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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发生的几件事，引发了人们对我国合资企业命运的关注。
一是汽车行业第一家合资企业——成立于1983年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宣布，其合资双方北京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签署了进一步加强与扩大合作的框架协议。 双方同意新增投资2.26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愿意在适当时候增加股本比例。 在新的管理层里，总经理由外方担任，10名部门经理中有4位来自外方。
二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德国大众有意收购其在华合资企业上海大众、一汽大众。虽然德国大众立即出面辟谣，称这完全是歪曲被采访者本意的失实报道。但是，由此引发的控股权问题的争论，在汽车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三是去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总额中，外方增资比例占据40%以上，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近50%。而在新批三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大幅攀升。以北京为例，去年一季度，在累计新批的213家三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有93家，同比增长1.3倍。
以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为主要目的的合资，在走过了二十多年风雨历程之后，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前夜， 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增资比例的提高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方期望控股？这是否应该引起中方合作伙伴的反思？面对后合资时代，中国企业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对中国市场前景看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带来的提高生产规模和技术含量的压力，决定了外商增资比例的提高
“增资比例提高，说明外商对中国市场前景依然看好。”外经贸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在加入WTO后，必将引发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
据介绍，目前，世界500强中， 大多数工业企业已经在华成立了合资企业，以汽车工业为例，通用、福特、大众、戴—克、雪铁龙、菲亚特、丰田、本田……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已进入了中国。随着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越来越宽松，外商市场准入的门槛和成本将有所降低，一些竞争性行业将在“入世”后逐步放松股权限制，这些都决定了外商增资比例的提高。
从领域分布看，目前外商增资仍以加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只占约30%。原因有二：一方面，随着我国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原来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加工业领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管合资企业是赢利还是暂时亏损，不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技术含量，就很难在市场中生存、发展。据统计，在1999年广州外商增资的338个项目中， 加工贸易类企业增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增资项目中，资本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占据多数，而且与我国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领域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在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目前我国仍有许多限制。加上过去占第三产业投资大头的房地产行业不甚景气，第三产业增资比例不高，也是预料之中的事。随着“入世”后对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的逐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外商增资趋势将日趋明显。
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以及体制、机制、观念、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外方经营理念和意图难以贯彻，决定了外方控股意愿的加强
不仅新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希望在华建立属于自己的企业，众多中外合资企业，也逐渐把目光转向控股或独资。宝洁公司股权变化的传闻，就很有代表性。据称，该集团下属的多家合资企业股权比例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一家合资厂，中方股份由最初的50%降到了1%， 而且这1%也是在中方再三要求下才被象征性地保留下来的。 虽然宝洁方面称这些公司股权比例在最近一年中没有任何变化，但是，综观中外合资企业的现状，外方控股欲日渐增强，却是事实。
其实，控股并非新想法。研究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的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早在1984年，也就是合资仅仅四年之后，外方瑞士Schindler公司就提出了增资扩股的计划。 虽然中方在控股权问题上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在合资十五年之后的1995年底，双方签署了延长合资期限到50年、外方增资6.5 亿元的新合作协议，Schindler公司的股权比例最终由25%提高到65%。
掌握一家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才能放心拿出“看家本领”，这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证明，在中方控股或者双方股权各占50%的合资企业里，外方确实缺乏引进关键技术的主动性。但是，根据“所有权优势理论”，越是高新技术企业，外方控股欲望越强烈，反之在一些传统产业中，特别是没有特殊核心技术的产业中，引进技术在外方是否控股中并不起决定作用。那么，是什么使外方有那么强的控股欲望？
中方控股，非市场化的机制很自然会占据上风，加之在观念和文化上与生俱来的差异，中外双方在应变能力、发展战略、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就很难达到和谐。以迅达为例，在外方控股前，合资双方在企业发展战略上的矛盾竟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外方希望增强企业的服务意识，电梯维修保养由公司承担，中方却一直强调生产的重要性；外方希望将收不回的账计入“坏账”，中方却担心这样做会导致企业亏损……另外，以中方为主、平均年龄高达58岁的企业管理层，也明显不适应变化的市场。
克莱斯勒在北京吉普的遭遇也如出一辙。早在合资初期，外方就建议不分红，把税后利润拿来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可中方觉得当时市场供不应求，年产几万辆日子也蛮好过，没必要急着投资，不如把每年两三亿的利润拿出来实在。外方退后一步，要求单方增资。中方又觉得，股比结构发生变化后，即便仍然由中方控股，每年分红减少了，还是不合算。结果，90年代中期，吉普车市场发生了变化，车型没有及时更新、规模没有得到扩大的北京吉普，很快走向亏损。
“合资——控股——独资”，外商投资趋势的变化，给走向后合资时代的企业提出了新的课题，反省二十年来的合资道路、抓紧提高自身实力、创造更好的合资环境，是我们面临的选择
合资，本来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合作方式。特别在进入市场初期，中外双方携手开拓市场，借助外方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中方对市场的熟悉和了解，有利于企业顺利度过合资之初的高风险期。即便在成长期，合资双方取长补短，也可以化解企业前进过程中的风险。这一点，以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国外企业，不可能不明白。可是，他们依然选择了控股或独资。这一结局，值得中方认真反思。
二十年风风雨雨，合资企业在我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是，“以市场换技术”为核心目标的合资企业，并没有完全实现它最初的夙愿。虽然伴随着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合资企业对外方资金的依赖程度在降低，但是，在不少领域，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依赖外方的技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也需要我们认真探究。
面对外方日渐增强的增资扩股趋势，简单地从政策上加以限制，恐怕不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做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中国即将加入WTO的今天。外经贸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认为，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我们吸引外资究竟要得到什么。如果答案是增加税收，增加就业，引进技术，转换机制，提高水平，那么股权比例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在竞争性领域，真正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领域，控股权仍是我们的最后屏障。
其实，不管合资双方的分歧有多大，起码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把企业做大，获取更多利润。基于这一共同点，对于单个企业，不管目前经营状况如何，外方有增资扩股打算，中方不必如临大敌。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方企业就不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了。毕竟，对企业的控制权是体现投资者意志的最直接反映。对于掌握了核心竞争力、又建立了良好机制的中方，掌握控股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得已放弃控股权，也是为了能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学习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为了能更多获利。如果这些目标真能实现，并为以后独立运作新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暂时放弃控股又有何妨？这恐怕才是中国企业迎接后合资时代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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