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前景分析

中国城市化前景分析

吴莉娅[1]2002年在《中国城市化前景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全面回顾中外关于城市化及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发展、现状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及预测;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亦做了分析和探索。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城市化理论综述。主要回顾了中外学者对城市化定义、发展过程、促成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概述了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为中国城市化现状分析。在回顾中国城市化历史、确认其现状特征之后伴以江、浙、粤等东部发达地区个例分析,为全面预测提供了参考框架。 第叁部分为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预测。以生活资料增长、人口总规模、GDP增长等为主要因素,对未来中国总体及分地区城市化水平做了预测。 第四部分为结语部分。概要回顾的本文内容,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朱玉龙[2]2017年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叁农”经济的稳定与高效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和利用问题,从2004年至今已经连续14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和富农的新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土地问题的高度重视。由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加快,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由此出现了农村土地弃耕、撂荒和粗放经营等现象。为了更好地发挥有限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迫切需要改变我国当前农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现状,在稳定土地产权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解决土地“叁权分置”和规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良性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土地流转效率一直不高,在实践中面临着很多方面的阻碍因素。因此,进行中国土地流转问题和目标模式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水土资源安全,而且有利于加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土地流转中土地地租、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规模经营、法律制度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马克思土地地租理论及其土地产权效益的平衡化对我国土地流转的作用;总结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明确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集体经济,农业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高度概括了习近平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叁权分置”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推动作用,发展现代农业和进行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进行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坚持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促使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和合作经营等经营方式的创新化,尽快建立新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叁化”带“叁农”,用产业发展的最新理念来经营农业。同时,运用西方土地产权的增效、激励、约束和匹配功能,农业经济学的土地级差地租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农业技术、转变农业发展和增长方式等理论,并以这些理论为指导,以解决我国土地流转的问题,完善土地流转体系,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发展。其次,研究了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在探讨了城市化发展、市场化发展、农业现代化、二叁产业发展、法律诚信规范化、社会保障完善等土地流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的基础上,剖析了市场化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低和经营者利益差是影响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城市发展、劳动力转移、规模经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土地交易市场的建立是土地流转的动力和前提,“两权分离”到“叁权分置”的多元化土地流转方式,从而推动了种粮大户、能人经营、集体经营、家庭农场、协会经营、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企业(企业带动型)、股份制经营、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等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的发展。揭示了土地流转对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资源配置和农业经济与社保体系建设的作用等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分析了影响土地流转的若干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与发展趋势。第叁,首次系统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流转的成效与问题,剖析了不同土地流转模式的特点、功能与可持续能力。系统分析了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至2012年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演变、土地流转对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并阐述了土地非粮化利用、市场中介和土地银行匮乏、土地利用监督机制缺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业补贴与土地经营权分离、农田基础设施落后、规模化社会化服务欠缺、农民技能素质低等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分析了转包、出租、转让、抵押、互换、入股、信托等土地流转方式的优缺点及其对土地流转的作用,探讨和研究了种粮大户、能人经营、集体经营、家庭农场、协会经营、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股份制经营和公司+合作社+股份制+科技+金融+互联网综合型等9种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的基本情况、特点、作用及前景,通过其缺点与长处、功能与作用、适应区域与范围、生命力与可持续能力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种粮大户生命力与可持续能力较弱,更适宜近期的土地流转;集体经营、能人经营、协会经营型、企业带动型生命力可持续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更适宜中、近期的土地流转;而家庭经营、专业合作社、股份制和公司+合作社+股份制+科技+金融+互联网综合型具有较高的生命力可持续能力,适宜中、远期的土地流转。第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了我国土地流转的检验标准、基本原则和目标模式。通过借鉴美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等农业发达国家土地流转经营的成果经验,确定了我国土地流转是否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与规模经营、是否有利于农民增收、是否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资源安全、是否有利于推动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动等4项检验标准和坚持农民自愿、保障农民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土地农用、兼顾公平和效率、坚持适度推进等6项基本原则。研究提出了我国土地流转的近期、中期、远期和未来土地流转的总目标和目标模式,其中未来总目标模式为大规模、超大规模的公司+合作社+股份制+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模式,甚至跨国现代农业集团经营模式,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股份制家庭经营模式、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将会占据一定的份额;总目标为职业农民约占总人口的10%,农村土地全面流转、规模经营面积5000-20000亩/个以上,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品牌化智能规模农业占全国农业生产总量的80%,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人均粮食产量500kg以上,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100%,粮食净出口量占5%以上,智能化生产覆盖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达80%以上、农民收入翻两番达到9万元。近期土地流转呈现多元化模式并存,家庭农场、专业化合作社、能人经营、企业带动型等模式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其次为种粮大户、集体经营、协会经营型等模式,大规模的股份制经营、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经营模式则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目标为农村土地流转达到40%~50%、规模经营面积平均500-1000亩/个以上,市场化水平达40%以上、信息化覆盖率50%以上、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30%以上、资源利用效率提高30%以上、农民经济收入增加50%左右。中期目标模式为日益发展成熟的家庭经营模式、股份制经营模式、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企业带动型模式、集体经营模式等中等规模以上的土地流转模式占绝对优势,大规模的家庭农场、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股份制经营模式、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模式得以发展,所占的份额将逐步扩大,现代化农业跨国公司将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兴起和发展;发展目标为农村土地流转流转率达到65%以上。通过股份制或市场的有偿转让等将土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规模平均2000-10000亩/个,市场化水平达到70%以上,信息化覆盖率80%,智能化覆盖率30%以上,形成以知识创造为中心的技术生产体系,实现科技化农业生产,使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50%左右、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60%以上,农民经济收入翻一番,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远期目标模式为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企业带动型模式、集体经营模式、专业合作社、股份制经营等土地流转模式将升级换代,大规模的股份制家庭农场、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及其一体化模式、金融科技股份综合型模式所占的份额将首次超过中等规模以下土地流转模式的总和,出口创汇农业遍地开花,现代化农业跨国集团日趋成熟;发展目标为全面实现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85%以上,市场化水平达到90%以上,规模经营规模平均2000~5000亩/个,农业生产全面实现生态化、智能化的特色现代化农业,有机绿色食品保证率75%以上,信息化覆盖率100%,智能化农业60%以上,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65%以上,人均粮食产量480kg以上,农民经济收入增加150%以上,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良性生态循环的高效农业生产体系及现代化农业跨国集团群体。最后,提出了实现我国土地流转目标模式的路径和对策建议。针对我国土地流转的问题与目标模式,研究提出了深化改革、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城市反哺乡村、工业支援农业、发展规模经济与智慧农业等实现我国未来土地流转目标模式的路径,以及强化农民技能教育、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二叁产业、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资本化运作、完善城乡一体化土地产权流转市场与流转银行、拓展经营权实施保险制度、科教服务引领产业品牌化与标准化、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镇化建设、创新土地流转法律诚信机制和推进“一带一路”跨国现代农业发展等11条实现我国未来土地流转目标模式的对策建议,为推进我国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促进和激发我国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与壮大。

丁祖昱[3]2013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市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住房市场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为满足人们各方需要的各类城市基础设施逐步趋于完善,城市生产和生活的聚集经济效应促进了产业集中和人口集聚,相伴随的是促进了城市对住房日益增长的需求,给住房市场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健康活跃的住房市场为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而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进展,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了2011年的51.27%,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市场如何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并持续发挥作用是整个社会十分关注的领域。本文首先通过对城市化、住房需求和住房市场的定义和基本问题的界定、住房市场的供求、城市住房市场发展等主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形成本文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市场发展这一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系统阐述了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历程,论证了两者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房地产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手,而城市化也是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集中爆发的存量需求,另一方面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引发了同步飙升的增量需求。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转移、中小城镇人口向城市转移、全国各城市的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镇人口增加使得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也带动了城市的购房需求。本文进而以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城市住房供求关系的动态模型,并将城市化因素在动态模型中对住房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市化和住房市场发展的关系,尝试将住房市场供求关系模型扩展至城市化的框架内,国内外人口增长模型、动态住宅模型以及住宅市场均衡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人口迁移与住房市场发展的关系模型来进一步解释城市进程中住房市场发展的问题。然后,本文采用统计学方法,以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为依据,对我国住房发展前景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一线城市的住房发展潜力仍然排在前列,而二线城市由于大多拥有更为广阔的城市拓展空间以及相对发达的经济,为市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叁线城市由于普遍地广人稀、市场容量不大,则较容易出现土地供应过剩等问题。为进一步考察不同城市城镇化进程对住房发展的影响并探讨城镇化与住房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互动效应,本文对包含城市城镇化进程和城市住房发展的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会带动城市的住房需求,城市土地供应量的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都会推动城市住房的发展。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力度加大,城镇化进程也将加快;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还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化率和城市住房发展的前景进行的前瞻性分析。分析结果预计2022年城镇常住人口约为8.82亿人,城镇化率约为62%;未来十年住房总需求,总量约为120亿平方米,城市住房发展还存在一定空间。为满足“十二五”、“十叁五”时期我国城镇住房需求总量并使供求平衡,根据供需整体平衡的目标原则,2013-2022年新增保障住房和商品住房套数结构应约为1:4。同时,对于不同层级的城市来说,其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也各不相同。伴随一线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能级提升,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风险较会有所改善,且改善性居住需求将有所增加,中高端产品迎来发展机遇;二线城市能级的提升,对周边城市的吸引力有所增强,居民的存量购买力和新增购买力将有所提升,米来发展空间较大;叁、四线城市在经历了此前交易量的集中释放后将不得不面对当前需求进入阶段性谷底的现状,但长期来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其未来的住房潜在需求仍然较大。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各城市住房市场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市场发展需要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住房市场与住房保障、房价上涨与市场发展、人口迁移与市场发展、城市更新与市场发展等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大城市的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都须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更加注重集约化模式,坚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而叁四线小城市作为大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既可以缓解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匮乏、房价高涨、空心村等矛盾,同时也将通过吸纳农村人口转移,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张燕林[4]2010年在《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导致农业生产资源不断流入非农业部门,特别是引起大量优质耕地流失。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不断加快,耕地面积减少趋势难以逆转,粮食播种面积也将不断缩减,进一步稳定地提高粮食单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中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十分频繁的国家,粮食生产的波动比较大,粮食持续稳定增长潜力受限。同时,受中国人口数量在短期内将持续增加以及人们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将导致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加。中国未来将面临粮食供不应求的局面,粮食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拉大,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粮食安全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一国政治稳定的基础。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就使得中国粮食供给和需求将在较长时期内始终面临着耕地资源不足而需求总量增加的双重压力。一国的粮食安全主要通过自给保证的同时,也可通过国际粮食市场、海外购买或租地种粮来弥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地区)之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被不断消除,商品或服务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国际间的合理分工来进行生产和贸易。粮食尽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合理分工来进行生产和贸易。目前,世界上大多粮食短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主要是靠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和在国外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种粮来保障国内的粮食安全。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未来国际粮食市场将更趋于贸易自由化,通过实施虚拟耕地战略,可以作为保障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辅助手段。虚拟耕地的概念源于虚拟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虚拟耕地的形式进口或出口耕地资源,虚拟耕地进口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将从国际市场上直接进口的粮食折合为耕地数量,二是一国为生产粮食在国外购买或租赁土地的数量。中国粮食供给和需求在较长时期内将始终面临着供给总量不足而需求总量增加的双重压力,其焦点问题是:18亿亩的耕地红线能否保住?如果18亿耕地红线保不住,如何保证中国未来粮食的绝对安全?因此,从虚拟耕地进口视角研究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目前众多专家学者对如何保证中国未来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主要还是靠提高国内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又主要通过提高中国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等措施来获得。一些学者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保障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过去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生态代价,同时,追求粮食的过高自给率,在粮食单产提高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使一些地方把有限的耕地和淡水等资源从经济效益高的作物和产业转移到经济效益低的粮食生产上。此举会造成产品结构单一产业结构升级艰难,财政负担不断加重,而且还有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既可以有效地调剂国内粮食余缺,进而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又可以通过粮食贸易,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福利。一些学者认为,为了保证中国未来粮食的绝对安全,特别是在粮食遭到贸易禁运时,中国农业可以实施“走出去”战略,去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充沛的国家购买或租赁土地来生产粮食,发挥中国农业资源中的劳动力、技术和资本丰富等优势,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耕地持续减少、粮食需求缺口大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东道国当地落后的农业技术生产水平,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取得双赢。但目前几乎还没有实证分析如何选择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业“走出去”方式及策略等。因此,如何突破现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利用数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分析和预测中国未来粮食供求状况,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状况以及如何安全又经济地解决中国未来的粮食供需缺口,采取有效的农业政策措施,确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内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因素以及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及前景。当前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耕地和水资源、粮食种植收益、新工农“剪刀差”以及中国的粮食政策等,中国粮食安全虽无近忧但我们不得不远虑。由于中国近几年的粮食丰收,粮食库存量较高,目前粮食供需基本平衡且稍有剩余。但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未来将出现较大的粮食缺口。本文首先利用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粮食总产量为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的乘积,通过对影响中国粮食单产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中国粮食单产的因素有:每万亩化肥使用量和农田受灾率、农田灌溉率、每万亩农机总动力、每万亩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其中起主要影响的是每万亩化肥使用量和农田受灾率。接下来本文对影响中国粮食播种面积的因素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一年耕地面积、上一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上一年农民种粮收益都对粮食播种面积数量有影响,其中上一年耕地面积和上一年粮食播种面积对本年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上一年农民种粮收益对本年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程度,其中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对粮食播种面积影响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中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同时,通过这个实证分析也可以得出要提高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需要提高中国农民的种粮收益。其次,本文利用ARMA和GARCH模型对中国未来的粮食供需量进行了预测并与以前学者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得出本文的预测结果是比较合理的,实证结果表明到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将达到5.853亿吨,如果按0.1%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粮食需求量为6.627亿吨,粮食供需缺口最高将达7740万吨。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即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耕地面积减少趋势不可逆转,而粮食单产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为了保障中国粮食的绝对安全,我们有必要实施虚拟耕地进口策略---在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的同时实施中国农业“走出去”也称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战略。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供给量的有限性以及中国一旦大量进口可能会产生“大国效应”1,从而影响其它粮食进口大国的福利,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虚拟耕地进口的第二种形式即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最后,本文对于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和农业投资条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6个农业投资国,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粮食生产价格和国际价格进行了综合比较,根据现实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得出:中国农业去巴西投资大豆生产;去泰国投资大米生产;去俄罗斯投资小麦生产;去阿根廷投资玉米生产。这样,不仅政治上可行而且还可获取经济收益。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以埃及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在生产任何一种粮食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都比国际市场上高甚至也比其他几个东道国家的国内生产者价格也要高,从经济上说,去非洲投资农业生产不具有经济性。但从道义上讲,我们有义务去帮助比我们更穷的国家解决他们的粮食安全问题。非洲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目前还有众多的贫民由于买不起粮食而挨饿,特别是遭受了20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后,更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虽然目前中国也还不是发达国家,经济基础实力不是很强大,但至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我们有义务去帮助非洲一些穷国,尽快帮他们解决温饱问题。非洲潜在的耕地资源丰富,现有很多荒地没有人去开垦,粮食单产也十分低下,而且非洲政府对农业的外来直接投资也持十分欢迎的态度。我们可以把中国现有的农业技术带去非洲国家发展当地农业,虽然目前可能运输成本有点高,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把粮食运回国内来销售,但由于中国的粮食供需状况与国际粮食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每年非洲国家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来满足当地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解决了非洲的温饱问题间接地也起到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作用。而且从长远看,随着其他国家对非洲农业投资的增加,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将会不断完善,中国农业投资非洲前景非常好。总之,中国农业“走出去”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国的资金、技术、经验优势,结合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源和市场优势,借助援外力量,营造有利的合作环境和坚实的合作基础,实现国家、企业和受援国叁方共赢。本文研究的主要框架如下:本文一共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的“导论”,主要阐述研究的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结构与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和研究的创新之处。全面、系统地总结和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措施等相关文献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论。第二部分即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阐述有关粮食安全的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首先对有关粮食安全和虚拟耕地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得出耕地和土地两个概念是有差异的,土地范围比耕地范围更广,一些土地根本无法转为耕地。然后对虚拟耕地进口的理论基础----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和投资贸易转化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国际间会因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而引起的生产要素比价差异将通过两种途径逐步缩小,最终实现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第一条途径是生产要素的直接流动,第二条途径是生产要素的间接流动。前者称为直接均等化,后者为间接均等化。同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可以相互替代,但并不相互排斥。第叁部分由第叁章到第五章组成。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世界粮食危机背景下中国的粮食安全现状及其前景分析,分析了中国目前的耕地资源现状。中国耕地资源数量紧逼18亿亩的耕地“红线”,保住中国耕地“红线”十分困难,而且随着中国农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即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耕地资源将面临进一步减少,而随着中国人口数量的继续增加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升级,粮食需求量将继续稳步增加。本文应用ARMA和GARCH模型对未来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和消费量进行了预测,根据叁种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分别计算出了中国在2010-2030年的粮食供需缺口数量,得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第四部分由第六章和第七章组成。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全球粮食贸易状况及中国进口虚拟耕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前面节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粮食供需缺口最高将达到7740万吨,而目前国际市场的粮食贸易量大约为2.3亿吨,为了保证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我们有必要实施虚拟耕地进口战略---从国际市场上直接进口粮食与实施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或者称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战略。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与自己生产粮食相比,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更能提高中国的福利。但我们却不能把中国未来的粮食供需缺口主要寄托于国际市场,毕竟国际粮食市场的贸易量是有限的,如果未来的粮食缺口量完全靠从国际市场进口来弥补,则不仅不现实也不安全,而且即使可以从国际市场进口到中国所需要的粮食则也是以牺牲其他粮食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不利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为了保证中国未来粮食的绝对安全,中国农业可以实施“走出去”战略,去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购买或者租借土地来进行粮食生产,并对中国农业“走出去”投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作为一个拥有较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大量劳动力、资本可供输出的国家,作为一个已经在受援国为自己的农业技术和农业专家树立了良好声誉的国家,中国发展海外农业开发的潜力很大,有能力为其它国家、特别是缺粮国家增加粮食生产做出较大贡献。从非洲、东南亚到俄罗斯、中亚、巴西、阿根廷,都是中国推动海外农业开发的潜在合作伙伴,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颇为欢迎中国投资’。根据跨国对外投资理论,通过对粮食国际市场价格和东道国内的国内粮食生产者价格进行比较,选出了适合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具有代表性的6个国家。第五部分即论文的第八章。这一部分根据前面的研究结果,从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缩减粮食产需缺口、提高粮食自给率等角度,提出了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并对整篇文章进行了总结。虽然中国未来粮食会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但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全球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流动不断加强以及中国拥有的丰富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国可以采用增加虚拟耕地进口量来弥补中国未来的粮食需求缺口,从而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起补充作用。通过对本论文的研究,可以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思路,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促使中国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发展,使中国社会更加和谐。由于本人时间和精力有限,本研究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只选择了6个代表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对中国农业对外投资进行的粗略的研究,笔者还可以扩展东道国数量,从东道国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在数据收集可行的条件下,采用成本收益方法来选择适合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国家。本文可能具有以下叁个方面的学术创新:(1)在理论上,本文在吸收专家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虚拟耕地进口,运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理论,结合保障国内粮食供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研究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2)在概念上,本文对虚拟耕地的概念进行了创新,在原有定义的基础上对虚拟耕地概念进行了扩充和拓展,定义虚拟耕地是指粮食进口国家或地区使用了非本国或本地区的耕地资源这一事实,从数量上讲,虚拟耕地进口不仅包括从国际市场上直接进口粮食折合的耕地数量,而且还包括在国外购买或租借的耕地数量;(3)在实践上,本文根据安全性和经济性考虑,综合利用粮食国际市场价格和各个不同的国内粮食生产者价格,通过对所选择的几个东道国国内粮食生产者价格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适合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投资国别选择。

王曾[5]2014年在《失地农民福利损失与补偿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通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必然要求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占用大量耕地。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城市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使城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被征用,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是保持农村稳定的基础。土地是农民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农民进行投资、积累财富及代际转移财富的主要途径。失去了土地,农民也就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再加上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广大失地农民成为了“叁无”和“六失”,即“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叁无人员,“失地、失业、失屋、失保、失教、失身份”的“六失”人员。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5000万的失地农民。现阶段失地农民生活生产问题日益凸显,已严重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因此,如何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尤其是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了在新形势下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责任和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失地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福利损失和收益补偿等问题。福利的补偿和收益的分配问题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也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修订有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改变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办法,除补偿农民被征收的集体土地外,还必须对农民的住房、社保、就业培训给予合理保障。因地制宜采取留地安置、补偿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长期受益”。中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分布不均衡,差异性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损失有何差异,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如何针对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差异性,优化现有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基于此,本文将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在城市化中的福利损失,并根据对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的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经济收入损失、居住条件与社区环境损失、社会保障损失、发展空间损失、心理损失、应用权利损失和补偿公平损失等七个方面,利用潜变量模型分析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利损失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福利损失的度量和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研究基础和政策建议。论文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问题的背景,写作的目的和意义,然后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采用的主要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整个研究框架,最后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并对论文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现有文献关于失地农民福利损失与补偿机制的现状和问题研究;国内外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的文献综述及评价;功利主义效用福利理论、客观主义福利理论、阿马蒂亚·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等相关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度量理论;希克斯补偿理论、公平理论等相关失地农民补偿机制设计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现状与问题成因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选择了东部的广东省、浙江省;中部的湖北省、江西省;西部的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等七省市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作为实地调查样本,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发展空间、心理状况来等方面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状况,发现失地农民家庭收入在土地被征用后有一定的下降,收入结构发生一些了改变;居住条件改善,居住环境有不同程度恶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发展空间有限;心理损失较大。然后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集中分布于城市近郊;文化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低下;收入来源多样化;处境较为困难;最后分析了目前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即制度因素(政策体制因素;法律因素和现行征地制度因素)、政府因素(利益本位取向与自律不足)农民自身因素和农民失地的被动性等其他原因。本章为后面提出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改进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四章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福利指数构造,主要是根据阿马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的可行能力理论,在第叁章的基础上,本文建立起失地农民的福利指标体系:有经济收入指标、社会保障指标、生活条件指标、居住环境指标、发展空间指标、征地过程权利指标和心理指标7个二级指标,49个叁级指标。然后基于方法论基础,对福利指数计量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五章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东中西部城市化进程的现状与特点,并对东中西部城市化进程的区域性差异进行分析,在此背景下,构建了失地农民福利损失测度的模型,并进行了模型的适配度指标分析、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模型修正和运行;然后依据不同区域的模型运行结果,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分析了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第六章为失地农民的福利补偿机制设计。本章首先提出其福利补偿机制的五个基本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本章从国际比较视角,针对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福利补偿的方式、标准和程序进行深度分析,主要探讨以货币补偿为主的组合补偿方式的适用性,以及市场化补偿的标准和程序的制定模式,对其中集体土地的补偿程序和补偿效率进行博弈分析。此后,本章进一步探析组合福利补偿中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补偿的内涵、构成和替代,最后以生态补偿为例,从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化角度,分析失地农民福利补偿的制度体系设计。第七章为失地农民福利补偿机制的区域性差异与政策建议,主要是分析目前东中西部地区典型的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然后指出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的差异,结合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如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需规范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应用权利保障机制;中西部需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构建失地农民补偿公平机制;中西部转变生产方式,构建失地农民发展空间损失补偿机制;中西部需构建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此外,东部地区的政策重点不是构建失地农民发展空间损失补偿机制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是构建应用权利保障机制和完善补偿公平机制,东中部则需构建可行能力框架中的失地农民非物质补偿机制。本文依据可行能力的理论,结合调查数据,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分析相联系的方法,可能在叁个方面进行了创新:第一,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失地农民福利损失问题。以往大多数文献是研究失地农民的经济福利,较少涉及非经济福利,并且尚未清楚各种因素对于失地农民福利的影响路径,对于失地农民多维福利(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分析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还尚未建立。本文主要是运用森的可行性能力分析框架对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影响因素进行选取,并较为系统的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福利损失与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影响因素与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二,视角创新。本文将是在城市化背景下从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及其补偿机制,这与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了“因地制宜采取留地安置、补偿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长期受益”的改革思想完全一致。第叁,运用了最新的研究方法。现有文献基本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模糊数学法来分析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很少使用潜变量模型,本文将运用潜变量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测度各因素对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影响大小。

翟晓玲[6]2007年在《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与房地产业互动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根据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各地政府部门不约而同地积极制定各自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并把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房地产业正经历着发展的高潮期。这样就出现了城市化和房地产业互动发展的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房地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城市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基本保持同步。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处于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城市化的潜力和拓展空间十分巨大,房地产业也将处于一种不断被激活和快速发展的状态。因此,借鉴东部发达城市的经验教训,从区域角度研究城市化与房地产业的互动关系,对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业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化相关理论和房地产业特征为基础,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发展情况出发,结合案例分析和计量等实证分析,运用了逻辑和比较分析方法,论证了城市化与房地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对相对落后但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房地产业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并运用因子分析法等科学方法对西部一些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评估了西部中心城市的房地产发展潜力。最后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和房地产业互动发展的对策。

冯俊新[7]2009年在《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城市化、经济聚集和地区差距》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包括城市化、经济活动区域分布不平衡以及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等现象。本文主要从跨国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些现象的国际一般规律;衡量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发展情况与一般规律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本文首先对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利用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先后验证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符合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这意味着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城市化就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本文还发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符合国际一般规律,而且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个模型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预测能力很强。在今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以平均每年1%左右的高速增长。然后,笔者收集了世界上最大的14个经济体长时间序列的区域经济数据,利用这些可以上溯到当今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时期的数据,本文分析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地方分布平衡现象以及区域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采用地区间泰尔熵来衡量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发现经济地区分布不平衡现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先加剧后缓解,呈倒U型。利用同样的数据笔者还分析了区域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变化的趋势,笔者的发现很好地验证了Williamson关于区域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假说。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正好都处于这两条倒U型曲线的顶端;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活动布局不平衡和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有望下降。同时本文还建立了一个包含制度差异的两地区经济模型,对经济活动的区域不平衡状况提出了一个解释,并用中国的区域数据证明了模型的适用性。总之,利用跨国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本文克服了以往该领域跨国比较中对经济起飞阶段不够重视的缺点,使得我们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变化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有助我们对中国相关现象的判断和预测。

简新华, 黄锟[8]2010年在《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文中提出根据对中国城镇化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发现,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不慢也不太快。通过定性分析和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

刘晓明[9]2006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发展道路研究》文中提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已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城市化已成为影响世界进程的重大事件。然而,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其工业化水平,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本文共分9章。第1章分析了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并指出该研究的重大意义,阐述了有关城市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进行了归纳;第2章研究了城市问题,包括城市的由来与演变、形成原理与性质、涵义与界定等,并创新性地构设出了城市形成的博弈模型;第3章研究了城市化基本理论,包括城市化的涵义、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劳动分工、城市化与人力资本开发、城市化的人口来源、城市化与“叁农”问题的解决等;第4章研究了全球及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轨迹与规律,并通过对美国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第5章研究了中国5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与发展轨迹,包括滞后型城市化的制度根源、中国与G-7国家的城市化指标比较、1952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特征分析与未来50年城市化前景预测等,并特别地从人口增长与城市化率,GDP、人均GDP与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率等方面定量考察了城市化发展,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第6章建立了包括5个分目标和27个指标在内的城市化目标体系,并计算出中国在2004年相对于2010年和2020年城市发展水平目标的总体得分值;第7章是案例研究,解析了中国叁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问题,包括介绍中国叁大组团式城市群、叁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未来20年中国叁大组团式城市群城市化的分步实施目标等;第8章总结本文的一些重要研究结论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朱丹彬, 李智宇[10]2009年在《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与前景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道路,本文重点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本质问题和特点,探讨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城市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化前景分析[D]. 吴莉娅. 西南师范大学. 2002

[2].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D]. 朱玉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3].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市场发展研究[D]. 丁祖昱.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研究[D]. 张燕林.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5]. 失地农民福利损失与补偿机制研究[D]. 王曾. 武汉大学. 2014

[6].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与房地产业互动发展对策研究[D]. 翟晓玲. 天津商业大学. 2007

[7]. 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城市化、经济聚集和地区差距[D]. 冯俊新. 清华大学. 2009

[8].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 简新华, 黄锟. 经济研究. 2010

[9].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发展道路研究[D]. 刘晓明.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10]. 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与前景探析[J]. 朱丹彬, 李智宇. 作家.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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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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