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种族论文,文化论文,卢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0-0025-05
一 平卢军南下前的种族与胡化问题
关于唐代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自陈寅恪先生在七十年前提出以后，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更是不断涌现。可是对于平卢军南下后，由其所属两派统治之淮西和淄青两镇的胡化与汉化问题及其对中晚唐政局造成的影响，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至于研究成果，更是阙如。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做此篇，庶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1] (p236～237)具体来说，唐朝在平定高句丽以后，由于奚和契丹的兴起、突厥的侵袭以及高句丽遗民持续不断的反叛和逃亡活动，其在东北地区的防御态势大体上呈现出一种屡有反复、时有退缩的局面。由于营州地区的极端重要性[2] (p410～411)，在这种局面之下，唐朝仍要力保这一地区。为了稳固和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唐朝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卢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就会带有一些与其他边镇军队不尽相同的特点。
首先，平卢军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较为特殊。其一，和其他地区相比，平卢军所在的营州地区民族成分更为复杂。当时，营州是一个东西各民族的汇集地，其中既有经商的粟特人，又有事农的高句丽人以及以渔猎采集为主的靺鞨人，还有主要从事游牧的奚、契丹和突厥等族人。其二，各少数民族在这里都拥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势力更为强大。而汉族人口则由于奚和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唐朝防线经常性的后撤等原因变得相当稀少。《新唐书·地理志》就载：“营州柳城郡……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3] (p1023)其三，由于营州地区在军事上的极端重要性，唐朝不得不在此驻扎了数量庞大的军队。《旧唐书·地理志》云：“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平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匹。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匹。”[4] (p1387)
其次，平卢军的设立正好在玄宗时期府兵制趋于崩溃之际，其庞大的兵源显然要从当地及其附近地区解决。由于当地汉族人口稀少，迁入营州境内的各部族(内番)就成了平卢军兵源的主要供给者之一。[5] 这样就有大批的粟特人、奚人、契丹人、高句丽人、靺鞨人以及突厥人加入到平卢军中，从而使平卢军成为一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队伍。据统计，仅史料中出现的平卢军将领，其种族分布就达6个民族之多(不包括汉族)。[5] 史载安禄山“忮忍多智，善亿测人情，通六蕃语……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3] (p6411～6417)。“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与安禄山共乡里……以轻骑觇贼，多所禽馘。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3] (p6426)。安禄山之所以能够被张守珪赏识，进而被玄宗任命为首任平卢节度使，与营州地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平卢军民族成分之复杂局面有相当大的关系。安史之徒之所以能够以平卢军为起点，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进而发动叛乱，扰动天下达8年之久，也有这方面的原因。[1] (p213～218)
在安禄山长期担任(或兼任)平卢节度使的十几年间(740～755年)，为了准备发动叛乱，更是有意识地网罗了大批各民族的军事人员，平卢军的胡化程度就更为加深了。从现存的史料可以看出，安史叛军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柳城一带。[5] 随着叛乱准备活动的加速，安禄山把大批胡族出身的精兵猛将调到了范阳，成为安史叛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安史叛军中的平卢军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安禄山在发动叛乱之前调到范阳的平卢军主力，主要由蔡希德率领。第二部分是在平卢军去逆从顺之后又投向安史叛军的平卢军人，这一部分主要由史思明率领。兹结合史实略加说明。
《安禄山事迹》载：“禄山闻有变，乃遣其党史思明、蔡希德以平卢步骑五千攻常山，杲卿力屈城陷。”[6]《旧唐书·史思明传》载：“(天宝)十五载正月六日，思明与蔡希德围颜杲卿于常山，九日拔之。”[4] (p5376)这两条史料都提到进攻常山的平卢步骑是由史思明和蔡希德共同率领的。《新唐书·史思明传》则云：“禄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会贾循死，留思明守范阳，而常山颜杲卿等传檄拒贼，禄山使向润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执杲卿。”[3] (p6427)只提到史思明而没有蔡希德。相反，《旧唐书》的其他部分以及《资治通鉴》关于此事的记载则只提到蔡希德，没有言及史思明。如《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十五载正月，贼将蔡希德陷常山郡，执颜杲卿，河北郡县皆为贼守。”[4] (p3450)《旧唐书·玄宗纪》载：“贼将蔡希德陷常山郡，执太守颜杲卿、长史袁履谦，杀民吏万余，城中流血。”[4] (p231)《资治通鉴》载：“禄山自将欲攻潼关，至新安，闻河北有变而还。蔡希德将兵万人自河内北击常山。”[7] (p6950)不过从《新唐书·颜杲卿传》“(禄山)使史思明等率平卢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怀会师。不涉旬，贼急攻城……杲卿昼夜战，井竭，粮、矢尽，六日而陷，与履谦同执”[3] (p5531)的记载来看，《新唐书·史思明传》显然漏记了蔡希德。关于天宝十五载(756年)的常山战役，史思明到底有没有参与已经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但蔡希德是这次战役中叛军的主将则确定无疑。
又据《新唐书·安禄山传》记，在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前，高邈曾经“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青，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禄山弗用”[3] (p6417)。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后来侯希逸率领平卢全军渡海进入淄青地区的事件。结合以上史实，我们基本上可以推定，安禄山麾下的平卢军战士主要是在蔡希德的指挥之下。另外，史思明手下也有一部分平卢军战士，因其曾任“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其中的一部分战士很可能是追随其参加叛乱的旧部，另一部分则是在击败刘正臣之后收编的平卢军人。《新唐书·史思明传》载：“(史思明)攻平卢，刘正臣轻之，不设备，败保北平，兵赀二千乘皆没。思明得其锐卒，张甚，谋攻常山。”[3] (p6427)又《旧唐书·安庆绪传》载：“蔡希德兵最锐，性刚直，张通儒谮而缢杀之，三军冤痛不为用。”[4] (p5373)可见由史思明和蔡希德率领的平卢军战斗力极强，其主要组成部分当以精于骑射的游牧民族战士为主。随着大量胡族出身的精兵猛将加入到安史叛军的行列，驻扎在营州的平卢军中胡人军将所占的比例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军中形成的胡化氛围和胡族文化的影响力并不会因此而减弱。
二 平卢军南下后淮西、淄青地区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趋势
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驻扎在营州地区的平卢军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当时军中实际上形成了三股势力：其一为从叛势力，如吕知诲和徐归道，他们都是军内的高级将领，并且是安禄山的亲信，然而由于安禄山抽调了平卢军内大量的精兵猛将和心腹力量去发动叛乱，导致这一派对该军控制力的减弱，沦为军内的少数。其二为以刘正臣等汉人中上层将领为首的忠于朝廷的势力，在安史之乱爆发初期，他们和军内的高句丽武人势力合作，迅速夺取了军队的控制权。然而这支势力在之后和史思明的战斗中一战而败，元气大伤。其三为以侯希逸和李正己为首的高句丽武人集团，在经过几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高句丽武人集团在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平卢军的分化和军中种族成分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如上文所论，投向史思明的那部分平卢军战士很可能就是安、史发动叛乱以后军内残留的奚、契丹等各游牧民族出身之人，他们在军内的斗争中无所归附，于是便陆续投到在种族和文化方面更为接近的安史麾下。军中残留的处于少数地位的汉族战士则在董秦(李忠臣)和田神功的率领下以苇筏渡海，率先进入中原地区，参加了平定叛乱的活动。高句丽武人集团主导的平卢军主体在与安史叛军对抗了七年之后，于公元761年全军南迁，进入了今天的山东省境内。
细读中唐时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割据的局面中，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烈的藩镇，除了由出身前安史叛军的范阳系军阀所“创立”的河北三镇以外，就要算由南下的平卢系军阀所“创立”的淮西和淄青两镇了。河北三镇之所以能够长期割据，与唐之存亡相始终，与河北地区长期的胡化现象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系。对此前人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述。而淮西、淄青两镇地处唐朝腹心、汉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仍然能够长期割据，且割据势力俱为来自营州地区、深受胡族文化影响之平卢军人集团，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其中的关系了。
先看淮西的情况。淮西割据势力始于李忠臣，终于吴元济。《新唐书·李忠臣传》载：“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蓟人。少籍军，以材力奋，事节度使薛楚玉、张守邦、安禄山等，甄劳至折冲郎将。平卢军先锋使刘正臣杀伪节度吕知晦，擢秦兵马使……从正臣赴难，复败李归仁、李咸、白秀芝等……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为贼执，以忠臣为汝、仙、蔡六州节度使，兼安州。”[3] (p6387～6388)
《旧唐书·李希烈传》载：“李希烈，辽西人。父大定。希烈少从平卢军，后随李忠臣过海至河南……授希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节度留后……希烈性惨毒酷，每对战阵杀人，流血盈前……其攻汴州，驱百姓，令运木土筑垒道，又怒其未就，乃驱以填之，谓之湿梢。”[4] (p3943～3945)
同卷“吴少诚，幽州潞县人。父为魏博节度都虞候……后希烈叛，少诚颇为其用。希烈死，少诚等初推陈仙奇统戎事，朝廷已命仙奇，寻为少诚所杀，众推少诚知留务”。[4] (p3945～3946)
又“吴少阳，本沧州清池人。初，吴少诚父翔在魏博军中，与少阳相爱。及少诚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取少阳至，则名以堂弟，署为军职，累奏官爵，出入少诚家，情旨甚昵……吴元济，少阳长子也……及元济自领军，凶狠无义，唯暱军中凶悍之徒……时贼阴计已成，群众四出，狂悍而不可遏……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恐”。[4] (P3947～3948)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到，统治淮西的历任军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虽都是汉人，却世居于胡化严重的河朔地区，并曾经长期在胡化严重的平卢军或魏博军中效力，因此他们自身都深受胡族文化之影响，精于骑射，残忍嗜杀，其胡人色彩丝毫不逊色于割据河北、出身胡人的范阳系军阀。同时他们统率军队的方法也颇有游牧部落的色彩，司马光就观察到：“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7] (p7745)因此可以说统治淮西的是一个胡化色彩十分严重的军事集团，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淮西胡化汉人军事集团”。
影响所及，整个淮西军队的胡化色彩都十分浓重，并使整个淮西地区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胡化倾向。《旧唐书·吴元济传》云：“(蔡州)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乃至搜阅天下豪锐，三年而后屈者，彼非将才而力备，盖势驱性习，不知教义之所致也。”[4] (p3951)《资治通鉴》云：“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7] (p7745)《新唐书·吴少诚传》云：“自希烈以来，申、蔡人劫于苛法而忘所归，及耆长既物故，则壮者习见暴掠，恬于搏斗。”[3] (p6002～6003)可见史家对于淮西地区的胡化倾向是有着比较一致的认识的。而且当时之人，也已把这一地区看成了如同河朔三镇那样的胡化区域，《旧唐书》里就有数处直称其为“淮夷”，如《旧唐书·许孟荣传》就有“时淮夷逆命，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成功”之语[4] (p4102)，同书《李鄘传》也讲到“及王师征淮夷，郓寇李师道表里相援”[4] (p4148)这样的话。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就在淮西附近地区安置了大量的内附游牧部落。开元三年(715)，“(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
跌思太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来奔，前后总二千余帐。析许州、唐州置仙州”[4] (p175)。开元十年，张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时有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举兵反，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兵讨擒之，并获其家属于木盘山，送都斩之，其党悉平，获男女三千余人。于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4] (p3053)。因此，在开元天宝之际，淮西附近地区的胡族移民已经达到了相当多的数量，当地人民有可能因此而染上一些胡族习气。其二，统治淮西的出身平卢军的胡化汉人军事集团及其所率领的平卢军战士，本身胡化色彩就十分浓重，他们来到淮西以后，等于把胡化风气输入到了当地。其三，淮西地近东都洛阳，是一个四战之地，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屡经战乱。在这一过程中，当地人民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安史叛军胡人习气的影响。因此，当李忠臣率领这支胡化严重的平卢军队伍来到以后，胡族文化在当地就形成了一种上下影响、里外互动的局面。当地土著不仅没能减轻客军的胡化色彩，反而加深了自身的胡化倾向。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李忠臣一系的平卢军阀之所以能够长期割据地处唐朝腹心的淮西地区，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是一个胡化严重的军人集团，武力强大；同时，在他们来到淮西以后，由于当地特殊的社会情势又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胡化程度，从而造成了一种与河朔地区类似的可以割据自雄的土壤，形成了韩愈所说之“河北悍骄，河南附起”[3] (p6010)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在淮西割据势力被平定以后，人们才会发出“光、蔡等州平，始复为王土矣”[4] (p3952)这种庆幸的声音。
再看淄青的情况。淄青割据势力同样为南下的平卢系军阀，始于侯希逸，终于李师道。李忠臣系之淮西割据势力属于平卢军中的胡化汉人军事集团，而侯希逸系的淄青割据势力则为平卢军中的高句丽武人集团。在平定安史之乱期间，两个军事集团之间颇有嫌隙，因此李忠臣一系被迫南渡。当以侯希逸为首的高句丽武人集团率领平卢军主体渡海南来以后，两支队伍不仅没有合军，先来到中原地区的李忠臣系反而要给高句丽武人集团腾出地盘。《新唐书·田神功传》就载：“田神功，冀州南宫人。天宝末，为县史。会天下兵兴，贼署为平卢兵马使，率众归朝，从李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俄而禽展送京师，迁淄青节度使。会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兖郓。”[3] (p4702)
但是，当安史叛乱被平定，淄青和淮西开始分别走上割据道路的时候，两镇的历史联系又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倚重、相互支援的关系。唐朝廷曾一度试图让两派平卢军人互相残杀，结果证明根本行不通。《新唐书·李希烈传》载：“李纳叛，以(李希烈)检校司空兼淄青节度使讨之。希烈拥众三万次许州不进，遣李苣约纳为唇齿，阴计取汴州……纳遣游兵导希烈绝汴饷路，勉治蔡渠，引东南馈……”[3] (p6438)淄青高句丽武人集团在李纳以后，自身武力日渐衰微，对淮西胡化汉人军事集团更为倚重，《新唐书·李师道传》就讲“师道本倚蔡为重”[3] (p5993)。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旦淮西割据势力不复存在，淄青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唐朝廷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宪宗讨伐吴元济之时，就吸取了德宗时命李希烈讨李纳的教训，“诏兴诸道兵而不及郓”[3] (p5992)。这时，给淮西割据势力以最积极支持的恰恰就是同属平卢系的淄青割据势力。史书中关于这样的记载颇多，兹略举一二：“元和中，王师诛吴元济，李师道与蔡贼谋挠沮王师，频出军侵徐”[4] (p4139)；“(李师道)选卒二千抵寿春，阳言为王师助，实欲援蔡也”[3] (p5992)。与此同时，李师道还派遣亡命之徒烧河阴漕院、刺杀坚决主战的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试图通过非常手段迫使唐朝廷停止对淮西的战争，确保自身的安全。
然而，尽管两支平卢系割据势力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由于他们所处之地理环境、社会情势的巨大不同，其发展轨迹和特点也有显著的差别。和淮西胡化汉人军事集团表现出来的强烈胡化色彩以及整个淮西地区呈现出的胡化趋势不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到达淄青地区以后，则表现出了他们作为一个农业民族的特性，整个高句丽武人集团也在不断汉化。例如不管是侯希逸还是李正己，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促进农业发展上有相当大的建树，所谓“希逸初领淄青，甚著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4] (p3534)。在其汉化的过程中，自身武力也日渐衰微，当宪宗决定讨伐之时，淄青屡战屡败，最后被刘悟反戈一击，很轻易地就灭亡了。这和淮西“自少诚阻兵已来，三十余年，王师加讨，未尝及其城下……故以天下兵环攻三年，所克者一县而已”[4] (p3951)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地割据者的统治方式也大不相同。淮西胡化汉人军事集团所采取的统治方式多有类似游牧民族之处。表现之一，他们一般都残忍好杀，主要靠威力挟制部下，如“希烈性惨毒酷，每对战阵杀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饮馔自若，以此人畏而服从其教令，尽其死力”[4] (p3945)。表现之二，其治军不靠法令制度，主要采取了类似游牧部落的军事模式，比如该集团广泛实行义儿制，李忠臣养李希烈为义子，李希烈的义子更是多达千人以上。[3] (p4859)同时，其军事指挥方式也多类游牧部落。史载，“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7] (p7745)；又“会裴度辅政，贼始惧，而元济不能有所指授，诸将赵昌、凌朝江、董重质、李祐、李宪、王览、赵晔、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为战，抗王师，有少诚、少阳旧风”[3] (p6006)。表现之三，他们还可能受到了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影响。史载：“少阳据蔡州凡五年，不朝觐。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又屡以牧马来献……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4] (p3947)
而淄青的高句丽武人集团则正好相反。首先，他们并不是专靠威力，而是非常重视制度建设。《资治通鉴》就载：“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7] (p7250)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不管是侯希逸还是李正己，在促进农业的发展上都有相当大的建树。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农业民族的特性。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高句丽武人集团虽出身北方胡族，但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个尚武的农业民族。其次，就他们割据地域而言，淄青所在之山东半岛受到安史叛军的冲击要比地处中原腹地的淮西小得多，因而当地人民所受到的胡化影响不很显著，并存留聚居了比淮西地区密集得多的汉族人口，从而使平卢军人和当地居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汉文化迅速同化胡族文化的过程。
尽管淮西和淄青两镇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但是他们南下以后之所以能够在中原地区迅速站稳脚跟，并进而发展成为两个强大的割据势力，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仍然在于他们的胡化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大武力。可以说，两镇在起点上颇多类似，只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自所处之地理、文化以及种族上的种种不同，才使他们之间的距离日渐加大，一个(淮西)走上了胡化的道路，并使自己统治的区域逐渐变成了一个准胡化区域；一个(淄青)则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在李师道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高句丽将领出现在唐、五代的历史记录中了。
三 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平卢军是一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队伍，在忠于朝廷的势力中，主要分为胡化汉人军事集团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两大派别。其二，胡化汉人军事集团的胡化程度要比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更深。在两大派别陆续南下的过程中，他们都把胡族文化的影响输入到中原地区，并使一部分地区(淮西)出现比较严重的胡化倾向。其三，军队或地域的胡化现象是淮西和淄青两镇得以长期割据、对抗中央的重要基础之一。当淄青地区平卢军人被迅速汉化以后，其自身武力就江河日下。其四，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情势所致，淮西胡化现象有逐渐加深、趋于河朔化的趋势；而淄青地区的平卢军则胡化程度逐渐减轻，最终被完全汉化。
淮西和淄青两地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趋势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唐时期的局势，甚至还影响到了晚唐时期的政局。黄巢失败以后，大批新藩镇崛起，其中破坏力最强、野蛮性最大的就是以蔡州为根据地的秦宗权集团，而秦宗权本人及其主要将领都是蔡州(淮西)土著出身。《新唐书·秦宗权传》载：“秦宗权，蔡州上蔡人，为许牙将……宗权外示赴难，因逐刺史，据蔡以叛。”[3] (p6464)又“刘建锋，字锐端，蔡州朗山人。为忠武军部将，与孙儒、马殷同事秦宗权”[3] (p5481)。“赵德
，蔡州人。从秦宗权为右将，以讨黄巢功授申州刺史”[3] (p5426)。此秦宗权集团和前此的淮西平卢军胡化汉人军事集团在习性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怀疑就是受当地的胡化影响所致。相反，淄青地区自李师道被平定以后，直到晚唐五代，再没有出现过大的割据势力，一直依附于中央政府，成为一块相对安定的地域。这与南下的由高句丽武人集团率领的平卢军主体被完全汉化，从而导致当地尚武风气的衰微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