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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十年代，国内就有人写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①。但是，把国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六年来，对国史的研究，无论就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还是就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有了较之文化大革命前无法相比的巨大进步。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 研究现状与成果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历史决议》产生前，这是国史研究的酝酿阶段。
随着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和大批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有关党史和国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这些问题，一时间众论纷纭。这样，史学界特别是党史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国史方面的研究。1979年3月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以及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等著述，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评价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政治文献，也反映了这一时间内国史研究的成果。这一时期，宣传和研究党史与现代史的刊物、组织机构相继创立和恢复活动，如《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的创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活动的恢复，推动了国史研究。
第二阶段，《历史决议》发表至建国三十五周年的1984年前后。这是国史研究的开拓阶段。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回答了建国后党和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这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研究党史、国史的重大认识飞跃，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国史确定了一个新起点。在《历史决议》指引下，这段时期，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第一，发表了一批阐释性著作。《历史决议》通过后，围绕它评价党史（包括国史）的论断和观点，发表了一大批诠释、阐发性论著，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初版），运用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对《历史决议》论及的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历史考察和较为精当的理论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二，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问世。1983年6月，王学启等著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一卷）出版（1988年12月又出版了第二卷）。1982年6月和1985年2月，由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及其续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1-1984)》也相继出版。与此同时，1985年5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柳随年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这是国内研究新中国经济史较早较完整的著作。第三，文献资料、个人文集开始编辑出版，为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还出版《三中全会以来》等重要文献汇编，不仅开拓了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研究的广泛空间，而且也深化了对国史的研究。
第三阶段，1986年至今，这是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只要回溯一下，就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或震动当时或影响后世的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都发生在这一个阶段中的几个年段上。历史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每逢某一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的丰年。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二十周年，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这一切历史机遇，再加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百家争鸣空气活跃，使国史研究更显得生机勃勃。这一时期，国史研究已成为学术界较为瞩目和倾注心血最多、成果最丰的领域。第一，一大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命名的专著、教材陆续问世。如陈明显等编著《新中国四十年研究》、赵鹏飞等主编《共和国的成长》、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朱阳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杨勤为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陈明显《新中国四十年》、郭彬蔚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肖效钦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孙瑞鸢等著《新中国史略》、严凤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李茂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的《1949-1989年的中国》四卷本丛书、[美]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与改革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的多卷本《当代中国》丛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卷）。薄著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录，查阅和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特别珍贵，对研究国史有着很大帮助和重要的启示。第二，综合型研究朝辞书或工具书方向倾斜。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关于国史研究方面的一大批“辞典”、“手册”、“大事记”相继问世。如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黄文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朱建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倪忠文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手册》、冯登岗等编《新中国大事辑要》、刘鲁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共和国纪事》、黄道霞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1949-1989)》、翟作君等主编《共和国四十年大事述评》等。第三，重要文献资料大量出版。如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等专题资料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现已出版3本；徐鸿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汇总了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建国40年经济发展的各种统计数字，有极高史料价值；《党的文献》从1987年起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文献档案专题选载”专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等，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专题选载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档案，并配合发表有关专题研究文章。此外，还有《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重要文献编辑出版。第四，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和专业刊物相继建立和创办。如1991年成立了专门从事国史研究的当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底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这些机构逐渐成为我国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时期，除了中央及各省市创办了四十一种党史刊物外，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还创办了专门研究国史的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和《国史研究通讯》等三种刊物。这些刊物的创办为我国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研究阵地。第五，以往数量不多的国史工作者这几年来猛增，加入了大批新生力量，已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研究队伍。这一切都是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 研究中的进展与分歧
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史研究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
（一） 关于当代人能否研究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中国有个传统习惯，当代人写志，后人编。当代人不编当代的史书。不可否认，当代人写当代的史书，由于时间相隔很近，历史的进程还在发展中，因而对事件的意义和人物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局限，往往看不清楚。一般说来，离事件愈远，对它的认识就愈清楚。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文章中就讲过，十月革命“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②。这是一部分同志的看法。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这部分人的意见不是主流，而且也正在发生改变。
绝大部分同志认为，建国以来40余年的历史与我国当前的现实联系十分紧密，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归纳起来有：1.研究国史，可以发挥历史借鉴作用。四十多年来，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对四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功和失误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思想政治根源，从而得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才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2.研究国史，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启迪作用。运用充分的、生动的、翔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史实，来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其感染力、说服力优胜于其他任何教材。3.研究国史，可以提供反驳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种种谬论的有力历史论据。4.研究国史，便于全面、系统地清理保存一批史料。编成一批当代史料，便于后人作进一步研究。
（二） 关于国史的学科属性
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同志都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历史学科，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在具体的处理上就有分歧了。一些同志认为，国史属于中国现代史范畴。具体说，中国现代史发展的进程是：清朝亡，民国兴；民国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取代中华民国而统治全国的当今国家政权，到目前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有的同志则认为，国史虽然属于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更贴切地说它是中国的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研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特征，是根本不同于由剥削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而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逐步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要准确把握国史的学科属性，必须更好地把握国史的特点，把国史和党史（社会主义部分）区别开来。这是科学地研究国史的一个前提条件。关于国史与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异同，近两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如下几点看法：
国史与党史（社会主义部分）有许多共同的地方：1.时间跨度一致，都是从1949年开始的；2.研究的指导思想一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前的重大事件作了结论，这既是写党史的依据，又是写国史的依据；3.国史上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和党史（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大致相同；4.中共党史中，后四十多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些内容是交叉重合的。
但是，建国后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两门分别独立的学科。一般来说，国史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建国后的中共党史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如何在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通过其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与指导国家建设；而国史则是着重研究政府等有关机构是如何实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体地组织和调动各方面力量进行国家建设。
具体来说，党史和国史的区别在于：1.研究的对象不同。有的同志指出：党史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为对象的，是以党的活动和自身建设为主体的；国史则是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为对象的，以国家的活动为主体。有的同志指出：国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主体。这个主体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国际条件下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它同世界各国发生着各种联系，这个主体自身内部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包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党史，主要以党的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以及党务活动为其内容的，它的活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2.内涵不尽相同。国史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在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摸索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而中共党史，是在革命实践中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壮大发展，并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简要地说，国史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历史；而党史则是政党建设的历史，政党活动的历史。3.外延也不尽相同。有的同志指出，国史应该全面地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外交、科技、军事、人口演变，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特大的自然灾变等，还应该研究我国各民族在当代发展的情况。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共和国史册上也应该有它的一页位置。党史所研究的是政党建设，政党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应包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重大的历史性会议的活动内容、作用和意义，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情况，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党与群众的关系状况，党与我国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党与国际上其他工人政党的交往关系等等。有的同志则指出，党史是专史性质，无论纵向和横向都围绕着党的活动展开的。国史则属于断代史性质，有很强的综合性。国史是建立在对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基础之上的。还有同志指出，即使国史和党史都写同一个方面的内容，也有强弱之分，侧重点是不同的。例如政治方面的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状况和作用，祖国的统一等等，都是国家建设和活动的重要方面，在国史中都应有较充分的反映。而在党史中，则重在体现党在这些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活动，具体内容则不一定要深入展开。4.研究目的和功用也不尽相同，党史研究总结党的建设的规律，这不仅对于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很重要，而且对于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就这个意义上讲，两者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国家政权建设，以及由这一政权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多方面的，有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等，各自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国史研究中，都应作专题性的研究，这在研究目的和功用上，比党史研究要宽泛得多。
（三） 关于国史的主线
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应当侧重宪法第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二十八年的主要经验，也是说的这么一点。因此，国史要写建国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怎样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奋斗；建国后，又经过什么步骤，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种意见认为，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这个问题，50年代就提出来了。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也讲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实际上回答了国史的主线问题。
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并不相矛盾，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突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了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持政治上稳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力量，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两种意见只是视角不同而已，第一种意见是就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权建设而言，第二种意见是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方位而言，两者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或者说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主线而展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及其方方面面的研究。具体来说，即离不开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一系列根本制度是怎么确立及其在实践中运用、完善的情况，以及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管理变化和取得的成就，等等。
（四）关于国史的分期
一种是依据《历史决议》进行分期。即把建国后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这种分期法的缺点是把国史和党史等同了，因为《历史决议》是从党史的角度写的，是就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所作的总结，写国史应与此有所区别。
第二种是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变化来进行分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途径，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逐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任务。这种矛盾的变化和解决的情况、实现国家根本任务的程度，决定着共和国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依此标准，可将国史划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兴起时期(1953-1956)”；“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6)”（这一时期还可具体分为几个阶段：1957年到1961年，建设道路初步构想的提出和群众建设热潮的掀起；1960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调整；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国家建设的严重挫折）；“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77至今）”，这一时期也可具体分为几个阶段：1977年至1981年，历史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从1982年至1987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88年至1992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1993年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以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变化脉胳作为依据来划分国史各个时期。这种意见认为，四十多年建设事业发展的各个时期，既相联系也相区别。各个发展时期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国史，而相互区别则体现出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每个时期中又由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构成。以此为依据。可将国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1949至1952）”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1953-1956)”。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及其严重挫折（1957年至1976年10月）”。这个时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及其初步挫折（1957年1月至1960年12月）”；“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1961年1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全国大动乱（1966年5月至1974年12月）”；“各条战线的调整和全国的再度混乱（1974年12月至1976年10月）”。第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1976年10月以后）”，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徘徊与改革开放的准备（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全面的拨乱反正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经济环境的治理整顿（1984年10月至1989年12月）”。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固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但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它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富国富民的道路的继续和发展，从19世纪40年代的近代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基本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趋势。因此，应以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为主线来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期，即分为三个时期：“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49-1957)”；“探索中国式道路时期（1958年-1978年）”；“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78年至今）”。
第五种意见认为，现行分期过于繁琐，拘泥于历史表象，不便于从宏观和本质上对国史进行分析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有45年历史，分期却有四、五段之多，基本上局限于对史实的简单分割，缺乏系统性、启示性和预见性。另外，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的历史，被分作几段，分开孤立地看，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给人的印象是失败的，消极的，但历史的本质并不是这样。持此种意见的同志主张，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新中国四十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1949-1978)”；“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978-今）”。
三 开创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不容置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为了进一步开创国史研究的新局面，需要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要处理好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问题。作为国史研究者必须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抱着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对于具体学术观点可以百家争鸣，但对涉及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应坚持以《历史决议》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根本准绳。这是大局，国史研究者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二，要处理好加强队伍建设和提高队伍素质关系问题。国史研究，起步迟，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必须尽快造就一支专业队伍。一是现有的近现代史、党史的研究教学工作者，把他们研究的重点逐步从建国前转移到建国后；二是一批离退休的老同志，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结合文献资料，可以撰写论著。事实上，在这方面，有些老同志已经身体力行了，如薄一波近几年撰写了堪称国史研究的力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三是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开始增设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室，设置专业课，培养研究生。除此之外，要提高现有研究队伍的素质。国史所涉及的面要比党史等专史大得多，这就需要研究者有多方面的知识。其中努力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解中国的国情，掌握必需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外语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要处理好扩大研究层面和提高研究水平关系问题。近几年发表的国史论著盛况空前，但课题内容重复或基本重复的不少。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原因，如信息不灵，资料短缺，任务需要，“热点效应”等。当然，作为一个学科研究，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但应通过国家和省市社会科学规划，中央和地方的史学刊物，加以引导，尽量减少此类问题。
第四，要处理好发掘史料与运用史料关系问题。说到国史资料，这是研究者顾虑较多的问题，认为很多材料看不到，无法研究。这里说的材料看不到，指的是党和国家没有公开的东西，如中央的会议记录之类。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考虑一下国史研究者的特殊需要，尽量提供一些方便，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是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就已受到应有重视，已充分利用呢？未必。从研究问题的资料依赖量说，绝大部分已经公开，关键是缺乏系统的整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有的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起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后的资料不是少了，而是多得多，只要肯下功夫，一定会有好效果的。
第五，要处理好著述和评介研究关系问题。这些年书出多了是好事，但评介没跟上是个缺欠。对于国内研究的论著，目前的评述缺乏深度和特色，对于国外研究的译著本来就不多，有影响的评介更是寥若晨星。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开放科学文化领域，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加强对国外国史研究的信息收集、著述译介。好的评介著述有特殊的价值导向作用。
注释：
① 1958年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一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页。本文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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