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观念论文,生与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炫学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特有的创作现象。所谓炫学小说，指的是小说作者借小说创作炫耀学识才情，卖弄博学多识、广见多闻，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中国小说史略》）
以文学创作炫其才学，非仅小说一体。汉赋已具有如是特点。据《西京杂记》录司马相如赋论云：“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言及赋体之兴，班固《两都赋序》云：“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赋之一体，摛事典，饰辞藻，讲铺陈，争奇斗艳，而其文旨，则在讽谕宣道，此与炫学小说的审美追求及思想旨趣颇多仿佛，当对其产生有一定启迪。
而以作小说显示才情，则肇始于唐人传奇。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载：“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人传奇小说的作者借创作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应当算第一批有意识借小说显示才情的作品。
小说为小道，但小说作者应当博学多闻，广所见识，这在古人小说观念中似乎是公认的看法。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又其诗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虽称小说为末学，而其作者，却要求多闻赅博，经史文赋、神话传说、人情世故，这诸多内容，均需记忆领悟，融会贯通，有满腹学问，方能够从事小说创作。
就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而言，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直就有着虚实两派的争论，而归结到一点，尚实派所坚持的无非是一个实学、实事的问题。根据务实派的理论，作家首先应该精通史籍，对历史有精深造诣。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小说见学问，在历史演义创作中已见端倪。而专以小说炫学，到清代方始出现。
提起炫学小说，不能不谈到人所熟知的《野叟曝言》、《镜花缘》、《蟫史》、《燕山外史》等作品。只是，早在此之前的康熙年间，吕熊的《女仙外史》问世，便已见炫学之气象。刘廷玑为《女仙外史》所作《品题》指出，此书“识天说地，莫可端倪，而皆有准则；讲古论今，格物穷理，而皆有殊解”。书中考魔道，论鬼神，谈天文，说望气，言兵法、阵法，写道术、斗法等等，包罗万象。是书实开了《野叟曝言》等小说炫学的先河。
《野叟曝言》的炫学，其《凡例》已曾道及，云：是书“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避邪说”，兼容并包，无所不有，无所不欲以显其才学识见。
李汝珍为了借《镜花缘》以显才学，“消磨了三十年层层心血”，他也自信“镜花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镜花缘》第一百回）诚然，如许乔林序是书云：“枕经葃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无论从作者或作品内容看，《镜花缘》都应当是又一部典型的炫学小说。
其他，如《蟫史》、《燕山外史》等，则主要以文思才藻炫世。至近代改良小说等突出议论，更以学识显示。但严格来说，与单纯的炫学小说已有本质不同。
炫学小说称得上源远流长。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探讨它赖以产生形成的原因及其理论背景，对小说史研究，乃至对当代文艺创作，均不无借鉴意义。
二
要探讨炫学小说出现的理论根源，首先应当从古小说概念谈起。鄙见以为，古代大小说概念，实在要算是炫学小说形成的第一理论根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云：“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这里所谓的“小说”，指琐屑言辞，小的道理，类同《荀子·正名》篇所说的“小家珍说”，近于《论语·子张》篇所谈的“小道”，并非文体意义上的名称，不过，它却大致限定了后世“小说”概念内涵的外延，后世所谓小说种种，也正是基于同大道相对的细小文字、非经史之文而言。
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出现在汉代，桓谭《桓子新论》云：“若其小说，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拟李都尉从军诗》注引）桓谭所论，即从文体意义上对小说一词释意。这里已显示了泛小说观念的胚胎萌芽，他所界定小说一体的外延，非常广泛。
班固的小说观念，即承桓谭所论而加以发展，仍是一种大小说观念。其《汉书·艺文志》其三“诸子略”，将“小说”列于子类十家之末，开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班固所列小说，今多逸佚，而从有关典籍记载可知，其内容旁学杂览，兼容并包。
小说几等于杂览，无所不包拢。这一大小说概念影响深远，支配了千百年以来的小说作家、批评家。《隋书经籍志·小说家》列小说于子类，录“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录“小说家类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录“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五部五十四卷”，其内容多驳杂。对小说的内容范围，纪昀曾作归纳：“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官修史书所列小说家包含至广，私人著述中论及小说内涵，殊途同归，一样为大小说概念。
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述》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同骛，榷而为论，其流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较之前人，刘知几不同的地方是改列小说于子部为史部，其分类也更趋细密，但依然为大小说观念。
宋人曾慥曾辑《类说》，被视为小说总集，其内容，也如自序中云：“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其目的，则为“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曾氏所持自然也是大小说观念。
明人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其论小说云：“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昔。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尽管胡应麟已感到了“小说”这一文体概念的模糊，“最易混淆”别类文体，但他仍皈依于大小说观念。
及清代前期，小说概念似有转变，如康熙年间刘廷玑，即已意识到古今小说概念之嬗变流别，其《在园杂志》中说：“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自汉魏晋唐宋元明以来，不下数百家，皆文辞典雅，有纪其各代之
略、官制、朝政、宫帏，上而天文，下而舆土、人物、岁时、禽鱼、花卉、边塞、外国、释道、神鬼、仙妖、怪异，或合或分，或详或略，或列传，或行纪，或举大纲，或陈琐细，或短章数语，或连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备，统曰历朝小说，读之可以索幽隐，考正误，助词藻之丽华，资谈锋之锐利，更可以畅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刘廷玑对古代小说概念嬗递演进过程的勾勒，契合实际，但他所提出的“四大奇书”与古小说之不同，则也仅局限在就事立论，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况且，他也没有决然将其他非小说类剔除在外，而他的同辈或晚近理论家，还仍然在坚持着古代大小说观念。
诚如刘廷玑所说，“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新兴长篇章回小说已不同于古小说的“琐言”、“小道”。然而，古代大小说概念的影响依旧存在，而且从开始，就对长篇章回小说进行了渗透。最为明显的是，中国长篇小说起初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巨帙宏篇，其中可以熔铸进古小说概念统属下的所有内容，诸如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等。至于炫学小说《野叟曝言》、《镜花缘》等，则表现得更为突出。《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糜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余集《李氏音鉴序》）又石文煃序也称其“平生工篆隶，猎图书，旁及星卜弈戏诸事，縻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总之，他所精专之一切，在其小说创作中都得到了体现。
回顾古小说概念的演变历程，分析其泛小说观念的具体涵蕴，反观章回小说的发生发展，对照炫学小说的实际状况，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炫学小说既然作为一种“综合”性文体，又系由古小说发展而来，根深蒂固的古代泛小说观念对它的发生产生影响，给它以理论依据，实属正常。
三
炫学小说的出现，又与古小说理论家赋予小说的诸种职能有关。在古代小说理论中，有关小说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劝善惩恶，振励世俗。
儒家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居统治地位，而儒家文艺观则左右着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小说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同样受制于儒家文艺观的支配，小说创作照样要讲究载道、劝戒、助名教。
小说的这一社会功能，从其文体意义上的概念产生之日起，便已存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其所谓可观，自然指的是有裨于治身理家；其内容，当然要合乎儒家道统。干宝《搜神记》之撰作宗旨是要“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序》）但同时他又何尝不复欲以不诬之神道说法劝戒众生。至唐人刘知几，更明确宣称，小说之“语魑魅之途，而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史通·杂述》）宋人曾慥认为，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类说序》），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阐述小说借人物故事现身说法、形象教育民众之社会功能，尤为透辟：“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佳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活，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臣包羞。”
明以后，论小说当有助名教，有补于劝世者甚多，已成为一种基本的观点。如瞿佑《剪灯新话序》称其创作“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静恬主人序《金石缘》曰：“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读者“当反躬自省，见善即兴，见恶思改，庶不负作者一片婆心，则是书充于《太上感应篇》读亦可。”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也云：“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
清初，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更鲜明地以儒家伦常及其人格理想称道小说：“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
既然小说负有正风俗、美教化、劝善惩恶的社会使命，加之小说家多受儒家思想影响，希望以小说创作影响社会众生，他们便很自然地在作品中利用一切机会，或插话议论，讲道学，谈因果，辨正邪美丑，或借助人物言语，宣名教，论善恶，褒贬世俗。此等内容，连篇累牍；频繁集中，如同牧师布道，迂儒炫学。事实上，这一功能，恰恰正是炫学小说得以产生的理论因素之一。
（二）羽翼信史，弘扬忠义。
小说开始被列入子类，自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述》提出其“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后人方将它比附正史，称其为“虑史氏或缺则补之意。”（李肇《唐国史补序》）及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勃兴，评论家与作家便更明确以羽翼信史为稗官之任，并标榜其大旨一如正史，在于弘扬忠义，讨伐奸屑。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云：“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囤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意，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稗说与正史的区别，无非一者义微旨深，一者浅显易晓；一者非通儒夙学不能懂，一者则贩夫走卒，黎民百姓均可读。其主旨则一。
吉衣主人序《隋史遗文》则由信史与稗说所描写内容的差异入手，阐发了它羽翼信史的功能。文中云：“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遣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奇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苟有正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彪炳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逸均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堙没无闻；纵大忠义而与昭代忤者，略已。挂一漏万，罕睹其全，悲夫！”在吉衣主人认为，正史与遗史虽同为史，其区别在于：其一，正史纪事传信，遗史搜逸传奇；其二，正史叙事建勋名事业的显贵，遗史则补写不具入正史资格却具有侠气英风的豪杰。总之，遗史演义，虽不同正史，却可“补史所未尽”（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且于“政令之是非，风俗之淳薄，礼乐之举废，宫闱之淑慝，即于此寓焉。”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究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许宝善《南史演义序》）
小说羽翼信史的功能，从本质上表明，它本身就是历史，一种形象化的历史。
小说的这一功能，又是炫学小说产生的酵素。在古小说家看来，小说的羽翼信史，无非是靠近历史，或考证史迹真伪，以俗语出之，如《东周列国志》类；或攀今吊古，以历史故实为劝惩资料，寓褒贬之情。后类情况在古代小说创作尤多，在炫学小说中更为常见，至于补正史无法包融的内容，补正史之缺，也为的是靠近信史。
（三）资谈薮、广见闻。
隶属于大小说概念范畴的笑话、杂记等类作品，在小说史上特别发达。笑话类，如隋侯白《启颜录》、唐朱揆《喈噱录》、宋高怿《群君解颐》、无名氏《籍川笑林》、明江进之《雪涛谐史》、赵南星《笑赞》、冯梦龙《广笑府》、《古今谭概》等；杂记类，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南朝梁殷芸《小说》、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崔令钦《教坊记》、孙棨《北里志》、范摅《云溪友议》、宋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陆游《老学庵笔记》、元杨瑀《山居新话》、明陆容《菽园杂记》、张岱《陶庵梦忆》、清余怀《板桥杂记》、昭梿《啸亭杂录》等。其编纂撰作宗旨，均在于资谈薮，广见闻，助娱乐，寓劝惩。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已称滑稽笑话“意存微讽，有足观者”，历代笑话类之作，多将此奉为圭臬。孙棨《北里志·自序》称其杂记之作云：“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明人编《五朝小说序》言及宋人笔记，又云：“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
然而，要全面充分体现这种职能，却非淹贯渊博之士不堪胜任。元人杨维桢《说郛序》曾评《说郛》云：“阅之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殷；其覈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引事，可谓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穷谚谈，可为裨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是可谓全面实现了广见闻、资谈薮的功效。
综上所述，无论是小说创作的具体实践，还是在批评家的观念中，资谈薮、广见闻，均已牢固地成为古小说理论中的小说职能。这职能，不会不对明以后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发生影响，这从明清长篇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得到印证。而且，这一观念对炫学小说关系至为密切。
关于炫学小说的代表作《镜花缘》，武林洪康元曾撰《序》评之，曰：“夫岂无惬心贵当卓然名世者，总未有如此书之一读一快，百读不厌也。观夫繁称博引，包括靡遗，自始至终新奇独造。其义显，其辞文，其言近，其旨远。后生小子，顿教口发心思；博彦鸿儒，借得博资采访。匪口（惟）此也，正人心，端风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显然，《镜花缘》是比较理想地实现了小说资谈薮、广见闻、寓道义于稗说这一功能。《野叟曝言》等也具此一特点，在旧小说理论家看来，当然它也是一部理想的炫学小说。
四
在中国小说史上，炫学小说虽然是一种特殊而且重要的创作现象，但与其他品种的作品比，它毕竟是为数极小的部分，况且，从小说发展史的主潮流看，其走向乃逐步靠近写实与描叙人生，由此种意义上讲，炫学小说则步入了一条歧途。因此，要探讨炫学小说的发生，便不能不结合炫学小说创作者的个人具体因素。
清初佩蘅子《吴中雪》中有一段话，概括历代小说创作云：“原来小说有三等。其一，贤人怀着匡君济世之才，其所作都是惊天动地，流传天下，传训千古。其次，英雄失志，狂歌当泣，嬉笑怒骂，不过借来舒写自己这一腔磈磊不平之气，这是中等的了。还有一等的，无非说牝说牡，动人春兴的。”（第九回）姑不论佩蘅子的分类及评说是否科学允当，而他能从作者因素着眼探讨作品内容，确实堪称慧眼。其实，在三类中，前两类多有交叉混合。不愤不作，不平而鸣，以创作虚构之境弥补现实中的不足残缺，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借人物形象去践履作者的梦想，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实际上也是抒愤及叙写不平的一种。就炫学类小说的作者来看，我以为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世无伯乐，大才不被赏识，进而借生花妙笔，通过创作，显示其经世才略与出众才华。
天花藏主人《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云：“此其悲在生才之难，犹可委诸天地。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辞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上扬》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邈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矇生瞎死而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天花藏主人这段文字，非常精辟地剖析了文学创作产生的作者原动力。大才不遇于时，既不能出将入相，又不获当道者识拔，且不甘于沉寂落寞，乃作小说借乌有公以发泄其黄梁事业，既显其文采，又见其经济。这一见解，用来对照炫学小说的作者，十分贴切。据载：《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见《凡例》），既“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原序》）又据赵景深先生《〈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考证：夏氏英敏绩学，通经史，帝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但其一生不得意于科举，别说举人，连秀才也不曾中过。对夏敬渠之创作《野叟曝言》，赵先生也有评析，谓：“作者一生坎珂，既是‘家贫身老’，抑且‘落第频年’（《哭妹》第六首），似不曾有甚欢快之事。而他在《野叟曝言》中偏把文素臣写的备极人间富贵，尽量的做他的‘白日之梦’。这当是缺陷的填补和欲望的满足。”（均见《中国小说丛考》）再如《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也称得上硕学名宿，其科举上也未曾得志，仕途更与他无缘，其《镜花缘》之作，既显其学博渊深，又见其于社会政治妇女等诸多问题的精到见识，这自然也是一种借寄托以求心理平衡，以学炫欲见其不凡。又如《女仙外史》，刘廷玑《在园品题》颇赏识其经济学术，而于其作者，陈香泉《序》中称之“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但其平生，也仅为人幕僚（乾隆本《昆山新阳合志》卷二十五），其经济才学，也只能寄托于书中虚构的军师，借此乌有公施展其大才。其他，如《蟫史》、《燕山外史》等，以辞藻文字、布局谋篇，标新立异，则无非为炫其文采，显其文才。
（二）英雄失志，既无缘出将入相，致君尧舜，空有一腔政治抱负而无从施展，乃思借小说创作有以济世匡时，间接体现其入世观念，以求得自身价值的变相实现。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有云：“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他认为，女娲补有形之天，小说家拯救社会，挽救颓俗，乃补无形之天。“有形之天曰天象，无形之天曰天道。天象之缺不必补，天道之缺则深有待于补。”热诚的卫道精神，强烈的救世欲望，使小说家深感到肩负的社会责任感。目睹世风陵夷及人情淡薄，亲见道学式微，封建大厦将倾，他们深表不满。表现在创作中，一方面，批判封建晚期政治窳败，讥讽朝政紊乱，抨击奸臣当道，排斥忠良、大才闲置，及其谴责衰世浇漓世风，人心叵测，都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为其民主性精华；另一方面，顽固卫道，迂腐说教，恐惧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发展，一心希望代代不绝地维持天不变道也不变，乃至敌视代表着社会发展走势大潮的进步力量，却表现了作家保守或反动的立场。也就是说，所谓作家的补天，有积极进步的内容，也含落后腐朽的成份，不可一概而论。
炫学小说家并不例外，其补天的动机也如上述。如《野叟曝言》，其说名教，谈理学，辟佛道，议时政，讲经济，总以圣人自居。且其言语间，批评世风，抨击陋俗，指点群迷，俨若歧路明灯，众生导师。如《镜花缘》，批评社会，褒贬世俗，讥弹小人，称颂君子，虽多以寓言的形式出之，其内容却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借创作影响社会，拯救社会世风，此为以文补天的一种。此外，以小说构造的世界，弘扬正义，惩创邪恶，或在残缺不公的现实世界对立面，编织理想的天国，给苦难的众生送去些微慰藉；或借助虚构人物的飞黄腾达与建筑艺术的海市蜃楼去完成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给不如意的人生罩上虚幻的彩雾，在精神上得到圆满，这同样也是一种对缺陷天的修补，这一情况，在小说中也十分普遍。邪不压正，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大团圆的理想结局，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内容特征。就现实人生来说，在传统社会中，女人始终处于卑贱的地位，她们的人生是带缺陷的。于是，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既歌颂了女皇帝武则天，又虚构了女子参加科举，让她们参政、议政，显示出女子不让须眉的才华。同时，他又构造描写了女人国，女主外、男主内，男人要做中国传统社会中女人所要做的一切，颠倒了男女的位置，这也何尝不是为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女子鸣其不平！
以文补天，还有一种情况，即如吕熊《女仙外史》之类，为历史鸣不平，补历史的缺憾。《女仙外史》之作，用作品自序中的话说，是因“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大书帝之行在并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用虚构的故事去延续本不存在的历史，这就是《女仙外史》的宗旨。
结语
从古代小说观念及其对炫学小说产生所发生的影响的宏观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炫学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史上一种创作现象，虽然不合乎小说发展史的潮流，而它的产生确属必然，它是古代小说观念影响下的直接产物；其次，炫学小说虽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而由于它受指导于传统小说观念，合乎古小说理论规范，它又确确实实是传统小说的一支，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传统小说；其三，炫学小说的创作高峰期在清代乾嘉年间。而此时期的小说观念已显得落后于创作实际，理论观念滞后于创作发展，炫学小说却恰恰是沿着滞后的理论而兴起而发展，其得失成败不言而喻。这为当代创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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