是经过科学研究方法得出的，这是区分管理学与其他非科学的启发性知识的根本特征。 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会发现，以上说法带来了新的问题，科学研究方法产生的成果就是科学吗？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研究方法呢？其实区分管理学与神话故事是很简单的事，也没有多少意义。可是，认清管理学的科学性，对于学者和管理者(包括未来可能成为管理者的学生)却非常重要，因为人们在研究、学习和运用管理理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对管理学是科学毫不怀疑，但他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却相差很大。有些学者相信这一论点，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掌握的理论有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工作严谨认真，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义；有些管理者会因为管理理论书籍抽象难读，许多观点又远离实际而相信这是科学。毕竟这些对管理学科学性的片面理解，对于研究、学习和运用管理理论没有什么益处。 实际上，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性一直是学术界反思的问题之一。管理学作为这类学科的分支领域，不可能躲避开这种思想漩涡而独善其身。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不断地讨论管理学科属性问题，目的之一就是澄清这一领域中科学性的内涵。迄今为止，这些讨论并未形成一致的认识。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管理学的研究有别于自然科学，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发展成为精确的科学，把管理学归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管理学是理论基础弱的学科，或者只是对常识的精炼，而管理学是不是科学，还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20]。我们无意通过本文解决管理学的科学划界问题，只希望以管理学的绩效导向和启发性为出发点，为理解其科学性提供新的思路。 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存在着两种构建理论的路径：一种是经验型研究，即从管理者的实践经验中归纳出理论内容；另一种是公设型研究，即从少数假定、前提、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来发展理论[21]。经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法约尔[22]本人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他提出的管理理论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管理学的发展。公设型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韦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23]，韦伯的科层制理想型所依据的是理性假说，即“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意义的支配”，而科层制只是“体制方面的理性行为”。当然，公设型研究不能够完全脱离现实，正如SAMUELSON[24]所说的，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取决于最初假定有效性的程度。经验研究在公设型研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逻辑演绎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经验的验证才能得到承认。 目前，管理学界普遍使用经验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来指称以上两种研究路径。许多人确信管理学应该致力于发现普遍存在于企业之中的原则或因果关系，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可以通往这一目的地。我们认为，管理理论虽然来自经验归纳或经过了归纳式的、反复的经验验证，但把管理学归入经验主义的范畴并不准确。科学哲学所指的经验主义，是指以“只有经验才能判断科学命题的真伪”为“基本命题”，并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观，这种观点与休谟“认识到归纳论证不可接受”的观点相矛盾[25]。波普尔[25]根据归纳过程不可能穷尽所有观察对象的道理，提出了全称命题为真的结论不可能经由归纳推理得出。而证伪主义的基本逻辑也在于，只要找到一个令全称命题不成立的事例，即可否定这一命题。 证伪主义者认为理论可以通过证伪的方式被严格检验，并把高的可证伪度作为科学的目标之一。一个命题或理论的普遍性、精确度和简单性越高，它的可证伪度就越高[25]。如果用可证伪度的标准来检验管理理论，人们会尴尬地发现，许多理论观点的可证伪度并不高。管理学原本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其中很少有能够对事物变化做出精确预测的理论，这是可证伪度不高的原因之一。而许多管理理论不具有普遍性，则是可证伪度不高的另一个原因。一些从多重案例研究中归纳出的理论，如核心竞争力、蓝海战略等，所给出的只是一些存在性命题而非全称命题，人们就很难对这类理论进行证伪。因为这些理论告诉人们哪些企业通过培养核心竞争力或战略创新实现了高成长，却没有断言任一企业(或是某种类型企业中的任一企业)通过这些途径一定会实现高成长，这时只有发现了理论构建者的研究存在错误(比如理论内容与被观察企业的事实不符)，才能对理论进行证伪。以证伪主义的严格标准看，许多经验研究得出的管理理论都可能被划到科学理论之外。另外，精致证伪主义意义上[26]的理论进步在管理学领域也很少出现，一种新理论出现不意味着旧的理论会被淘汰。例如，哈默[27]研究的网格组织案例可以被看作对科层制的证伪，他曾尖锐地批判现在的管理范式，“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你的组织仍然在践行早已过时的管理范式——宣扬的是19世纪发明的管理哲学，采用的是20世纪中期的管理流程，而运用的高新技术则来自于新生的21世纪。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还有未来……制约前进步伐的，是我们头脑中固有的‘以效率为中心，以科层为导向’的管理范式”。但科层制理论在管理理论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从管理实践的视角看，一种管理理论的可证伪度低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没有意义。前面对管理学启发性的讨论表明，一种理论只要能够影响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对管理者改进绩效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便具有实践意义上的价值。即使是单一企业的成功案例，如果研究者能够揭示其中的真实道理，也可以作为管理者学习的内容。而单一案例研究的结论相当于一种存在性命题，除非人们发现研究中有虚假成分，否则是不可证伪的。当人们从其他企业中观察到同样的道理，即多案例研究中所称的理论得到复制时，研究结论会更为可靠，但多案例研究的结论也不能用全称命题表述。管理学研究的命题并非都是全称命题，许多只是存在性命题，即这个命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被经验证实。即使这样的命题在其他范围被证伪，也丝毫不会影响其存在性的结论。另外，管理学的进步主要是受到实践的推动，而不是对一个百年不变的问题进行持续地探究。组织环境的变化、绩效内涵的变化、组织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的变化，都会给管理学带来新的问题，使管理学研究发生转向。“管理思想既是持续变革中的外部环境中的一个过程，也是外部环境的产物”[28]。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管理学理论。这一过程中旧理论失去效用的原因，主要不是被新理论证伪，而是它不能解释新的问题。 还是从管理实践的视角看，管理学中的公设型研究与数学等学科有很大不同。数学理论是在一组明确的公理和定义的基础上，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管理学研究中为了识别影响绩效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其他学科借用各种理论概念作为研究的起点，比如参照生物学的基因理论研究组织的基因，借鉴生态学的概念来研究组织生态。这时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公理，演绎过程也不像数学那样严密，所得到的命题只需经过部分经验证实就具有了“存在性”的意义。以艾森哈特等[29]对电脑产业产品革新的研究为例，在这篇获得美国管理科学季刊2001年最佳论文奖的论文中，作者以一个产业的数据验证了理论命题，但研究结论对其他领域的管理者无疑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因此，研究者无须在每一项研究中都提出全称命题，也无须每一次都对全称命题进行经验验证，而只需在一定范围内证明命题成立。为了证明这种存在性，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都可作为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于管理者而言，当然希望使用更可靠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构建决策逻辑，多重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统计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显然要比从单一案例或小样本统计中得出的结论更为可靠，也更符合管理实践的要求，但是，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到理论观点失效的可能性。管理实践中的决策逻辑总会包含一些或然判断，它们应该被看作假设而不是确定的结论，即使像规模经济这类被普遍证明了的结论，在具体情境中也可能不成立。如前所述，管理者的任务是要不断地审视实际工作结果与这些假设是否一致，并在发现偏差时，或者努力调整各种可控因素来消除偏差，或者修改自己的决策逻辑。 既然管理学的许多研究命题不是全称命题，我们也就不能把探究存在于一切企业中的规律或原则作为管理学的目标。放弃了对全称命题的追求，管理学的科学性自然受到了损害，甚至达不到早期经验主义者声称的，从事实中归纳出科学定律的那种水平，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到管理学存在的价值，即它对管理者的启发意义。应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真实存在的原则或因果关系，它们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被经验研究证实。经验研究的作用，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操作规则和研究规范，保证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些关系，而不受虚假关系的欺骗。 4 结论 学科属性是能够将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的基本特征。本研究以管理实践为视角，从管理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影响管理实践和绩效在管理决策中的中心地位这两个方面，得出管理学科具有绩效导向的认识，并尝试说明了管理学与其他一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区别。然后根据管理决策同时具有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成分，论述了管理学理论影响管理实践的方式不仅在于完善逻辑思维，而是影响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管理行为，即管理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所具有的启发性。管理学的绩效导向和启发性意味着任何有助于解释影响绩效的因素的学说都可以被引入这一学科，而且这一学科有可能长期保持新兴学科的特征。最后，本研究力图说明管理学中的经验研究与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归纳逻辑有所不同。管理学者采用符合科学研究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管理实践。只要一些存在性命题能够被研究所证实，就具有了管理学意义上的启发性。诚然我们的认识还很肤浅，但对上述问题的反复思考使我们感受到：管理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又是一门动态发展的学科，管理学不能一味地追求科学性，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管理实践是中心，只有围绕着这一中心，管理学才能找到自己的运行轨道。标签：组织绩效论文; 管理学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管理者角色论文; 社会学论文; 归纳演绎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科学论文; 管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