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四大”与高质量审计的再审视--基于实际活动盈余管理的分析_盈余管理论文

国际“四大”与高质量审计的再检验——基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高质量论文,真实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年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成为位居普华永道和德勤之后的第三大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超越毕马威，毕马威被挤出四强。但是，国际“四大”的审计收入却占到国内前百家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314亿元的33.8%，CPA人均审计收入更是高达339万元，是非“四大”CPA人均审计收入的4倍，经济效率差异巨大。①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作为利益主体的上市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高昂的审计费用，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成熟市场，健全的制度和市场条件造就了国际“四大”的高声誉品牌(漆江娜等，2004)[1]。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表明，“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更高。但中国的审计市场完全不同：一方面，理论界关于“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是否显著优于其他事务所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尚未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实务界对理论界的研究“置若罔闻”，“四大”拥有的高额单位审计收费从未被撼动。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更隐蔽且普遍存在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为视角，对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进行再检验，力图破解这一长期存在的“迷局”，为中国审计市场现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研究的具体问题，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第六部分为稳健性分析，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会计师事务所价值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其提供的审计质量，所以对国际“四大”的研究一般都是从审计质量入手。审计质量是指“发现和报告财务报告错误的联合概率”(Watts和Zimmerman，1981；DeAngelo，1981)[2，3]，较高的审计质量意味着审计师发现错报的能力强，并且报告所发现的错误和不正当做法的可能性也更大。DeAngelo(1981)通过理论演绎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其在缺乏独立性或审计质量下降被外界所知时，面临的风险准租(quasi-rent)就越多，进而大事务所越不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审计质量也越高。这一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理论得到了公认[4]。“深口袋”(deep-pockets)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四大”的审计质量较高。该理论认为，由于规模较大，“四大”更重视自身的品牌和声誉，其在全球都能维持相同的质量水准，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Lennox，1999)[5]。

      以上仅是理论分析，“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是否更高还需要以实证来检验。然而，审计质量不能直接测定的特点给实证研究带来了障碍。为此，研究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借助于其他变量(如出具非标意见概率、可操控性应计②和ERC等)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检验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是否与非国际“四大”存在显著差异。

      Beatty(1989)研究发现，由“四大”审计的IPO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溢价，而较少出现折价发行，说明“四大”的审计质量高[6]。DeFond和Jiambalvo(1993)证实，由“四大”审计的公司比非“四大”审计的公司更少发生报告舞弊和违规问题[7]。Teoh和Won(1993)指出，“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市场认同度存在明显差异，“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盈利反应系数显著高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即市场更认同“四大”的审计质量[8]。Hackenbrack和Hoggan(2002)、Balsam等(2003)采用ERC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9，10]。Becker等(1998)发现，非“四大”比“四大”更能容忍客户的盈余管理[11]。Palmrose(1988)对1960-1985年间美国“四大”和非“四大”的诉讼事件进行了比较，发现“四大”的诉讼要显著少于非“四大”，说明“四大”提供了较高的审计质量[12]。Gul(1999)认为，高质量的审计能够缓解代理冲突与盈余信息含量之间的负相关性，“四大”审计的企业盈余信息含量要高于非“四大”审计的企业[13]。Francis等(2002)基于27个国家的分析表明，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四大”审计的客户确认应计利润的自主性显著小于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14]。Kim等(2003)发现，“四大”能够抑制管理层做高盈余的动机，但无法减弱管理层做低盈余的动机[15]。Behn等(2008)证实，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不一致[16]。Francis和Yu(2009)、Choi等(2010)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事务所越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并能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17，18]。总之，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四大”代表了更高质量的审计。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审计质量指标的选取相对单一，主要有非标意见出具概率和可操控性应计两个变量。在以非标意见出具概率作为审计质量变量的研究中，结论较为一致。夏立军和杨海斌(2002)发现，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没有显著性差异[19]。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选取2001年的沪市A股数据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意见具有明显的影响[20]。李爽和吴溪(2003)、于鹏(2007)、林永坚和王志强(2013)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21-23]。

      相比于非标意见出具的概率，以可操控性应计作为审计质量变量的研究，其结论则不尽一致。漆江娜等(2004)研究发现，经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操控性应计略低于国内事务所审计的公司[1]。蔡春等(2005)发现，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高于前十大事务所[24]。吴水澎和李奇凤(2006)以2003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并考虑了自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十大，而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又高于国内非十大[25]。王艳艳和陈汉文(2006)、宋衍蘅和张海燕(2008)发现，国际“四大”在抑制操纵性应计上表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而国内所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26，27]。王良成和韩洪灵(2009)发现，大所对配股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要显著高于非配股公司[28]。刘峰和周福源(2007)认为，与非“四大”相比，“四大”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法律风险更低，“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某些方面来看，“四大”甚至比非“四大”更不稳健[29]。郭照蕊(2011)以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在审计质量上没有显著差异，某些年度的国际“四大”甚至比非“四大”更差[30]。王兵等(2011)以操控性应计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对比了普华永道中天与其他三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发现普华永道中天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显著高于其他三大所，甚至在部分检验中普华永道中天的审计质量更低[31]。林永坚和王志强(2013)对可操控性应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克服了自选择偏差，对国际“四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与本土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操控性应计更小，而且在区分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方向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正向操控性应计显著更小，而负向操控性应计则与本土事务所没有显著差异[23]。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关于国际“四大”的研究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无论以何种变量对审计质量进行衡量，都得出“四大”提供了高质量审计的结论。在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市场研究中，以可操控性应计作为审计质量变量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以非标意见作为衡量指标的研究尽管结论一致，但其结论是“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而言，在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中，“四大”的高质量审计是受到质疑的。为此，本文将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检验。

      三、研究的问题

      由于制度环境存在差异，我们不可能将美国的研究结论直接嫁接到中国，所以有关我国市场的国际“四大”研究仍属探索性研究。为了摈弃主观性可能造成的影响，增强结论的可信度，我们的研究没有采用通常实证研究论文“假说—检验”的格式，即用假说的方式给出研究问题，而是以研究现状为逻辑起点，步步深入，提出不同的研究问题，并依次进行实证检验。

      从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国内有关审计质量的研究主要是以非标意见出具的概率和可操控性应计作为考察对象。从非标意见出具的概率来看，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即“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没有明显差异，而关于可操控性应计的研究则争议不断。本文无意就以上两个方面增添新的证据，而是另辟蹊径，探讨国际“四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以检验国际“四大”能否提供高质量的审计。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是就非标意见出具的概率而言，其研究结论一致，没有再次验证的必要；而就可操控应计进行再检验，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支持某方的证据而已，不足以立论，增量贡献有限。二是盈余管理正经历着从可操控应计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转变，可操控性应计并非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唯一途径，尤其是安然事件发生后，各国都加强了监管审查，公司管理层利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关的实证研究显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未停止，只是盈余管理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应计盈余管理(即可操控性应计)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转变(Cohen等，2008；刘启亮等，2011)[32，33]。三是相比于可操控性应计，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危害更大、隐蔽性更强。可操控性应计从时间上来看不可能持续，具有反转性，它只会影响会计盈余在各个期间的分布，而不会影响盈余总额，一般也不改变公司的现金流和经济活动，盈余的平滑甚至会传递更多的管理者对未来盈余的预期，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Tucker和Zarowin，2006)[34]。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它通过改变或构造真实交易来实现，可能会偏离最优的公司经营活动，给公司带来高昂的成本，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会削弱公司的竞争力，而且会损害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并最终影响公司价值(Gunny，2005；Roychowdhury，2006；Kim等，2010；Cohen和Zarowin，2010；李彬和张俊瑞，2009)[35-39]。同时，可操控应计盈余管理容易被审计师、监管者发现，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如产品的定价、生产和研发费用的支出等)则不容易被发现(Cohen和Zarowin，2010)[38]，隐蔽性更强。因此，以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考察由“四大”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1。

      问题1：相比于非“四大”，国际“四大”能否抑制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四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市场化程度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度量，我国的制度环境比较特殊，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形成的，由此造成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孙铮等，2005；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40，41]。因此，探究市场化程度对国际“四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是否具有稳定性以及是否受到宏观因素的约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2。

      问题2：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否对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有所影响。

      我国资本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是经济转轨和改革的产物，其原始设计是希望达到双重目标，既要为国企脱困和发展募集资金，又不能失去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但控股权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由政府控制，企业性质仍属于国企。同时，在经济制度转型和公司治理弱化的内外条件下衍生出的由“所有者缺位”引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及“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不仅使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管理层手中，还可能使管理层的权力凌驾于公司治理机制之上。因此，企业性质的不同可能会造成上市公司诸多的系统性差异。林芳和冯丽丽(2012)研究发现，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更倾向于采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42]。所以，以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考察由“四大”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区分开来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3。

      问题3：企业性质不同是否会对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有所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此概念最先见于Raychowdhury(2006)、Zang(2006)、Gunny(2005)的研究，并由Chi等(2011)进一步拓展[43，44]。它的基本假定是，导致公司经营净现金流量、产品总成本和可控费用等项目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销售收入及其变化。因此，通过线性回归，可以由销售收入及其变化估算出“正常”的经营净现金流、产品总成本和可控费用，将相应的实际值与估算值相减并经一系列的调整，就可以得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设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模型。

      首先，我们以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CFO)为因变量，对式(1)进行回归。

      

      其次，我们以产品成本(Prod)为因变量，对式(2)进行回归，其中，产品成本用销售产品成本与当年存货变动额之和来表示。

      

      再次，我们以可控费用(Disc，为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③)为因变量，对式(3)进行回归。

      

      最后，我们进行了分步计算。第一步，将上述三式的残值分别进行标准化。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为了保持方向的一致性，参照Chi等(2011)的研究，将第一步计算出的异常现金流乘以-1作为销售操控程度的变量(R_CFO)，将异常生产成本作为生产活动操控程度的变量(R_Prod)，将异常应计费用乘以-1作为应计费用操控程度的变量(R_Disc)。第三步，将第二步的三个变量加总，得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REM_index。

      2.多元回归模型。我们构建了模型(4)、(5)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依次进行检验：

      

      模型(4)用来检验问题1，主要考察变量Big4。模型(5)用来检验问题2、3，主要考察Big4与Correlated相乘项的估计系数。当Correlated代表市场化程度(Marketization)时，该模型用来检验问题2；当Correlated代表企业性质(SOE)时，该模型用来检验问题3。Others是控制变量的总称，参考已有研究，我们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包括公司规模(Lnsize)、杠杆比例(Levit)、是否出具非标审计意见(Opinion)、总资产收益率(RO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holder)、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holding)。Industry和Year分别是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刘启亮等(2011)的研究表明，管理者调节利润时采用的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有所变化[33]。此外，会计指标的统计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考虑到现行准则是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本文选择的初始研究样本为2007-2012年的所有上市公司，并进行了如下筛选：(1)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2)为保证财务数据的可靠性，剔除了当年IPO新上市的公司；(3)剔除了每股净资产为负以及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我们得到9 991个样本观测值。为了消除极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各1%分位数极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本研究所用数据源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和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WIND数据库，有些数据是经计算得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从表2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在2007-2012年的6年间，不同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差别巨大，标准差达到了2.001；经“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只占样本公司的6.1%，而更多的公司选择了非“四大”进行审计；Marketization的最小值仅为0.38，最大值却达到11.8，说明我国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差悬殊；SOE的均值为0.543，说明有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为国有性质，国有企业仍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其他变量如Lnsize、Levit、Opinion、ROA、Firstholder、Inholding等，都表现出良好的分散性，为控制这些变量提供了统计学支持。

      

      进一步地，我们按照是否由“四大”审计将所有样本公司分为两组，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由“四大”审计的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包括Marketization和SOE在内的其他变量均存在差异，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尽管这只是单变量检验的初步结果，但相关分析显示，是否由“四大”审计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二)基本实证结果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默认的标准差是假定公司个体在时间序列上独立，而事实上公司个体因素在各期之间往往是相关的，故误差项可能会出现聚类(Cluster)现象。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参照Petersen(2009)的研究，各回归中报告的T值均是按照公司个体对标准误进行聚类处理后的T值。

      1.国际“四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表4给出了是否由“四大”审计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用来解释问题1，即相比于非“四大”，国际“四大”能否抑制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变量Marketization和SOE，Big4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由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具有较低程度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国际“四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问题1得以解答。此外，加入Marketization和SOE变量后，Big4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和显著程度均有所增大，而Marketization和SOE两变量对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这进一步确证了本文考察市场化程度差异及企业性质的必要性。

      2.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影响。表5给出了市场化程度对“四大”审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可以用来解释问题2。可以看出，Big4与Marketization的交叉项估计系数为-0.032，但不显著，说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对“四大”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这一结论没有影响，国际“四大”提供的审计质量具有稳健性，不受区域性宏观因素的影响，问题2得以解答。此外，Marketization的估计系数与表4类似，其始终显著为正，而以往的研究却认为市场化程度对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李延喜等，2012；姜英兵和严婷，2012；程新生等，2011)。这可能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在度量盈余管理时多采用可操控性应计，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降低并不表明总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只不过是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即更多地进行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这与Cohen等(2008)、刘启亮等(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3.企业性质的影响。表6给出了企业性质对“四大”审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可以用来解释问题3。可以看出，Big4与SOE的交叉项估计系数为0.8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性质的不同会影响“四大”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四大”对非国有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抑制程度的估计系数为-0.974，而该系数在国有企业中仅为-0.140(即-0.974+0.834)，两者相差悬殊，说明“四大”对国有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明显下降，这回答了问题3。基于此，我们认为，相比于国有企业，“四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审计更为严格，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也更高。此外，SOE变量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在加入Big4与SOE的交叉变量后，尽管方向没有发生改变，但数值大小明显减小且不再显著，这为林芳和冯丽丽(2012)提出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采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即所谓的“更倾向于采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公司”主要是由“四大”审计的国有企业，而其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有企业分别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其中，前者由国务院下属机构国资委直接行使职责，称为中央企业(简称央企)，后者称为地方国有企业(简称地方国企)。已有研究表明，在企业价值和公司治理等诸多方面，央企与地方国企均存在显著差异(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郭照蕊，2011)。因此，我们将国有企业进一步细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以检验国际“四大”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表7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其中，Centre为央企变量，当公司为央企时，Centre=1，否则，Centre=0；Local为地方国企变量，当公司为地方国企时，Local=1，否则，Local=0。从表7中可以看出，Big4与Centre的交叉变量、Big4与Local的交叉变量各自对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表6的回归结果一致。但是，两交叉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0.946 V.S 0.665)和显著程度(T值4.33 V.S.3.11)均存在差异，且这一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2.84)，说明将国有企业进行细分是必要的，相比于地方国企，央企对“四大”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的负面影响更大。

      

      六、稳健性分析

      (一)自选择检验

      基本实证中没有考虑自选择问题，而现实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事务所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的客户(Shu，2000)，“四大”对客户的甄选更加严格；另一方面，盈余质量差的公司可能不愿意聘请“四大”(DeFond等，2000)。此时，忽略自选择问题会使模型的回归不准确。为了消除自选择问题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两阶段回归检验。

      我们首先估计上市公司选择“四大”的Probit模型：

      

      此模型中加入了地域哑变量City，其定义如下：若公司注册地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则City=1；否则，City=0。选择City变量的原因在于：(1)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是我国仅有的四个一线城市，“四大”在此均设立了分支机构，数量众多的上市公司总部也驻扎于此，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地域倾向性(home-bias)，位于这四个城市的上市公司可能更偏好选择“四大”；(2)以往的研究及我们的相关性分析均表明，City与第二步的因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保证了变量选取的有效性。

      我们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Gul等，2010)。一是Heckman(1978)的两阶段回归，即将模型(6)计算的逆米尔斯比Lamda加入到模型(4)，构建模型(7)；二是工具变量法(IV)，即先利用模型(6)计算求得Big4的拟合值PreBig4，再将之取代Big4加入到模型(4)，构建模型(8)。

      

      

      表8报告了自选择检验的结果，其中，第一列是上市公司选择审计师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第二、三列分别是采用Lamda值和IV法的回归结果。从第一列来看，地域哑变量City的估计系数高达0.59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符合我们的预期，即总部位于四个一线城市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四大”进行审计。在第二列中，逆米尔斯比Lamda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控制自选择问题是必要的，忽略该问题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但是，Lamda的加入并没有改变Big4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Big4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第三列中，Pr(Big4)的回归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分析表明，即便考虑了自选择问题，基本实证结果也是相当稳健的。

      

      (二)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子指标的影响

      基本实证中的因变量仅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指标(REM_index)，而REM_index是由销售操控程度变量(R_CFO)、生产活动操控程度变量(R_Prod)和应计费用操控程度变量(R_Disc)三个子指标求和构成的。Big4与REM_index表现出的显著负相关关系有可能仅存于Big4与其中某个或某两个子指标之间。因此，检验Big4与每个子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Big4与构成REM_index的三个子指标均高度相关且方向一致，则可说明REM_index指标的构成具有客观性，能够捕捉盈余管理信息，同时也更加确证了国际“四大”对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绝非偶然，其能够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国际“四大”较高的审计质量。

      表9报告了以REM_index各子指标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Big4与R_CFO、R_Prod和R_Disc均显著负相关，其中，Big4与R_CFO和R_Prod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R_Disc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进一步证实了国际“四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体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视角，对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进行了再检验。基本实证结果和稳健性分析均一致地显示，国际“四大”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审计质量。另外，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不影响国际“四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企业性质则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四大”对国有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显著更低，这一现象在央企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

      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审计市场中的“四大”审计质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即国际“四大”能够显著抑制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其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同时，在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下，地区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有限，而企业性质的不同则直接影响了国际“四大”的行为。这说明，即便是拥有很大的事务所规模和很高的商业信誉，国际“四大”在面临政治背景雄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时，也难以“独善其身”。作为一个提供独立审计服务的盈利组织，国际“四大”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别对待只不过是在“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下得出的一个纳什均衡解而已，要想从根本上破解难题、消除差异，近期中央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①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排位靠前得益于2013年4月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原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其总收入得以大幅增加。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排位于毕马威之前得益于其占比颇多的非审计收入(国际“四大”均不提供非审计服务)，但优势十分微弱，合计收入仅比毕马威多1.2%。若单考虑审计收入，其仅为毕马威的83%，而其CPA人数为1 612人，是毕马威的两倍多，经济效率差异可见一斑。

      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相对应，可操控性应计又被称为“应计盈余管理”，因此，可操控性应计和应计盈余管理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

      ③可控费用变量是一个含有噪声的因变量，不是所有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都是可控的，只有诸如广告费用、研发费用、销售成本、综合开销、行政管理费用(SG&A)等在一定程度上可控。我国的会计准则没有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上述项目，而自愿披露的公司很少，故只能用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来代替。由计量经济学理论可知，含有噪声的因变量不会影响方程回归系数的一致性，其对结果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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